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东西之自然诗观
厨川白村
一
揭了这个大大的问题，来仔细地讲说，是并非二十张或三十张的稿子纸所能完事的。便是自己，也还没有很立了头绪来研究过，所以单将平素的所感，不必一定顺着理路，想到什么便写出什么，用以塞责罢。
宇宙人生的一切现象，若映在诗人眼里，那不消说，是一切都可以成为文艺的题材的。为考察的便宜起见，我姑且将这广泛的题材，分为（1）人事，（2）自然，（3）超自然的三种，再来想。第一的人事，用不着别的说明；第二的自然，就是通常所谓天地，山川，花鸟，风月的意思的自然；那第三的超自然，则宗教上的神佛不待言，也包含着见于俗说街谈中的一切妖怪灵异的现象。这三种题材，怎样地被诗人所运用呢，那相互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将这些一想，在研究诗文的人，是最重要，也是饶有兴味的问题。我现在取了第二种，来述说东西诗观的比较的时候，也就是将这便宜上的分类作为基础的。
二
先将那十八世纪以前的事想一想。
为欧洲文化的源泉的希腊的思想，是人间本位。揭在亚波罗祠堂上面的“尔其知己”的话，从各种的解释看去，是这思潮的根柢。所以虽是对于自然，那态度也是人间本位，将自然和人间分离的倾向，很显著。或者可以姑且称为“主我底”罢。象那历来的东洋人这样，进了无我，忘我的心境，将自己没入自然中，融合于其怀抱之风，几乎看不见。东洋人的是全然离了自我感情，自然和人间合而为一，由此生成的文学。希腊的却从头到底是人间本位，将自然放在附属的地位上。虽然从荷马（Homeros）的大诗篇起，那里面就已经有了古今独绝的雄丽的自然描写，但上文所说这一端，我以为有着显明的差异。
欧洲思想的别一个大源泉是希伯来思想，但这又是神明本位，将超自然看得最重，以为自然者，不过是神意的显现罢了。将人间的一切，奉献于神明，拒斥快乐美感的禁欲主义的修士，当旅行瑞士时，据说是不看自然的风景的。后来，进了文艺复兴期，象那通晓古文学，极有教养的蔼拉士谟斯（Erasmus）那样的人，要知道他登阿尔普斯山时，有什么看见，有什么惹心呢，却还说道那不过是悒郁的客店的恶臭，酸味的葡萄酒之类，写在书信里。从瑞士出意大利之际，负着万古的雪的山岳美，是毫没有打动了他的心的。这样的心情，几乎为我们东洋人所不能理解，较之特地到远离人烟的山上，结草庵，友风月的西行和芭蕉的心境，竟不妨说，是几乎在正反对的极端了。为近代思想的渊源的那文艺复兴期，从诗文的题材上说，也不过是“超自然”的兴味转移为对于“人间”的兴味而已。欧洲人真如东洋人一样，觉醒于自然美，那是自此一直后来的时代的事。
三
西洋的诗人真如我们一样，看重了自然，那是新近十八世纪罗曼主义勃兴以后的事情。看作仅仅最近百五十年间的事，就是了。在这以前的文学里，也有着对于自然的兴味，那当然不消说；但大抵不过是目录式的叙述或说明。是observation和deion，而还未入于reflection或interpretation之域的。或者以人事或超自然为主题，而单将这作为其背景或象征之用。便是描写田园的自然美的古来的牧歌体，或者沙士比亚的戏曲呀，但丁的《神曲》呀，弥耳敦的《失掉的乐园》似的大著作，和东洋的诗文来一比较，在运用自然的态度上，就很有疏远之处，深度是浅浅的。总使人、神、恶魔那些东西，和自然对立，或则使自然为那些的从属的倾向，较之和、汉的抒情诗人等，其趣致是根本底地不同。
离了都会生活的人工美，而真是企慕田园的自然美的心情，有力地发生于西洋人的心中者，大概是很受卢梭的“归于自然”说的影响的罢；近世罗曼主义之对于这方面特有显著的贡献的，则是英国文学。英吉利人，尤其是苏格兰人，对于自然美，向来就比大陆的人们远有着锐敏的感觉；即以庭园而论，与那用几何学上的线所作成的法兰西式相对，称为英吉利式者，也就如支那、日本那样，近于摹写天然的山水照样之美的。在文学方面，则大抵以十八世纪时妥穆生（James Thomson）从古代牧歌体换骨脱胎，歌咏四时景色的《四季》（The Seasons）这一篇，为这思想倾向的渊源。不独英吉利，便在法国和德国的罗曼派，也受了这篇著作的影响和感化；至于近代的欧洲文学，则和东洋趣味相象的Love of nature for its own sake 起得很盛大了。后来出了科尔律支（S.T.Coleridge）、渥特渥思（W.Wordsworth）以后的事，那已经无须在这里再来叙述了罢。
有如勃兰兑斯（G.Brandes）《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第四卷所说那样，赞美自然的文学渐渐地发达，而这遂产生了在今日二十世纪的法国，崇奉为欧洲最大的自然诗人如祥谟（Francis Jammes）那样的人物之间，我以为西洋人的自然诗观，是逐渐变迁，和我们东洋人的渐相接近起来了。
倘照西洋人所常说的那样，以文艺复兴期为发见了“人间”的时代，则十八世纪的罗曼主义的勃兴，在其一面，也可以说，确是发见了“自然”的罢。
这在绘画上也一样。真的山水画，风景画之出于欧洲，也是这十八世纪以后的事。便是文艺复兴期的天才，最是透视了自然的莱阿那陀（Leonardo da Vinei），风景也不过是他的大作的背景。拉斐罗（Raphaelo）的许多圣母像上，山水也还是点缀。荷兰派的画家，也都这样。这到十八世纪，遂为英国的威勒生（Wilson），为侃士波罗（Gainsborough）。待到康士泰勃（J.Constable）和泰那（Turner）出，这才有和东洋的山水画一样意义的风景画。人物为宾，自然为主的许多作品，进了十九世纪，遂占了欧洲绘画的最重要的位置。于是生了法兰西的科罗（Corot），为芳丁勃罗派；从密莱（Millet）而入印象主义的外光派，攫捉纯然的自然美的艺术，遂至近代而大成。
日本的文学中，并无使用“超自然”的宗教文学的大作，也没有描写“人间，”达了极致的沙士比亚剧似的大戏曲。这也就是日本文学之所以出了抓得“自然”的真髓，而深味其美的许多和歌俳句的抒情诗人的原因罢。
四
从外国输入儒佛思想以前的日本人，是也如希腊人一样，有着以人间味为中心的文学的。上古更不俟言，《万叶集》的诸诗人中，歌咏人事的人就不少。有如山上忆良一样，不以花鸟风月为诗材，而以可以说是现在之所谓社会问题似的《贫穷问答歌》那样，为得意之作的人就不少。但是，一到以后的《古今集》，则即使从歌的数量上看，也就是《四季》六卷，《恋》五卷，自然已经成了最重要的题材。其原因之一部分，也许是日本原也如希腊一般，气候好，是风光明媚之国，和自然美亲近惯了，所以也就不很动心了之故罢。有人说，但是自从受了常常赞美自然的支那文学的感化以后，对于在先是比较底冷淡的自然之美，这才真是觉醒了。我以为此说是也有一理的。
自从“万叶”以后的日本诗人被支那文学所刺戟，所启发，而歌咏自然美以来，在文学上，即也如见于支那的文人画中那样。渔夫呀，仙人呀，总是用作山水的点缀一般，成了自然为主，人物为宾的样子了。然而日本的自然，并没有支那似的大陆底的雄大的瑰奇，倒是温雅而潇洒，明朗的可爱，可亲的。使人恐怖，使人阴郁的景色极其少。尤其是平安朝文学，因为是宫廷台阁的贵公子——所谓“戴着樱花，今天又过去了”的大官人的文学，所以很宽心，没有悲痛深刻之调，对于自然，惟神往于其美，而加以赞叹讴歌的倾向为独盛。此后，又成为支那传来的仙人趣味，入了囗仓时代，则加上宗教底的禅味的分子，于是将西洋人所几乎不能懂得的诗情，即所谓雅趣、俳味、风流之类，在山川、草木、花鸟、风月的世界里发见了。现代的杀风景，没趣味的日本人，至今日竟还能出人意外地懂得赏雪酒，苔封的庭石，月下的虫声之类，为西洋人的鉴赏之力所不及的exquisite的自然味者，我想，是只得以由于上文所说似的历史底关系来作解释的。
五
西洋人这一流人，是虽然对着自然，而行住坐卧，造次颠沛，总是忘不掉“人间”的人种。他们无论辟园，无论种树，倘不硬显人工，现出“人间”这东西来，是不肯干休的。倘不用几何上的线分划了道路、草地、花圃，理发匠剃孩子的头发一般在树木上加工，就以为是不行的。较之虽然矫枝刈叶，也特地隐藏了“人间”，忠实地学着自然的姿态的东洋风，是全然正反对的办法。将日本的插花和西洋的花束一比较，也有相同之感。
东洋人和自然相对的时候，以太有人间味者为“俗”，而加以拒斥。从带着仙骨的支那诗人中，寻出白乐天来，评其诗为俗者，是东洋的批评家。往年身侍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先生的英文学讲筵时，先生曾引用了阿尔特律支（Thomas Bailey Aldrich）之作，题曰《红叶》的四行诗——
October turned my maple's leaves to gold。
The most are gone now，here and there one lingers：
Soon these will slip from out the twig's weak hold，
Like coins between a dying mister's fingers。
而激赏这技巧。然而无论如何，我总不佩服。将落剩在枝梢的一片叶，说是好象临死的老爷的指间捏着钱的这句，以表现法而论，诚然是巧妙的。但是，在我们东洋人眼中，却觉得这四行诗是不成其为诗的俗物。这就因为东洋人是觉得离人间愈远，入自然中愈深，却在那里觅得真的“诗”的缘故。
东洋的厌生诗人虽弃人间，却不弃自然。即使进了宗教生活，和超自然相亲，也决不否定对于自然之爱。岂但不否定呢？那爱且更加深。西洋中世的修士特意不看瑞士的绝景而走过去的例，在东洋是绝没有的。这竟可以说，厌离“人间”，而抱于“自然”之怀中；于此再加上宗教味，而东洋的自然趣味乃成立。在西洋，则憎恶人间之极，遂怀自然的裴伦（G.Byron）那样厌生诗人之出世，不也是罗曼主义勃兴以后的事，不过最近约一百年的例子么？虽然厌世间，舍妻子，而西行法师却还是爱自然，与风月为友，歌道“在花下，洒家死去罢”的。
（译自《走向十字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