第7章 来自黄埔的王牌军军官——寻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少校周文天
走过烽火岁月，远去鼓角争鸣，那场战争在新生一代的印象中大概只停留在白纸黑字的记载、泛黄的老照片或模糊的黑白影像之上，然而对于年过九旬的周文天老人而言，七十多年前的抗战经历成为他一生都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的传奇经历从闻名于世的“名将摇篮”黄埔军校开始，在“国军王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中达到巅峰。抗战爆发之初，未及弱冠的周文天毅然投笔从戎，报考军校；毕业后，他服役于有着“王牌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投身抗日前线，参加了惨烈的“石牌保卫战”。在一次部队战前“特技集训”中，担任教官的周文天为查明手榴弹未爆炸的原因，被瞎火手榴弹的意外爆炸炸断了三根手指，从此落下终生残疾……
黄埔岁月
在目前寻访到的抗战老兵中，我们发现周文天老人是少有的具备超常记忆力和清晰地口述表达能力的老人之一。他不仅清楚地记得当年所在部队的具体番号，还能清晰地向我们讲述说了十八军中当年风云一时的胡琏、方天、罗广文等名将的战斗事迹，甚至还记得关于这些名将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本篇主要叙述周文天老人在抗战时期的故事。谈起周老的传奇经历，应从1921年说起。
周文天生于1921年10月25日，原名周万正，贵州遵义人。他的父亲原是地方军阀黔军部队中的一名军官。那时，国家贫弱，政治、经济、军事落后，各帝国主义列强见有机可乘，都纷纷加紧重新瓜分在华利益的进程，步步紧逼；国内各地方军阀相互间的矛盾和斗争也相当激烈，互不买账，各自为政，占地为王。到周文天上初中时，父亲仍在贵州军阀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中任职，后来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内，中央军尾随而至，并乘机剥夺了地方军阀王家烈的军权，将贵州军政大权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就在那年，周文天的父亲也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关于父亲离开部队的原因，周老告诉我们说：“当时我父亲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这个疙瘩是这么回事，就是原来贵州第十军参加北伐的时候，打到徐州，那一仗打得不太好，实际上那是属于指挥的问题，不是他们作战的问题，但是蒋介石就把第十军的军长王天培作为替罪羊枪毙了。枪毙了之后他们很多第十军的将士都觉得是对我们黔军的一种侮辱，都很不满，纷纷回了贵州，我父亲就是那时候回来的……后来中央军收编黔军，我父亲因为王天培的那件事情，觉得不能和蒋介石共事，所以就没有跟着改编的部队，后来就回来教书。”
黔军的北伐名将王天培之死实际上和其早年与何应钦之间的旧怨有很大关系，并非被作为“替罪羊”这么简单，但的确开了枪决高级将领之先河，尤其在黔军造成的影响尤其恶劣。周文天的父亲因局势的变化而脱去军装，但身为儿子的周文天却在内心深处酝酿着报效国家、投笔从戎的理想和抱负。就在周文天初中毕业的那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抗战爆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年少的周文天深感到国家、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不愿做亡国奴，于是萌生了从军报国的愿望，并盼望着早日实现自己的“从军梦”。
1939年初，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到贵阳招生，怀揣“从军报国”梦想的周文天毫不犹豫就报考了中央军校。他说：“军校到贵阳招生，我因为是出于这种义愤，所以就投笔从戎了。我不读书了，去参加（军校）考试。考黄埔主要是考高中同等学力，还有就是身体要好，要符合标准。当时我们检查身体时是在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军医处检查的。我记得当时考我们的一个语文的课题，好像是叫‘抗战期中青年应有的责任’。因为我对文学从小就有兴趣，所以我写的这篇作文是比较好的，所以就考取了。
“我考取的是第十七期，编在第十总队，第一大队第四队。当时我们贵州有一百多个学生考取的，来招考我们的两个人，一个叫张立花，一个叫胡明，也是我们前期的同学，他们带着我们一起步行到湖南武冈校部，每天4毛钱的伙食费，大概走了三十多天，1939年7月到达的。”
对于当初投考黄埔军校的情景，周文天老人仍历历在目，仿佛刚发生在昨天似的。他接着说：“到了军校后，我们还遇到了胡适，胡适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叫‘多难兴邦论’，都是和抗战有关的题目。”
周文天老人告诉我们，那时的考生考上黄埔后还需要有两个担保人担保后才能正式入学，并且这两个担保人必须有一定的职位。我们很好奇为何上黄埔军校还需要人担保，周老回答说：“怎么能不担保呢？他（国家）花了多少钱来培养你，你如果在中途临时变卦跑了，或者说你在期间有什么异动，他找谁去？所以当然要有人来担保。”
顺利考入黄埔军校后，周文天开始学习步科（步兵）。那时因抗战前线战事吃紧，物资紧缺，后勤保障困难重重，即使是中央军校，伙食也常保障不足。曾有其他黄埔老人说，当时他们在军校吃的饭里常常掺和着沙子，伙食很糟糕，于是有个别学员将黄埔校歌中“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调侃为“白菜萝卜，青菜豆腐，这是要命的黄埔”。
实际上关于伙食差，饭里有沙子等情况周文天当初也遇到过，不过在他口中却有另一种解读，他说：“饭里的沙子是故意掺进去的，目的就是训练你，看你吃还是不吃。因为以后打仗环境比这个要苦得多，遇到了这种情况你如何应对？他肯定要训练你这点。其实这个我们处理得很简单，你在饭里掺沙子，我们就用水泡饭，水一泡沙子就沉底了。”
对于自己的黄埔岁月，周文天总结得很简单：“在军校学习那几年，我还是很刻苦的。”
经过了几年的学习与训练，周文天与他的同学们一起以优异的成绩迎来了毕业，他们的明天将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率领部队真刀真枪拼杀的战场。在毕业之际，很多部队纷纷来到校园摆摊设点宣传、招揽人才。也就是这种历史机遇促成了周文天与一支王牌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牌部队
“毕业以后自己填志愿，每个军需要多少人，你自己填志愿到哪里，他把你分配到哪里就方便一些。”周文天老人认真地向我们讲述当年毕业时的情况，“我选的十八军，我们那个队有几十个人都是选的十八军。”
相信对民国军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抗战时期我国陆军有五大王牌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这五大主力中第五军、第七十四军、新一军和新六军皆是在抗战爆发后才正式升格为军级建制，唯有第十八军早在1930年便由陈诚奉命建立，历史最为悠久。后来，这支部队开枝散叶，形成了在民国军政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派系—土木系。
那天我们问起周老为什么会选择到十八军时，他这样回答：“十八军需要人的话，他也会派人到学校来做宣传，他也要说十八军有哪些好处，最鲜明的宣传就说他（十八军）是陈诚的基本队伍。陈诚原来最先就是从十八军起家的，最先是十一师师长，后来就扩充成十八军，十八军就是十一师、十八师、一九九师这三个师。所以当时他一宣传，我们也在想，我们既然是从军校出生，当然想的是前途，前途既然是走十八军，陈诚又是蒋介石的红人，那么他有前途我们也有前途，就是这样。”
黄埔十七期学员毕业时是1942年7月1日，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正在湖北宜昌前线作战。周老回忆说，他们填了志愿后，第十八军直接派遣一个少校到军校来接他们，接应之后直接坐船到宜昌，周老估计到达时应该是当年8月份左右。他回忆说：“坐船到师部的路上，我们要从三峡的峡口走，敌人正在炮轰我们的阵地，我们当时确实也有点新兵那种心理，俗话说‘新兵怕大炮’，听到敌人那炮轰隆轰隆的打得这么凶，心里确实是有点儿怕。这时那个黎副官就告诉我们，你们第一次到前线，这个是必然现象，但你们不用怕，那个炮离得很远，你们不用担心。
“到十八军以后，首先是军长方天接见我们，方天接见以后就开始分发了，分发在十八军的这些同学就分在这三个师—十八师、十一师、一九九师。我就分发到十八师，师长是叫罗广文，这个人比较出名的，后来当到兵团司令。”
编入十八师后，师长罗广文对新到官兵们的一次讲话让周文天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罗广文）这个人作战很勇敢，治军很严。这时候他就给我们说：‘第一次你们上战场，虽然说你们有保卫国家的思想准备，但是临阵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些惧怕的。其实一个人的身上，实际上只有三个致命的地方，脑袋、心口还有肚脐眼以下，除了这三处以外，其他的都不足惧。但他哪能打得那么准？我作战那么多年了，也没有负过多么重的伤，所以你们不要怕。’就这样给我们做了许多鼓励。”
之后，周文天被分到五十四团三营机枪连做见习排长，他们所在的阵地在一处叫董家坡的地方，与日军阵地离得非常之近，周老说：“我们这个地方和敌人的阵地互相都可以看得见，大概只有两三百米，双方是对峙。我们是处于防御势态，敌人是处于攻击势态，但这时敌人还没有攻击……”
意外致残
见习排长周文天在董家坡与日军对峙了两个月之久，然而还没等到开战，一次战前“特技集训”中，作为军事教官的周文天为查明手榴弹瞎火的原因，被瞎火手榴弹的意外爆炸炸断了三根手指，从此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老人回忆起这件事时说：“这时候团里面就觉得我们这里面补充了一些新兵，作战技能还是比较差，要打仗就必须让他们有技术。所以就把全团里具备一定知识的军官调去组织了一个‘特技集训队’，在集训队里教（士兵）打几种东西，一种是枪榴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是刺枪（拼刺）。这三种东西对我来说都已经是具备了一定的知识，特别是刺枪，我是二分校出来的，对这个可以说是很有一套，所以这个时候就调我去当分队长。”
起初，周文天主要负责教新兵突刺技能，取得了良好效果。后来他便开始教新兵投弹。他说：“教手榴弹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有次士兵把一批手榴弹投出去，不响，有的手榴弹连木柄都砸断了，都不响，这是个大问题。当时我们几个分队长就在一起商量，觉得这个不行啊，连手榴弹都不响，你教给他的算什么本事呢？前面我们也说了，手榴弹要投多远，杀伤力多大我们都告诉了他们，那么如果是真正打仗的时候，你在战壕里，敌人攻过来了，你投了手榴弹，结果手榴弹不炸，你想想这对士兵的影响多大？当时我们就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觉得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手榴弹不炸。当时大家就坐下来，把手榴弹拆开，把雷管取出来放在水里浸泡。当时我们的意思是浸泡一些时间后它就不会爆炸了，然后我们再来研究它为什么不会爆炸。
“当时我们几个虽然都是军校毕业，但是没有谁专门对兵器有了解的，都不是真正的兵器专家。所以大概泡了两天后，我们就拿到手里来研究。手榴弹里是有两个炸药，当导火索一拉，这两个炸药碰在一起，它就会爆炸，它的原理是这样的。但当时我们很多手榴弹拉了线，有些连木柄都砸断了，但就是不爆炸，我们就是要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拿在手里，三四个人坐在一起，你拿过来我拿过去的，结果弄到我手里面时就爆炸了。爆炸当时是什么情况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是拿什么东西进去拨还是怎么的，结果就爆炸了，这样我就负伤了。他们三个虽然也炸伤一点，但问题不大，但我的手就被炸坏了，当时就血流如注，他们马上叫卫生兵给我包扎，然后马上送卫生所……”
这次意外让周文天失去了三根手指，落下终身残疾。周老回忆说，当时他在卫生所休养了大概两个月，人很虚弱。他们的团长见到他后便让他留下团部休养，并对他说：“你的手变成这样，回部队也不方便了。但你这样好的军官就不能去部队也非常可惜，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报告到军部，把你调到军部去。”
就这样，周文天在团长的帮助下调到了第十八军军部的军务处担任见习参谋一职。伤愈后，他又被调至辎重团担任排长，不久升任运输连副连长。这时已是1943年，在这个春夏之交，一场被称为“中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激战即将在这三峡要塞展开……
山雨欲来
周文天进入十八军后参加的第一场大战即是有“中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称的“石牌保卫战”。石牌之所以被称为“斯大林格勒”首先是因其地理位置而得名。
石牌本是地处三峡西陵峡右岸，长江南岸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但在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占领武汉，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三峡成为阻挡日军进攻的天然屏障。同时在1938年，中国海军在石牌设置了第一炮台，其左右有第一、第二分台，共安装有俄制岸防大炮十尊以封锁南津关以上的长江江面。由台湾“知兵堂”出版的《土木砥柱—国军第十八军战史》一书中这样记载石牌的战略地位：“石牌要塞主炮台即处于长江一个一百三十度的弯角上，可以一炮打到南津关，日寇如果想要溯长江而上攻四川，石牌要塞是必须首要拔除的钉子。”
自宜昌沦陷后，距宜昌仅30余里的石牌古镇便成了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要塞。当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部队担任副连长的周文天依然记得战前的情形，他说：“我们派出去的侦查员侦察到一个事情，就是敌人准备要对我们大举进攻，我们内部去取得的一些信息也证明了敌人要准备向我们进攻。当时我们参谋部开会，把（敌人进攻的）目的都谈到了，说敌人就是要把石牌要塞攻破以后，接着到巴东一直打到重庆。这个时候，我们就进行布置，而我们十八军首当其冲，就部署在现在的三峡那个地方，我们的军部就在三斗坪下面一点儿，那里叫黄陵庙。石牌虽然不大，但是位置很重要，有点像长江下游的马当，敌人要通过是很不容易的。”
此时我军第十八军的军部驻石牌以西的望州坪，第十一师任要塞前地防务，第十八师则负责侧翼阵地掩护。周老谈起战前敌情时说：“这次敌人集中了五个师团，是两个师团长作指挥，有一个是叫横田勇（横山勇，时任日军第十一军军长，后文自动更正），还有个是叫杉木真夫（可能为荒木贞夫，但此人未参与石牌作战）还是什么的，记不清楚了。”
周老所说的“敌人集中了五个师团”即日军集结于附近的第三师团、第四十师团、第五十八师团、第六师团、第三十四师团，主要由十一军军长横山勇负责指挥。除此外还有第三十九师团、独立十四旅团等敌军部署在周围。横山勇的第十一军指挥所则设在宜昌，众多师团集结于宜昌一带，杀气腾腾，一副对攻占重庆志在必得的狂妄态势。
“这个时候，十一师责任重大，这个师的师长叫胡琏，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胡琏这个人比较正气，在保卫国家这一方面来说，他确实是很有表现的。”周文天老人说起当年的抗日名将胡琏将军时仍带有几分敬意，“胡琏首先集中连以上的干部到师部开会，在会上他首先就谈清楚保卫石牌要塞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石牌要塞有所闪失，敌军如果冲破石牌要塞，大举进攻，那么陪都（重庆）的威胁就太大了，甚至逼我们做城下之盟。所以绝对要死守石牌，我现在与大家共同在这里明誓，我首先和大家说清楚，石牌不能丢，后退一步都不行，如果你们后退，我就要枪毙人，如果你们发现我后退，你们不打敌人，你们调转枪来打我！”
提及胡琏将军，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内战末期那场决定两岸分治局势的“古宁头战役”，然我始终坚信，在将来民族青史的记载上，胡琏将军的辉煌必然是在1943年的石牌。那年那月，山雨欲来，大战的前夕，胡琏将军率领部下祭天立誓，以宣示与石牌要塞共存亡之决心，其誓词为：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辩，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击，以身殉职，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浴血石牌
1943年5月28日，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在突破我军第五师的阻击后，仗着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空中优势，以挟吞之势向我石牌要塞展开攻击，一场惨烈的保卫战就此开始。
据记载，敌人第三十九师团第二三一、二三二联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发起进攻，与防守南林坡的我军三十一团三营发生激战，战斗中我军奋勇抵抗，寸土不让，日军连续发动了5次冲锋，战至黄昏方才突入阵地，我军负责防守的第八、九两连官兵几乎全员牺牲。与此同时，我军第七连的阵地上也发生激战，将士死守不退，坚持整整四天，至后来奉命撤退时仅剩四十余人。
周文天老人回忆当年那场血战时说：“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飞机大炮一起来。飞机轰炸，大炮猛轰。但我们已经先有准备，因为石牌本身是要塞，也有工事，当第一家伙碰上去后，这个横田勇（横山勇）就觉得，这个石牌确实不好打，之后他又迂回作战……”
面对来势凶猛的强敌，作为“石牌保卫战”高级指挥官的胡琏将军深知责任之重大，当陈诚问他是否能守住石牌时，他抱定必死之心，说：“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5月30日这天，一个历史的瞬间给周文天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说：“在敌人猛攻的时候，他（胡琏）就把当时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就在石牌要塞的顶端高高地升起！”
我军第十一师全体官兵看见国旗在山顶高高升起，迎风飘扬，无不斗志昂扬，全军士气大振。这一幕与1937年在四行仓库升起国旗的一幕是何其相似，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六个年头，而中国军人尽忠报国之忠烈心却丝毫未曾减少。
“敌人第二次攻击仍然是用飞机大炮开路，但他在轰炸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全都在掩体里，等他到了最近的地方，这就是近战了。近战的拼搏，首先就是手榴弹，接着就是拼刺刀……”对于70年前三峡之岸的那场惨烈的白刃战，周文天至今仍觉历历在目，他说：“拼刺刀当时是很激烈的，我们的士兵已经是誓死报国，决心死守，所以就有一种‘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就是敌在我就不在，我在敌就不在，我们就是以这样的决心与敌人进行拼搏。拼搏的时候，反复冲杀，双方都在伤亡，阵前死尸堆积。这时候的情况就是阵地一会被敌人攻占，很快又被我们占回来，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周文天老人翔实口述再现了70年前那最为残酷的一幕：几万把刺刀在血与火中拼死绝杀，三峡之畔，江水咆哮，白刃相鸣。血花飞溅，尸骸枕藉。曾经风光秀丽之地此刻已成为两国士兵厮杀的修罗场。这场白刃战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绞杀了上万人的生命，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场刺刀大血战最后的结果是我军守住了石牌要塞。
“打到这个地步，敌人也打不下去了。战术上有个词叫‘攻势顿挫’，现在敌人就是顿挫了，打不下去了，所以他只能撤退。”说到敌人撤退时，周文天老人脸上仍浮现出喜悦的神情。
5月31日，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开始败逃，石牌危机解除。6月中旬，鄂西会战结束，日军企图通过长江攻取石牌的计划终成泡影。三峡之畔，石牌要塞上的国旗依旧迎风飘扬，血战后，这里即被媒体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将军侧影
石牌保卫战的胜利并未给第十八军带来长久地安宁，就在半年以后，日军再犯湘北，常德危机，周文天又随第十八军参与了常德会战，在这场会战中，他的部队负责常德外围的增援。此后，周文天随十八军转战南北，直到战争结束。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周文天认为自己已完成任务，为国家尽到了责任，于是脱去戎装，返回家乡。
70年过去了，到了今天，最令周老难忘的依旧是当年第十八军中的那些将士。当我们问及第十八军第五任军长方天时，他说：“方天这个人长得还是很称头（端正）的，他是黄埔军校二期的，原来是一八五师的师长，因为有些战功后来就提升他当十八军军长。这个人在军事学术上比较高明，军纪上也很严明，他在一八五师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很危险，敌人离他很近，这时他部队里一个排长看见他危险，就上去保卫着他撤退了，就有点像陈赓救蒋介石的那种情况（发生于黄埔东征时期），后来他也很感谢。这个排长叫李兵，方天当了军长之后，就把李兵调到军部，到特务连当连长。
“这个李兵虽然当了连长，但他那种旧军队里的烂习气还有，在他驻守那个地方，有商贩把河南省的香烟运到湖北省，而他看见就觉得有利可图，然后就像商人敲诈，而他要的数目也不少，所以商人吃不消了，就跑到十八军的军部喊冤。但军部并没有规定要他这么多钱，所以方天马上就叫军法处查，军法处一查就查出李兵确有其事。但这个李兵他若无其事，他认为自己曾经是救过军长的命的，是有功的，即使是说真话也没问题。所以军法处问他，他也就直接说他向商人要了多少钱。依照军法处当时的规定，他这种情况是必须枪毙的，因为他侵犯了群众的利益。当时如果我们要是不处理，没法和人民交代，所以最后还是决定枪毙他。决定枪毙时，这个李兵他还泰然自若，他认为军长不会杀他。但结果报上去之后，方天立马就批，必须按军法处置，以儆效尤。所以方天这个人治军还是很严明的，除此之外，我们十八军还把方天成为‘学术领导’，因为他在学术方面也是很出色的。”
如果说方天治军可称得上严格，那么我军第十八军的第六任军长罗广文就是“治军极严”了。周文天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罗广文治军的故事，那种严厉程度，我们听来都觉背脊发凉。周老说：“罗广文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也是相当规范的军人。他治军特严，绝对不允许损害老百姓一点利益，哪个敢动了老百姓的东西，他是要以军法处置的。我只举个简单的例子说说罗广文这个人。我们在湖南，也就是常德会战期间，当时我在军部，军部里的一切行动我都知道。有一天大家出来集合，准备出发，这时候有个老百姓就跑来就喊‘我昨天晒在厨房里的袜子不见了，你们谁给我拿去了’。这时正巧遇到罗广文，他问是怎么回事，那个老百姓说‘我在厨房里的袜子不见了，可能是你们的伙夫拿走了’罗广文一听，马上就叫那几个伙夫过来，一起搜。这一搜就从有一个伙夫挑的担子里搜出一只袜子，还不是一双，为什么会有这一只袜子呢？这个伙夫就说是他搜东西的时候没注意，不小心拿了进去，但这个老百姓就一口咬定，说他是偷的，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呢？当时罗广文就决定，像这样的情况要以正军法，就把这个人给枪毙了，这是我亲自看见的。所以罗广文这个人我说他治军极严。”（我觉得这伙夫挺冤枉的）
除了方天与罗广文之外，令周老印象最深的就是抗日名将胡琏将军了。时隔七十年，年过九旬的周文天谈起昔日的长官胡琏时，语气里依然带着敬重。他说：“胡琏带部队的时候，他有一股正气，所以我们叫他‘正气领导’。之前我们谈到过，石牌大战的时候，他一股正气地在那里领导士兵，誓死抗敌。当时在我们十八军就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是这样念的：‘方天领导是学术，罗广文领导是精神，胡琏领导是正气’，所以后来胡琏带部队也打了许多好仗。以后胡琏在十八军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名将了，大家都晓得他。
“胡琏这个人很聪明，很能干，有一股正气。我为什么对胡琏这么清楚呢？原来我在辎重兵团当过一段时间的副连长，当时他们需要人，我们就拨了一部分人给他们，我也参加了，在他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这个人很讲究，那时候在前方，他穿的是灰军装，军装上都补巴巴（补丁）了，但他还是坚持必须带着白手套，很讲究。他治军很有他的一套，后来带十八军也带得非常好……”
70年过去了，方天、罗广文、胡琏，甚至是国民革命军的王牌第十八军，皆已成昨日历史。对我们而言，他们似乎很遥远，然而在周文天老人的心中，他们又仿佛还未曾离去。难以忘记那日，当我将存在手机上的胡琏将军照片递到周老眼前时，只见他眼神一亮，他的眼神、表情和语气都仿若是看见了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咦！这是胡琏嘛！还是这个样子。”
照片上的胡琏将军面带微笑，意气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