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猪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最不可能提出这样一个视角的。除了我跟彼得罗夫的那点儿“小摩擦”之外，我从未参加过战争，甚至都没看到过大屠杀的场景。我距离战争最近的一次是在2001年的特拉维夫，当时一个自杀式爆炸者引爆了距离我几百码[7]之外的一家迪斯科舞厅，炸死了21名青少年。我觉得我听到了爆炸声，但我不太确定。我当时正坐在酒店的吧台旁，那里正在举行一场中学毕业派对，挤满了运气更好的一些学生，他们玩得正开心呢。不过，所有人都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我也并非出身于显赫的军人家庭。我的双亲均于1929年在英格兰出生。“二战”的时候，他们的年纪还太小。朝鲜战争爆发时，我父亲在矿井里工作，因此没有参战。我的祖父在“二战”爆发前死在了煤矿里，而我的外祖父是炼钢工人，因此也没有被征召入伍。（而且，他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这点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就没那么重要了。）我母亲的叔叔弗雷德倒是曾经去过北非，在蒙蒂[8]手下为国效命。但他没开过一枪，甚至连一个德国人都没见过。据他讲，战争的内容对他而言就是跳上卡车在沙漠里追击看不见的敌人，再跳上另一辆卡车被赶回出发地。他经常说，他本人距离危险最近的一回，是在一场沙尘暴中丢掉了假牙。

我也没有为国服役，而是在摇滚乐团里虚度了青春。20世纪70年代，我或许不像我的同龄人那样追寻“和平与爱”，但是在内心深处，拙于表达的我大概也是赞同《战争》那首歌的。实际上，我学会的第一段吉他乐曲，就是黑色安息日乐队的经典歌曲《战争猪》中的那段非凡的吉他连复段，及其不朽而压抑的开场唱词：

我在乐团度过了快乐但谈不上收入丰厚的几年，鼓捣出一些听起来特别像《战争猪》一样的歌曲。我最终意识到，比起做一个重金属吉他手，还是做一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更加适合我。

历史写作的鼻祖们——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及中国古代的司马迁——都把战争当作他们的写作主题。如果只看历史频道上播放的纪录片，或是机场书店所销售的书目，你很有可能认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一直在追随这些先行者的足迹。但实际上，在过去的50年中，专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基本上忽视了战争（我会在第一章里讲述具体原因）。

在入行的前20年里（我在1986年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也基本上遵循了前辈的做法。直到我写作《西方将主宰多久》时，我才终于意识到战争也是有好处的。我的妻子平时更爱看当代小说，而不是历史书，不过在我写作那本书时，她逐章进行了阅读。但当我把特别长的一段文字递给她看时，她终于承认：“好吧……我挺喜欢你写的东西的……但是讲了太多的战争。”

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那本书里写了很多战争。要说起来，我一直以为我把战争故事当作书中的背景。但当凯茜指出这一点时，我意识到她是对的。我确实写了很多战争。

我为此感到苦恼。我是否应该删掉这些战争？我是否应该做出一个详细的解释，说明一下为什么写了这么多的战争？或者是，我根本就写错了方向？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那本书中必然会出现这么多的战争，因为战争确实就是历史的中心。在我完成那本书的写作时，我又意识到，战争不仅是曾经的中心，还将是未来的中心。我非但没有写得过多，反而是写得太少。

就在此时，我明白我的下一本书必将是与战争有关的。

但我马上就感到害怕了。当莎士比亚要写到战争时，他这么祈祷道：“啊！光芒万丈的缪斯女神啊。”我很快就明白他的用意了。就连他在写这样一个伟大的题目时都感到绝望，我又有什么希望呢？

部分原因是，已经有太多关于战争的思考和著作了。尽管专业历史学家对这一话题敬而远之，但是依然有数以百万计的书籍、论文、诗歌、戏剧、歌曲是关于战争的。据基利说，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超过50 000种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书了。没人能读完这么大量的东西。

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海量的著作其实可以归纳为四种思考战争的方式。第一种，也是近年来最为普遍的，我称之为个人经历。它讲述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在战场上的感受，强暴或者被强暴，折磨或是被折磨，为死者而悲伤，与伤者一同生活，或者是忍受火线后方的贫苦生活。不论采取何种体裁，是新闻、诗歌、歌曲也好，是日记、小说、电影也罢，或者只是喝上一杯时讲的故事，这种题材的优点在于发自内心，而且很直接。它经常能同时让人感到震惊、兴奋、伤心或是受到启迪。

个人经历试图告诉我们在战争中的感受。就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那些真正经历过暴力的人面前，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但个人层面的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战争需要知道的所有东西，最终只能对这个问题——战争有什么好处——做出部分回答。除了战争中的感受之外，战争还有其他的内涵。而我总结的第二种思考角度——我姑且称之为军事历史——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个人经历和军事历史之间的界限有时未必那么分明。至少，从约翰·基根（John Keegan）于1976年出版的具有开创性的《战斗的面貌》（The Face of Battle）一书之后，士兵们在以往的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就成了军事历史中令人饶有兴味的一部分。但军事历史学家也会讲述更宏大的战争场景，描绘整场战斗、战役甚至整个纷争。战争的迷雾总是浓厚的，没有哪个人能看到事情的全貌，或理解事件的全部意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在战士和平民的个人经历之外，还会使用官方数据、军官的战地报告、对战场的实地考察以及难以计数的其他资料来源，以求能获得凌驾于任何个人之上的全貌。

军事历史的角度经常会渗入第三种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技术性研究。几千年来，职业军人、外交官、战略家们经常会基于自身的经验和对历史的了解，从实践中抽象出战争的原则，并试图解释何时应当采用武力解决争端以及怎样运用武力最为有效。技术性研究几乎可以说是站在了个人经历的对立面：个人经历自下而上地看到暴力，通常看不出它有什么好处；而技术性研究自上而下地看待暴力，经常能看出它有很多作用。

然而，第四种视角会把我们更远地带离个人视角，它把战争视作更广阔的演化图景中的一部分。生物学家早已认识到，暴力是生物争夺资源和繁殖机会的一种有效工具。诸多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总结，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人类暴力的进化功能时，我们才能解释人类暴力行为。通过对比人类行为和其他物种行为的特点，他们希望可以找到战争背后的逻辑。

从未有人能掌握全部这四种思考战争的方式，或许以后也不会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在长年的阅读和与专业人士的交流之后，我痛苦地意识到自身背景的欠缺。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凭着我在落满尘土的图书馆里的多年苦读，以及我在尘土弥漫的考古学发掘现场的工作经历，我应当可以尝试把这四种思考战争的方式融为一体，解释战争有什么好处。至于我的结论是否正确，需要你自己来判断。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先从全球的、长期的角度看待战争，再聚焦某些关键点以仔细观察细节，如此才能更好地理解战争。对我而言，看待战争就像看待其他庞大的事物一样，如果你站得太近，你就只能看到树木，而看不到树林；如果你站得太远，你又看不清楚树木。我认为，大多数个人经历和许多从军事历史角度的观察，都站得太近而看不到全盘的图景；而大部分演化论视角和许多技术性研究的作品，都站得太远而错过了暴力的细节。

如此往复可以让我们看到，长期的后果与那些导致它们发生的短期行动之间可能有多大的不同。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而在短期，也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时期，战争只能加速我们的死亡。但在过去的10 000年中战争的累积效果却让人们活得更长久。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矛盾贯穿战争始终。

凯恩斯的大部分生涯都在用经济手段帮助英国参加世界大战，而他仍然在1917年写道：“我为我唾弃的一个政府工作，为了一个在我看来是犯罪的目标。”他或许比大多数人都更明白，很多政府都是在犯罪。但矛盾在这里仍然生效：10 000年来的这些利维坦带来的累积效果创造了更和平、更繁荣的社会。我们可以称之为“希特勒（或是伊迪·阿明……随你挑）反例”这样的反例呢？纳粹政权是一个怪物，既热衷于保护它的子民，又热衷于屠戮它的子民。看到这样的例子，你怎么能说政府的总体作用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安全、更富裕？你可能会很高兴地总结说，希特勒的例子驳倒了霍布斯。

但这个“希特勒反例”本身也有问题。希特勒的例子不仅可以驳倒霍布斯，就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曾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例子似乎也驳倒了埃利亚斯，但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1933~1945年，纳粹利维坦吞噬了在它统治下的年轻人，把暴力死亡率推高到令人惊骇的程度。但如果我们把观察的眼光稍微放长远一些就会发现，在1945年夏，这头怪兽就被其他利维坦打败了，暴力死亡率也因此而恢复了其下行趋势。

我会在第五章里更详细地讨论“希特勒反例”。现在，我要说的是，挑出一个暴政或是德政的极端例子，既无法证明，也无法反驳“战争有什么好处”这样更加宏大的理论。因此，希特勒的例子并没有驳倒霍布斯。事实是，没有哪两个政府是完全相同的（实际上，考虑到那些不体面的政治上180度大转弯的历史，同一个政府甚至都无法在很长时间内保持原样），因此，我们只有从尽可能长期的角度观察政府和战争，才能真正得出有关利维坦的作用的结论。

表前1是由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设计的，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弗格森解释说：“你应该把它看作一个菜单，而不是一个网格。”每个社会都从一列中选择了一个或多个选项，然后拼凑在一起。这里有超过10 000种可能的组合。比如说，希特勒的德国实际上采用了独裁制。它的目标包括安全、原材料、财富以及最重要的土地（即著名的“生存空间”）；它提供的公共福利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应当包括健康；它的统治主要通过军事手段；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尽管计划得很糟糕），主要的受益者是统治层精英；至于社会特征，则无疑是种族灭绝。

没有两个社会做出完全相同的选择。在希特勒之前的2 000年，罗马共和国是贵族政治统治形式，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攫取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罗马共和国主要的公共福利是贸易和法律，大体上通过当地精英的代表机构来统治，造福于其大部分居民，其社会特征在漫长的岁月里由等级制度演变为同化。

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从弗格森的菜单里随机抽出不同类型的社会是件很有趣的事，但我们从这个表格中还能得出更重要的东西。在有文字记载的5 000年历史中，有些政府的作为更接近霍布斯的利维坦，有些则更像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但我在这本书里要说的是，其总体趋势是向霍布斯的方向前行的，这也是为什么暴力死亡率下降了这么多。

唯一能看到这一趋势的方法，也是我将在本书中追求的方法，就是从细节上后退一步，从长期角度看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听那些理论家或是自封的伟人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或是应该发生什么）。总体来看，政府会追求那些它们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东西（具体原因我将在第六章讲述），而不是遵循哲学家为它们准备的蓝图。希特勒向欧洲开战，并且清除他所谓的“亚人类”，并非是因为有伪科学家告诉他这么做。事实上，他先决定要开战，再去找伪科学家为他的行为提供佐证。当希特勒与斯大林在1939年签署了协议，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结成了“友谊”时，欧洲的舆论界震惊了。“所有的主义都过时了。”英国外交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讥讽道。但他们不应该感到震惊。事情的真相是，主义一直都是过时的。充满矛盾的战略逻辑一直胜过其他东西。

因此，我在这本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工人、士兵、经理，而讲述思想家或意识形态理论家的篇幅则要少得多。我们将看到，那些使得男人、女人为之付出生命或是为之屠杀无辜者的伟大理念，都像是波涛表面的泡沫，由更深层的力量驱使着。我们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看到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以及它将如何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