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特稿(1)

战后东北之争（上）

白先勇

本文节选自美籍华裔作家白先勇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该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战后东北之争》中，作者根据其父白崇禧将军生前的回忆，并参诸台湾与大陆出版的相关书籍，对内战期间国共双方的东北之争作出了自己的诠释，为我们认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因《温故》篇幅所限，此次刊出有删节。——编者

前言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斗争，抢夺接收沦陷区。双方主要的军事冲突，首先启端于东北。由于东北在国防战略、地缘政治、工业经济以及历史传统上，对全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很自然的，东北便成为战后国共斗争势在必得的首要目标了。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之间，国共双方军队，精锐尽出，在东北中长铁路上的重镇四平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抗战后国共两军为了争夺东北第一次主力会战，对于东北得失，以及整体内战，关系至巨。会战在四平街持久拉锯不下，双方攻守最激烈的时刻，5月17日父亲奉蒋中正主席之命，飞往东北督战。当时父亲已发表为首任国防部部长，并将于6月1日就职。

战后东北的国际形势

——美苏之间的势力竞争

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1945年2月4日，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量，苏联参战，乃属必要。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联赶紧于8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中韩边境等，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二次大战，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欧战结束，苏联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联插手，苏联已感芒刺在背。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联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北。苏联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先机，对其日后胜利，是大有帮助的。而共军从苏联手中获得关东军的武器军备，当然又是另一项苏联的“贡献”了。

战后美国对远东的策略，首要目标仍是在于防止苏联势力扩张，代替日本，独霸东亚。但传统上美国外交政策重欧轻亚，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向日宣战，出兵协助中国，是因为日本先偷袭珍珠港，美国还击，出于被动。事实上美国政府一向对遣派军队至亚洲大陆作战视为畏途，如何避免出兵中国而又能阻止苏联势力扩张远东，这便是美国战后的一大难题。当时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尤其日本甫投降，共军已水陆兼程进兵东北，而雅尔塔密约美国引狼入室，苏联军队在东北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东北形势急迫，美国政府是认识的。但当时杜鲁门政府打如意算盘，美国一方面积极协助国军进占东北、华北，另一方面却又派马歇尔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向国民党施压，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政策当然注定失败。马歇尔在中国调停一年，无功而返。当时对中国问题了解最深的是中国战区美军总司令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他估计国民党军队并无能力单独接收东北，曾向美国政府参谋总部建议派遣美军七个师进驻东北，协助国军，对抗苏联，但为美国政府所拒。[1]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线是，美国绝对避免直接出兵干预中国内战。苏联军队在东北为所欲为，而美国却划地自限，不肯介入过深，以免卷进国共内战旋涡，被迫与苏联在远东兵戎相见。国民党政府战后接收东北，可谓举步维艰，既遭苏联作梗于先，又受掣于美国调停，国际形势极为不利。

共军闯关东北

中共深刻认识到东北在战后国共斗争中，有决定彼此胜败的重要性。除了经济以外，战略地形上东北对中共尤其紧要。如果中共能控制东北，不但可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等周边共产主义势力，除去后顾之忧，而且可以与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突破长期被国民党包围的状态，使中共军队有一个战略的后方。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所控制，就会切断华北解放区与苏联、外蒙、北韩的联系，使华北地区处于南北夹击的地位，对国共斗争极为不利。争夺东北，是中共战后第一要务，中共全力以赴。

远在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指出：“如果取得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8月9日，苏联进军东北，国际形势发展对中共大为有利，两天后，朱德于11日接连发布七道命令，令各地共军出发进占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其中第二道，“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西、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出发。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中共部队八路军及新四军的一些骨干，马上开动，沿着长城里外以及山东、苏北，日夜兼程，分水陆两路源源抵达东北：

9月初，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到达沈阳、本溪。同区李运昌部，到达山海关、锦州。

10月上旬，山东萧华部到达安东，沙克、万毅、吕正操各部抵达南满各地。

10月下旬，吴克华、杨国夫、刘立人等各率部由山东纷纷到达山海关至沈阳一带。

11月，罗荣桓、黄克诚等由山东、苏北，率大队人马到达安东、沈阳地区及锦州一带。黄永胜率部到达热河。

由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

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彭真等即刻飞东北，2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

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

中共能够如此迅速进军东北，一来由于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华北冀、热以及山东、苏北一带常年打游击已奠下根基，由这些地区进军东北，得了地利。中共中央抢夺东北志在必得，一声令下，剑及履及，其果断决心，也是成功因素之一。至于苏联在东北到底帮了中共多少忙，迄今仍有争议。但至少中共部队初到东北，苏军没有像对待国军那样百般刁难，则是不争之事实。国共两军争夺东北，共军抢得了机先。

中共对进军东北的人事布置是下了大本钱的，党政军精英尽出。军事上林彪是当时共军中头一号战将，其他如罗荣桓、黄克诚、萧华也是共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中共又大量启用东北人士，张学思（张学良弟弟）、吕正操、万毅等率领的老东北军，返回东北故乡有一定的号召力。东北局的彭真、陈云，后来又加高岗、张闻天等人，更是中共党内的核心人物，连长期居留苏联走国际路线的李立三也回转东北，参加工作。中共对东北下了如此大的赌注，连罗荣桓自己都说：“如果还搞不好，那就该打屁股。”[2]

中共军队干部初入东北，开展工作并不十分顺利。长期以来，日伪统治时代，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地下游击抗日工作严厉镇压，周保中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很大，1942年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不同于华北、苏北等地，中共的势力在东北民间并未生根，东北人民当时都只“认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想中央，盼中央”，对于中共不甚了解。中共军队开始并未获得东北人民支持，初到东北，相当艰苦。黄克诚11月26日打电报给毛泽东抱怨，共军“七无”：

“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3]

共军在东北无钱无粮，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二百万元，够伙食十六天用，他12月7日打给军委的电报说：

“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4]

中共部队进关初期，本身也有不少问题。第一是逃兵问题。9月7日，万毅给军委的电报：“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5]

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共三万二千五百人，11月15日给“军委林彭”的电报中说：“沿途逃亡掉队病号约三千人。”[6]

其次，中共部队组成分子良莠不齐。第三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如此批评：

“进入东北之后，一些伪满散兵游勇和杂色团伙混入我军，有些以‘明当八路，暗投中央’为目的的组织也钻了进来。所以，虽然出现参军高潮，但真正工农群众所占的比例不大；部队发展虽很快，但大量新成分，实际上是不巩固和缺乏战斗力的。”[7]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虽然开了方便之门，没有刻意阻止，但红军对待共军，也并非完全友善的。据黄克诚、罗荣桓等人的回忆，他们的部队初到东北，曾受过红军不少气。苏联借口与国民政府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的大城须交到国民党手上，中共部队欲进驻沈阳，也被红军赶了出去。苏联原来答应将日伪留在沈阳的大批武器移交给中共，后来并未实践诺言。不过罗荣桓承认，一些中小城市的日伪武器还是交到了共军手中，“改善了装备，保证了战争初期的需要”。[8]

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一向轻视，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讥称中共为“奶油共产党”（Margarine Communists）。斯大林对中共战后武装夺权的胜算，起初并不看好，当时国军的人数军备远超过共军，又有美国援助，看起来国民党远占优势。斯大林老谋深算，对国共施展的是两面外交，并非完全一边倒向中共，国共相争，斯大林是坐山观虎斗，伺机从中取利。在东北，苏联对中共部队，最初援助是有限度的。

中共抢先进军东北，天时、地利、人和虽然都占了便宜，但遭遇到的问题及困难亦不少。

国军进军关外

国民党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因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牵动国际势力。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亦是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