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任务：研究日本(2)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的专业性关注，可以被运用到对日本的研究中去。每个人都注意到了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美国人甚至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说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与我们相反。”如果一个学者仅仅是肯定这种差异并且自满地说：“差异多得太离谱，我们不可能去了解那些人。”这将十分危险。人类学家的经验中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即便是最怪异的习惯，也不妨碍人们去理解它。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人类学家把这种差异当作研究素材而非障碍。正因为这些习俗看起来是如此陌生而又奇特，才格外备受关注。人类学家不认为自己的文化习俗是理所当然的，他需要观察的不仅是某些特别挑选的事实，还包括几乎一切行为。在研究西方民族时，一个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以俯瞰的视角，从整体上观察对象的行为。他把一切都视为不言自明，以至于不去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俗和众所周知的家常琐事。而恰恰是这些琐事，在民族的背景下有更重要的意义，就像投射到银幕上的影像被放大了一样——它们比起外交官们签订的各种条约来更能预示一个民族的未来。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出一套技能来研究日常事物，因为它们与自己国家的日常事物完全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个部落的极度邪恶或者极度胆小时，当他试图发掘在某些情况下部落会怎么感知和行动时，他发现自己只能依赖于一些常常被文明社会忽视的观察和细节。他有很多理由相信这些细节很关键，并且他也有办法去挖掘它们。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值得一试。只有当一个人高度关注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他才能理解人类学家假设的重要性：无论在原始部落还是在高度文明社会，我们只能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人类行为。无论一个人的行为或者观点多么怪异，他感知与思考的方式都是与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我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越感到困惑，就越相信是日本人的日常环境造成了其怪异。如果对答案的追寻把我引向了更多日常交流的琐碎细节就更好了，因为人们正是从细节中获知答案。
作为人类学家，我有一个假设：哪怕行为中最孤立的那些方面，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系统的联系。我十分看重成百上千的细节是如何融入那些总体模式的。人类为了在社会中生存，必须自我设计。它用自己的办法来评估和应对某些形势，于是身处那个社会的人们会以为这些办法在全世界都通用。他们克服困难，把这些办法纳入同一个体系。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一套系统的价值观，他便很难在生活中照另一套相反的价值观来思考和行动，因为这势必给他带来低效能和混乱。他们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提供了某些普遍化的逻辑和动机。一定程度的统一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整个体系可能分崩离析。
正因为如此，经济行为、家庭安排、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变得环环相扣。当一个领域发生变化的速度比其他领域更快时，则可能给其他领域带来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和谐统一的需要。在追求权力统治的无文字时代，人们对权力的欲望既表现在经济交易活动中，也表现在和其他部落的交往中，或者在宗教仪式中。在有古文字圣典的文明国度，教会必然保留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语录，而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部落则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在一些领域中，教会的权威还是逐渐消退了，反而是公众越来越支持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占了上风。于是，那些教会语录虽然留存下来了，但它们的意义却被经济和政治篡改了。宗教教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纷纷溢过了假定的界限，汇聚混合在一起。这是永恒的真理，即一个学者调研的范围越宽广——从经济到性别，到宗教，到抚养婴儿——他就越能理解他所研究的社会发生了什么。他能够提出一系列假设，并在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中，有效地搜集数据。任何民族都有某些要求，这些要求可能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或者道德上的。但无论形式是什么，这些要求最终传达的，是各个民族从社会经验中习得的生活方式和思考习惯。因此这本书并非专门针对日本的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它探讨的是日本人以何种信念生活。无论日本人在进行什么活动，只要这种信念得以展示，本书就会加以描述。这是一本关于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20世纪面临的障碍之一是，我们的某些观念依然是最模糊的和最有偏见的。比如说，日本是如何成为日本民族的，美国是如何成为美国民族的，法国是如何成为法国民族的，俄国是如何成为俄国民族的。缺少了这些知识，各个民族之间只会产生误解。有时候，两者之间的纷争其实只因毫厘之差，但我们却害怕这是水火不容的差距。然而有时候，当一个民族的全部经验和价值观使之考虑采取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做法时，我们却在奢谈共同的目标。我们并没有给自己去发掘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观的机会。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做法也并非饱含恶意，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
我们不可能完全依靠每个民族自身来讲述他们的思维和行动习惯。作家都试图描述他们自己的民族，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都是透过不同的镜片来观察生活，但自己却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看到的景象视为事物原本的模样。尽管聚焦和特定视角造成的错觉让人们眼中的生活带上了民族性色彩，但在该民族看来生活却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景物。正如我们不指望戴眼镜的人弄清楚镜片的确切度数，我们也不指望那些民族能够分析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想弄清眼镜度数的时候，我们会咨询一个眼科大夫，并由大夫验明任何一副眼镜。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我们也会意识到为各个民族解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社会科学家的职责。
这个职责既需要铁石心肠，也需要包容之心。有时候善意之人会谴责铁石心肠。那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常常满怀希望，试图说服世界上的每个人：其实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区别都是表面的，人类的思维都很相似。这个观点有时候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信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就不能接受“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模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模式”。似乎那些心肠柔软之人只能在承认了全世界人类都极其相似，像从一张底片上冲印出来的以后，才能发挥他们的善意。把这种一致性作为尊重对方的前提，简直像要求自己的妻子儿女必须和自己保持一致似的神经质。而铁石心肠的人则认为差异应该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求同存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成为非常地道的美国，而不会威胁世界和平；法国可以依然是法国；日本依然是日本。这些学者并不相信差异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让厄运随时降临。对他们来说，企图以外力干扰来阻止各种生活态度的充分发展，才是充满恶意的。人们其实也不需要担心采取这种立场就会让世界停滞不前。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使世界停滞。英国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安妮皇后时代、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交替而失去其英国性。这是因为英国人的特色如此鲜明，哪怕在不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不同的气质，他们也依然是英国人。
系统地学习民族差异需要同时具备包容之心和铁石心肠。只有当人们自己对自己非凡的包容之心足够有信心的时候，比较宗教研究才得以兴盛发展。学者可以是一个耶稣会会士，一个阿拉伯智者，或者无宗教信仰者，但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狂热分子。同样地，当人们过于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它是全世界唯一的解决之道时，比较文化研究则难以兴盛。这样的人将永远不会知道，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其实会增加他们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他们使自己失去了愉悦的、丰富的体验机会。他们如此自我防卫，使得自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要求其他民族来采用他们的解决之道。像美国一样，他们敦促其他所有国家都信奉他们拥护的信条。但其他国家没法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就像美国人没法学会用十二进制代替十进制来进行计算，或者没法像某些东非土著那样以金鸡独立的方式来休憩。
这本书阐述的是日本人预料中的和早已公认的习惯。它描述了日本人在不同的处境下是如何要求自己的。比如何时应该彬彬有礼，何时不用；何时感到羞愧，何时又感到尴尬。此书中最理想而权威的陈述者应当是街头的平民百姓，他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是说每个“任何人”都曾置身于那些特殊的情况，而是指“任何人”都会承认，如果遇到了那种情况他们会这么做。此研究的目标是描述深植于思想和行为中的态度，即使有可能达不到，也会始终把此目标视为理想。
在这样的一个研究中，你可能很快会意识到，即便去找大量额外的证人来做证，也不会增加太多的可信度。比如说，谁应该向谁鞠躬，又是何时鞠躬，并不需要对全日本进行数据统计。有些公认的风俗习惯是无论哪个日本人都可以告诉你的。当你已经从一些人那里得到确认后，并不需要从一百万日本人那里得到相同的信息。
一个学者如果致力于发掘日本人掩藏在生活方式背后的观点，他的任务显然比数据验证艰巨得多。他迫切需要解释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成为日本人观察生活的镜片的。他必须指出这些观点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日本人看待生活的焦点和视角。他必须使那些从不同焦点看待生活的美国人也明白这一点。在此分析任务中，权威的裁判并非一定就是某个田中先生。因为田中先生没法把他的观点说清楚，而且毫无疑问，要把一切都翻译解释给美国人听，对他来说也似乎过于吃力了。
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致力于发掘文明民族的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前提。大部分研究都认为这些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专注于研究观点和行为的“分布”，他们常见的研究技巧是统计法。他们用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普查材料、大量的问卷答案、采访回答、心理评估等等，并试图找出这些因素之间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全国民意调查的领域，科学地选取人口样本，是美国人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宝贵技巧。此技巧可能可以发现有多少人在支持某个公职候选人或某个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被划分为农村的还是城市的，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一个落实了普选，实则是由国民代表来起草颁布法律的国家，这样的发现具有现实意义上的重要性。
美国人可以用抽样计票的方式调查美国人，并且读懂所得到的数据代表了什么。但是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有一个显而易见却无人提及的前提，即他们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早已了然于心，并且习以为常。抽样计票只不过使我们对已知事物了解得更多一些而已。为了让抽样计票方式能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完全有必要率先对民众的习俗和观点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只有这样，才可能了解另一个国家。通过审慎的抽样和统计票数的确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政府。但是这一投票统计结果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恐怕只有当弄清楚投票者对政权究竟持什么看法时，才能读懂这些数据。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弄清，不同派别在街头或在国会中究竟是为何事争论不休。民众对其政府的看法比各个政党的势力数据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看法更具有普遍的和久远的意义。在美国，无论对共和党还是对民主党来说，政府几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反面角色，虽然其存在限制了个人自由。在美国政府中任职，社会地位甚至还及不上在私营企业中担任一个同等职位。当然，战争时期除外。美国的这种政府形象和日本的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和欧洲国家也有差距。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对政府的看法体现在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中、对成功人士的评价中、国家历史以及节日演讲中。对这些间接的表现也可以进行研究，只是需要注意保持系统性。
在统计选举中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百分比时，我们美国人非常用心、谨慎；在研究每个国家的基本人生观和其所支持的生活方式时，也需要持有同等态度。日本的国民观点很值得研究。西方人常常认为日本人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旦弄清楚了西方人与日本人的人生观有何不同，并且对日本人使用的分类标准和符号略知一二，这些矛盾也不再显得矛盾了。我逐渐明白，在日本人的眼中，某些反差剧烈的行为其实是有联系的，也是整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可以尝试着做出解释。当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时，他们起初使用的一些很陌生的表达和概念，其后都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积聚了该民族经年累月的情感。这和西方世界理解的善和恶很不同。日本的整个体系很特别，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日本的——既有其长处，也有其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