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3)

这学校也是表面好看，内容是腐败的。这校的教员只有几个稍好，其余都是要不得的。例如：教我班英文的朱先生，我们背地里喊他做“Mr.Pig”。他原是一只坏透了的流氓，因捧洋人得势，到美国混了七八年，一口英国话，不能说他说得不烂熟，但他对于英文学，毕竟还是不太行，尤其是他不懂得教英文的方法；从他学英文，还不如靠本英汉字典确实些。他老先生还教我班的地理呢！有一次，他拿着一支粉笔，指着中国地图东北角的黑龙江说：“Yangtze Tiver is here。”当时，我吓了一大跳，朱先生呀！你为什么这样糊涂，你自己就住在扬子江边呢！教国文的，是一个前清的秀才；教算术的也是一个二十年前的古董。教会学校，非常专制，教员只要得到洋人的欢心，好不好，学生是不能说话的。

教员饭桶一点，也还可以马虎下去，最使我难受的，就是每天早晨一个小礼拜；星期四下午，又是一个礼拜；星期日的整个上午，都做礼拜！礼拜礼拜，到底礼拜哪个，真是无聊！明知做礼拜是毫无意义，但学校规定甚严，别的课可请假不上，礼拜，除非你生了大病，那就不能不到，不管你是不是教徒！这真是只准他传教自由，不准你信教自由了。当那伪善牧师，吃饱了洋饭，站在礼拜堂上，低头闭目，喃喃诵祷告词，以及胡说八道地大说其教的时候，这多么令我难受，几乎要急得在座上跳起来。这种不自由的学校，岂不等于坐牢！几次要出校，又复忍住。后来，我想得一个办法，就是每次去做礼拜，总私自带下一本自己爱读的书去，不管牧师说教也好，祷告也好，一概不理，我静心看我的书，这才算将难耐的礼拜挨过去。

校中同学们，有不少的人，趋奉洋人，见到洋人来，总是鞠躬敬礼；洋人说话，总是点头连说“yes"！我也是看不惯的。有一次，我问了一个惯趋奉洋人的同学，为什么对洋人要如此去尊敬呢？他答说：“你那还不知道，在洋学堂读书，不尊敬洋人，还尊敬谁？倘若谁得到洋人的欢心，在校可望免费读书，毕业之后，包管你容易找事。密斯特方，你要明白，找到一个翻译员或洋行公司的用员到手，就是几十块花边一月的薪水啦。如搅得更好的话，还可以在洋人帮助之下，留学美国呢！密斯特方，我不客气地说一句，像你这样不敬洋人，又不信教，那只好去讲你的社会主义了。”（我在校常与同学谈谈社会主义。）我听完了他的话，我不说什么，只对他苦笑一下。

过了一年教会学校的生活，也算过够了；又得到父亲来信，说再不能想法筹款寄来，我就从此废学，漂流到上海，梦想找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

后来，得到南伟烈学校一个同学来信说：校内有一个有力的洋人，希望我再回校去，他可以帮助我的学膳费，但要我相信基督教。我写了封复信给他，说：“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百亿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教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地去做革命工作了。”

六、读《先驱》加入S.Y.[10]

在南伟烈学校正当精神苦闷的时候，忽接到上海一个朋友寄来一份《先驱》报，《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名S.Y.）的机关报。我看过一遍之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先驱》的每篇文章，文章中的每句话，我都仔细看过，都觉得说得很对；于是我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漂流到了上海，经过赵醒侬同志[11]的介绍，乃正式加入这个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团体。不过在当时，它成立不久，它的组织还不严密，工作经验也很幼稚，组织成分又以学生居多，故力量不大。我因初出学校，小资产阶级学生的浪漫习气，还是浓厚地存在着，又因感受当时流行的颓废派文学的影响，思想行动都还远谈不上无产阶级化，也就没有替团做多少实际工作。

因为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得到团的同意，与几个同情的朋友，由上海回到南昌开办一家新文化书店[12]，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并与袁孟冰同志合力出版一种小报[13]，鼓吹革命运动。后书店因经营不得法，营业不振而亏本，不久也被北洋军阀“查封”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得了初期肺结核症，在三个月内吐血三次。肺病是我青年时期最凶恶的敌人，它损害了我的健康，大大地妨碍了我的学习，我的工作！足有五个整年，是无日不困顿于肺病的痛苦之中！我相信，我若不患这可怕的肺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上，绝不会如此的无成就；对于革命工作，也会有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七、我是个共产党员了！

因为几年的斗争锻炼与团的教育，我的思想行动，逐渐无产阶级化，逐渐具备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资格。在一九二四年三月[14]，经过赵醒侬同志等的介绍，在南昌正式加入共产党，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不管阶级敌人怎样咒骂诬蔑共产党，但共产党终竟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政党。它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的经过选择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匹疯狗，都会对它表示敬意！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八、五卅运动中的我

一九二五年，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五卅运动起来了。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极伟大的群众运动，这是被压迫的中国民族的觉醒——睡狮的怒吼！这次运动，给了各帝国主义——特别是大英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进展！

在此时，我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地内自由屠杀中国人民，心中愤激已极！运动开始时，我就参加“江西沪案后援会”[15]工作，凡后援会规定的工作，我都积极地去干，在工作紧张时，有几晚都没有睡觉。随后，后援会派我去赣东各县工作，我也曾尽力之所及地去做，将反帝运动，相当地深入于这些偏僻县份的群众之中。

在这次运动中，我的吐血病发了几次；但当吐血的时候，就静卧几天，病稍好了，又起来干；一干又病，病稍好了仍然又起来干！

九、秘密国民党时代的工作

在国共合作政策下，我是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革命的工作。在一九二三年，江西的国民党部就秘密地成立了。江西当时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认国民党为赤化党，是施行压迫的。如捉到国民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当日北洋军阀之压迫国民党，亦犹今日国民党之压迫共产党一样，不过侦探技术，处决方法，后者比前者更进步更毒辣罢了。

我们就在这种严重环境之下，秘密地工作着。组织工作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先组织了江西临时省党部，随在各县组织了十几县县党部。开过了一次秘密的全省代表大会，选举省执委，成立正式省党部。省党部主要的负责者，就是赵醒侬同志。工人与农民运动，亦在开始进行。对于“拥护中山北上”，与“追悼中山逝世”的两次运动，是做得比较广泛而深入，唤起了江西广大群众对国民革命的认识和同情。

这里要讲到赵醒侬同志的事迹：他是江西南丰县人，他是一个破产的商人。他在上海工作时，生活非常艰苦。他到各处活动，全靠两脚走路，连坐电车的钱都是没有的。他是共产党员，他是接受党的命令，来积极地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他在北伐军到南昌前的三个月被军阀捕住，关押于军法处两个月就枪决了。后来很少人知道他，但在江西，他却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在这长期的秘密工作中，我的肺病更加加深了，更容易吐血了，走多了路吐血，睡晏了觉吐血，受了什么刺激也吐血，进了好几次医院。但我仍然是干而复病，病好复干。

十、北伐军到了江西以后

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我被派去参加广东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到了广州。由反革命的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地方，走到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觉得各种现象，都是生气勃勃的，另是一种的。当轮船驶进虎门要塞时，看到环要塞的一道粉白围墙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十个大字，精神为之一振！到了广州，看到各处所贴的崭新的革命标语，省港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各地革命农民代表的踊跃赴会与革命军人的和蔼可亲，这些情形，都使我感着愉快。农民代表大会，经过了五天，我从彭湃同志的谈话、演说、报告中，学得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方法。（澎湃同志是广东农民群众最有威信的一个首领，他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屠杀了！他的名字，是永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辉耀着，广东的农民群众，也永远不会忘记当日领导他们向地主斗争的领袖！）后参加十万人的广州纪念大会，又随劳农两大会的代表——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与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会——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后又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石井兵工厂等处参观，都觉得很是满意。满望回到江西，大大地做一番运动，那知刚到上海，又吐起血来了。这次肺病大发热度升到摄氏表四十一度，几至于死。

得到中国济难会的帮助，在上海医院医治了两个月，才能缓缓地行步；后又转到牯岭普仁医院医了一百多天，肺病才得到一点转机。这次若不得济难会医药费的帮助，早就病死离去人世了。

在牯岭医院中，天天盼望着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一日，从病友处忽得到一张武汉报纸，乃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报纸，我把那张报的每个字都念过了。不禁狂喜！再过不久，北伐军占领了江西，我就依照党的指示，下牯岭到南昌来工作。

本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江西，革命运动应该彻底进行。但当时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阻止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以致党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不去组织工农的军队，也不去进行国民军中的工作；只是一味地去妥协资产阶级，以求其所谓民族联合战线的巩固！这样可耻的机会主义，将第一次大革命，一直领导到失败。

我当时当任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重责，因党没有正确路线的领导，虽说是组织了六百万农民协会的会员，但农民斗争没有更高程度的开展，没有积极地领导农民群众向剥削阶级进攻，以致会员没有得到更多革命的实际利益，农民对农民协会也就不会有深厚的热情；其次，组织训练工作，也做得十分不够，农民协会的工作方式，也是带着官僚主义的，如我在省农民协会时，除开会外，就只批批各县来的“等因奉此”的官样公文，连南昌近郊的农民运动，也没有很好地进行。尤其重要的是农民武装——农民自卫军没有积极地去组织和锻炼——这些都是使农民协会不能有真实的力量的原因。

当时，江西的A.B.团[16]却非常积极地进攻省农民协会，要夺到他们手里去。他们把持着省党部，今天对省农协一个决议，明天对省农协又要玩个花样，我是首当其冲的人，我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每天早晨起来，拿起报纸来，首先就要看省党部又有什么进攻省农协的新办法；为对付他们的进攻，确费了不少的心思。他们委派了两个委员到省农协，当然不是来做工作，而是来和我们捣乱子；每次省农协开会时，我总与他们先争后闹，最后就拍桌大骂而散。

江西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他们首先就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为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他们圈定不成，就用金钱收买选票，结果露出马脚，大闹笑话！大会选举他们算是失败了，省农协没有被他们夺取去！他们散布谣言说，要用手枪暗中打死我；我也不以为意。

过了不久的时候，朱培德[17]的态度，一天一天地右倾，公开说工农运动过了火，现在要开一开倒车等反动话；可是我们省委也没有想出一点革命的应付方法，整天只是机会主义地叫同志去拉拢影响而已。

“欢送共产党员出境！”“共产党员如果不出境，就要不客气地对付！”“制止工农运动的过火！”这些严重示威的反革命标语，都是以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军队的署名到处贴出来了。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我几次跑到省委去说，要省委急电中央想办法，省委总是说：“把党的机关逐渐秘密起来，们还是尽力去拉拢和影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