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子(3)
然李全降宋,并非出于真心实意——或者说,他由自己的亲身经历,早已看穿了宋廷的反复诡谲及虚伪本质,因而他的归顺从一开始就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他一面陷害、火并其他忠义军,大量搜括积聚财富,一面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游走,互相要挟,以攫取高官厚禄。虽则在此期间,李全不断率部骚扰金国边境,对牵制金对宋的进攻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其人骄横难制,为宋淮东制置使贾涉所不满。贾涉多方采取措施,仍无法抑制李全的膨胀,遂自请还朝,于归途中莫名死去。贾涉之女贾氏有殊色,后被选入宫,成为宋理宗宠妃。贾涉庶子即为贾似道,后来成为权倾朝野的大奸臣。贾涉死后,李全势力更盛,愈难控制。“李铁枪”成为天下无人不知的名字,时人均认为他有左右天下局势的实力。还有人将李全生平事迹编为《李铁枪传奇》,成为与《大宋宣和遗事》[29]并列的最受欢迎的两大话本。
当时南宋在位皇帝为宋理宗。他来自民间,在朝中没有任何根基,却在权相史弥远的帮助下,强行从合法继承人太子赵竑手中夺取了皇帝宝座[30]。太子赵竑则被废为济王,出居湖州[31]。湖州商人潘壬与其弟潘丙、堂兄潘甫等人对史弥远擅自废立很是愤慨,于是与山东忠义军首领李全联络,准备拥立赵竑为帝。赵竑也想与来历不明的宋理宗争锋,决定起兵。但李全表面同意出兵接应赵竑,实际上只想坐观成败。结果到了约定时期,李全不派一兵一卒。潘壬等人竟然组织了一帮渔民、盐贩,乔装成来自山东李全的军队,半夜进入湖州城,将赵竑拥入州衙,以黄袍加身,再一次上演了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黄袍加身的一幕。潘壬随即以李全的名义发布榜文,列举史弥远的罪状,声称将领精兵二十万,水陆并进,直捣临安。
赵竑开始很高兴,结果到第二天天亮时就发现了真相,所谓的兵马不过是当地渔民假扮,且人数不足百人。他知道没有武力支持,大事难成,便急忙倒戈,一面派人向朝廷告变,以求自己脱身,一面率领州兵追捕潘壬等人。潘壬改换姓名逃走,潘丙、潘甫等人遇害。史弥远得报后,立即调军前往弹压,大军至湖州时,事变已经平息。潘壬逃至楚州被捕,送往临安处斩。
宰相史弥远担心还会有人利用赵竑作乱,于是假称济王赵竑有病,命门客秦天锡带医生前往诊治。到了州衙,秦天锡宣称朝令,逼迫赵竑上吊自杀,对外则称病死。赵竑死后,史弥远还剥夺了他的王爵。因湖州别称霅川,这场事变即被称作“霅川之变”。霅川之变发生之后,很多大臣上书为赵竑鸣冤叫屈,均被史弥远贬斥出朝。不过,总是不停有人为赵竑鸣冤。尤其一到出现灾害、异象以及战事时,就会有大臣旧事重提,将天灾人祸归咎于赵竑的冤狱。
霅川之变加深了宋廷对李全的猜忌和不满,开始大幅度削减忠义军费用。李全干脆派兵攻破楚州,杀死淮东制置使许国及家小,劫走制置司所储军粮。又将过错推给部下,假意上表请罪。宋廷欲忍让而后图,置之不问。
当蒙古铁骑南下后,与李全鼎足而立的另一大地方武装势力张荣投降蒙,李全忠义军遂成为山东地区唯一一支能够有效抵抗蒙古的军队。李全同蒙古军大小百余战,完全处于劣势,最终被围困于益都。他面临数十万蒙古军劲敌,不断派人向宋淮东制置司求援。宋廷不能审时度势,反而想乘机除掉李全,竟然不顾大局,拒发援兵,还暗中策划谋杀当时尚留在楚州的杨妙真。杨妙真以自身美色及财物诱惑宋将,这才得以脱身,但李全同产兄长李福却举家被杀。
李全被蒙古军围困在益都一年,粮草亦尽,牛马亦食尽,军民相食,益都军民由数十万减至数千。最后力尽计穷时,李全还南向焚香,打算自尽,最终还是在部将的劝说下,投降了蒙古。蒙古授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长官,开府益都,仍统率所部。从此,蒙古完全控制了山东,南宋两淮失去了最好的屏障。
此后,蒙古多次要求李全协助攻伐南宋。李全投降是迫不得已,其实并不打算真心为蒙古人效力,率军南下回到楚州后,继续与宋廷保持联络。然宋廷对其防范极深,不断夺其兵粮。李全遂陈兵江上,要挟宋廷将沿江制置使[32]赵善湘、淮东总兵岳珂等人罢官。李全行径最终激怒了宋廷,于是宋廷决意出兵讨伐李全。
绍定四年(1231年),宋将赵范、赵葵大破李全于扬州,用计诓其出营帐,将其陷入坑中,以乱枪刺死。李全以铁枪扬名天下,最终也死在了枪下。李全一死,其部溃散,宋军由此收复淮安。李全妻子杨妙真率领残部退回山东,承袭了丈夫的官职,并于当年到蒙古本部觐见大汗窝阔台。不久,杨妙真退出江湖,不知所踪,其子李璮袭为益都行省长官,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名义上仍然接受蒙古的统治,不断以对抗南宋为名,扩充实力,积蓄力量,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汉地兵力最多、实力最强的世侯[33]。
山东多出豪杰人物,不好管制,益都又处于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蒙古为了笼络李璮,以李氏威名镇守山东,不惜以公主[34]下嫁。李璮愈发骄横,蒙哥登上汗位后,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璮都托词不至。而在其辖地之内,则积极延揽贤士,修缮荒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还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争购军马。并擅自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蒙古普遍禁止华北修置城壁,李璮公然无视禁令,显然意欲有所作为。
宝祐六年(1258年)春,蒙古大汗蒙哥分兵大举入宋,诏征李璮之兵从征四川。李璮以益都为南北冲要、兵不可撤为由,拒绝出兵。于是,蒙哥改遣李璮从山东南下,进攻宋东海[35]一线,与其内兄塔察儿共同牵制两淮。李璮象征性地打了几仗,便退回山东。
蒙哥死于征宋途中后,忽必烈因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忽必烈为了稳住李璮,对其“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隐忍不发,还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登上汗位后,设立了中书省,任命李璮岳父王文统为平章政事,担任中书最高长官。王文统字以道,益都人氏,原是李璮幕僚。李璮令子李彦简拜王文统为师,王文统则将女儿嫁给了李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咨决”。因王文统才干出众,饶有权谋,忽必烈素闻其名,故首加擢用,委以更张庶务之责。
然加官进爵还是不能满足李璮的野心,他趁忽必烈全力抗御阿里不哥之机,于景定三年(1262年)二月初三起兵反蒙。举兵前两天,李璮召回留在燕京为人质的儿子李彦简,并匆忙派人与南宋朝廷联系,以献涟水、海州、东海三城约降。于是宋廷诏授其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封齐郡王,并追复其父李全官爵。
李璮起兵后,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围济南。守卫济南的蒙古万户张荣亦是红袄军出身,昔日与李全、杨妙真夫妇交好,他不愿意在垂暮之年与故人之子鏖战,只派长孙张宏奔赴燕京告变,自己则弃城逃走。李璮遂顺利占领济南城,一时意气风发,还写下了《水龙吟》一词:
腰刀首帕从军,戍楼独倚间凝眺。
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
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
欢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
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
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
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踌躇满志,溢于言表。显然,他认为他此次能够一举成功,实现“胸中事业”。
忽必烈听说李璮叛变后,担心腹背受敌,立即积极筹划对策。汉人幕僚姚枢说:“李璮兵变后有三种选择:上策是迅速北上,直捣燕京,控扼居庸关,使北征的蒙古军不能南下;中策是与南宋联合,固守扰边;下策是据守济南,等待其他汉族世侯响应。”姚枢料定以李璮之眼光,必选下策,实际上是坐以待毙。于是,忽必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军、汉军挥师南下,讨伐李璮。
果然如姚枢所料,李璮进据济南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还指望南宋能助他一臂之力,但自其父李全、甚至自其先祖李成[36]起,李家便有着降宋后又叛宋、反复无常的历史,实在难以赢得信任,南宋朝廷只象征性地封李璮为齐郡王,并未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李璮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河北、山东一带严忠范、史天泽、张柔等汉人世侯的支持,但应者寥寥。
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忽必烈军与李璮军队战于高苑老僧口,李璮兵败,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命“缜密谦退”的右丞相史天泽增援。史天泽人称“三哥”,原为河北豪族,蒙古大将木华黎进攻金国时,率众投蒙,并将长女献给木华黎,由此得到蒙古人的信任,是唯一一名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人。
史天泽到山东后,对主帅哈必赤道:“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拼,应当长期围困。”提出“以岁月毙之”,为哈必赤所采纳。于是,蒙古军开始树栅凿堑,将济南城团团围住。李璮困守孤城三月余,城内粮绝,以人为食,军心涣散,军士纷纷缒城出降。李璮自知破城在即,以镊摘去长髭,吩咐众人各自逃生。当日城溃,李璮亲手杀死爱妾,入大明湖投水自尽,因水浅未死,被蒙古军抓获。
在审讯李璮时,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场面。李璮先被带到宗王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哈必赤建议道:“宜即诛之,以安人心。”哈必赤没有同意,而是召集众将进行会审。
严忠范先责问李璮道:“你率兵反叛,这是何等行为?”李璮冷笑回答道:“你们明明与我相约,到了时间却又不来。”话音刚落,便被恼羞成怒的严忠范刺了一刀。
史天泽又问道:“忽必烈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谋反?”李璮道:“你也有文书约我起兵,为何背盟?”
史天泽一改稳重作风,勃然色变,立即示意部下砍去李璮两臂,再除两足,开膛吃其心肝,然后割其肉,最后才斩首。李璮全家被诛,只有其妻蒙古公主和公主所生一子幸免于难,忽必烈还亲自收养了这个蒙汉混血的孩子。
李璮起兵,只局限于益都、济南一隅,且起兵五个月即败死,然这一事变的影响却远远大于阿里不哥之乱,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
为了平定李璮,忽必烈动用了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所有蒙汉军队,是其所掌握总兵力之七成。南宋朝廷趁淮北空虚,派骁将夏贵渡过淮河,在淮东制置司事李庭芝配合下,夺取七座城池,山东、河北、辽西数千里均为之震动[37]。
而李璮当众揭发严忠范、史天泽之前曾经暗中通信有约一事,亦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和当时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揭发事件后来声称查无实据,但从史天泽不顾丞相身份、急不可待地杀人灭口看来,极有可能是真事。如此,足以说明北方世侯之间时常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不时语涉反意。忽必烈虽表示不相信李璮的供词,其实却感受到了汉人豪族势力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下定决心要消除汉族世侯势力,“罢世侯,置牧守”,采取迁转和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果断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职,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手中。
之前擅杀李璮的史天泽为人机警,看出苗头不对,主动上书请求道:“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多达十七人。
汉人世侯张荣因其次子张邦直附会李璮,举家包括其子张邦彦、其孙张宏等均被罢职,张邦直以私贩军马罪处死。另一世侯张柔因被查出其第八子张弘略与李璮通信,也被解除兵权。张弘略召宿京师,实等于软禁。张柔第九子张弘范文武双全,为年轻一辈中之佼佼者,时任行军总管,也被罢免军职。其他世侯如严忠嗣等,要么被解职,要么权力被削弱。
与李璮事变相关的还有王文统被诛事件。王文统原为李璮幕僚,因将女儿嫁给李璮,成为了李璮的老丈人,地位直线上升。不过,他倒并非是靠女儿吃饭的平庸之辈,而是确有不凡的才华。忽必烈攻打襄汉时,王文统的学识引起了廉希宪、张易、刘秉忠等人的注意,被郑重引荐给忽必烈,从此深得器重。忽必烈即位后,任命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行省事于燕京,总理国家规模法度及财政税赋、差发、盐铁诸事,是汉地政务主管,权力极大。忽必烈称帝后,各种规模法度,多是出于王文统的设计,对日后元朝各种制度的制定奠定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李璮事变后,有人揭发王文统曾派儿子王荛与李璮暗通消息。忽必烈派人查阅王文统与李璮的通信,其中有封信中有“期甲子”的话,十分可疑。王文统对此辩解道:“李璮久存反叛之意,臣本打算早予告发,只是因为北方未靖,陛下亲征,所以迟迟未行。到甲子(1264年),还有好几年。我说这话,是想为陛下推迟他的反叛之期。”此说自然难以取信,王文统与其子王荛均以同谋罪被处死。
忽必烈身边一直聚集有一大批汉族儒士,这些人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对他们也常常言听计从。然而,王文统事件加重了忽必烈对汉人幕僚的疑惧心理。刚好此时色目人[38]一起向他进言说:“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39]敢为反逆。”于是忽必烈逐渐疏远汉人儒士,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牵制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