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囚 禁

就在古代历史的帷幕即将落下的时刻，一个人出现在了舞台上。他不该过早逝去，更不该背上背叛者的坏名声。

我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朱利安皇帝，他是康斯坦丁大帝的侄子，公元331年出生在帝国的新首都。公元337年，他赫赫有名的叔叔康斯坦丁大帝驾崩。康斯坦丁的三个儿子立刻疯抢遗产，兄弟之间像饿狼抢食一样互相攻击。

为了除掉那些可能争夺遗产的人，他们下令杀掉所有生活在首都和附近城市的皇亲国戚。朱利安的父亲就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朱利安几岁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就这样，在6岁的时候，他彻底成了孤儿。一个同父异母、体弱多病的哥哥陪他度过了孤独的童年，和他一起读书。他们学的都是一些关于基督教如何如何好的内容，讲课的是一位友善但乏味的老教士，名字叫优西比乌。

当这两个孩子长大一些，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到远一点的地方。这样不会引起注意，或许还可以免遭拜占庭小王子们那样的命运。这两个孩子被送到了小亚细亚的一个小村庄。虽然生活有些索然无味，可是，这也让朱利安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因为居住在这里的卡帕多西亚山民们很淳朴，他们还在信仰着祖先的神灵。

这个孩子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担什么重大职位了，因此，当他要求投身于研究时，得到了允许。

他先去了尼克米底亚，那是仍在讲授古希腊哲学的很少几个地方之一。在这里，他把自己的脑袋装满了文学和科学知识，他从优西比乌那里学到的东西已经没有地方放了。

后来，他又去了雅典，在这个因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闻名的地方继续学习深造。

这期间，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被人谋害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是君士坦丁皇帝唯一幸存的儿子了。君士坦丁想起来，他和他的少年哲学家堂弟朱利安，如今是皇帝家族里仅有的两个男性成员了。于是，他把朱利安接了回来，把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嫁给了他，并把他派到高卢去驻守，抗击那里的野蛮人。

朱利安似乎从他的希腊老师那里学到了更实用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如何辩论。公元357年，当阿拉曼尼人威胁着法兰西时，他在希特拉斯堡附近摧毁了敌军，并使用巧计，把默兹和莱茵之间的领土并入了自己的领地。然后他住进了巴黎。他在图书馆装满了自己喜欢的作者的书籍，尽管他平日不苟言笑，但这个时候他非常高兴。

当这些胜利的消息传到首都，整个国家却没有举行一点庆祝活动。相反，却有人制定了周密计划，要除掉这个竞争者，或许他的名声太大了点。

朱利安非常受士兵们的欢迎。当士兵们听说他们的元帅奉命返回首都的时候，都涌入了他的行宫，当场拥戴他为皇帝。同时，他们还四处散播消息，如果他拒绝接受，就准备杀了他。

朱利安是很明智的人，于是，他接受了。

即便是深夜，通往罗马的道路依旧维持得非常好。朱利安指挥部队从法兰西首都开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行军速度能打破所有记录。但是，在到达首都之前，他就得到消息，他的堂兄康斯坦丁已经驾崩。

这样，异教徒再次成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当然，朱利安要做的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他想使用武力让“死去的”过去复生；他想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雅典卫城，重新让教授住在柏拉图学园小树丛中，教授们都穿着宽外袍、讲着500年前的语言，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重新回到伯利克里时代。他如此聪明，竟然会这样想，真是太奇怪了。

然而，这就是朱利安要做的事情。

在他统治的短短两年里，他全力以赴地要重新确立古代科学的地位，而当时的人们根本瞧不起那些古代科学；他企图在一个由没有文化的教士统治的世界里重新点燃研究精神，而这些教士觉得该学的东西都在《圣经》里，独立学习和探索只能导致怀疑和上帝的惩罚；他想重新激起人们快乐生活的欲望，当时的人们没有活力，没有热情。

朱利安面对的多方反对，足以让比他更坚韧的人疯狂和绝望。至于朱利安，他还没有完全崩溃，至少他还能求助于祖先的开明原则。安提俄克的基督教流氓，或许会向他投掷石块和泥巴，可是，他并没有惩罚这个城市。愚蠢的教士们企图让他开始新一轮迫害，然而，这位皇帝一直教导他的手下“不要再有任何牺牲者了。”

公元363年，一支仁慈的波斯之箭，结束了这个人奇特的一生。

对这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假如他能够再多活一些时间，他的宽容观念和对愚蠢的憎恶可能会让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不宽容的人。现在，当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时，可以回想在他的统治期间，没有一个人因为个人看法不同而被处死。可对于他的仁慈，他的基督教子民却用无尽的仇恨予以回报。他们到处宣扬，是皇帝自己的士兵用箭射杀了他，并且极为巧妙地谱写了颂歌赞扬这位凶手。他们虚构了朱利安是如何在死之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了基督的权力。他们用尽4世纪所有的污言秽语来玷污这位诚实者的名誉，而这个人一生过着简朴生活的人，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为自己的臣民谋幸福上。

当朱利安被抬进墓地的时候，基督教主教终于可以说自己才是名副其实的帝国统治者，并立即着手摧毁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各个角落里反对他们统治的一切势力。

公元364年到公元378年，在瓦伦丁尼安和瓦伦斯两兄弟统治期间，帝国发布了一道法令，禁止任何罗马人祭祀以前的罗马神灵。异教徒教士也被剥夺了收入，被迫另谋生路。

但是，这些规定同狄奥多西的法令相比，还算比较温和。狄奥多西不仅命令所有子民要接受基督教教义，而且要求他们必须按“普遍”教会的形式，即天主教的形式，来接受基督教，而他本人就是天主教会的保护者，天主教会垄断所有精神事务。

在这条法令颁布之后，仍然坚持“错误思想”的人，仍然坚持“疯狂的异端邪说”的人，仍旧信仰“可耻教义”的人，都要承担故意不遵守法令的后果，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处死。

从此，古老的世界走向最终毁灭的步伐越来越快。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几乎没有一座异教教堂继续存在，不是被建筑商拆掉用于建造新桥梁、街道、城墙和排水工程，就是被改建成基督教徒的聚会场所。共和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成千上万的金银神像或被没收，或被偷走，残存的雕像也被打得粉碎。

位于亚历山大利亚的塞拉辟斯神庙被夷为平地，六百年来，这座神庙一直受到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的共同尊崇。亚历山大利亚仍保留着亚历山大大帝所建立的世界著名大学，这所大学一直讲授古代哲学，吸引了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大批学生前来学习。亚历山大利亚主教没有下令关闭这所大学，可这一教区的教士们自行决定，闯入了演讲大厅，私自处死了希帕蒂亚，把她的残缺尸体扔到了大街上喂狗，她是最后一位柏拉图哲学的教师。

罗马的情况更糟糕。

朱庇特神庙被关闭，作为古罗马人信仰基础的神谕书籍也被烧毁，首都成了一片废墟。

在高卢，在著名的图尔大主教领导下，过去的神灵被看做是基督教义中恶魔的前身，所有的神庙因此被拆除。

如果像边远地区有时候发生的情况那样，农民们站出来保卫他们所敬仰的神庙，那么军队就会立即出动，用斧头和绞刑架来平息这样的“撒旦的叛乱。”

在希腊，破坏进程相对缓慢一些。但是，在公元39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被取消了。古希腊国民生活的中心活动一结束，其他一切消灭起来就容易了很多。哲学家们相继被迫远走他乡。最终，査士丁尼皇帝下令关闭了雅典大学，并没收了全部财产。最后的七位教授因无法生存而逃往波斯，波斯国王霍司禄友好地收留了他们，并让他们玩起了新奇的印度游戏“象棋”，以此安度余生。

5世纪前半叶，大主教克里索斯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旧作家和哲学家的书籍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西塞罗、苏格拉底、维吉尔和荷马处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整整被尘封了600年后，他们才重见天日。这期间，世界不得不靠着神学家高兴才给予的些微文学食粮来维持着。

这样的食粮有些奇怪，而且营养也不太均衡。

尽管已经战胜了异教徒，基督教依旧被很多现实的烦恼所困扰。如果高卢和路西塔尼亚的贫苦农民叫嚷着要烧香祭拜古代神灵，他们很容易就会被镇压下去。可是东歌德人、阿拉曼人和伦巴人宣称，亚历山大利亚神父阿里乌斯关于基督的真正本质的观点是正确的，同城主教、阿里乌斯的死对头阿瑟内休斯是错误的；伦巴人和法兰克人坚定地认为，基督和上帝性质不同，二者只是有些相似；汪达尔人和萨克森人则坚信，内斯特所说的才是真理，因为他把圣母玛利亚称为“基督的母亲，”而不是“上帝的母亲”；勃艮第人和弗里斯兰人不承认耶稣的二重性，一面是人，一面是神。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野蛮人接受了基督教，尽管他们有些令人遗憾的错误看法，他们是基督教坚定的朋友和支持者，不能用一般的革出教门和永久地狱烈火来惩处。要温和地劝慰他们，告诉他们是错误的，必须用充满爱和忠诚的语言把他们带回到羊圈中。但是，首先应该告诉他们明确的信条，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必须坚持的真理，什么是必须摒除的谎言。

人们要求信仰统一的愿望，最终导致了那些著名的集会，这些集会后来被称为“全基督教大会”或“全体大会”。从4世纪中期以来，教会就不定期地召开这样的会议，以决定哪些教义是正确的，哪些教义包含了异端邪说，应该被宣布为错误、不合理、荒谬和异端的。

公元325年，第一次全基督教大会在离特洛伊废墟不远的尼西亚召开，第二次是在五十年后的君士坦丁堡召开，第三次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后来，又连续召开了几次，一次在迦克墩，又有两次在君士坦丁堡，还有一次在尼西亚，最后公元869年的会议还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

但是此后，全基督教大会是在罗马或教皇钦定的某个西欧城市召开。自从4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尽管皇帝有权利召集这样的会议，但罗马大主教提出的建议应当予以高度重视。我们不清楚谁是尼西亚会议的主持人，但后来所有的会议都是教皇主持的。这些会议中形成的决定，都必须获得教皇本人或者他的代表的正式批准，否则是不会具有约束力的。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方的宜人地区看一看。

宽容与不宽容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两类人争论的焦点。一类认为宽容是人类最伟大的美德，另一类则认为宽容是道德软弱的体现。我不想从纯粹理论方面予以关注。然而，必须承认，基督教捍卫者们在解释为何要对所有异教徒施加那些可怕的酷刑时，听上去还蛮有道理的。

他们说：“基督教会和其他组织一样，就像一座村庄、部落或者城堡，必须有一个总司令，也必须有一套明确的律法体系和章程，所有的成员都必须遵守。因此，宣誓忠实于基督教的人要服从总司令的领导，遵守那些律法。否则，就要承担后果，被逐出基督教会。”

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话都是非常正确和合理的。

今天，如果一位牧师觉得自己不再相信浸信会的教条，他可以改信卫理公会，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他不再信仰卫理公会规定的信条，他可以改信一神论、天主教或犹太教，也可以信仰印度教或者伊斯兰教。世界是广阔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没有人会阻拦别人去做什么。

但是，现在是一个轮船和火车的时代，拥有无限商机。

5世纪的世界可不是如此简单，那时很难找到一个不受罗马主教影响的区域。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就像很多宗教异端那样，但是路途遥远，能坚持到终点的人寥寥无几，而且，这也意味着抛妻别子和永久的自我流放。

最后，假如一个人真正觉得自己对耶稣的看法是正确的，确信自己最后一定会劝服教会做一些修改，这仅仅是时间问题。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放弃如自己所愿选择信仰的权利呢？

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症结所在。

早期的基督教徒，不论是信教教徒还是持异端邪说者，其观点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一群有学问的神学家企图确定那些无法确定的东西，努力把上帝存在归结为一个公式。一群数学家因为他们不能在x的绝对值问题上达成一致，就把对方送上绞刑架，也不及那些神学家荒谬可笑。

但是，自以为正确和不宽容已经控制了世界。直到最近，那些说“我们不可能知道谁对谁错”，并以此主张宽容的人，就会有生命危险。因此，他们通常使用精心设计的拉丁词句来隐含他们的警示，只是最聪明的读者也没有几个能读懂他们的真实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