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实现和平

在这一问题上，人们有着深层分歧，争论激烈，由来已久。实际上，这一分歧可以追溯到17世纪40年代。那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暴力水平在下降。在那10年之中，欧洲和亚洲都充斥着血雨腥风。也正是因此，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才把这一关键问题提了出来。当霍布斯发现自己的祖国英格兰正在陷入内战时，他就逃离了那里，来到巴黎。数以十万计的英国人在内战中丧生，这一事实让霍布斯相信，如果任由人们肆意妄为，那么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会不择手段，包括使用暴力。

霍布斯看到，英格兰中央政府的崩溃导致了那么多人的死亡，他不禁自问，在人们尚未创建政府的史前时代，情况会有多糟糕呢？他在其政治哲学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霍布斯解释说，在政府出现之前，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敌。“在这种状况下，”他做出了著名的推断，“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需费巨大力气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都将不存在。而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一生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

在霍布斯看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人类社会将充斥着凶杀、贫困和无知。霍布斯认为，政府应当像利维坦一样令人敬畏。利维坦是《圣经》里记载的如同哥斯拉一般的怪物，它曾经使约伯感到惶恐不安。（“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约伯说，“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组成这样的政府的，可以是一个独自统治的国王，也可以是一个决策者的集合体。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利维坦都必须彻底威服它的子民，使他们甘愿臣服于它的律法，而不敢相互杀戮、劫掠。

但不守规矩的人类如何建立起一个利维坦式的政府，从而摆脱了暴力的无政府状态呢？在17世纪4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类学，更遑论考古学知识可以用来解释这一问题，但这并没有阻碍霍布斯抛出强有力的观点。霍布斯宣称，“美洲许多地方的野蛮人”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例证。不过，比起寻找证据，霍布斯总是更热衷于抽象的推断。“取得这种主权的方式有两种，”他解释说，“一种方式是通过自然之力获得的，例如一个人使其子孙服从统治就是这样，子孙要是拒绝的话，他就可以予以处死；这一方式下还有一种情形是通过战争使敌人服从他的意志，并以此为条件赦免敌人的死罪。另一种方式则是人们相互达成协议，自愿地服从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用暴力建成的利维坦，被霍布斯称作“以力取得的国家”；而用和平手段建成的利维坦，被霍布斯称为“按约建立的国家”。不过，霍布斯总结说，无论是采取哪种方式达到这一目的，都是政府让我们获得安全和富足。

这下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曾经庇护霍布斯的巴黎人十分厌恶《利维坦》一书，这使得霍布斯不得不逃回英格兰。可他刚到英格兰，又要面对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到了17世纪60年代，如果有什么思想被称作是“霍布斯式的”，那么一个体面的人就应当敬而远之。1666年，要不是刚刚复辟的国王出面干预，霍布斯险些被当作异端接受审判。

巴黎人并不满足于赶走霍布斯，那里的知识分子很快开始着手反驳他那令人沮丧的观点。从17世纪90年代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法国思想家宣称，这个英国佬把事情完完全全地本末倒置了。在霍布斯去世75年之后，瑞士裔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整合了这些批评意见。卢梭总结道，政府并非问题的答案，因为在自然的状态下，人“对战争和任何社会联系都没有认知，他对于同类既无所需求，也无加害意图”。利维坦并没有驯服我们好战的一面，相反，它腐蚀了我们的质朴。

但事实证明，卢梭比霍布斯还不受欢迎。他不得不逃离了瑞士的法语区，躲到了德语区。他刚到德语区，又遭到一群暴徒朝他的住所扔石头。紧接着，他逃到了英格兰，发现自己不喜欢那儿，于是又不顾已经被法国正式驱逐的事实，溜回了巴黎。尽管如此，卢梭仍然是霍布斯强有力的对手。在18世纪晚期，卢梭对人类内在善良的乐观信念征服了诸多读者，他们都认为霍布斯的思想是反动的。到了19世纪晚期，霍布斯又卷土重来，因为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映衬下，霍布斯所描绘的互相残杀的世界看起来更符合自然本质。可到了20世纪，霍布斯又输了一阵。出于某些原因（我们将在本书第一章中探讨这个问题），埃德温·斯塔尔的《战争》中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大获全胜。到了20世纪80年代，霍布斯那“强有力的政府是积极的力量”的思想全线溃败。

批评霍布斯的人遍及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罗纳德·里根在他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对美国人说：“政府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之道，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但里根最大的担忧——膨胀的政府会剥夺个人的自由——让我们看到，我们当代关于大政府和小政府的辩论，已经从霍布斯所担心的那种恐惧中走出去了多远。对于我们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来说，我们今天的争论都毫无意义。对他们来说，要么只有一个极小的政府，要么干脆就没有政府。极小的政府意味着会至少有一些法律和秩序，而没有政府则意味着没有这些东西。

里根曾经开玩笑说：“英语里最可怕的10个词是，‘嗨，我是政府派来帮忙的’（Hi，I’m from the government，and I’m here to help）。”但实际上，最可怕的10个词应该是“没有政府，我是来杀你的（There is no government，and I’m here to kill you）”。我猜想里根可能会同意这一点。还有一次，里根说：“有一个立法者指责说，我对法律和秩序的观念停留在19世纪。这根本就是荒谬的指控。我的观念停留在18世纪……我们的开国之父说得很清楚，保障守法公民的安全应当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1975年，就在里根发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前几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曾说，如果抛开欧洲历史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日期和细节，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核心，即“战争缔造国家，国家招致战争”。他注意到，战争催生了强有力的政府，而政府则利用它们的力量打更多的仗。我非常喜欢蒂利的作品，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遗漏了真正的主题。事实就像霍布斯所理解的那样，在过去的10 000年中，战争缔造了国家，而国家实现了和平。

在里根发表演说30多年之后，学术观点又回到了霍布斯的一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超越了里根，拥抱了17世纪的法律和秩序观念。大部分最近出版的、认为暴力水平在下降的书籍都用赞成的态度引用了霍布斯的话。盖特在《人类文明战争》中说道：“比起卢梭式的伊甸园，霍布斯距离真相更近。”

不过，对于霍布斯“政府的力量使我们获得安全和繁荣”的直白观点，霍布斯的新拥趸们似乎无法完全接受。人类学家基利显然更喜欢霍布斯，而不是卢梭，但他认为“如果说卢梭那原始的黄金时代是想象中的，那么霍布斯的永恒混战则是不可能发生的”。基利总结道，石器时代的人们并不会真的展开一场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而政府的崛起不仅带来和平，也带来痛苦。

社会学家埃利亚斯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他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并未真的提到霍布斯，尽管他在书中分享了霍布斯的观点：政府在抑制暴力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与霍布斯把吓倒所有子民的利维坦当作主动的因素不同，埃利亚斯把主动权交给了被统治者，认为他们之所以对暴力失去了兴趣，是因为他们为了更好地融入华贵的皇家殿堂，而接受了更文明的方式。霍布斯猜测，普遍的和解发生在遥远的古代，而埃利亚斯认为这一切从16世纪起才开始发生。

心理学家平克在他2002年出版的《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中说得很直白：“霍布斯是对的，卢梭是错的。”但在他最近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平克稍微后退了一点，削弱了利维坦的主题。平克认为，暴力的衰减并非是由于利维坦，而是“包含6种趋势、5个内心的魔鬼和5种历史的力量”。平克说，要想好好地理解这一过程，我们需要将其分解为几个阶段：文明的进程、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及新的和平。我们还要认识到，每个不同阶段都有其使命，有的已经持续了千年，有的则从1945年（甚至1989年）才开始。

政治学家戈德斯坦走得更远。他认为，重大的变化都发生在战争结束之后（“二战”后），而要想理解这些，我们必须比霍布斯更“霍布斯”。戈德斯坦认为，对暴力最猛烈的一击并非像霍布斯说的那样来自政府的崛起，而是来自超政府的崛起，即联合国这样的形式。

很显然，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富庶的过程中，战争和政府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专家们存在很大的分歧。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分歧通常意味着我们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有误，因此只能找到部分的、有争议的答案。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