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为什么这样智慧

一

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幸福都有所不同，而能使我的幸福区别于他人的最大特质就是源源不断的坏运气了。举个拗口的例子来说，就是我如果像我的父亲那般，我早已离开了人世；如果像我母亲那般，我还活着并且日渐衰老。这两种原因，就好比生命阶梯中最高一级与最低一级的堕落和飞升——借此可以想想为什么，这也正好可以明显解释出生命中林林总总的问题，说明生命中紧密相连却又不同于彼此的中立性和自由性，这些恰恰使我超凡脱俗。对于这种堕落和飞升，我有着异乎常人想象的、细微而又敏感的察觉力，在这个方面，我是最好的老师——我知晓堕落与飞升，我也存在于这期间——我的父亲在他36岁的时候去世了：他很温柔、和蔼但却多病，像一个注定会一闪而过、滑落苍穹的流星——成为生命里锐利的记忆，而不仅仅是他生命本身。在他的生命凋零殆尽的同时，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落下去：36岁是我生命力最最脆弱的时刻——我虽然依旧活着，但是，严重近视的我甚至连我面前短短的三五步路都不能看清。那是在1879年，我放弃自己在巴扎尔大学的教授工作，像个幽灵一样在圣摩里茨度过了整个夏天；第二年冬天，似乎是我一生中最最缺少阳光的一个冬天，我又像个幽灵一样居住在瑙姆堡。这便是我生命中的低谷，《流浪者和他的影子》这本书即写于这段时间。毫无疑问，那时的我对阴影的理解颇有心得……那个冬天，是我在热那亚修养的第一个冬天，血液与肉体极端的疲病匮乏，以及神智的恍惚与沉醉促成了《朝霞》的问世。这本书中所描写的那种纯粹而自然的光明、灵动的喜悦和精神的旺盛，不但印刻着我强大而深沉的生理弱点，同样，也充斥着我内心极度痛苦的心情。在连续不断的3天头痛与并发呕吐的病苦中，我始终保持着一种美好的辩证精神，并且十分冷静地思考着那些在平日健康状态下反而不能静心、尽情思考的事情。我的读者们应该知道我是怎样把辩证法当作颓废的象征的，例如，在最著名的苏格拉底[1]的事件上。一切关于理智方面的病态的扰乱，比如发烧之后的半昏迷状态，对于我而言，都是极为不了解的，这些直到我向学者咨询时才将它的性质和它发生的原因弄清楚。我的血液流淌得十分缓慢，也从来没有人诊断出我发烧究竟是因为什么。一位医生把我当作神经病治疗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却说：“错了！你的病不是因为神经出问题导致的，倒像是我自己有点发神经了。”一些局部的病变，当然无法证明没有一定的肠胃病；尽管每每在劳累过度之后，腹部会发生全面的衰竭。而我的眼疾也是一样，虽然离失明已经不远了，但这也仅仅是后果，并非原因。以致哪怕生命力有稍许的增长，视力也会跟着进步。我的康复只怕是要历经漫长的岁月了。遗憾的是，同时它也意味着旧病复发、恶化和这种重复、颓废的周期。难道我还有必要介绍我在颓废方面有着深刻的经验吗？我早已对它了如指掌。像认识与了解的精密艺术，捕捉色彩斑斓的精致感觉，明察秋毫的心理学，以及我所拥有的其他本领，都是我的观察和我的感官在那个细微时代给我的赠品，这些都是从那个时候学来的。从充满病态的眼光出发去考察健康的意义和价值，反之亦从丰富的生活中自信地俯视颓废本能的隐秘活动——这是我长期的训练，更是我宝贵的经验；所以无论它身在何处，我都是它的主人。现在我已经胸有成竹了。我拥有转移视线的本领，这也就是为什么只有我或许能够将价值重新评估的第一个理由。

二

与此同时，我既是个颓废的人，也是与之对立的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其中一个缘由，就是我经常可以在非常恶劣的情况中本能地采取适当的自我防卫措施，来保护自己；然而，一个非常颓废的人则往往采取损害自己的办法。从宏观上来看，我很健康；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兴许是十分颓废的。那种趋向极致的孤独和意图从这些环境之中脱离出来的力量，以及自己强行制止对自己的供给，忧心和疗养——都与我本性的聪慧截然相反，并且在那一时刻痛苦不堪。我必须真正主宰自己，让自己重返健康；而使之达成的前提条件——任何生物学家也都承认的——那就是自己本身就是健康的。一个典型的多病缠身的人是不可能健康起来的，更别提自我康复了；相反，对于一个典型的健康无碍的人来说，一种病痛却有可能成为生命中的兴奋剂和得以长寿的必要因素。所以，在事实上我虽然处在长期生病的病痛期，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的生命在不断地演进；也深深地体会到了普通人在平时不容易感受到的一切美好和渺小的事物——于是在渴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意念之中，我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因为旁人会看到，在我停止成为颓废主义者的时候，正值我生命力最最枯竭衰落之时，“自我恢复”的强大意念决不允许我有着贫瘠、低沉的哲学……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辨识这种卓越的人呢……一个卓越的人总会带给我们一种温良如玉的感觉，他仿佛是由一块坚硬、温润而且散发着幽香的木头所雕刻而成的。他只会享受对他身心而言健康有益的东西；一旦超过了这个尺度，他的兴致和欲望也就戛然而止了。他会用良药来治愈损伤，他也会利用并不怎么好的机会，变害为益；那些凡是不能将他置于死地的东西，都反而使他变得更坚强有力。他本能地收集所见、所闻、所感的一切材料。因为他就是遴选一切的原则，他淘汰了许多东西。无论是看书、交友，或是欣赏景物，都与他心中的世界紧紧关联。凡是被他选中、认可并且信赖的东西，他便给予尊重。对一切外界的刺激，他总是反应得很迟缓，那种往日的远见卓识和高贵从容所铸就的迟缓性——他体验着外界所带来的刺激，却有所抗拒，不愿亲近。他不相信所谓的“不幸”或者“罪恶”，他能够对付旁人，也能够对付自己，他很清楚该怎样忘却——他是那样坚强，拥有支配一切的力量——好了，这些都是在讲我自己，我是与颓唐之人截然相反的存在。

三

这种双重的经历，这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趋向，从我天性的任何层面来看，都是重叠在一起的。我是一个游离在多种性格之间的人，在一副面孔之外还有另外一副，哦，兴许还有第三副……从我的家庭背景来讲，这个眼光可不能仅仅放在某个地方，抑或是某个国家的范围之内这么简单，对于我而言，被称之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再恰当不过了。另外，我似乎比现代的德国人或者是德国国民要更加像德国人，更加“根正苗红”——我，这最后的反政治的德国人。但是，我的祖先却是波兰贵族；我的血脉里也因此包含着多样的民族性，谁知道呢？而且还具有自由否决的权利。想起我在旅行的时候总是会被人当作波兰人，就连波兰人也会把我认作波兰人这件事时，慢慢地，我似乎真的成了似是而非的德国人了。但是我的母亲弗兰切斯卡·奥勒（Franziska Oehler）不管怎样都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祖母艾德穆特·克劳斯（Erdmuthe kruase）也是这样。而且我的祖母幼年一直在魏玛[2]城度过，并且与歌德那些人有过交往。她的兄弟是宗教学教授克劳雪，在赫德[3]死后，继任为魏玛之学务总长。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早在歌德幼年的日记中就被写作“姆姆”。她再嫁的就是爱伦堡（Eilenburg）城的宗教会长——我的祖父尼采氏。在拿破仑及其部属入侵爱伦堡的1813年，在那年的10月10日我的父亲便降临人间。虽然曾祖母是撒克逊人，但她依然是拿破仑疯狂而热烈的信徒，所以我是和她有相同的气质。我的父亲，生于1813年，逝于1849年。在他担任吕岑城（Lützen）附近宗教协会的长老之前，他曾多年在亚吞布格宫教授四位公主。这四位女学生便是后来的汉诺末耳皇后、康斯坦丁公爵夫人、阿登伯格侯爵夫人和撒克逊亚吞布格公主梯莱雪。他对普鲁士皇帝弗里德里希第四世忠诚无比，长老一职也是皇帝陛下恩赐的，但是1848年的动乱也让他心生悲哀。我就是在那年10月15日出生的，这也正好是皇帝的生日，因此我也特别轻松地得到了荷亨佐伦皇室的名号——弗里德里希这个名字，这是多么幸运啊！和皇帝生在同一天的好处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生日总是休假日。我认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也是生命中我能拥有其他幸福的原因。当然，这种生命和生命注定伟大是毫无瓜葛的，而且我并没有刻意准备，生命就是会静静地等待我们不自觉地进入到一个高尚美丽的世界中去；在那个世界里，我会感受到安宁，我的情感才会自由起来，奔驰开来，我几乎用我的生命去交换了这种美丽的幸福，这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的确也不亏——如果你们愿意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能有所悟，那也就应该像我这般——置身于生命的彼岸……

四

我从来没有真正懂得过社交中应酬的艺术——这其实也应该归功于我善于洞察一切的父亲——即使这些对于我而言也是有益的。至今为止，无论我在生活中表现得多么不像基督徒，我都没有任何反感之意。即使将我的生活细细剖开来看，也很难发现别人曾对我怀有敌意——反而更多的是对我善意的赞美……就是最令人讨厌的人，我的经验也能使我获得他们的好感，我能驯化飞禽走兽，也能调教咿呀顽童。我曾在巴塞尔大学最高班教希腊文，在那7年中，我从未处罚过学生，最懒惰的学生在我的班上也开始懂得要好好学习。机会总是应运而生，我并不需要过分干涉。比如拿一台机器来说，或者随便一件乐器吧，它已经不能发出声响，甚至“人”这个机器也不能发出声音，假如我不能使它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那我势必是要生病了。而且，我不也是时时都能听到乐器们自己从未听到过的声音吗？……最有趣味的要数那位英年早逝的海因里希·冯·施泰因[4]了。有一次，他请了三天假匆匆忙忙赶到西尔斯-玛利亚村[5]来，却执着地坚称自己并不是为了此地的风景才来的，这聪明潇洒的少年，怀揣着普鲁士贵族气息的勇敢猛士，的确是深陷在瓦格纳[6]和杜林[7]的泥淖之中了。在这短短的三天当中，他被这里的自由之风深深打动，心生激荡，蜕变成了一个展翅翱翔的自由人。于是，我对他讲，其实这都是因为高山和空气罢了，在这种环境中，任何人都会这样。而且攀爬上拜罗伊特[8]城约2000米高的地方也并非徒然。但是他才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我所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伤害，很多并不是因为“有意为之”，更不是“恶意相向”，就像刚才说的那样，使我抱怨的反而是那善意——在我生命中引发过不少麻烦的善意。我的经验总是使我对那些所谓的“牺牲自我”和“爱人如己”之类的事情产生怀疑。我认为这些都是懦弱无为、不敢抵抗的表现——同情总是被颓唐之人看作是一种高尚的美德。我批评这些同情者，是因为他们容易在这种情绪中丧失起码的羞耻、敬畏，还有那应当适度保持距离的礼貌。同情转瞬之间就有可能与庸俗和劣习同流合污。这种看似悲天悯人的同情之心，在一些情况下足够破坏一种生死攸关的命运，一种痛彻心扉的孤独，一种于斯人也的重任。所以，我反而觉得抛弃同情之心才能算作高贵的美德。我曾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凄厉的哀号响彻山谷，同情之心好像最后的恶魔不断吞噬着他，想让他坠落在地，在这种境况之中能够自制，在这里能够保持事业的纯真与高尚，不被那些低级和鼠目寸光的无所谓的驱使所污染，这就是难点所在，“查拉图斯特拉”最后所必须克服的难关——也是对他正义之力的最佳证明……

五

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我其实特别像我的父亲，像是他过早逝世之后的生命的延续，或者说是再生。像是那种从来没有和他以同等的权利生活过的人，那种对于“平等的权利”和“复仇”的概念一样不知所云的人。最初，但凡我遇到一丁点麻烦抑或是极其愚蠢的事情被强加在我身上时，我总是不懂得保护自己，也从不与之对抗——那种急切的申诉或是辩白。但我会用聪明的方式去对付这种毫无预兆、强加而来的愚蠢，并以此作为我的报复，这样做别人或许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就好比说，及时地送上一罐甜甜的糖果去化解这种酸味……人们只要稍稍地做出对我不利的事情，就必定会得到我的报复：我会立刻找到一个机会向故意加害我的人表示感谢（当然就是向他为了加害我所做的事而表示感谢）——或者向他要一些东西，这可比直接给他什么东西要管用……在我看来，最粗暴的文字或者是最粗暴的语言要比沉默更加柔和，更加慈善，那些静静矗立着的人们啊，通常来说更加缺乏心灵上的宁静和优雅；沉默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反抗，无休止的忍让势必会造成不好的品性——不断地将忧虑吞忍下去的人又怎会不伤及脾胃呢？所有沉默的人其实都是患有严重消化不良的人啊，不是吗？显而易见，我并不认为粗暴是非常低劣的手段，相反，它是所有反抗手段里面最仁慈的一种，在世风逐渐变得柔和的今天，这其实算得上是一种美德。假如人群中总是充斥着粗暴，那么即便是无理也可以称作是幸福。一个降临到人间的天神，就不应该做那些无理之事——能够承认罪责但是却不因罪责惩罚自己，才能够算是有些许神的味道。

六

悔恨逐渐消散，悔恨也逐渐被理解——要知道，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长期以来的病痛啊！这个问题其实一点儿也不简单，人们应该在力量和衰弱两个方面中实际体验。如果说随便什么东西都能够帮助人们治疗疾病，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人自身的抵抗力和自愈力会逐渐削弱。人们会对怎样摆脱、抵挡、防御伤病产生越来越多的疑惑，随着疑惑的不断加深，伤病也就自然而然地接踵而至了。人和物混杂不堪，经历是深深的过往，回忆也化脓成疮。生病其实就是悔恨的另外一面——这里就不得不提我认为的唯一的补救方式了，那就是俄国似的命运论——毫不抵抗的命运论。一个俄国士兵觉得战场上的生活实在是太过艰苦，于是就横躺在雪地里，那是一种毫不抵抗的宿命观——根本就不做事情，也不会找事情来做，就连自己的事情也置之不理——换句话来讲，就是对于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这种宿命论的意义，不但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慷慨赴难的勇敢，也是对身体代谢循环的压抑，更是一种低吟浅唱的心情。如果要顺着这种逻辑推断下去，就会得出那种即便是在坟墓中也能睡一星期的苦行僧了……因为如果对万事万物都要有所反应，那么人势必会急速消亡，所以还不如索性按兵不动，置之不理，这就是其中的逻辑。实在是没有比悔恨更锐利的武器了，它总是能快速地消磨着人。因为忧郁、苦闷、仇怨，以及对复仇的欲望，那种种邪恶的想法——这些都是对疲惫不堪之人最不利的感受：因为这是一种神经组织激素的衰竭，也是内分泌系统亢奋排出的过程，比如说，肝汁的分泌。其实对于疲惫者而言，是应该尽量避免产生悔恨的情绪的——毕竟这对他不利，但这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想必，释迦牟尼[9]深谙此道。为了不和可怜虫一般的基督教混为一谈，我们权且将他的“宗教”称之为“卫生学”。它能否产生效益就在于能否克制悔恨。让灵魂从无边的怨恨中摆脱出来，这就是恢复健康的第一步。“以怨报怨，怨恨便无尽时；以德报怨，怨恨自会消弭。”这便是佛经里的第一要义——这并不是道德观点使然，而是生理学观点使然。对于疲惫者来讲，悔恨对于他们的损害要远远大于其他人。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情感。而能够毫不理睬这种闲情，才算得上是精力充沛的表现吧。其实，只要有人能够看出我的哲学早已和复仇感以及怨恨感相斗一直到“自由意志”学说的领域——当然，与基督教的斗争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能够明白我坚定地实施“本能的坚强”态度了。在我失落无助的时候，我尽力避免悔恨，认为它是有损健康的情绪，当精力充沛的时候，我也还是会尽力避免产生这种情绪。上面提到的“俄国式的命运”在我身上就表现在：长期以来忍无可忍的地位、居所、人际交往，或许在社会中我可以以一种柔和的方式努力把握一两年时间。这可是要比感受它、改变它，甚至反抗它要好得多……这种宿命论总是不断地侵入我的生活，翻搅着试图让我沦陷其中，而我总是大为恼怒——但是，实际上这样对我而言也是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就是简单的执着与自身的命运，不去做什么无谓的改变，这其实就是存在于这种环境中的伟大的处世哲学。

七

另外一件事就是战斗了。我的本性总是好战的，在我的本性当中我总是喜欢攻击。与人结仇，与人战斗——拥有一种十分强硬的脾性必定是这一切的前提。不管怎样，这些也一定是深藏在那些拥有强硬性格的人的身体中的。这种天性总是不可避免地需要用抵抗来做回应，其结果也就是不断地遇到抵抗。喜欢攻击的欲望总是属于强者，就像复仇和怨念始终附着在弱者身上一样。比如说，女人身上总是充满复仇感，这便是由其身上的软弱造成的，就像她也会对外界的刺激做出激烈的反应。而强者的实力恰巧在棋逢对手的较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每一种力量的发掘、壮大，其实都是因为碰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抑或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因为即便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哲学家，如果他的血液里也流淌着好斗的基因，那么也一定会找出引发纷争的根源并加以探究。一场合乎情理的真正的战斗，其实并不是以战胜多么强大的对手为终极目的，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穷尽自己的聪明才智，集结自己所有的才能与之斡旋、缠斗——以致战胜同等能力的对手……平分秋色。如果蔑视对手就打不起来仗，而觉得一切都不如自己厉害，那也就无须交手。我的战斗其实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我只向拥有彪炳战绩之人下战书——如若不然，就等待他们成功之后，我再去寻求挑战。第二，我会在自己孤立无援、苦苦支撑的时候向敌人发起挑战——我的行为也力求不连累自己——我也从未做过让自己受累的事情，这就是我一切正当行为的准则。第三，我不会把个人当作我攻击的对象——在我看来，每一个个体都是他所在群体的放大镜，总是能够让人透过他们看到那种普遍存在的、变幻多端而且难以名状的窘迫之态。比如，我曾经就是借攻击大卫·施特劳斯[10]来影射、讽刺、攻讦德国教育上一成不变的腐朽之书——也正因如此，他们那套糊弄世人的鬼把戏被我当场戳穿……又比如说我与瓦格纳的战斗，确切的是我与那些失之千里的谬误的战斗，那些假借修饰来掩盖自己的谬误，以及颠倒黑白的文化本能。第四，攻击那些不掺杂个人主观情感的事物，那种从来没有不良记录的事物。总之，我的攻击，哪怕是攻击，也是系着善意的围裙，也像一个谦谦君子那般表示着我的谢意。我向他们表达崇敬，加以礼遇，我愿意将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的名字相提并论——同意或者是反对，我都没有意见。就拿向基督教开战来说，这件事交给我来做并没有什么不可，因为我还从未在这期间遇到挫折或者麻烦——那些最正派的基督徒也总是会善待我。而我，这基督教最坚定的敌人也没有兴趣将千百年的命运之账来与可怜的个人清算。

八

我可以将我的天性、我那很难与他人相处的天性的最后一点秘密也都统统讲出来吗？我拥有一种纯洁又灵敏异常的天性，所以每当我靠近、走入，或者是探入其他人内心的深处，我便能本能地察觉、感知一切。我这种心理的触觉，能够帮助我感知并且捕捉一切秘密。许多人的内心当中都藏污纳垢，这极有可能是他们卑劣的天性使然，经过后天的学习教养加以粉饰装扮，但是不管怎样，我都能一一识破。就我来看，这些无法忍受我敏感、洁净天性的人们，他们也时时刻刻感受到了我天性的异常灵敏与谨慎。当然，他们身上弥漫的味道也不会因此而变得芳香。毕竟，在我的生活里，天性高度的纯净才是我赖以生存的必要土壤，如果总是生存在臭气弥漫的地方，我恐怕是会消亡的。于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沐浴、游泳、翻腾——在纯澈透明的水中，在这种极度安全又洁净的特质当中。而这也成为我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一个不小的障碍和挑战。我在人情世故上的观念不在于同情他人，而在于这种观念能够阻绝我泛滥的同情。但是不得不说，我需要孤独，也就是我需要回归，重返最本真的自我，在干净、澄明、轻盈的空气当中自由地呼吸。我的全部便是孤独，如果非要了解我，那就诵读纯洁的歌颂词吧，它并不是歌颂纯粹的愚昧。如果谁的眼睛能够分辨各种颜色，一定会认为它与金刚石相仿，对丑恶之人的厌恶依然是我最大的风险。你们愿意聆听“查拉图斯特拉”对于消除厌恶的话吗？

这是怎么了？我该如何从厌恶中抽身离开？谁又有什么法子让我的双目重现清澈的光彩？怎样才能跃上高台，不再望见那些庸俗的尘埃？是内心的厌恶不断助推着我向上、向前吗？真的啊，我将一飞冲天，探寻快乐的源泉！我终于发现了啊！我的弟兄们，这高处的快乐之水实在令人兴奋地颤抖！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之源，根本没有恶人能够染指一点！快乐之水啊，你就是一直独自在这里激流奔涌吗？快乐的源泉啊！我被你的甘甜倾倒，我为你满饮夕朝！

我要向你学习，以最最谦卑的姿态靠近你，我的心为你而波涛汹涌，为你激越翻腾！

我的心啊，像是夏日燃烧的烈日一般，这短暂、酷热、多彩的夏天的心啊！我多么希望你能够清凉一些！

我那辗转昏沉的春天消失殆尽了，我那愤恨肆虐的寒雪纷扬飘洒过了，我的心已然成了漫长的酷夏和酷夏的正午。在夏日天空的最高处，有柔和的凉风，有幸福的静谧。来吧，我的朋友，这里安静宁谧，快乐无边！这里才真正属于我们，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在一切污浊酷热之地留存蛰居的家园，还在等什么啊，快把你们纯洁的目光都聚焦到这快乐的源泉中吧！我的朋友们！这里怎么可能是藏污纳垢的地点？相反，这里倒是有纯洁的光芒扑面相迎！

在高大的未来之树上修建我们的巢穴，苍鹰亦会为我们这些可敬的孤独者们衔来食粮，多好啊！不是与那些污浊之人共用的食粮！他们将吞食这火焰，烧毁自己的嘴。

多好啊，这里才不会为肮脏者预留栖息之所，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统统封存在冰窟之中吧！这才是我们最终的心愿！

与鹰为伴，居雪之畔，与日同辉，我们就如同席卷一切的狂风凌驾于一切之上！狂风永恒！

像清风徐来，我将置身于他们中间，用我的灵魂去感染他们的灵魂，这就是我对未来的打算。

当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这睥睨一切的狂风，对他的敌人和那些妄想吐唾的人狂啸，小心吧，可别迎风而唾啊！

[1]苏格拉底（Sokrates，约前469～前399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西方哲学的奠基人。

[2]魏玛（Weimar）：德国中部的一座城市，是歌德的故乡。

[3]赫德（Herder，1744～1803年）：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作家、启蒙哲学家。

[4]海因里希·冯·施泰因（Heinrich Von Stein）：瓦格纳的家庭教师。

[5]西尔斯-玛利亚（Sils-Maria）：瑞士的地名，位于西尔斯湖附近，尼采曾在此居住。

[6]瓦格纳（Wagner，1813～1883年）：19世纪欧洲著名的浪漫派作曲家、歌剧改革家。

[7]杜林：即卡尔·欧根·杜林，生于1833年，卒于1921年，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8]拜罗伊特（Bayreuth）：位于德国东南部的巴伐利亚。

[9]释迦牟尼（公元前563～前483年）：本名悉达多·乔达摩，佛教的创立者。

[10]大卫·施特劳斯（D.F.Strauss，1808～1874年）：德国哲学家，杜宾学派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