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

（一）马克思主义固有属性决定了它的生命力在于同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它的基本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这也是它的强大生命力所在。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欧洲工人运动经验，批判地吸取了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里三个主要思潮——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斗争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通过大量材料和严密的逻辑论证，阐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总趋势，指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组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马克思主义还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及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而形成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中，坚决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它推向新阶段——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列宁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首先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建成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总是激励着各国共产主义者在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国家中，发扬独创精神，不断地创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新局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告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解放斗争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列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视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走法不完全相同。“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主义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1]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无数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英勇斗争，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中国革命经历了失败、胜利，再失败、再胜利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在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主张、两条路线。一种是“左”倾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生搬硬套，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另一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着眼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历史经验，走自己的路。前一种调门高，吓唬人，易于俘虏那些自认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分子；后一种，难度大，易于被人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并在较长时间没被教条主义领导者所理解和接受，且屡遭排斥和打击。

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失败、两次胜利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正反两方面沉痛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唤醒和教育了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迎接全国抗日战争，肩负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责任，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策略思想，抓住了华北事变后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抵制了“左”倾关门主义，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方法，分析了中国特殊国情，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论述了一系列战略与战术原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着重批判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左”倾教条主义，从认识论和辩证法上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中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原理及民族殖民地理论，总结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革命三大法宝，连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完整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历史性的飞跃。经过延安整风运动，联系党的历史实际，着重从思想理论上清算了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使全党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基本上达到共识，并在党的七大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载入了史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是最宝贵的。在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殊国情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曾犯过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共同特点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深刻地唤醒了那些执迷于教条主义的或受其俘虏的共产党人，使他们觉悟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与实践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

（三）中国特殊国情要求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中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在既不同于马克思构想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俄国，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受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是党制定路线政策的基本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壤上，是不是和善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国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这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

在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特殊国情问题上，在思想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两种错误倾向，并由此导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以中国国情特殊“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借口，反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必须照搬照抄，拒绝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上述两种倾向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同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展开了斗争。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归纳起来，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是由于正确认识了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的结果。

近代中国是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英、法、俄、德、日、英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维护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政权被封建军阀所篡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实则依附于帝国主义，镇压革命，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根本的变化。

旧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落后、复杂，有帝国主义侵华的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劳动者个体经济、奴隶制。伴随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外，又产生了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身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逐渐由一个自在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带买办性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亦称大资产阶级。他们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压榨和奴役中国人民，代表中国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亦称中产资产阶级，他们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不同程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反侵略、反封建的勇气，具有软弱性。

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较为广泛的多层次的阶级。根据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分为上层、中层、下层不同阶层，不同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不尽一致。总地说来，都受着三重压迫，中、下层还受不同程度的剥削，他们是中国革命争取、团结的一支社会力量。

农民阶级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多层次。雇农，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有小部分土地和工具，他们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地、借债、受封建剥削。雇农和贫农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和主力军。中农一般都只有土地，有相当的工具，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是中国革命必须注意团结的重要力量。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两种矛盾相互交织，首要的则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基本国情的一大特征。这种不平衡性表现极为突出。在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官僚资本主义、微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并存，封建主义占据优势地位；少数近代大工业、商业城市与落后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少量的现代化大机器工业与原始的手工劳动和畜力耕作的小农经济广泛存在；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现代化交通工具同大量的马车、牛车、独轮车及人抬肩扛同时存在……总之，地区上、行业上经济发展水平都极大地不平衡。

旧中国这种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半殖民地半封建不同的特点，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状态，呈现出反动统治的缝隙，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把农村作为工作的重点，建立农村根据地，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积聚壮大革命力量，由农村包围城市，逐步扩展，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属性及其特点，中国特殊国情和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关系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诫我们：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的真谛在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否则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1]《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