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技巧的暗伤：大众高等教育与下层中产阶级型现代主义(1)

爱工作。血汗在那里歌唱。

高潮在工作中汹涌。男人说，我在工作。

噢不，我今天工作了。噢不，我让它运作起来。

——雷蒙德·卡佛《工作》

探访卡佛帝国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夜校》（Night School）里的那个无名的叙述者，独自坐在附近酒吧里喝啤酒。这种人没有工作，总睡在父母的门厅里，约翰·威廉姆·阿尔德里奇在描述典型的卡佛式人物的时候，似乎就会想起像他这样的人，这些人物“完全没有才能、野心，或前途”，一些人没能对他卑微的命运“表现出任何反抗的意愿”，每一天都极度单调，“飘忽在无精打采里”。[1]这件事意味着，不论多么微弱，也要从全然绝望的泥沼中脱离出来。两个女人坐在吧台那儿，和他搭讪起来：

“你是干什么的？”第一个女人问我。

“目前的话，什么也没做，”我说。“有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去上学。”

“他上学，”她对另一个女人说道。“他竟是个学生。你在哪儿上学？”

“附近，”我说。

“我刚才就和你说，”女人说。“他看上去难道不像个学生吗？”

“他们都教你些什么？”第二个女人说。

“什么都教，”我说。

“我的意思是，”她说，“你打算将来做什么？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个人生目标。”[2]

紧接着，他勉勉强强地说出他有时去的那个学校的名字，“州立大学”，随后又叫了杯啤酒，甚至默认了一个目标：“教书，在学校教书”（95）。

说实话，在回避和模糊的气氛里谈到叙述者的身份，暂时的学生和未来的老师——那句他们“什么都教”听起来很像“没什么特别”——还有他和课堂的距离，他坐在这个酒吧里，就很能说明问题。然而，当结果显示出那两个女人，尽管她们大约“四十岁左右，可能更大一些”，也是学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故事的题目中所引发出的关于上学的主题将不会被搁置到一边。“我们上晚上的课，”其中一个女人对他说。“我们上周一晚上的阅读课……我们在学习阅读……你能相信么？”（95—96）。“我喜欢读海明威这一类的，”另一个女人说道，“可是帕特森让我们读《读者文摘》之类的文章”（95—97）。

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在接受一点教育，即便他们所能用的并没有那么多。阿尔德里奇可能会抗议那些才能、野心或前途几乎不可能被眩目地呈现出来，可是它确确实实表明他对卡佛小说人物的研究有点不准确，他认为那些野心规模太小或层次太低。其实这些小说展现了精彩的“抵抗的意愿”，但这是对自作主张的语言本身的反抗，往前看的话，“壮志”里那些积极的语言，充分地显露在公众对失败或成功的判断中。照此观点，卡佛小说的角色，故事叙述者的普遍性格，并不是绝望的一类，确切地说，而是谨慎、期盼、防卫性地自我隐蔽着。而且，我想表明，还要说一说这些故事的“形式”的重要的地方，它们成为了战后美国创意写作的试金石。

小说《你在旧金山做什么？》（What Do You Do in San Francisco）里的男青年所做的一切似乎就是在等待，小说的叙述者是一名邮递员，亨利·罗宾逊，他从每日送信的匆匆一瞥中来推测人们古怪、清闲的居家生活。因此，尽管在不同的层面，读者也必须做同样的事。有个男人，他的妻子似乎是个画家，他自己“可能也干这一行”，不过亨利并不认同。画家这种行业并不算是工作，他深信，最重要的是“工作的价值——越辛苦越好”（112；111）。那男青年每天都在信箱边，显而易见他在等信，亨利带着同情，猜测这可能与他的女人，最近离开的那个有关系。直到有一天，信来了：

他一言不发地从我手上接过信，脸刷地就白了。他摇晃了一下，然后向屋里走，朝着光举着那封信。

我冲着他叫：“兄弟，她不是好人……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并忘掉她？你就那么不喜欢工作？当年我在你这种处境的时候，就工作，一天到晚工作，让我忘掉一切。”（120）

不过，也许关键是这年轻人一直工作着，亨利察觉到的接受和拒绝的戏剧性情节比他推测的要更复杂。罗伯特·瑞比茵认为，卡佛“真正有生命力的财富”指导了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如何成为一个不把艺术作为自己主题的严谨的艺术家”，这个主张显然具有一些说服力。[3]这一类故事很像约翰·巴斯的《自传》（Autobiography）或唐纳德·巴塞尔姆的《气球》（The Balloon）。同时，稍稍揭示了卡佛故事背后的艺术反思性主题——或者，确切地说，作为一种职业，一种劳动的形式的写作生涯的主题。多年后，卡佛的第一任妻子回忆起，收到她丈夫的第一篇小说被发表的来信那天，他们“欢天喜地”的情形。[4]

既然亨利不能肯定，而这又是个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一切都不会完全清楚。虽然，我们知道《夜校》里无所事事的叙述者感到的悠闲如何预见了叙述本身中含有的特别的工作形式：写作。在任何情况下，这就是《穿一下我的鞋试试》（Put Yourself in My Shoes）里那个丈夫的状况，他辞去教科书编辑的工作，成了全职作家，由他妻子养家糊口。他的职业道德准则以及艰难的作家生活的凄凉就开始确立了，他觉得房子是孤立的，当他开车去酒吧和妻子碰面，生活看起来就是——更准确地说，观察——如果要维持他的自尊，那必须转化成文学劳动：“他试着把一切尽收眼底，以备后用。他目前写不出故事，这让他有点看不起自己”（134）。

卡佛发现自己也处于相同的处境之中，当失去了在帕洛阿尔托州做科学教科书编辑的职位后——他曾拥有的第一份白领工作。玛丽安·雷蒙德自从他们青少年时期结婚，为人父母开始，就一直照顾着卡佛，她说：“为了他的事业，写作，他和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会为此牺牲一切，从开始到最终，将永远如此。”[5]她在这种角色中的苦恼，有一些记录在了卡佛的小说《学生的妻子》（The Student's Wife）中，故事里男人做梦似地问他的妻子，她期待着怎样的生活，有别于他们当下困窘的日子，结果得到了一张冗长的，让他感到羞愧的清单。然而，卡佛的下岗是有津贴，虽然有点不正规，比起几年后在斯坦福大学真正获得的奖励，后者严格依照性别授予的奖学金总是提前进入他的口袋，但正是这笔钱保证了他能修改《学生的妻子》那篇小说。在他靠着失业保险金度日的时段里，卡佛写了《夜校》、《你在旧金山做什么？》以及其他收录在他第一部选集《请你安静些，好吗？》（1976）中的许多故事，这本书被提名国家图书奖之后，为他们带来了一大笔钱。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夜校》里那个固定的，正坐在酒吧椅子上，和他同学喝着啤酒，停下了自己获得大学学历脚步的叙述者身上么？他们喜欢语言精炼，善于反讽的海明威，有趣的是，他通常被拿来和雷蒙德·卡佛比较。也许，丝毫不逊色于卡佛——以他的酒量和他丢掉的工作数量出名，不过更出名的还是战后阶段里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作家之一——他说不定哪天抬头发现自己身处卡佛帝国中。那是片充斥着污染的河流、小木屋、泛滥的烟缸、酒吧、旧车，以及其它平淡生活所需物品的地区。但这本有着漂亮封面，常被摆在咖啡茶几上的摄影集却通过标题将这片地区刻画了出来。[6]《卡佛帝国》（Carver Country）在1990年出版，书中摘录了卡佛小说相关的章节，但更像作家的身后事概览，卡佛50岁那年，死于肺癌，此书试图赞美一些非典型事件——既没有反映上层阶级拥有的玲珑生活，也没有阿尔诺·约瑟·迈尔（Arno J.Meyer）称为“苦难底层阶级的传奇故事”，只是一些处于两者间尬尴境地的事。[7]人们熟知的“卡佛帝国”位于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因为作家的原籍还有许多小说的背景就在那里，不过，它的边际在转移，涵盖了几乎所有为人所知的、以及隐匿的美国伤心地。

所以，可以说，卡佛帝国里的百姓不仅包括在卡佛自己故事中那些悲观的人，还有一大群短篇小说家——托比亚斯·沃尔夫（Tobias Wolff）、安·贝蒂（Ann Beattie）、杰恩·安妮·菲普斯（Jayne Anne Phillips）、弗雷德里·克巴塞尔姆（Frederick Barthelme）、艾米·亨普尔（Amy Hempel），玛丽·罗宾逊（Mary Robison）还有其他人——应对了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晚期集体和个人的兴起，尽管当时奉行普通、谨慎、有限度、真实的原则。

这类小说深受卡佛的影响、和戈登·利什（Gordon Lish）的编辑和指导也有密切联系，所以附上颇有轻蔑意味的标签“凯玛特（Kmart超市）现实主义”，有别于“极简主义”的相关的模糊性，反而把它和低端零售联系起来。比尔·伯福德把它称为“肮脏现实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英国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上发表了两篇专题文章来探究这一现象。卡佛帝国里神秘之处可能已经成了，一个特别的思维空间，有着专业活动和情谊的领域，其中，美国中下阶层生活的俗气，平淡乏味，被普遍保留，冲破了所有禁忌，威严，审美观点。

瑞比茵恰如其分地说，卡佛“整个职业生涯的塑造都受到大学圈子的影响”，诸如卡佛和理查德·福特这样的作家，用福特的话说，“在战后美国的标准方式里寻找进步：从某些教育方法中。”[8]《卡佛帝国》巧妙地说清楚了，卡佛帝国差不多位于锡拉丘兹大学校园里——只是一连串学校中最后的一个，也是他最初学习，而后任教创意写作的地方——就像你在地图上能指出的任意一个位置。

“做老师，在学校教书。”卡佛的学生，杰伊·麦金纳尼提到，“在我看，他相信是奇特的命运指引他来做老师。他对那么多美国作家靠教书来谋生感到奇怪。不过另一方面，他觉得总比拖地板、给汽车加油，那些过去他干的活儿要好。”[9]

关于羞愧

战后时段内，创意写作系统的兴起和开展改变了美国文学创造的环境。它塑造了一个世界，在那里，艺术家有组织地作为大学老师；作家，即理所当然地要习惯于成为递交申请材料的年轻人。换言之，从庞德时代转变到系统时代。然而，那转变本身就是更复杂的美国高等教育变革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的变革意义十分重大，以致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成了为它争辩的斗士之一，给此项活动一个合适的名称“高等教育的伟大变革”，它的重要程度堪比在殖民荒野里第一次出现教会大学，还有内战后，蔓延展开的科研导向的大学和政府拨赠土地建立大学。[10]上世纪三十年代晚期，蓬勃发展的独立的创意写作系统的迅猛速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成千上百个类似的系统分布在全国各地，像平坦的帕纳塞斯山上偶见的陡峭斜坡。不过，要是和同期大众高等教育增加的数目比较，起码在绝对数字上，倍增的程度并不大。

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到10%的达到大学入学年龄的传统美国人接受着大学教育；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继续教育/成人教育、职业训练，其他业余延续学习的方针措施的兴起，半数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进入了大学。这个时候，全世界都进入了发展高等教育的阶段，即便只有部分真正实现，国家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给教育拨巨资，以及给个别学生提供贷款。起初的《军人重整法案》，更有名的说法就是《退伍军人法》，解决了几十万二战退伍军人的大学学费，之后，划时代的《1965年高等教育法案》将这项举措进一步扩大了，批准给有特殊经济需要的学生巨额联邦学费。这些大量联邦和州立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根本上改变了获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

在此期间，美国学院和大学的数量翻了一番，它们中的大多数如今都是公立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私立学校的平均入学人数，它们抢占有利地形，建立实体的学校，并开展学术计划，来接纳这一大群怀揣着梦想和希望，带着学费的新学生们。即使在1980年后，高等教育的增长速率减缓了，美国大学入学数量趋于稳定，可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比例仍继续向上慢慢增长。大学不仅实现了普及平民教育的思想，还大规模地推动美国经济，丹尼尔·贝尔把大学称为“后工业社会的轴心部门”，它正需要更多的具备科学、技术和管理才能的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