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注目、广受争议的人物。百年以来，誉之者褒为“一代完人”，毁之者贬为“千古罪人”。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道光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回京后，因受宠于权相穆彰阿，官运亨通，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吏部左侍郎等职。1853年丁忧在籍，奉命操办团练，后编为湘军，参加对太平军作战。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负责镇压太平天国事务，并开创中国洋务运动的先河。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今南京），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1865年任剿捻钦差大臣，翌年因无功而去职，回两江总督任上。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因屈从洋人而遭舆论谴责。旋回任两江总督，卒于南京，谥文正。

曾国藩在世时，就兼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的恶名。死后，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他的门生故吏颂之为“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而近代许多民主志士则痛骂曾氏“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取媚洋人，实为祸国殃民的“罪魁戎首”。孙中山甚至怒斥曾国藩“以夷攻汉”的汉奸行为是“廉耻道丧，莫此为甚”。相较而言，章太炎对曾氏的评价或许要公允一些，他称曾氏“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但不论是颂扬曾国藩的人，还是贬抑曾国藩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和言行对于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曾氏一生恪守儒家“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克己复礼，终于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事业。其一生虽无系统论著，但他对自己的文字视之甚重，片言只字都有专人妥为保管，所有奏稿、日记、书信、诗文都留有副本得以流传下来。

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便“锐意功名、意气自豪”, “欲刻苦而自援拔”。在西方文化东渐、内忧外患同时袭来、清王朝统治秩序大乱之际，曾国藩以国家的屏藩自居，经常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自勉“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向。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人生抱负，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古往今来圣贤豪杰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他把自己一生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二字，说：“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更是影响深远。钱穆评及曾国藩家庭教育观时说“：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其子弟，此乃一种家庭教育。”台湾学者侯王渝评道：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言近旨远，意诚词恳，娓娓不倦，尤足振聩发聋，警顽立懦，使人涤瑕荡秽，化恶迁善，于转移风尚，变化气质，所关匪浅”。正因为如此，从清末到民国，从富家到贫民，从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众，都争相效法曾国藩治家之道，影响至今，实出乎曾国藩本人意料。

本书以曾国藩的为官历程为经，以其在官场中所遵循的原则和识人、治军的技巧为纬，对曾国藩人生谋略中可借鉴的部分进行深入发掘。全书共分五卷，卷一“生平传略”概述了曾国藩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迹；卷二“成功心法——挺经”总结了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成功哲学，分析了其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卷三“识人秘要——冰鉴”深入解读曾国藩的识人技巧、用人方略，并介绍了以曾国藩及其幕府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发展；卷四“治家方略——家训”运用曾国藩修身齐家的具体事例，全面解读他继承先人遗训、结合自身体会，教导兄弟子侄成人成才的高妙策略；卷五“传世箴言——家书”收录了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元年所写家书中的精品，为中国古代家教范本。本书堪称一部案头枕边必备的智谋宝典，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提供宝贵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