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序(6)

第四道权力利益的羁绊，是政府部门权力之争。三层经营与两层经营，多围绕谁是出资人代表，讨论是在围绕自己控制权。财政部与国资委便存在“所有权”之争，他们都是出资人代表，两套国资管理体制大相径庭。财政部主要通过汇金公司来管理金融国资，其体制接近于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383改革方案”中似也提出，国资改革要参照淡马锡资产管理公司模式，建立和完善出资人制度。而国资委的专家解释，“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总体上不是淡马锡模式，也不是三层框架。改建或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并不是新增一个中间管理层级，而只是一个国有资本运作平台企业，所以还是两层架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国资委的派出机构，国资委由一级变为二级，似乎国资委的权力更大了。

第五道权力利益的羁绊，是出资人与职业经理人权力之争。“依法治企”的重点应该是：政府要守法，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与法定权利；国有股东要守法，不能逾越公司治理的规则与程序。《指导意见》要求政府必须树立法治观念，“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法无授权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不管是《指导意见》，还是以后多份配套文章，都对职业经理人给予充分的笔墨，给以规定。但在实践中，政府不守法的事情屡见不鲜，普通存在董事长一人说了算，现在把经营权交出去，董事长不习惯，也舍不得。现在讨论文件时不会有太大的分歧，下一步落实起来会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一场博弈。

由于《指导意见》是一份纲要性文件，还有诸多细节需等待后续文件的出台才能见分晓，比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究竟如何设立，其与国资委和财政部等部委之间的关系如何安排，上述“直接授权”的试点范围划定等，这个试点时间有多长，在2020年前能否普通推开，目前均未可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分歧存在已久，从未平息，也让国资改革一度胶着不前，多年来难有大突破。

可以看出，从与权力的结合程度，以及对公共资源实际占有的程度，决定既得利益者类型。既得利益群体虽然往往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但是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发生变异，不经意间使改革可能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

从本质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经营得好，所有权才更稳固，更长久。我们强调这次改革的经营权意义并不是否决所有权。支配所有权者希望永远支配经营权，支配所有财产。所有者则希望能够重新享有所有者应有的权利，经营者则希望能够享有经营的权利，两者必然发生冲突。这时，所有者往往处于上风。当然，我们也不是绝对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者。在目前，这一阶段，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主要矛盾，即决定改革成败的主要矛盾方面。这个问题解决了，改革便向前推进一大步。当第一种矛盾上升，特别是经营权影响所有权的控制力时，适度的“合”也是必要的。

《指导意见》对放弃国有资本控股地位、员工持股、战略性重组、国有股减持等敏感问题表述不够细的地方，依然留下相当的模糊地带。这样的含糊将成为助长国企改革的阻力和一些人为官不作为的借口。

八、改革的突破，需要理论的支持

历史难题总是那一阶段历史需要而催生的。目前，正是“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启的阶段，“十三五”规划实现与回应改革实破的目标，还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是“五年”时间，三个五年的重合，赋予国企改革沉重的使命。中国国企正遭遇外需回落和产能过剩的双重不利冲击，《指导意见》上讲到，国际竞争与国内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中高速与中高端水平的双中高。现在来看又到了寻找改革红利的时候了。即使不搞国企改革，我们这个国家也要搞经济结构调整。中高端水平将要求我们放弃低端水平。而国企改革的“创新发展一批、重组一批与清理退出一批”，正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国企改革确实是刻不容缓。现在，我国经济进入近十多年发展速度最慢时期。特别是2010年后，企业发展缓慢，困难增大。在1999—2001年大刀阔斧式的国企改革后，国企三年脱困，国企改革红利迎来国企经营效率大幅提升，全国国有企业销售增长率在01年触底5.7%后，开始向上攀升于2005年到达阶段性高点13%，2009年在“四万亿”的刺激下，国企企业销售增长率从2009年的3.5%迅速攀升至2011年的17.5%，后来销售增长率快速滑落至2013年的7.5%。现在新一轮国企改革有望再次激发国企活力，提升国企治理效率。

经济下行期是国企改革的最好时机。与危机时期进行改革相比，经济繁荣时期的国企改革其深度恐怕将有所打折。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面临各种因素倒逼，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犹如一个人身体不太好的时候，动手术是不合适的。可是到了经济好的时候，又忘记了改革。但越改革的时候，又会带来更多的伤害。经济本身不好的时候，再去改革，造成更多的失业和破产，可能对经济是雪上加霜。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产能严重过剩比较严重，稳增加的压力更大。如果要减产能，对企业来讲难题也很多，比如说职工安置问题、社保问题，还有银行坏账的问题。看来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越需要改革，只要不触及稳定这个底线。

放开经营权，国企到关键行业与核心领域去发展，这是改革的实质上进步。因为改革的本来意义就是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按市场来配置，而不是紧紧地把权力与资源攥在自己手里。这是一个挑战，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新的风险。

国有企业改革，现在在理论上并有解决问题，意识形态也还有不少风险。因一部分人过于集中地讲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人们不敢提私有经营，甚至不敢提混合所有制经济，因为这也是政治与理论问题。异常庞大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惯性仍然存在，而全盘两化的经济理论更是不屈不挠，显然，背后有来自欧美经济学理论的支持。

国有企业改革还非常漫长。在长期争论中，观点和利益错综交织，争论的背景有时简单有时复杂，很难形成有共识性的句号。如果说企业结合与分权是经济学中永恒的命题，那么可以肯定，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没有真正考察过分权，即使是制度经济学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严重性。也正是由于对分权理解的不清晰，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简单地将公有制当作是实现计划的唯一方式，结果困难重重，以至我国现在谈计划色变，又去向另一极端变成唯市场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学的分支，即国企分权经济学。通过分权经济学的建立我们可以考察群体内部组织和安排，从而解构国有的内涵是什么，从而为企业和国家的管理行为提供指导。

国企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需要开展全面研究，由于这是世界舆论意见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涉及很多利益群体，对于国企与市场经济融合的问题它应当得到类似“白皮书”规模的阐述。使人们明白我们已经走到哪一步，下一步朝哪里迈，作为对《指导意见》的补充，显示出图象。

2008年前后，我曾研究消费主导型社会论，提出消费与供给平衡问题。这些年来，我重点研究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即供给方改革。国企改革理论问题，集中研究五个理论，即“分类决定论”（2012年1月），“国企市营论”（2012年6月），“大企业时代论”（2012年9月），“薪酬差异论”（2014年8月），这两年是“两权分离论—两把刀论”。2014年底，《中国青年报》记者崔丽采访，我提出“两把刀论”。我觉得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提出的“央企市营论”，是对国企改革的很大贡献。我说的“国企市营论”是2012年上半年研究他的“央企市营论”开始的。当时，我写了六论央企市营，就是中国建材的实践。我后来研究的这几个东西是相通的，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现在归结到经营问题上，就是经营权改革理论体系，从操作层次就是两权分开，实现国有资本增值这一目的。

按马克思原意，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我们现在管资本，就是管增值，我们回到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把改革重点放在增值过程中，把所有权变成价值增值的所得权，这也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原意。

目前，国企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政治基础”，它也是中国社会平衡的重要“心理基础”。国企对中国社会公平感的支撑要远大于它们对这种公平感的侵蚀。值得一说的是，尽管社会对国企的批评很多，甚至超过于现实，让很多国企人感到委屈，但这不意味着全社会已经“讨厌”国企，只能说明社会更为关心国企，关心我们民族的命运。国企利益正在日益被全体人民“分享”，这也是人们承认的事实。

这次把改革的时间目标定位在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可见紧迫性。在今后五年，中国经济体制将发生两场改革，一场是国家宏观层面的政府调控变革，由投资刺激为主的调控可能会让位于供应结构调整为主的调控；一场是企业微观层面的国企改革，由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让位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脱离。这两场变革汇聚于一个焦点，这就是政府放权，让企业彻底走向市场。国企改革的深化，将为我国供给与消费结构的宏观调整创造基础与条件。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加快宏观调控这个大背景下，国企改革不断探索出路，只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内涵，并合理地将其运用到国企改革实践中，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才能最终完善内部结构治理，增强国企的活力，提高经营效率，实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在国企改革的艰难实践中，需要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两权分离的经济学理论将应运而生，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归纳与提升。

（根据2015年10月9日在深圳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