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漠视精确
外国人刚到中国，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几乎一样。他们的长相都差不多，身上的衣服也总是穿蓝色的。国民的眼睛都一成不变，好似只“盯住一个地方”，两个中国人就好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一模一样。但是，无论怎么评价中国人，即使是最没有观察能力的旅行者，无论他断言中国人还有什么其他特性，都会知道，说中国人千人一面的雷同是非常不可靠的假设。
任意两个地方，不管离得有多近，说话口音也会有一些或许还难以解释的有趣的差别。这种差别逐渐积累，最后形成一种新的方言。常常有人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书面语言一样，但各地的人的口头语大有不同。
我们也经常听到提醒说，中国各地的风俗差异很大，用中国人的俗话来说，就是“十里不同俗”。事实如此，这样的事例处处可见。在西方国家，度量衡的统一是生活方便的保障；而在中国，度量衡的不统一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那些无处不在的双重标准，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尺度，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很自然而然，根本不必提出异议。
有人去问一个卖肉饼的，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掉“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出多少张饼，就要留给提问者自己去计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他说出的重量似乎太轻了，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多少，他报出的身高数据明显不对，再问他时，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的高度。他当过兵，因为要搬运物资，比较注重锁骨的高度。因中国士兵的脑袋不能派上什么用场，所以他所说的高度忽略了头部的高度。还有一种相反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一问，他才同意少一点，原来他是算的往返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在中国，最为明显的度量衡不统一的例子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流通货币。所有的地方都是采用十进位制，这也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吊钱的数量是千差万别的，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来说一吊是一百枚，也有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枚的，一直到直隶省东部三十三枚，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也不精确，程度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任意两个地方的“两”都不一样，除非巧合。即使同一个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两”。外国人会极端困惑，这会给所有的银两交易商人带来损失，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尽管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诚实的百姓。货币长期混乱的现象得以存在，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关注存在的事实。
各种度量标准，全都是混乱的。两个地方的斗，大小也不同。在粮食征收时用这种混乱的度量衡，如果不是中国人这样温和的民族，就很容易引发一场政治动乱。“一品脱等于一品脱，一磅等于一磅，全世界都一样”，到了中国就不是这样了，而成了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等于一磅。每一种任意采用的度量标准，都不仅有其理论基础，而且还有十分普遍的实践。比如在食盐的专营上，十二两为一斤。买盐的人付十六两的钱，却只能拿到十二两盐。但是这种交易是公开进行的，而且所有卖盐的人都这样做，因此也就没有欺诈性可言了。如果有人确实想到过这个问题，他们也只是将此看作是买盐卖盐的“老规矩”。
土地面积的丈量也存在这种情况。一些地方的一亩地，其实只相当于另一个地方的半亩地大小。而那些碰巧住在两个地方交界处的人，就只好准备两套丈量设备，去测定面积大小不同的“亩”。
到中国旅行的人，常常不等弄清当地的斤是多少，就去确定每斤粮食或棉花的价钱，那是非常不保险的。同样的情况，统计粮食的亩产，也经常忽略亩并非固定不变这样一个致命的事实。
在测量距离远近时也普遍不一致，这种不准确性任何一个到中国旅行的人都有机会经历。在中国旅行时，如果按里计算距离，就有必要肯定一下这个“里”究竟是“大里”还是“小里”。我们不否认这样估计距离也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要否定这种算法的不精确和不一致。据我们所知，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一走出这个帝国的大路，里就长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在乡村小路就最多只能走一百里，山路就只能走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国人看来，这种计算方法依据的也常常不是路程的绝对距离，而是依据行走的困难程度。这样一来，中国人说离山顶“九十里”，实际也就是一半的路程。中国人坚持说九十里，因为爬上山顶与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费的力气是一样的。在直线的丈量中，另外还有个很奇特的事实。也就是，A到B的距离不一定就等于B到A的距离。“等量之间彼此相等”，这是欧几里得的基本定理，那也没有用。在中国，这个定理需要插入否定词去修改。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之一，从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从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来回走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样仔细地记下里程的计算结果，情况都是这佯。
另一种现象与此基本相同，在中国，“整体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也不正确。在河上航行更是如此，经过询问知道前面还有四十里路，仔细分析之后，发现这个四十是由两个十八相加构成的。更令人目瞪口呆的说法是：“四个九等于四十，对不对？”根据相同算法，“三个十八”就成了六十，大体上都是如此。
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官邮邮差没有在规定时间跑到目的地，他替自己辩解说这个六十里简直太长了。这个正常辩解使得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把路程测量一遍，结果发现实际上是八十三里，从此就按这个新里程来计算了。
散落在一个城市周围一里至六里不等的小村庄，都可以叫做“三里村”。人们经常会注意到，一段约为一里长的道路，如果路两旁都盖有房子，就成了五里。当你提出质疑时，村里人会言之凿凿地说这条路的确是五里。
这样，你发现他们连度量标准都可以各自设定，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做秤的人满街走，根据每位顾客的要求在秤杆上刻出小点点（称为“星”）。每位顾客都至少有两种秤，一杆用来买东西，一杆用来卖东西。一杆做好的现成的秤，是没有人买的，因为刻星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要根据每位购买者的要求当场来刻定。
计算年龄也体现这样的普遍事实，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在这里得到突出表现。得知一个人的年龄不是很难，因为一个人出生那年的属相能表明一个人不确切但最接近的年龄，这种做法很普遍。一个老人“七八十岁了”，但他可能是去年刚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个人刚过七十，就算是迈进八十岁的人了。如果想知道确切一点，你就必须考虑到这个“宽泛的平均年龄”。即使一位中国人想说得确切，他讲的年龄也似乎是下一个新年之后的年龄，中国人的年龄基本都是从新年开始算。用“十”来计算年龄的习惯已经是根深蒂固，造成了年龄的模糊不清。不少人“一二十岁”、“几十岁”，或者“好几十岁”，你很难在中国碰到说得非常确切的人。同样的含糊还扩展到“百”、“千”、“万”这些中国平时所用的计数方面的极限数字。对更加精确的计数方法，中国人也没什么兴趣。
有个朋友告诉我，有两个人花了“二百吊钱”去看一场戏，过了一会他又改口说：“确切地说是一百七十三吊，不过，这与二百吊也差不多，不是吗？”
一位绅士和他的妻子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要回国了，他们的中国朋友送了他们两幅漂亮的卷轴，其实这礼物不是送给他们，而是送给他们各自的年迈的母亲，他们的父亲已过世，母亲都还健在，而且这两位母亲恰好同岁。第一幅卷轴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和“寿比南山不老松”，旁边还用一行小字注明这幅卷轴的接受者已经获得“七十福高寿”。另一幅卷轴也是写着类似的祝福词句，但边上的小字却说这位老太太已经是“六十年的荣华”。夫妇俩收到礼物，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美之后，其中一位受赠人小心翼翼地问那位送礼者，明知道两位母亲同岁，却为何一个写七十岁，一个写六十岁。对方给出了一个很典型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轴都同样写上“七十岁”，会显得作者缺乏创造力！
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相对于我们的“准确性”来说，常常起到干扰作用。一个咨询法律事务的人告诉我，他“住”在某个小村子里，从他的叙述中明显感到他住在城郊。经过一番询问，他才承认他现在的确不住在那个小村子里了，进一步的调查之后，又发现了一个事实，他们的家族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经不住在那个村里了。我问他：“难道你如今不觉得你已经是城里人了吗？”他简短地回答说：“我们尽管不住在村里，但根还在那里！”
另外有一个人，他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庄里的那座古庙，得意洋洋地说：“这是我建造的。”在我对这座古庙考察之后，发现这座古庙建于三百多年前的明代，而那个时侯“我”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一开始就碰到的障碍，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来形容诸多的相似的事物。中国人的整个思维方式都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这与我们的习惯是不同的。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人为什么对一切事物都要确切地知道详情，他们甚至认为这是病态的癖好。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庄里有多少户人家，他也不想知道。“怎么会有人想知道这个数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他们会说有“几百”、“好几百”，或者“不少人家”，然而一个确切的数字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
中国人在计数时表现出的缺乏精确的特点，也同样明显地出现在他们的书写上，甚至是印刷物上。在中国的廉价出版物中，很难找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有时，一个字被错用之后衍生出更复杂的含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与其说是想省点力气，还不如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够重视精确性。同样的错误也十分普遍地出现在日常信件中，一个字常被写成另一个发音相同的字。这种错误，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受教育不够，另一方面也同样可以归咎于粗枝大叶。
从人们的书信当中，就能很明显地看出中国人是多么漠视精确。一封寻常的中国书信，信封上会醒目地写着：“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一般都不会写出收信的“大人”的名字。
我们发现，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实用的民族，对个人的名字却不太在意，这是让人惊讶的。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时而用这个字，时而又用那个字，有人告诉我们，他们的不同的名字都是通用的。更令人迷惑的事情是，一个人通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名、他的号，还有一个更令人奇怪的只用于科举考试的学名。正因为这个原因，外国人常常会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两个或者三个中国人。
村庄的名称也不确定，往往会有两三种完全不同的称呼，这些地名也都是“正确”的。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名称是另一个名称的误用，那就轮换着使用这两个；或者是一个用于公文，一个用于日常交谈；或者把误用的当做形容词，与原来的名称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复合的名称。
不幸的是，中国人缺乏一种教育，也就是化学分子式的教育，而化学分子式教育尤其需要精确。中国第一代化学家可能会把“几十个结晶体”与“好几十个结晶体”混淆在一起，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错误，其结果是可想而知。
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做到精确的，就像其他民族一样，不仅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的耐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我们不得不说，就现在的状况而言，这个民族完全缺乏讲求精确的素质，并且不懂什么是精确。如果这一判断成立的话，下面两个推论也有可能是成立的。第一，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如果轻易接受中国从未进行过确切计算的数目和数据，就容易上当。第二，对于中国的“人口调查”的各种数据结论，要持一种谨慎态度。整体可能大于各部分之和，也有可能远远小于各部分之和。
当我们仔细对中国人“人口调查”的统计数据进行考察推敲之后，我们随时都可以说，这是一个谜。就像一位精明的苏格兰人强烈地意识到在合众国的最高法院中，“法律的不确定性”使之存在一种“对案件的最终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