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十九世纪的学校

那个时代，有钱人家都会精心培养自己的儿子。为了让孩子受良好的教育，有光明的前途，他们请来家庭教师专门教授孩子礼仪、各类语言及音乐知识。所以我在国民小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被送进了中学。在那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时代，进大学才能实现个人价值。所以那些上流社会家庭希望自己的儿子取得博士学位的想法再正常不过了。但每个进入大学的学子心里都明白，这条路是漫长而又枯燥的。

直到今天，我还模糊地记得在我七岁时学会的一首简单的小歌，它的乐曲还能在我的耳边萦绕，但歌词却记不清楚了。这便是我对童年生活的全部记忆。我的小学和中学生活很无趣，学校里充斥着毫无意义的事情，它的每个角落都隐藏着对毫无价值的科学知识的批判。我们所学的东西同现实及我们的个人兴趣毫无关系。摒弃了为了生活而学习的理念，学习因此变成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无形枷锁。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奥地利学校本质上的错误，错在根据近一百年的经验定制出来的教学计划上。因为教学方法的死板，我们的课堂只剩下枯燥乏味和死气沉沉。

这种缺乏个性、枯燥乏味、让人没有生活目标的生活让我们苦不堪言。更可气的是学完规定的课程以后我们必须接受考试，而所谓的考试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什么，而不是我们想学什么。在心里，我们极度渴望那些想学的东西。至于我们当年的梦想，则全部被掩埋在了那栋造价低廉、死气沉沉的建筑里。

囚笼似的学校

我们学校建于五十年前，由于造价低廉，修建时间仓促，整个建筑看起来不像一个教书育人的学校，更像是一个随意拼凑的质量低劣的监狱。这里的走廊阴冷的出奇，墙面也粉刷的糟糕透顶，低矮的教室没有一处让人赏心悦目，厕所里冲天的臭气整幢楼都能闻得到。为了节省开支，学校使用一些旅店里淘汰了的旧家具，这些被无数人使用过的家具以后还会被无数人凑凑合合地使用下去。房子里的那种奥地利所有官署办公室所特有的令人作呕的霉味让我难以忘怀，这种味道被称为“国库”味。它先充斥着我们的衣服，再侵染我们的心灵。教室里，学生们像犯人似的两人一排地坐在低矮的足以使人变成佝偻的板凳上，直到把骨头都坐疼。到了冬天，蓝幽幽的煤气灯微弱地照在我们的课本上；到了夏天，为了不让学生对着窗外遐想开小差，所有的窗户都被“精心”准备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那时学校还没有意识到空气和活动对于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多么重要，他们以为学生在硬板凳上坐四五个小时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走廊待十分钟就能休息过来。

一星期中我们会有两次被带去体操房，毫无目的地在那里的木板上来回踏步。体操房的窗户紧闭着，我们每踏一步尘土都会扬起一米多高。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建筑时，心里没有回忆往事的温情，有的只是如释重负的感觉——总算逃出了那幢昏暗难挨的牢房了。后来那所显赫的学校五十周年校庆时邀我作为代表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辞，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一点儿都不感激那所学校，说出任何一句感激的话，也无非是谎言而已。

不过，学校那种令人极度沮丧的生活不能完全归咎于我们的老师。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伙伴；他们只是一帮可怜虫而已。在条条框框的约束下，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的束缚下，他们跟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和我们一样，当听到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就获得了自由。对我们他们既没有恨也没有爱，这是他们与我们的隔阂所造成的。过了好几年，我们中间只有极少数的人的名字才能被他们记住。在教学方法上面，他们只是会批改出我们在作业上犯了多少错，别无所长。他们高高地端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他们问问题，我们回答，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交集。在师生之间，在讲台和桌椅之间，隔着那堵看不见的“权威”的堡垒，它阻碍着我们的交流。按道理说，一个教员理应对学生的特殊个性有所了解，有责任把他观察到的学生的情况写出来。但在那个时候，这些事都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私人谈话会使他们的权威受到威胁。

压抑个性的追求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不是少部分人的成见，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没有人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这样的学校生活压抑了我们的志趣。但是，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对青少年态度冷淡的教育方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奥地利是一个由白发苍苍的皇帝统治、年迈的大臣管理着的古老的国家，它缺乏雄心壮志，只想保住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因此它追求的是一个太平盛世，它不喜欢激烈的社会变革。而年轻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断地进行激烈迅速的变革，他们也就成了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被尽可能地长时间排除在外或者压制下去，国家因此根本就没打算让学生过得愉快。那时，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仍像孩子一样地被对待，如果他当场被抓住吸烟，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上课时想要上厕所，就必须毕恭毕敬地先举手。那时，纵然是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也会被当成是一只雏鸟，即使到了四十岁还是被认为无法胜任一个负责的职位。所以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尔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全城的人都被震惊了：如此年轻的人能负责这样一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当时对年轻人的不信任感遍及所有阶层，于是年轻人的升迁处处受到阻碍。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上了年龄的人更愿意别人把自己往年轻看，越年轻越好。那个时代，想要有成就就得想尽办法把自己往老里打扮。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五六岁的医生都蓄起大胡须带上金边眼镜，这样做是为了给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经验”的印象。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不愿意背书包，而喜欢背公文包上课，为的是不让别人一眼就看出来我们是中学生。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青年人的那种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些令人羡慕的素质，都被看作是靠不住的表现。

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充分利用学校。学校首先就要教育我们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满足，100%地接受老师的所有看法，完全顺从家长的意愿。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要让青年人太舒服。青年人在享受某些权力之前，先要知道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要时刻铭记于心：我们一生中尚未做出丝毫的贡献，我们对我们所拥有和被给予的一切应该永存感激之情，我们没有提问题或要求什么的权利。

那个时代，从一个人的孩提时候起他就开始领教吓唬人的蠢办法了。女仆和母亲们在孩子三四岁时就吓唬孩子如果他们不听话就要去叫“警察”。上了中学以后，如果某一门考了一个不好的分数，我们就会受到恫吓，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就要送我们去学手艺。这是资产阶级世界里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学手艺意味着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但是当求知欲旺盛的我们向成年人询问重大的时代问题时，一般都会被无理地训斥。家长、学校和国家机关，都如出一辙地使用这种吓人的伎俩，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呢，还什么也不懂，应该毕恭毕敬地听别人说话，没有插嘴和反驳的资格。正因为这样，学校的教员便高高地坐在教坛上，像一尊一动不动的泥菩萨。根据那个时代的想法，学校绝非是要把我们培育成为有丰富内心的人；学校真正的使命是阻止我们向前，要我们百依百顺地去适应这个社会的结构与法则。

面对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效果，青年们要么从此变得麻木不仁，要么激勇奋进。殊不知，这种极度荒唐的教育方法会让很多人产生自卑情绪，关于这一负面影响，我们查阅那些精神分析学家的文献就清楚了。而我个人是这种教育影响下的另外一种典型。高压之下，我没有变得自卑，反而很早就显露出了对自由的酷爱；另一方面，我对一切权威，一切“教训口吻”深恶痛绝。多少年来，对权威的反感几乎成了我的一种本能，我早已忘记这种反感是如何产生的了。

十四五岁前，我们还认为学校的生活相当不错。我们私下拿教员打趣，怀着一颗好奇的心学习每一门课。慢慢地，我们开始越来越恐惧和厌恶学校。不知不觉地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在进入中学前四年所学习的知识已经超过了中学所学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在中学没有什么新内容可学，甚至我们在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比教员们懂得还多。我们从课堂已经听不到什么新内容或者有价值的东西，课外探索让人无限憧憬。起初，我们中间只有两三个人发现自己对艺术、文学、音乐的浓厚兴趣，接着有十几个人，到最后，几乎是全体同学。

“教条”之外的热情

青年人对某一件事情的热情可以相互感染，就像荨麻疹会从一个人身上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一样。如果班上有一个集邮爱好者，那么立刻就会有十几个人加入其中；如果有几个人对舞蹈痴迷，马上就会有其他人跟风。我偶然进了一个对艺术产生狂热兴趣的班级，这种氛围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方向。在维也纳对艺术产生热情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维也纳是名副其实的艺术之都。在这儿你随处可以听到成年人讨论歌剧艺术；著名演员的画像被陈列在证券交易等人口集聚的场所……与打牌和交女友相反，艺术戏剧和文学是一种高雅的“嗜好”，这种热情不会遭到家长的反对。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能挤着去看每一场首演，是很大的荣耀。如果有人没去，那么他在同学们面前便抬不起头。每一场大型首演前的那个下午，2/3的学生就会神秘地病倒，因为下午三点是我们能买到站票的唯一机会。正因为老师对我们漠不关心，他们从没发现藏在我们的拉丁文语法书封皮里的里尔克的诗。我们每天都会想出好点子来打发无聊的上课时间。当我们的老师在讲台上念老掉牙的理论时，我们在课桌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下午，我们混着去听大学生的课，参观艺术展览会，去解剖室看尸体解剖，偷偷溜进交响乐队的排练场，去旧书店翻阅古书，浏览店里的陈列品。我们花时间最多的还是看书，我们看所有能到手的书，看完后再交换阅读。

在维也纳，了解一切新鲜事物的最好场所一直都是咖啡馆。维也纳的咖啡馆与其他地方的咖啡馆不同，维也纳的咖啡馆像是一个民主俱乐部，每位顾客只需买一杯咖啡便可以在这里消磨一天的时间。你可以在这里讨论、写作、玩耍、阅读邮件，你也可以在里面免费阅读各种报刊。一家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不仅提供维也纳的所有报纸，它还提供法国、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以及一些非常著名的文学艺术杂志，如《法国信使报》、《新观察》、《创作室》、《柏林顿杂志》。在咖啡馆我们总能及时了解第一手信息，从每一册新出版的书、每一场演出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大事我们都了如指掌。我们每天都要在咖啡馆里泡上几个小时，一起讨论时局，一起了解世界动态。幼稚的我们总爱炫耀自己，竭尽全力地通过获取“最新动态”来把别人比下去。在我们看来，不能掌握最新动态就是一种自我贬低。因此，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发掘那些尚未被人所知的事情上。

有好几年，我们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们在各种场合，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以外，不再讨论其他话题。无论是男演员还是指挥家，谁登台谁写了什么书，谁发表了什么文章，我们都了如指掌。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准备在城堡剧院首演时，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要激动好长时间。我们趁着演员排练的时候溜到他们身边了解剧情和演员阵容。我们到城堡剧院理发师那里去理发，为的是探听一些关于沃尔特或者索嫩塔尔的秘闻。如果碰巧某个低年级的学生是歌剧院某灯光师的外甥，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学生便会通过他到舞台上去看排练。对我们来说，演员的声望及所具有的威力是无穷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对他们肃然起敬。

直到今天，我依然惊讶，凭借对文学的一腔热情我们了解了多少事啊！一次次的讨论和分析早就磨砺了我们的批判性思维和文艺鉴赏能力！十七岁时我就读过波德莱尔和惠特曼的诗集，其中的名篇我倒背如流。那些十年以后才受到人们重视的作品我们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熟读过。以后的岁月，我再有没有像在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那样勤奋地读过书。

年轻人总能满怀热忱地发现自己想要读的诗，并从中发现自己。新风尚风靡奥地利以前，我们就洞察到了风向，因为青年人对身边的变化就如同动物一样敏感，所以我们比老师们更早地预见旧世纪结束后某些艺术见解也会随之告终。一场革命，或者说一场价值观念的改变正在悄无声息地行进。我们父辈那一代的大师，诸如文学界的泰斗戈特弗里德·凯勒、戏剧界的精英易卜生、音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哲学界等诸多了不起的代表性人物，已经被那个太平世界同化了。尽管他们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有很高的造诣，却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他们那种冷静、缓慢的节奏和我的时代不合拍。德意志年青一代的天才赫尔曼·巴尔就住在维也纳，他努力地为即将到来的一切披荆斩棘。他在维也纳开创了“直线派”，展览了来自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等画家的作品，向世人介绍了这些震惊世人的新学派。音乐方面，穆索尔斯基、德彪西、施特劳斯、勋伯格带来了新的节奏和音色。文学方面，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哲学方面，尼采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建筑方面，大胆、自由的实用建筑取代了装饰繁缛的古典主义建筑。曾经让人舒服的旧秩序一夜之间遭到破坏和质疑。资产阶级正统报纸批评这种变化为大胆的冒失实验，试图用颓废堕落或者无法无天这样的罪名来遏制这种势不可挡的潮流。我们这些年轻人则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股激流当中，为新艺术改革做出我们的努力。

我们对新艺术如此痴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年轻人创造的艺术。我们父辈生活的那个时代，艺术家只有等有了丰富的社会阅历、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平淡无味的兴趣之后，才能收获荣誉。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被灌输了值得尊敬的男士形象，他们举止文雅，风度翩翩，表情严肃；他们穿着丝绒上衣，留着灰白胡须；他们永远保持着一种沉思状，摆出着一副“尊贵的”的姿态，俨然一副红衣主教和枢密顾问的架势。像维尔布兰特、埃贝斯、达恩、保尔·海泽、伦巴赫这些人都是受人追捧的宠儿，如今他们都已销声匿迹。新兴的诗人、音乐家、画家都那么年轻。盖哈尔特·霍普特曼三十岁就统治了德语戏剧舞台；斯蒂芬·格奥尔格、莱纳·马利亚·里尔克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文学声誉和一些狂热的追随者。在我们这个城市，突然出现了由阿图尔·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里夏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纳派”。他们对艺术精心加工，使奥地利文化第一次在欧洲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不过，让我们如痴如狂的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他是完美诗人的化身，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我们青年人的崇高志向。

霍夫曼斯塔尔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是早熟的艺术家，直到今天他的天才本领都为人们所称颂。在文学界，除济慈和兰波以外，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他年纪轻轻就将语言驾驭得得心应手，十六七岁时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就算是他即兴创作的诗篇，也都妙不可言。他的辉煌成就被载入了德语发展的史册。因此，他的出现，是一种惊喜、一种意外！

赫尔曼·巴尔经常向我讲述他第一次读霍夫曼斯塔尔的文章时惊讶的情形。一天他收到一篇署名为“洛里斯”的投稿，这篇文章言辞典雅，意蕴丰富，富有想象。他很好奇“洛里斯”是谁，在他看来，这位“洛里斯”一定是一位隐居多年的神秘老人，只有这样的老人才能把语言炼化成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巴尔立刻给这位未谋面的天才写了一封信，约他在著名的格林斯坦特尔咖啡馆见面。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来赴约的竟然是一个着童装、颀长身材、还没有留胡须的中学生。他走到巴尔的桌旁，鞠了个躬：“我是霍夫曼斯塔尔，‘洛里斯’是我的笔名！”每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巴尔都感慨一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会有这样深刻的思想和远见。

阿图尔·施尼茨勒也向我讲过类似的故事。那时他是“青年维也纳”的领袖，经常有一群比他更年轻的青年人来向他请教。有一次，一位高个子的年轻高中生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这位中学生想朗诵一出诗剧给他听，施尼茨勒高兴地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一开始他并没有对这个学生抱很大的希望，他猜这个中学生的诗剧要么以伤感主义为主线、要么以浪漫主义为主线、要么就是不成熟的古典主义。这个中学生就是霍夫曼斯塔尔，那天他穿着简单的童装来了。刚开始，他显得有点儿紧张局促，很快施尼茨勒和他的朋友们被这个孩子的诗作吸引住了。他的诗内涵丰富，语言完美、形象，音律如同音乐般美妙动听，这对一个整天待在象牙塔的初中生来说太难能可贵了。当霍夫曼斯塔尔朗诵完他的诗后，大家还若有所思，意犹未尽。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奇才。

后来他的作品越来越完美。继第一部诗体剧《昨天》，他又发表了气势壮观的《提香之死》的片段，接着便是诗歌创作。直到今天，我还能一行一行地背诵他的那些诗。后来他又写短剧和散文，数十页的稿纸记录着他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艺术见解和对世界的展望。总而言之，这个学生所有的作品都如同宝石般地焕发出炽热的光彩。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恰到好处，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指引着他。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霍夫曼斯塔尔时的情景。当时我十六岁，我和同学从报纸上一则不起眼的讯息了解到他将在“学术俱乐部”作一次关于歌德的报告。那个狭小的讲堂只能容纳一百三四十个人，为了能有一个座位，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出发了。在我们等待的时候，突然一个瘦高个儿快步走上讲台，开始演讲。霍夫曼斯塔尔轮廓分明，皮肤黝黑，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刚开始演讲时，他那漆黑、柔和的双眸透露出了焦虑不安的神情，但没过多久他就放松了，他越讲越自然，思路也越来越开阔。起初，我还为他的声音不悦耳而烦恼，很快我就被他的演讲内容所吸引，忘了他的嗓音问题了。他演讲时没有稿子也没有提纲，但他所讲的每一句都那样的完美准确。他常提出一系列大胆的反命题，紧接着用出人意料的措辞来加以解答，这样观众就会觉得他所讲的只是从他渊博知识中随手拈来的一部分而已。

除了凯泽林和瓦莱里，没有人的谈话能力可以达到霍夫曼斯塔尔的水平。在他灵感勃发的时候，他以前所接触过的一切都会瞬间出现在他的脑海。他用的比喻自然贴切，他的观点鲜明突出，带着一种振奋人心、捉摸不透的气息。

霍夫曼斯塔尔的创作在十六岁到二十四岁之间达到了巅峰，以后再也没有超越这一段时期。尽管我很欣赏他后期的作品，但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日益束缚于现实剧和时代的需要，太过功利，失去了他早年诗歌的灵性和稚嫩，也失去了对我们这群好挑剔的年轻人的吸引。

巴尔扎克曾经描述过拿破仑是怎样让整整一代法国人激动不已的：一个人不一定非得生在王公贵族家，就算他出生于贫困的家庭，也有可能在二十岁的时候成为叱咤风云的将军，三十岁的时候成为统治整个法国的元首。拿破仑的个人成就鼓舞了整整一代年轻。他们以拿破仑为偶像，头脑发热、野心勃勃地离开了自己卑微的职业来到巴黎准备成就一番伟业。

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是我们奥地利年轻人的前进动力。我不指望我们中间还能出现第二个霍夫曼斯塔尔，但是只要他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多一份精神力量。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霍夫曼斯塔尔也出生于犹太市民阶层，接受了同样令人窒息的教育。不同的是霍夫曼斯塔尔在我们还坐在学校那该死的板凳上受煎熬的时候，就已经努力地跳开这个狭隘的小圈子，进入开阔的大境界。他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并且开始享有盛誉。通过霍夫曼斯塔尔，我们明白了即使身处牢笼般的学校氛围，我们还是能够创作出富有诗意的作品。

霍夫曼斯塔尔的天才表现让我们惊叹，而里克尔的例子却让我们感到安慰。因为在我们看来，霍夫曼斯塔尔是绝世仅有的奇才，没有人能和他相比！里尔克则不同，他天资并不聪颖，但这位诗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直到二十几岁才得到我们的认可。里尔克的例子教导我们，普通人只要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同样也能成功。

文学上的“早熟”

那时，几乎所有的青年人很早便开始尝试写作或者玩自己喜欢的乐器。青年人对业余爱好的热情是狂热的，倘若他们爱好戏剧，他们就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做主角儿登台演出。在我们班，每个人都试图从自己身上找到某种天赋，并且学着去施展它。想成为演员的同学模仿城堡剧院演员的腔调，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练习台词。有时候他们偷偷地跑去听表演课，有时候他们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做一些即兴表演。一些素养良好的音乐爱好者常常带着其他同学了解新音乐。我们班上的小画家——一个著名画家的儿子，常常在上课的时候帮我们画各种图画。班上人数最多的还数文学爱好者，我们聚在一起仔细斟酌每一个句子，讨论评价每一本新看的书。很快我们的作品开始被主要杂志刊载。回首往事，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与霍夫曼斯塔尔对我们的激励是分不开的。他引导我们向我们所喜欢的方向努力。由于我们对文学的满腔热情，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在文学评论和表达能力方面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专业评论家。

对于我们在文学上的早熟，有人会误以为我们是一帮特殊的神童。事实并非如此，在维也纳好多其他中学，学生也表现出对文学极度的狂热和早熟。在我看来，这种现象是由维也纳特别有利的环境造成的。维也纳是艺术的沃土，而我们所处时代的非政治性有利于新思想和新文学形式在世纪之交出现。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我们当然也会紧跟时代的步伐，汲取一切新知识和新营养。

年轻人在青春期的时候总会萌发一些情愫或经历心灵的震颤，这是青春的表现。我的几个同学在《潘神》和《艺术之页》上初露锋芒后便做了平淡无奇的律师和官员。我是他们当中唯一保持了创作热情的人，这种热情一直伴随着我的一生。今天我仍然感谢我的那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当年我们热烈的讨论、毫不吝啬的表扬或是尖刻的批评，都使我受益匪浅，使我的文学素养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

然而，对艺术的疯狂消耗了我们的精力，牺牲了我们作为年轻人应有的兴趣和爱好。当年，我们把看书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留给睡眠的时间却很少。我每天早晨七点起床，到深夜一两点还在看我钟爱的书。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即便夜已深，我还是会习惯性地再看一两个小时的书才去睡觉。由于缺乏睡眠我们个个看上去面黄肌瘦，像蔫了的茄子一样没有生气。我们把所有的零用钱和时间都花在看戏或看书上面。对于体育活动，我们一直持轻视态度，唯一例外的就是下棋，因为下棋能让我们开动脑筋。从我十三岁开始对文学着迷后，我就不再从事我以前热衷的一切体育项目，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看书上。所以我到了十八岁还不会游泳，不会跳舞，也不会打网球。直到现在，我仍不会骑自行车、开汽车。

荒谬的是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有诗人的潜质，但我们平时很少关心周围大自然的变化。在我前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都没有为那些美好的事物驻足过。当最美的夏季来临的时候，我们整天待在咖啡馆里读报刊和杂志。后来我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来改进我身体的笨拙，调整长期以来形成的紧张的生活模式。但是，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肌体上的缺乏锻炼是可以弥补的，而智力上的飞跃却不可耽误，它只能在特定的阶段加以开发。

新时代的到来

因为太年轻，我们没有意识到美学领域的变化预示着更深层、更广范围的社会变革，将在这个古老的城市进行。在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占据着统治地位几十年。现在，广大群众对他们已经丧失了耐心，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应有的权利而斗争。

之前，选举权赋予了人口占少数的有产者。这些资产阶级挑选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们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国会里面的发言人。出于对自由主义的信仰和追求，这些资产阶级相信只要有了宽容和理性，世界必定会进步不少。他们主张用小小的妥协和逐步的改革来促进全民的福利。他们忘了他们代表的仅仅是大城市里的小部分富裕人。这期间，机器生产将分散的无产阶级工人集中到了工业中来。在维也纳，一位名叫维克托·阿德勒的博士领导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为宗旨。无产阶级要求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选举权，可是当这种平等选举权获准实行，人们立刻发现他们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是多么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斗争开始了。

我清晰地记得对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具有重要意义的那一天。工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势力，要求宣布五月一日是所有劳动人民的日子并准备到普拉特绿化区游行。听到工人们的这一要求，自由派市民惊呆了，因为游行的队伍要经过那条主要的林荫大道，而那条美丽的林荫大道平时只有贵族和富裕市民的马车才有资格走。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是同血腥和暴力相联系的。刚开始大家以为这群从郊区来的赤色分子肯定会干出一些惨无人道、奸淫掳掠之类的坏事。全城人心惶惶，所有的警力都调集到大街上。我记得，那天父母严厉禁止我们上街，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全家老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齐的队伍，安静地进入了普拉特地区。他们在衣服扣眼里插一朵红色的丁香花——党的标记，一边走一边响亮地唱着国际歌。没有任何暴行，警察和士兵最后都友好地笑了。无产阶级和平友好的态度无可指摘，最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互相让步并妥协了。

这种红色丁香花作为党徽出现不久，基督社会党以白色的丁香花作为他们的党徽。基督社会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因为机器生产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他们才同无产阶级走到一起。这个忧心忡忡的社会阶层后来成为希特勒的第一批广大群众。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是从奥地利维也纳的卡尔·卢埃格尔那儿学会了如何利用反犹主义的口号。卡尔受过优良的教育，文采和口才极佳。他生活俭朴，秉公处事，政绩无可指责，但是这么个完美的人却是一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反犹主义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敌人，同时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贵族的仇恨。

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的矢车菊花，它是德意志民主党的标志。这是一个具有激烈变革意识的政党，它的目标就是用暴力瓦解奥地利君主国，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的领导下的德意志国家。舍纳雷尔利用奥地利的大学生为他效力。这些大学生利用自己的豁免权，到处搞殴打恐怖活动。由于奥地利的大学仍然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能进入校园。所以警察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无法无天地闹腾，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些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从楼梯口抬到街上，然后再找人把他们抬走。当时的奥地利德意志民主党虽然人数极少，但很有手段，每次他们想要实施什么意图，他们会先让那些流氓大学生们替他们打头阵。那个时候人们既憎恶骚动又害怕恐怖的流血事件，所以没人敢伸张正义。

奥地利政府在德意志民族党的各种暴行前退缩了，总理下台，语言法被撤销。德意志民族党用野蛮暴力抗衡政治的阴谋第一次得逞，奥地利的内战悄然拉开序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沉醉在自己的文学美梦中，对于祖国面临的困境浑然不觉。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直到几十年后，我们的太平世界轰然倒塌，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早已不是之前的那个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