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们时代的和平[3]

在这本书中，我要提出些不同意见——在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战争并非送葬人之友。战争确实是大屠杀，但战争是殡仪工作者最大的敌人——这或许是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了。与那首歌里唱的不同，战争是有好处的：从长期来看，战争使人类更安全、更富庶。战争是地狱，但从长期来看，其他的选择可能更糟糕。

我知道这个观点颇具争议，所以请容我解释一下。

我的观点包括四点。第一点是，通过战争，人类创造出更庞大、组织更完善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减少了社会成员死于暴力的风险。

这一观点的建立基于20世纪一项重大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发现：石器时代的社会规模通常很小。由于找到食物很困难，人们通常生活在几十人的团体里，或是几百人的村庄中，或者（很少见地）生活在几千人的小镇内。这样的社区并不需要太多的内部组织，而且通常对外来人持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抱有敌意。

通常来说，人们会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但一旦有人决定诉诸武力，他（或者偶尔是她）所面对的束缚要比现代人少得多。虽然偶尔会有一整个小团体或是村庄的人死于暴力及其带来的疾病和饥荒，但是大多数杀戮都是小规模的，比如家族仇杀或是持续不断地劫掠袭击。不过，由于总人口数量也很少，持续不断的低水平暴力也会导致惊人的伤亡。据估算，在石器时代的社会中，至多有10%~20%的人死于其他人类之手。

而20世纪则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世纪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一系列的种族灭绝以及多次政府行为引发的大饥荒。这些惨剧难以置信地导致了1亿~2亿人的死亡。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15万，这一数量比公元前5万年的人类总数还要多。但在1945年，地球上共计有25亿人口；而在整个20世纪，地球上生活过大约100亿人。这就意味着，20世纪与战争有关的那1亿~2亿的死亡人数，仅占整个地球人口的1%~2%。如果你十分幸运地出生于工业化的20世纪，那么平均而言，你死于暴力（或暴力间接导致的死亡）的可能性仅为石器时代的人的1/10。

这一数据如果让你吃惊，那么对这一数据的解释就会让你更加吃惊了。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的东西，正是战争。我将在第一至五章详细解释这一观点。在大约10 000年以前，战胜者开始融合战败者，从而组成更大的社会。这一现象从地球上的一些地方开始出现，随后遍及整个星球。而唯一能让这些较大的社会运转起来的方法，就是发展出更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如果想要持续掌权，那么它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社会内部的暴力。

政府的统治者采取措施，维持和平，并非出于心中的善意。他们镇压杀戮行为，是因为那些“表现好”的臣民比那些愤怒的、杀气腾腾的人更易于统治和征税。而不经意间，这样的举措使得暴力死亡率在石器时代和20世纪之间下降了90%。

这一过程并不美好。无论是在不列颠的罗马人，还是在印度的英国人，那些“维持和平的人”可能跟他们想要消灭掉的那些“野蛮人”一样残暴。这一过程也并不顺利：在一些地方，短期内的暴力死亡率可以飙升到石器时代的水平。例如，在1914~1918年，几乎有1/6的塞尔维亚人死于暴力、疾病或饥饿。此外，很显然，并非所有政府都擅长缔造和平。民主制度或许是一团乱麻，但民主制度极少吞噬自己的子民；独裁体制办事高效，但经常枪毙、饿死或是用毒气杀死大量人。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变数、政府的能力不同和例外事件，从10 000年这样一个长期跨度来看，战争缔造了政府，而政府实现了和平。

我的第二点是，要达到创造更大的、更和平的社会这一目的，战争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最糟糕的方式，但也几乎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方式。“上帝知道，一定有一种更好的方法。”埃德温·斯塔尔在歌曲中这样唱道。但显然，并没有那么一种更好的方式。如果罗马帝国的崛起不需要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高卢人和希腊人的死亡，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可以不建立在数以千万计的美洲原住民的尸骸之上，如果人类在类似的情况下没有选择使用武力解决冲突，而是靠商讨解决问题，那么人类的确可以在不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的情况下享有大社会的益处。但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这令人沮丧，但是证据确凿。除非被强迫，人们总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这其中也包括互相杀戮和剥削的权利。事实上，唯一可以让人们放弃这些权利的，就是在战争中失败，或是对迫在眉睫的失败的恐惧。

我认为，政府的存在让我们更加安全，而战争几乎是已知的唯一塑造政府的方式。如果这一观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战争确实是有好处的。不过，我的第三点还要更进一步。我认为，由战争创造出的更大的社会，不仅让人们生活得更安全，从长期来看，它也让人们更富有。和平为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可能。这一过程同样混乱不堪，充满波折。战胜者经常奸淫掳掠，把数以千计的幸存者贩卖为奴，并且霸占他们的土地。战败者或许要世代遭受盘剥。这一切既可怕，又丑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几十年，也许是几个世纪——更大的社会往往会使所有人都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这其中，既包括战胜者的后代，也包括被征服者的子孙。这一长期趋势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战争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更强有力的政府和更安全的环境，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富庶。

如果我们把我的这三个观点整合在一起，就只会得出一个结论：战争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这一社会由更强有力的政府统治，而这样的政府用强制力确保了和平，并为繁荣奠定了基础。10 000年前，地球上仅有约600万人口。平均而言，他们只能活到大约30岁，每天供养自己的物质的价值，折算成今天的美元，仅不到2美元。而今天，地球上的人口是那时的1 000倍（实际上有70亿），寿命比那时的人长1倍还要多（全球平均寿命为67岁），每天赚的钱是那时的12倍多（全球平均水平为每天25美元）。

因此，战争是有其好处的。实际上，我的第四点是，战争正在自我终结。千载以来，战争（在长期内）缔造了和平，破坏创造了财富。但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已经太过擅长战争了——我们的武器变得如此具有破坏力，我们的组织机构变得如此高效。正因如此，战争正使得自身在未来越来越不可能发生。在1983年的那个夜晚，如果事情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轨道——如果彼得罗夫发了慌，如果总书记按下那个按钮，如果10亿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丧命——那么20世纪的暴力死亡率会迅速飙升到石器时代的水平。如果那些核弹头的长期危害真的像一些科学家所担心的那样可怕，或许今天地球上已经没有人类存在了。

好消息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而且几乎永远不太可能发生。我将在第六章具体解释这一点。基本的一点是，人类已经证明了，自己十分善于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历史上，我们打了难以计数的战争，因为战争会带来好处。可是到了20世纪，随着暴力带来的收益减少，我们学会了在避免末日决战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没人能保证末日决战一定不会发生，但是就像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将阐明的那样，我们仍然有避免其发生的希望。21世纪将目睹太多的剧变，其中就包括暴力的角色转换。长久以来的消灭战争的梦想或许终将实现——尽管那时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将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这么直白地提出这些观点，或许已经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疑问。你也许会奇怪，我说的“战争”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又怎么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战争？我到底把什么样的东西视为“社会”，我又怎么知道一个社会何时开始变得更庞大？还有，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政府”，我们又怎样衡量一个政府究竟有多么强大？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我也将在本书中努力回答这些疑问。

不过，我的核心观点，即“战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大概会引发最多的质疑。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4年，恰好是“一战”爆发（1914年）100周年，也是“二战”爆发（1939年）75周年。这两次世界大战共导致1亿人死亡。在这样的时机抛出一本书，告诉人们战争让世界变得更安全，看起来像是一个病态的玩笑。但同时，2014年也是冷战结束（1989年）25周年[4]。冷战的结束让世界不再需要面对彼得罗夫式的梦魇。在这本书中，我将讲述最后一个冰河期结束至今10 000年来的战争史，并最终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个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安全而富庶的过程之中，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这一观点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那是因为战争中的一切其实都是反常的。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绝妙地总结了这一点。他说，在日常生活中，“无矛盾的线性逻辑会发生作用，其本质仅是尝试。但在战略的领域……发挥效果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这种逻辑经常性地违反常规的线性逻辑”；战争“通常会青睐那些充满矛盾的行径，而挫败那些符合逻辑的行为，从而导致充满讽刺意味的结果”。

矛盾贯穿战争始终。20世纪坦克战术的奠基人之一巴塞尔·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曾说，根本的一点是“战争一直是这样的一桩事情：做下坏事，并寄希望从中会收获好的结果”。从战争之中收获和平，在损失中得到收获。战争引领我们透过一个窥镜看去，看到一个是非颠倒、似是而非的世界。本书中提出的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观点，而这就是一种经典的矛盾形式。要列出战争的坏处是很简单的，首先就是杀戮。但战争仍然是“次要的恶”，因为历史表明，战争之外的那种选择更加糟糕——持续不断的、石器时代式的、充斥在每天生活之中的暴力，这样的暴力会夺去生命，并让我们陷入穷困。

对“次要的恶”的思想最显而易见的反驳是，这一思想无疑有着良莠不齐的记录。狂热的理论家喜欢“次要的恶”的思想：一个又一个极端主义者向他们的追随者保证，只要他们烧死那些女巫、毒死那些犹太人或是肢解那些图西人，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纯净而完美。这些邪恶的说法貌似有道理。如果你能够回到过去，把阿道夫·希特勒扼死在摇篮中，你会这样做吗？如果你选择了“次要的恶”，那么你犯下的微不足道的杀人罪行或许可以阻止未来大规模的杀戮。“次要的恶”的思想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地做出艰难的抉择。

伦理学家对“次要的恶”观点的复杂性格外感兴趣。我想起曾经听到，我所在大学哲学系的一位同事曾经向一整间讲堂的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抓住了一个恐怖分子，他安放了炸弹，而且不肯说出究竟放在了哪儿。如果你折磨他，他或许会说出来，因而拯救许多人的生命，那么，你会不会拔掉他的手指甲呢？如果学生们面露踟蹰之色，这位哲学家就会提高筹码。他说，你们的家人也在可能遇害者之列。现在你会不会拿起钳子？如果他仍然不肯开口，你会不会去折磨他的家人？

这些令人不舒服的问题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在现实世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抉择。做这样的选择是痛苦的。就在最近几年，心理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进退两难的局面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一个实验者把你绑起来，放进一台核磁共振成像仪中，再问你一些在道德上让人感到纠结的问题，你的大脑将表现出惊人的反应：当你想象自己折磨一个恐怖分子时，仪器上你的额眶部皮质部分会亮起来，因为血液正流向大脑中掌管不愉快想法的部分；而当你计算你能拯救多少人的生命时，你的背外侧皮质部分则会亮起来，因为大脑中另外一部分被激活了。这些充满矛盾的情感和智力刺激会表现为激烈的内心挣扎，此时你的前扣带皮质也会亮起来。

由于“次要的恶”这一观点让我们感到如此不舒服，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会让人困扰。不管怎么说，战争都是大规模屠杀。什么样的人才会说这样的事情会有好处？我现在要说，我，作为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对我自己的这一研究发现也感到震惊。倘若有人在10年前告诉我，有朝一日我会写出这样一本书，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他（或她）的。但我懂得，历史的证据（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是确实的。虽然这种说法让人感到不舒服，但从长期着眼，战争确实使这个世界更安全、更富庶。

我并非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大约75年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写就了两卷高度理论化的专著《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他在书中指出，从他所生活的时代回溯历史，在过去的5个世纪中，欧洲已经变得更加和平。他认为，从中世纪开始，欧洲的上层社会（曾经是野蛮暴力的主要来源）逐渐放弃了使用武力，而欧洲整体的暴力程度也降低了。

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事实，其实早就应当是有目共睹的。像很多人一样，我在中学时代最先体会到了这一点。那还是在1974年，中学时代的英语课要求我研读莎士比亚的某一部戏剧。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并非这位诗人美妙绝伦的词句，而是他笔下人物极易动怒的性格。他们动辄就陷入暴怒，然后互相捅刀子。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自然也有这样的人，不过他们很可能会锒铛入狱，或是接受治疗，或是在狱中接受治疗。而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暴徒们则不会受到谴责，往往还会因为他们“先打再谈”的勇气而受到赞扬。

不过，埃利亚斯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比以往更安全，这一结论真的是正确的吗？用莎士比亚的话说，这也是一个问题。埃利亚斯的回答是，在莎士比亚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16世纪90年代，他笔下那些嗜杀成性的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的人们早已成了不合时宜的存在。

这样的理论本应成为大新闻，可就像出版商经常告诉作者的那样，合适的时机是最重要的。埃利亚斯的时机简直是一出悲剧。《文明的进程》于1939年问世，就在同一年，欧洲人开始了一场持续了6年的惨烈战争，导致5 000万欧洲人丧生（其中还包括埃利亚斯的母亲，她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到了1945年，已经没有人有心情听什么“欧洲人在变得更文明、更和平”的鬼话了。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已经退休的埃利亚斯才得到了为自己辩驳的机会。社会历史学家在经过几十年辛勤的工作，翻遍了琐碎的法庭记录之后，开始承认埃利亚斯的观点原来一直是正确的。他们发现，在1250年前后，每100个西欧人中就会有一个死于他人之手。到了莎士比亚的时代，这一比率下降到了1/300。而到了1950年，这一比率则是1/3 000。而且，就像埃利亚斯坚持的那样，上层社会在引领这一潮流[5]。

到了20世纪90年代，事情变得更复杂了。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出版了一本与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同样引人注目的书：《前文明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在书中，基利用数据告诉我们，那些生活在20世纪的石器时代社会有着令人惊讶的暴力程度。仇杀和劫掠通常会杀死1/10的人口，有时甚至是1/5。如果基利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意味着石器时代的社会比纷乱的中世纪欧洲还要暴力10~20倍，比20世纪中叶的欧洲则要暴力300~600倍。

要测算史前的石器时代社会中的暴力死亡率显然更加困难。但基利找到了在遥远的过去发生的凶杀、屠杀和大骚乱的证据，足以证明欧洲人的祖先就像人类学家研究过的其他同时代人群一样嗜杀。我们看到了沉默的证词：肋骨间的石质箭头、被钝器击碎的颅骨、墓葬中堆放的武器。这些都告诉我们，通向文明的进程要比埃利亚斯想象的更漫长、更缓慢、更波折。

基利意识到，即便是世界大战也没有让现代社会变得像石器时代社会那样危险。另外，又有第三种学术力量支持了他的观点。这一流派于1960年发轫。那一年，一本引人注目（但也有些枯燥乏味）的书出版了。这本书就是《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Statistics of Deadly Quarrels），其作者是离经叛道的数学家、和平主义者以及气象学家（后来他意识到气象学有力地帮助了空军，于是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刘易斯·弗莱·理查德森（Lewis Fry Richardson）。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理查德森一直在试图寻找杀戮的混乱表象背后的统计学模型。例如，在1820~1949年，发生了大约300次伤亡惨重的战事，其中包括美国南北战争、欧洲人的殖民征服，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理查德森惊讶地发现：“在这一时期，从谋杀到世界大战，不同规模的致命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约1.6%。”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凶杀之中丧生的人数相加，我们会发现，在1820~1949年，大约每62.5个人中会有一个人死于暴力，这一比例仅是依靠采集狩猎生存的石器时代人类暴力死亡率的1/10。

还不只如此。理查德森发现，“在1820~1949年，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并没有随着人口总数的增长而出现相同比例的增长，这说明战争的频繁程度下降了”。这就意味着，“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人类变得不那么好战了”。

在理查德森的著作出版50年之后，为死亡人数建立数据库已经成了一个小的学术分支。新的数据库要比理查德森的数据库更精细，胃口也更大，其时间范围已经上溯到1500年，下行则到了2000年之后。像所有的学术领域一样，这一领域也充满了争议。即便在有史以来记录最为完全的战争——在从2001年开始的、由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中，对于死亡人数的统计也有多种方法。不过，即便如此，理查德森的核心发现仍然成立：被杀死的人类总数并没有能跟上全世界总人口的增长步伐。其结果是，我们当中的任意一员死于暴力的概率已经呈数量级降低了。

这一学术领域在2006年达到了其顶峰。那一年，阿扎尔·盖特（Azar Gat）出版了他里程碑式的著作《人类文明战争》（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这本书令人惊讶地横跨多个学术领域（这应当与盖特本人在以色列国防军担任少校军官的经历也有关系），把新的观点整合成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人类如何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驯服了自身的暴力。盖特的思想已经成了当今思考战争问题时不能绕开的一部分。如果你曾读过他的书，你会发现我的这本书也深受其影响。

人们对战争的思考经历过巨大的转变。就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前，人类的暴力水平在下降这一假说，还仅仅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社会学家的狂想，甚至不值得对那些苦读莎士比亚的学生们一提。不过，今天仍然有不同的声音存在。例如，在2010年，克里斯托弗·瑞安（Christopher Ryan）和加西尔达·伊塔（Cacilda Jethá）出版了《人类性的起源》（Sex at Dawn），这本畅销书极力否认早期人类社会充满暴力；2012年，约翰·霍根（John Horgan）整理了其几年中在《科学美国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上发表的文章，出版了《战争的终结》（The End of War）；2013年，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莱（Douglas Fry）将31名学者的论文结集成册，出版了《战争、和平和人类本性》（War，Peace，and Human Nature），对暴力死亡率在长期内的下降提出了质疑。上面提到的这些书都很有趣，信息量丰富，也很值得一读。但在我看来（在本书中我也将详细阐释），这些书都有选择地搜集了证据，并且被那些支持埃利亚斯、基利、理查德森和盖特的研究所压倒。就在我写这一前言的第一稿时，在一个月内就有两篇阐释暴力水平下降的著作问世：政治学家约书亚·戈德斯坦（Joshua Goldstein）的《用战争赢得战争》（Winning the War on War）和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年之后，普利策奖得主、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作《昨日之前的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6]中，用最长的一章表达了相同观点。不断有新的观点涌现出来，但在基本的那一点，即暴力死亡率确实下降了这一方面，正在汇聚越来越多的共识。

不过，我们如果问，为什么暴力水平下降了，就没有那么多共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