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众神的黄昏

早期的教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组织。人们发现，世界末日并没有来临，耶稣死后并非立即进行最后审判，基督教徒可能会长久地生活在眼泪山谷中。这时人们清楚地感觉到，有必要采取某种比较明确的统治方式。

起初，基督教徒们在犹太会堂集会，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当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出现罅隙的时候，非犹太人便开始在私人家里集会。如果没有足够大的房子，可以容纳所有信徒（以及好奇者），他们就在露天场所或者采石场聚会。

刚开始的时候，这些聚会经常在安息日举行。但是，在犹太基督徒和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恶化后，非犹太基督徒开始放弃在安息日聚会的习惯，而是改到了星期天，即耶稣复活的这一天。

然而，这些庄重的庆祝仪式，体现了整个运动的大众性质与情感性质。活动中，没有固定的演讲，或者说教，没有人布道。男男女女无论什么时候被圣火激励，就可以站起来证明他们内心的信仰。有时候，如果我们信仰保罗的话，这些站起来“口若悬河”的虔诚兄弟们，让这位伟大信徒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了忧虑。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很单纯的人，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没有人去怀疑他们即兴演说时是否真诚，他们常常万分激动，发疯般地咆哮，场面非常热烈。教会或许能在迫害中存续下来，却对冷嘲热讽无能为力。因此，保罗和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者，便努力想让这些精神宣传和神圣热情的混乱状况，恢复一点秩序。

起初，这种努力没有什么效果。固定程式似乎和基督教信仰的民主特点有些直接的矛盾。但最后，现实的考虑占了上风，集体聚会被纳入了确定仪式。

他们首先读赞美诗（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接着集会就在一首罗马和希腊信徒新近创作的圣歌的歌声中组织起来。

唯一规定的演讲形式是那些著名的祷告，耶稣在这些祷告中总结了其一生的全部哲学思想。而且，几个世纪以来，布道一直完全是自发的，布道人都是那些感觉他们有话要说的人。

然而，随着聚会次数的不断增多，总是对秘密组织保持着警惕的警察开始过问。于是便有必要选出一些人，代表基督教徒来跟他们打交道。保罗已经高度评价了领袖的作用。他把自己在亚洲和希腊看到的一些小基督团体，比作汪洋大海中的小船，如果要想在咆哮的大海中航行到彼岸，就非常需要一位聪明的舵手。

于是，信徒们一起选举出了教堂的男女执事，他们都是虔诚的男女，是教区的“仆人”，负责照顾病人和老人，管理教区的财产和处理各种日常事务。

再后来，教堂的信徒越来越多，事务管理工作也越来越复杂，仅靠这些业余人员已无法应付，于是就出现了“长老”，也就是希腊语里的Presbyter（长老），我们现在使用的priest（牧师）一词也由此而来。

多年以后，几乎每个村庄或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基督教堂，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规则。于是就选出了“总监”（即主教）来监督管理整个地区的宗教事务，并负责和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在罗马帝国的所有大城镇都有了主教。在安提俄克、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和亚历山大的主教都是由非常有影响力的绅士来担任，这些主教和各地的军政首脑一样重要。

当然，在一开始主持耶稣曾经生活、受难和升天所在地宗教事务的主教最受人们尊重。但是，在耶路撒冷被摧毁后，期待着世界末日和以色列必胜的那一代人逐渐消失。住在破败教堂里的耶路撒冷老主教，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很自然，他的领袖地位被生活在首都文明世界的“总监”取代。这位“总监” 就是罗马大主教，他负责守卫西方伟大先知保罗和彼得曾经殉道的地方。

这个主教和其他主教一样，被人们称作“圣父”。人们常这样称呼教职人员，以表示对他们的爱和尊重。但几个世纪后，这个称谓几乎专指罗马大城市教区的教士。当人们提起“圣父”，指的就是罗马大主教，绝不是指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发展过程。正如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总统”一词，没有必要在其前面加上“美国的”几个字，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政府的首脑，而不是指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这个名字正式出现在文件里的时间是公元258年，当时，罗马是这个辉煌帝国的首都，主教的权力完全被皇权淹没。但在后来的300年间，由于经常受到内忧外患的威胁，恺撒的继任者们开始寻找更加安全的新家园。他们终于在帝国的另一个城市找到了。这就是拜占庭，是由一个叫拜占斯的神话英雄人物而得名的，据说他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曾经到过此地。拜占庭位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海峡边，控制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商道，垄断着一些重要生意，具有重要商业地位。斯巴达和雅典为了争夺这个富裕的要塞城市，曾打过一仗。

然而，拜占庭一直支撑到了亚历山大时期，在隶属于马其顿很短一段时间后，最终被并入了罗马帝国。

现在，经过了1000年的繁荣发展，金角湾的港口停靠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拜占庭成了罗马帝国的中心。

罗马人曾经受到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野蛮人的摆布和虐待。当帝国的宫殿几年空旷无人，帝国的政府都相继搬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滨，首都的居民要遵守千里以外的法律时，罗马人一度觉得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坏事从来都是有人得利的。皇帝走了，主教便成了城里最重要的显贵人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帝王宝座的继承者。

他们极其充分地利用了这次新独立！他们是精明的政客，他们的威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的精英们，他们认为自己是某种永恒思想的代表。因此，他们并不着急，而是缓慢推进，大胆抓住机遇，而不像别人那样迫于压力而仓促做出决定，跌跌撞撞，直至失败。

最重要的是，他们目的单纯，他们坚韧不拔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想都受一个念头的驱使，那就是为上帝增光添彩，为增强世界上这个代表神圣意志的组织的力量和影响而努力。

此后1000多年的历史证明了他们是多么的成功。

未开化部落像洪水一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很多东西在洪流中消失。帝国的城墙一面接一面坍塌下去，众多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像没有用的垃圾一样被冲走。但教会却依旧矗立着，它是各个时代的，尤其是中世纪的中流砥柱。

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基督教起源于马厩，最后却到了王宫。基督教开始是抗议政府的一种形式，在这样的政府中，教士们自命为神和人类的中间人，他们坚持所有的普通人都无条件遵从他们。这个革命性的组织成长了起来，在不到100年间，发展成了一个新的超级神权国家。和它相比，旧的犹太国就是一个温和自由的国度，民众幸福而无忧无虑。

而且，这一切都是完美地符合逻辑的，又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下面我就向大家解释一下。

多数去罗马的人都会朝拜那里的圆形大剧场。在那饱受风吹雨淋的墙体里面，人们见到了那块圣地，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曾因为罗马帝国的不宽容而倒在了这里。

历史上确实存在几次对新信仰支持者的迫害，但这些迫害几乎和宗教不宽容没有什么关系。

它们纯粹是政治迫害。

作为宗教派系的成员，基督教徒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但是，如果基督教徒公开声称自己是有良知的反对者，在国家遭受外国侵略时还吹嘘自己的和平主义，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公开藐视法律，这样的基督教徒就是国家的敌人，就应该受到惩处。

基督徒想对一个普通的法官说，自己是按照最神圣的信仰来做事的，这没有什么用。要是这个基督徒试图解释自己内心的顾虑，该法官也会一脸茫然，完全不理解他的意思。

罗马的法官毕竟只是普通人，当他发现自己审判的那些人只是犯了一些在他看来很琐碎的小错误时，确实有些不知所措。长期的经验让他学会了有意避开那些神学争议。另外，他还要想着那些众多的帝国法令，告诫公务人员在处理与新教派有关的事务时要“机智灵活”一些。于是，他巧妙地辩论起来。然而，整个争议说到底都是一些原则问题，求助于逻辑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最后，法官陷入两难境地：是放弃法律的尊严呢，还是完整、无条件地维护国家的无上权威。可监狱和刑讯对基督教徒来说，算不了什么。它们坚信生命在死后才真正开始，想到即将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快乐的天堂，他们高声欢呼。

因此，终于爆发了帝国军队和基督教徒之间的长期而艰苦的游击战争。我们手头没有关于受害者的真实数字。按照3世纪著名神父俄利根的说法（他的几个亲戚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杀害了）,“那些为了他们的信念而牺牲的基督教徒是很容易算出来的。”

另一方面，当我们阅读早期教徒们的生平时，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从未停止过的流血故事。令人奇怪的是，在面临连续不断的屠杀和迫害的情况下，基督教到底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不管我说有多少人受害，一定有人称我是一个有偏见的说谎者。因此，我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是让读者们自己去得出结论。通过研究德修斯和瓦莱里安统治时期，对迫害最严重时罗马不宽容的真正特点，就可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

假如读者记得，马可·奥勒留是一位明智而大度的统治者，但连他也承认自己无法处理好他的基督教臣民的问题。因此，他们就能知道那些困扰帝国偏远角落里无名小官的问题有多难。那些小官想尽职尽责，要么是违背自己就职时的誓言，要么就得处死自己的亲戚和周围的人，因为这些人不肯遵守罗马帝国为了保存自己而制定的那几条简单的法令。

同时，基督教徒们对异教徒同胞也没有心软过，他们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范围。

公元4世纪晚些时候，罗马皇帝格拉提安在罗马参议院基督教议员的请求下，下令拆除了尤利乌斯·恺撒时期建造的已经矗立了400多年的胜利女神雕像，因为基督教徒参议员抱怨说，他们在一个异教神像的下面聚会有伤他们的情感。有几位参议员提出了抗议，这当然没有什么好结果，最终导致其中几个人被流放。

当时，昆图斯·西马库斯这位很有威望的忠诚爱国者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达了达成一种妥协与和谐的愿望。

他写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异教徒和我们的基督教邻居不能和平相处呢？仰望天空，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星星，我们是同一个星球上的同行过客，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每个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去发现终极真理，又有什么关系呢？生存之谜太大，不可能只有一种答案！”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这样的人看到有一种危险，已经威胁到了宽宏大量的宗教政策这一古罗马传统。在罗马的胜利女神雕像被搬走的同时，栖身于拜占庭的两个基督教派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场争议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有才智的有关宽容的辩论。哲学家米斯蒂厄斯是这场辩论的发起者，他忠诚于父辈信仰的神灵。但是，当瓦伦斯皇帝在这场关于正统和非正统基督教臣民的争论中偏袒一方时，他觉得应该提醒一下皇帝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的领域，没有一个统治者能施加任何影响，那就是道德和个人宗教信仰领域，尤其是后者。在这个领域里，强迫只会导致伪善。因此，统治者最好保持对各种信仰的宽容，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避免公众之间的冲突，而且，宽容本身就是一部神圣的法律。上帝已经清楚地表明自己希望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他能判明人类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理解其中的神秘。上帝对各种敬仰深感欣慰，他喜欢基督徒能够遵循某种仪式，同样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遵循其他的仪式。”

确实像金玉良言一样，可是，等于没说。

古代世界，连同它的思想和理想都已经逝去了，所有逆转历史时钟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磨难。旧的社会秩序在快速瓦解，军队是一群没有组织的外国雇佣军，生活在边境地区的民众已经公开造反了，英格兰和其他偏远地区的民众早就向野蛮的异族投降了。

当最终灾祸发生时，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都能为国家做贡献的年轻人发现，他们现在只有唯一的晋升机会，那就是从事教会职业。如果当了西班牙的基督教大主教，他们就可以行使殖民地总督所拥有的权力；如果当了基督教作者，愿意献身于神学研究，必定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体；如果当了基督教外交官，愿意担当罗马主教驻君士坦丁堡皇宫的代表，或者承担起危险的工作，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腹地去和某些野蛮部落首领打交道，以取得他们的善意支持，他们就可以快速晋升；如果当了基督教财政官，他们就可以管理快速发展的房地产而发大财，拉特兰宫殿的教皇就是靠着地产成了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

在过去5年里，我们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情况。1914年以前，欧洲有抱负的年轻人，如果不想靠体力为生，几乎都加入了国家公职人员队伍。他们成了罗马帝国的官员，成了皇家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他们成了高级司法官员，掌管帝国财政大权，或在殖民地做总督或军队指挥官。他们并没有指望发财，但他们担任的官职社会威望很大，在稍微动动脑子，勤快一点，诚实一些，他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到年老时也会受人尊敬。

后来，战争爆发了，横扫了旧封建社会的最后残余，下层阶级取得了政权。有些前朝官员已经太老了，无法改变一生养成的习惯，最后在穷困潦倒中死去。然而，多数人还是顺应潮流。从小到大，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工商业是低级行业。可是如今他们要么只有从事工商业，要么就得受冻挨饿。愿意为自己的信念而受冻挨饿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大动乱后没几年，我们发现，那些前朝官员们做起了他们10年前根本不会做的事情，而且并非不情愿。另外，他们大多数属于世代做行政工作的家庭，习惯于管理他人。因此，他们在新职业中发展相对容易一些，目前也很幸福，确实比他们预想的更成功一些。

现在的工商业，就相当于16个世纪前的教会。

有些年轻人或许可以把祖先追溯到赫尔墨斯、罗慕路斯以及其他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这样的年轻人，是不会轻易听从本是奴隶之子的普通教士的命令的。但是，这名曾经是奴隶的儿子的教士，可以给予这些年轻人一些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因此，如果双方都聪明的话，很快就能学会欣赏彼此的优点，友好相处。因为还有一条奇怪的历史规律，即事物看起来变化越是多越是快，其实就越是没有变。

有史以来，一小群聪明的男女成为统治者，而大多数不是很聪明的男女成为被统治者，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不同时期玩的赌注有不同的名字。一方总是代表着强大和领导，另一方则是弱小和服从。它们曾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制度、君主制、民主制、奴隶制、农奴制和无产阶级。但是，规制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是相同的，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它把自己伪装成各种形式，经常穿着卑微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虔诚，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的谦卑愿望。但是，在这些光鲜的外表下，总是隐藏并将持续隐藏着古老而严酷的真理，即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有些人不愿接受自己生于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对于这样的表述会很气愤。他们称我们为“功利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等等。他们总是把历史看成快乐的童话，因此，当他们发现历史也是一门科学、也要遵循适用于宇宙其他领域的同一条铁定规律时，他们非常震惊。他们或许也还会反对平行线规则或乘法口诀表的结果。

我个人奉劝他们接受那些必然的事实。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有一天才会变成对人类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些依靠种族偏见、部落专制和大多数同胞的无知来获取利益的人的同盟者。

如果谁怀疑这些陈述的真实性的话，就让他在我前面所写的几页编年史中去寻找这些陈述的证据吧。

请他们研究一下最初400年左右，那些教会的伟大先驱们的生平吧。

他们会发现，几乎毫无例外地，这些人都来自异教徒旧社会，都在古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当后来他们被迫选择职业的时候，才进入了教会。当然，他们中有些是被那些新思想吸引，从内心接受了基督教。但是，大多数之所以从忠实于世俗的统治者，转向天国统治者，是因为后者给他们提供的晋升机会是无限的。

从教会角度说，教会一直是非常明智和理解他人的。教会并不深入调查，驱使那么多新信徒突然走出这一步的动机。不过，教会也会小心翼翼地争取八面玲珑。那些偏爱世俗生活的人通常有机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成功。那些脾气秉性与众不同的人，通常对宗教信仰更有感情，教会就尽可能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喧闹的城市，安静地思考生存的邪恶问题。这样，他们就能达到个人神圣的境界，他们认为，这对于他们灵魂的永恒幸福的实现至关重要。

刚开始，虔诚和冥想的生活确实让人很自在。

在最初几百年里，教会仅仅是一个生活在边远地区、远离官府的卑微群体之间松散的精神联盟。但是，当教会接替皇帝成了世界的统治者，并在意大利、法兰西和非洲拥有大量房地产时，想过什么隐居生活也就没有可能了。许多虔诚的男女开始向往以前的好时光，所有真正的基督教徒在醒着的时候都在参加祈祷和慈善活动。那本该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可现在，为了重新获得幸福，他们人为地创造出了这样的生活。

这场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对后来近千年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基督教在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中，提供了一支有用的、有献身精神的突击队。

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

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国家，文明是非常古老的，那里的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仅仅在埃及，自从第一批居民在尼罗河谷定居以来，已相继出现过10种各不相同的古代文化。同样的情况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的平原地区出现过。虚空的生活，人类徒劳的努力，在过去的神庙和宫殿废墟中昭然可见。欧洲的年轻民族或许认为，基督教对生活是一种热切的承诺，他们应不断投入精力和生活热情。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则带着另外一种情绪来体验自己的宗教。

对他们而言，宗教意味着从“活着”这个诅咒中解脱出来。他们期待死亡的快乐时刻，那时灵魂会离开停尸房的躯体，逃往沙漠，独自与悲伤和上帝相伴，永远不再回望生存的现实。

不知是什么原因，改革似乎对士兵们更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比其他所有的人更为直接地接触过文明社会的残酷和恐怖。而且，他们认为，没有纪律，什么事情也完不成。为基督教作战的最伟大战士是查理五世皇帝部队里的一个上尉，他是最早把精神落伍的士兵组成一个组织的人，也曾是康斯坦丁皇帝部队里的一个列兵，他的名字叫帕克缪，是一位埃及人。服完兵役后，他加入了一个隐居者小团体。这些隐居者在一个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的人领导之下，离开了城市，平静地生活在沙漠之中。但是，孤独的生活似乎导致了各种奇怪的思想，引起某些令人遗憾的过分虔诚的行为，比如整天蹲在石柱上或者待在荒坟里面。于是，帕卡缪决定把整个运动放在更实际的基础上，这样，他就成为了第一个修道会的奠基人。从那时候起，生活在一起的隐居者们就服从一个人的指挥，这个人就是“超级大将军”，他任命一些隐修院长，由他们负责各隐修院。他们把这些隐修院看做主的众多堡垒。

帕卡缪于公元346年去世。在他去世前，他的隐修思想被亚历山大主教达修从埃及传入了罗马，成千上万的人们利用这个机会，逃离了这个世界，逃离了罪恶，逃离了不停催讨的债主。

然而，欧洲的气候和欧洲人的秉性，决定了有必要对奠基者的原始宏图做一些修改。在这里的严寒冬季中挨饿受冻，可没有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另外，尘土和肮脏似乎是东方神圣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西方人的头脑更为现实，尘土和肮脏不能让他们受到什么开导和启迪，而是让他们感到恶心。

于是，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问自己：“早期的基督教所强调的那些善事呢？一群狂热的人在偏远深山的潮湿山洞里苦修，这对那些寡妇、孤儿和病人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西方思想主张按照合理方式修改一下僧侣制度。这项改革要归功于亚平宁山脚下努尔西亚镇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本尼迪克特，人们也管他叫圣徒本尼迪克特。他的父母曾把他送到罗马接受教育，可是，这座城市让他对基督思想产生了莫大恐惧，他逃到阿布鲁齐山脉的萨伯克村庄，跑到了尼禄皇帝的皇宫废墟里。

他在那里独居了3年。之后，他的高尚品格誉满乡村，很多人想接近他，于是，他收了很多信徒，足以组建十几个完整的修道院。

于是，他离开了那座废墟，成了欧洲隐修制度的立法者。首先，他起草了一套法规。这套法规的每个细节都体现着罗马渊源对本尼迪克特的影响。宣誓遵守这个规则的僧侣们，可别指望过很悠闲的生活。在不做祈祷和冥思的空闲时间，他们必须到地里耕种；如果年老了无法从事农活，他们就要教导年轻人如何成为好的基督徒和对社会有用的公民。他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垄断了教育。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候，这些修道院都有权培训才能出众的年轻人。

作为他们辛勤劳动的回报，僧侣们衣着体面，供给充足，并且获得一张床铺，在一天中不祈祷不工作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休息两三个小时。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僧侣们不再是只想着逃离现实世界、逃避义务，为来生做准备的俗人。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要想胜任此项任务，他们必须经过漫长和痛苦的见习期，而且，在传播上帝王国的权力与荣耀方面，他们必须发挥直接而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的异教徒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为了防止教徒们的努力化为乌有，每个传道者的劳动之后，必须有常驻居民和管理者的继续努力。于是，教士们扛着铁锹，带着斧头和经书，来到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以及遥远冰岛的荒野，他们耕田种地，收获果实，为上帝祈祷，开办学校，把文明最基本的因素传播到了偏远地区，此前，这里的人们对文明仅仅是听说而已。

通过这种方式，教皇这个教会的行政首脑充分利用了各种人的精神力量。

无论是很现实的俗人，还是在静寂的丛林中寻找幸福的梦幻者，教会都会给他们以机会。任何东西都有用，不允许浪费的现象存在。结果，教会的实力快速增长。任何皇帝或国王，如果不去关注那些自称是基督追随者的臣民的愿望，就无法统治自己的国家。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式，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这说明，基督教取得胜利是因为现实的原因，而不是宗教热情突然猛烈爆发的结果。

对基督教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

非常奇怪的是，戴克里先绝不是依赖大量贴身护卫来统治欧洲的诸多皇帝中最坏的一个。但他也有个毛病，呜呼哀哉！这种毛病在被召唤来统治人类的那些人中间可是极为普遍。那就是，他对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可谓是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快速走向分裂。他一辈子身在军队，所以，他相信毛病一定出在罗马军事系统内部，军事系统把外围地区的防务交给了当地驻军。那些当地驻军渐渐地不愿打仗，变得和农夫一样，他们本来应该让异族的野蛮人离边境远点，但现在，他们竟卖甘蓝和胡萝卜给这些野蛮人。

戴克里先不可能改变这个神圣的体制，于是，他试图通过创建一个新的战地部队来解决这个难题。这个部队全部由机警、年轻的士兵组成，用几个星期就可以到达帝国的任何受到入侵威胁的地区。

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办法，但是，就像所有的英明军事策略一样，耗资甚巨。而这些资金必须以税收的形式由国内的民众来承担。和预期一样，它遭到了民众的高声抗议，说他们再也付不起苛捐杂税了，已经一贫如洗了。皇帝回答说民众错怪了他们，并赋予税收官某些只有刽子手才有的权力。但是，依旧毫无效果，这些子民并不愿意一年到头的辛苦劳作换来一场空。于是，他们逃离了家园，抛弃了牲畜，来到了城市，成了流浪者。然而，皇帝陛下并不相信折中措施，他下了一道法令来摆脱困境。这彻底表明，旧的罗马帝国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他大笔一挥，命令所有的政府官职、所有的手工作坊和商业均为世袭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子女注定就是官员，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面包师的儿子必须成为面包师，尽管他们或许更倾向于从事与音乐或者典当行有关的工作；海员的儿子注定要一生生活在甲板上，即使他们晕船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职业；最后，那些做散工的人，尽管从理论上说他们是自由民，但是他们从生到死都不能离开他所出生的那块土地，因此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奴隶。

基督教徒只遵守他们认为应该遵守的法规。因此，指望这样一个对自己的能力高度自信的统治者，容忍这样一小部分人的长期存在，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在评价戴克里先严酷对待基督徒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他是在背水一战，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几百万子民的忠诚，因为这些子民靠着他的军事措施而受到了保护，但却拒绝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大家清楚，早期的基督教徒没有留下什么文献记载。他们觉得世界末日随时都可能来临，因此，为什么还要在那种纸张上浪费时间和金钱？也许用不了10年8年就会被天国的大火毁灭。但是，新上帝之国并没有出现。耶稣的故事开始流传下来，却被人们添油加醋，真正的信徒也几乎无法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真的。于是，人们觉得需要整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权威可靠的书籍，众多保存下来的关于耶稣生平的传记和早期教士活动的原始资料就被编辑成一本巨著，这就是《新约全书》。

这本书中有一章叫做《启示录》，书中谈及一座建造在“七山”上的城市，还对这个城市做了些预言。古罗马确实建造在七座小山上，自从罗慕路斯时期起，这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奇怪的一章的匿名作者，谨慎地称他深恶痛绝的这座城市“巴比伦”。但帝国检查官读到了“鸨母”和“令人厌恶的世界”这样的字眼，还说这里流着圣徒和烈士的鲜血，注定要变成魔鬼的栖息地，所有丑陋灵魂的家园，所有肮脏和令人愤恨的禽鸟的牢笼，还有许多类似的诅咒词语。不用费多大的劲，也知道这指的是哪里。

这些诅咒的词句，也许会被理解为一个可怜的宗教狂热者的胡言乱语。他想到自己很多朋友在过去50年里被杀害，因为同情和愤怒而失去了理智。可这些词句是教会庄严仪式的一部分，在基督教徒聚会的地方它们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局外人自然会认为，这代表着基督教徒对台伯河上这座伟大城市的真实看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教徒没什么正当的理由这样想，我只想说，我们不能因为戴克里先看法和他们不一样而责备他。

但是，还不止这些。

罗马人越来越熟悉世人到目前还没有听过的一个词语——异教徒。起初， “异教徒”仅指那些选择相信某些信条的人，也就是某个教派的人。但是，渐渐地，其含义越来越窄，专门指那些信仰被教会当局认为 “不正确”、“ 不合理”、“ 不真实”或者“不正统”的信条的人。因此，用传教士们的话来说，就是“异端的、不合理的、虚假的和永远错误的”人。

仍然坚信古老信仰的罗马人已经寥寥无几，他们基本没有被当做异端而受到指控，因为他们是属于教会以外的人，严格地说，不能让其对自己的意见承担责任。尽管如此，《新约全书》的某些内容也并没有让帝国皇帝感到愉快，比如，“异端是和通奸、不纯洁、淫荡、偶像崇拜、巫术、盛怒、争吵、谋杀、煽动叛乱、酗酒一样邪恶。”还有其他一些话，出于体面，我在此不多赘述。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摩擦和误解，而摩擦和误解又会进一步导致迫害。罗马监狱再一次装满了基督教徒，罗马刽子手的刀下又多了更多的基督教殉道者，血流成河，但什么也没有获得。最后，戴克里先在极度绝望之中，返回了位于达尔马提亚海滩萨罗纳叶的家乡，放弃了自己的统治，在自家的后院里专心致志地种起了甘蓝。

他的继任者并没有延续他的压制政策。相反，因为不能指望武力根除邪恶的基督教，于是，他决定认真做好一笔亏本生意，通过为敌人提供好处的办法，争取他们的善意。

这发生在公元313年，第一个“正式承认”了基督教堂这个荣誉，属于一个叫康斯坦丁的人。

有朝一日，我们将拥有一个历史学家国际翻案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面前，所有享有“伟大”称号的皇帝、国王、教皇、总统和市长，都将失去这一称号。有一个人必须经该委员会仔细审查，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康斯坦丁皇帝。

这位野蛮的塞尔维亚人，曾经挥舞长矛打遍欧洲各地，从英格兰约克郡到博斯普鲁斯沿岸的拜占庭，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7岁的侄儿，还有其他几个不太重要的亲戚。尽管如此，在面临最危险的对手马克森提时，慌乱之中，他大胆地请求获得基督教徒的支持。由此他获得了“第二摩西”的美称。最终，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基督教都称他为圣徒。他一生都是一个野蛮人，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至死他都想通过蒸熟祭祀用羊的内脏去读懂未来之谜。但所有这些都被忽视了，因为人们只顾着他那部著名的《宽容法令》，这部法令保障了皇帝的基督教子民“自由表达意见和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

我此前已多次提到，4世纪前期的教会领袖们，都是很看重实际的政客。当他们最终迫使皇帝签署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时，就意味着把基督教从一个小教派抬高到了国教的地位。但他们清楚是如何才成功实现这个目的的，康斯坦丁的继任者也十分清楚。尽管他们努力用激烈的雄辩来掩盖事实，事情的原委依然清晰可见。

“救救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对着皇帝狄奥多西高呼，“把我教会所有的敌人都除掉吧，作为交换，我会给你一个天堂。支持我，把那些不同意我们信条的人打倒；反过来，我们也会支持你，把你的敌人打倒。”

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中，还有一些其它的交易。

但是，没有哪种交易，像基督教为取得政权所做的交易那么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