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技巧的暗伤：大众高等教育与下层中产阶级型现代主义(4)

1971年，就有对该结果的先期警告，阿尔弗雷德·卡津指出，甚至欧茨最好的小说怎样看来都依然是“情感，情感，还是情感的冗长难解的历史。你感到自己翻了数千页，而她的世界像无眠的大脑一样，残酷地折磨着很多人。”[38]他认为这种审美过盛的效果“显然与她把许多在她脑子里的情形直接转换到纸上的难易程度有关”[39]到了1982年，詹姆斯·沃科特写了关于她的第十五部小说和第三十七本书的评论，标题为《在我继续动笔之前阻止我：阅读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写的六百多页》。言下之意就是，她以连环杀手谋杀的形式写作——疯狂地，难以制止地，即便有着令人不安的规律和效率。欧茨对自己写作进程失去控制，对她而言，“现在不是她写书，而是书在写她。”以这些为基础，沃科特建议，她必须被重新定义，她不是“文学”的创作者，而是一个怪异的高雅艺术和类型小说综合体，那些类型小说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失败的。沃科特埋怨说，“大部分所谓严肃作家的小说通常所做的就是技巧和谨慎的训练”，但这部小说“似乎是个怪物”。[40]

不比卡佛这些极简主义者们轻松，阶级身份的问题也始终萦绕在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这些繁复主义者们身边，当欧茨离开了在纽约近乎赤贫的成长环境，来到锡拉丘兹大学读大学的时候，生活才开始发生转变。这个私立学校的学生数量，1942年是5000人，到欧茨入学的1956年，已有20000人，“渴望受到教育的群体”在校园里出现，一位学校董事指出，“由此而产生了供与求这两股巨大力量之间持续的压力”。[41]即便身处这样的混乱中，她的写作才华很快被创意写作老师唐纳德·戴克发现，并栽培她。至此她就开始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初是在锡拉丘兹大学，后来到了底特律大学，最后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卡佛经教育而获得的社会地位的攀升是经由几年间的大学学分的累积逐步实现的，同时他还在工作，并抚养着两个孩子，然而，欧茨仿佛靠着她全优的成绩，学术奖项以及文学奖，一路向上飙升。

因此，似乎可以预见到——区别于她同事托妮·莫里森强烈主张的跨代种族身份——欧茨更关注阶级关系中惊人的变化，这也成了她早期主要作品之一《奇境》（Wonderland，1971）中明确的关注点，小说描写一个穷孩子险些被他有自杀倾向的父亲谋杀，直到被一个富裕、怪异的知识分子家庭收留，送他上学，让他成为专业精英。[42]远非像卡佛的小说中所表现的那种抗拒改变，这个故事，类似欧茨的《他们》，贯穿了四十年的美国历史，似乎每时每刻都有宏大叙事的强度，并试图与历史时段的巨大影响相平衡。P299

欧茨把阶级的隐痛刻画地清清楚楚。按照卡津的观点来看，她的作品可被称为“情感，情感，还是感情的历史”，她早期版本书的封套上常引用她说的话，“我写的都是关于人类情感的奥秘。”不过要是说她的作品“有关”情感，指的是她怎样不断解释，而非证明，它们的神秘。那么，作为下层中产阶级的现代主义派的形式，欧茨的繁复主义展现了与卡佛作品里处理羞愧方式本质的不同，尽管它们结构上彼此互补。欧茨的创作里，阶级的隐痛找到了它们的同伴，一种无耻的修辞上的傲慢，总说“羞愧”但从不表现出来。留意她小说《拱门》（Archways）开场白怎样轻易地描述类似卡佛这样的人，然而，要在卡佛的故事里出现这样的句子，是多么不可思议：

克莱恩，这个神经质的年轻男人，冬天总是把大衣垂到脚踝那儿，因为自己比他的同学年长几岁就感到羞耻，因此常常惊慌失措，一个人或与其他人在一起时，就会自惭形秽，还因为家境贫寒而自卑。他是一所有30000学生的州立大学的毕业生，干过其他零零碎碎的工作：在铁路快运，他爸爸的加油站里，记记账什么的，他被这些活儿吓坏了，之后开始他一辈子的工作（带着羞耻）。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从生活的一个片段转到另一个，仿佛他置身于陡峭的巨山山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43]

联系克莱恩的经历和观点，用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来分析的话，欧茨的叙述用与极简主义格格不入的繁絮的模式展现大众高等教育存在的利害关系。

卡佛和欧茨都没有自视为走向上层，步步高升的人，且并未能实践教育能改善境遇的理想，实现在社会阶梯上步步向上攀登的结果，从较低的社会地位向较高社会地位的直线移动，发生从羞愧到骄傲的转变。对欧茨而言，在教育作用下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发生地是如此之快，这样就导致阶级身份（你觉得自己是谁）远远滞后于阶级地位（你目前处于的位置）。下层中产阶级的现代主义，作为大众教育实践的产物和进步表现，作为一种持续存在的过程，一个系统，在以小说这种文本形式中出现羞愧/骄傲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标志着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过程。

在欧茨早期的作品《童年的生存》（The Survival of Childhood，1964）里，并戏剧性地并细腻地刻画了向上流动的心理过程：“卡尔受到童年阴影的折磨，当他度过无聊的一天，开车回家时，突然一阵微妙的剧痛袭来，往昔的痛苦就历历在目。他生活在这个不断发展的工业城市，给工厂工人们的孩子上语法和文学课，他们犀利的眼神表达出怀疑，这和他过去的生活大不相同，他曾在山区生活，是在乡村长大的孩子，这个事实在他心里交织往复。”（《洪水之上》Upon the Sweeping Flood，31—32）。从他们出身的地方，以农村和城市来区分，卡尔和他教的大学生就如同巨大变革的产物，那个变革把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拽入陌生的教育领地。与此同时，卡尔过去的内心挣扎又被唤醒了，某一天，他从系里的邮箱里收到一封信，写信人是他多年前当他离家出来上学，那个被他丢弃在乡村的酗酒、捣蛋的弟弟，吉恩：

他焦躁地拆开信，不愉快和毁灭般的画面涌入脑海——火灾，死亡，他中风的父亲，吉恩在打斗中受伤，他和五个兄弟姐妹出生的那座老宅，承受不住时间和苦难的巨大压力，最终倒塌了。他的眼睛不自觉地只扫了一下信里的关键字，那些灾难的信号，可是，一个都没有找着。

第一句是大写的“你好卡尔”。（28—29）

吉恩写信，这令人震惊的举动——他之前从未写信给卡尔——为它的收件人制造了一种难解的熟悉和陌生参半的感觉，好像卡尔自己过往的的状态在自我废除的过程中寻找到了表达的方式。这次和他兄弟的沟通产生的魔力最终让他回家去了，在卡尔不安的影像里，他的家就像社会底层的“厄舍古屋”，一个盘算着“愚弄……被血缘关系约束”的地方（38），这让他有着自豪感，因为他“逃离了家庭的诅咒”（31）。他和弟弟在当地小酒吧碰了面，喝了几杯啤酒，吉恩迫使他去看看他们天壤之别命运，一个兄弟获得了“统治地狱的权利”，因为另一个人永远地呆在那里：吉恩“丝毫没有帮助过他。”实际上，吉恩原来小时候就有自己的艺术天分：“‘有时，他能用木炭和蜡笔画上一整天，而且我喜欢看，’”卡尔在行程出发前对妻子说。“‘我大概有点嫉妒’”（37）。吉恩甚有过一份工作，在当地高中教美术——“‘他们刚刚开设美术课；那是新鲜的玩意儿’”——不过，因为行为不检而被开除。由这个细节，我们就差不多能把吉恩的主要职业看成一个老师，有点像发展不完全的，乡村版的——驻地艺术家，而写作和教学的结合，就能用来解释像卡佛和欧茨这样的作家的职业。

小说充满着如此强烈的心理冲击力，读者就不会对吉恩趁他哥哥回到家里，用手枪自杀的情节感到惊讶了。在面对这个暴力行为的后果时，似乎相当自然地，卡尔会感觉“晕眩、荒谬”（46），内心有股力量驱使他在当地的乡村商店，顶替他弟弟站了一天的柜台。不管是他，还是故事的叙述者，一点都不会为此而感到奇怪，毫无疑问，他会被允许这么做，某种程度上说，要是他们两人的命运颠倒互换，如果大学毕业的吉恩在卡尔工作的那所大学教书，就让人难以置信。可是，对卡尔而言，在吉恩最后的工作岗位所做的短暂停留成了小说习惯的停滞表现，这习惯一直贯穿着主人公成功的学术生涯，也在匆忙草率的叙述中成为了欧茨小说的特色。由于连续记忆创伤的侵袭从而造成这断裂的滞留，这也不断拽着卡尔回到他必须一次又一次撇开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生活。站在柜台后，看着商店里售卖的蹩脚货，卡尔“眼下就感到痛苦并试图解析自己的感情，似乎他能把过去和现在贯通，一个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另一个，而他就是他们会面的联络人”（47）。望着窗外的雨，卡尔可以凝望卡佛帝国的核心，在那里，社会方向从来不是线性的，天气也很糟糕，窗外的雨“一滴一滴，轻轻地融入了土里，所以有时它似乎朝着两个方向，向上升，向下沉，是静止的一种现象——熵”（48）。

看看欧茨早期，精简的，调和阶级位置和阶级身份的说法——前者是突变的，后者是渐变的，且有可能永远无法完成，所以——我们开始重视欧茨所谓的“魔咒”的来源和力量，正如卡佛所说，像《他们》这部巨著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小说出现的六十年代晚期，底特律的悲惨生活，追述了工人阶级的瓦解以及下层中产阶级无依无靠的情形和他们的志向。就像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观察到的，这段期间，“世界分裂成两个部分，充满绝望，浑浑噩噩度日，不值得为他们浪费口水的人，还有打算有所成就的人。”[44]看到有关这个二元分类，小说的标题可以说把整个阶级政治浓缩成一个代词。作者自己，正如她常说的，出身极其穷苦，然而，在她写作的时候，她成了底特律大学的文学和作文的教授，这似乎直截了当地展现了作者和她笔下人物的关系。《他们！》（1954）归根结底只是14年前，一部俗套的关于外星人侵袭的电影的标题，欧茨用这个标题似乎就在设法疏远她写的角色，仿佛从遥远的星球上来看待他们。

因为仅仅在数百页丰富详细的社会历史现实主义的描写后才产生了这个感觉，所以很难简简单单说清楚那个时刻惊人的冲击，小说收尾的部分，当狂想中的长期不断的那个梦幻突然破灭的时候，莫林·温德尔写了封长信，寄给她之前夜校的老师，那个小说前文从未提及的“欧茨小姐”（309）。

某个晚上，你在读《包法利夫人》，给我们布置作业，说到一个女人牵着她的狗在野外散步。你似乎觉得这个场景很重要。她边走边四处张望，她看到——我不记得接下去是什么……你把那个段落念给我们听，还做了分析，我看得出你在想那女人和我有点像，有点像你自己，而对我们而言是个陌生人，我坐在那儿默默对自己说，这不重要，反正全都不是真的……你为什么告诉我们[书本]要比生活重要的多？我觉得我的生活比它们重要……这样的事从未发生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也根本没有发生过……我安静地坐着，听见自己稳定缓慢的心跳，把这些全部写下来，为解心头之恨，因为仿佛现在，我厌恶的是你……我不讨厌其他人，就恨你。（312—313，319—320）。

“小说”要对“现实”实行这样一个惊人的报复，是相当罕见的；然而，更深刻的意义似乎在于这些措辞既没有把这参考范围确定成固定的，也不是变化的——原文里，通过记笔记对自己施加“控制”的“欧茨小姐”，和小说人物莫林，这个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现实生活里学生的综合体一样，都是虚构的。《他们》这部小说中，虚构和现实汇集一起，都在一个残酷的心理世界中，在那里写作本身研究着羞愧和骄傲的辩证关系——就是说，他们自己争取参与自我复制的事业，让文学成为一种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