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步入深谷，1921(1)

我正驶向北方。从特拉维夫到哈代拉的道路全部由沥青柏油铺就，沿途有加油站和大型购物商场。拥挤、粗俗的众多城市不时显现，区分它们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以色列沿海地区人口稠密，生活节奏快，消费至上，酷热不堪。我向东拐弯，驶过巴图阿和乌姆埃尔——费赫姆的阿拉伯——以色列人混居村庄，抵达伊兹拉山谷，这是本特威奇在1897年曾经走过的地方，现在，这里是一个富饶的盆地。耕犁的农田被翻开，露出褐色的肥沃泥土。在浓重的泥土气味的萦绕下，我继续向东，抵达以色列我最喜欢的一个地点。越过一个名叫伊兹拉的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后，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我的前面是哈罗德山谷和基波利山的岩石山脊，可以看到伊萨查高地铺满柔软碧草的山坡，还有数不胜数的农场。这里感觉平静安详。然而另一个时代的魔咒仍然高悬在哈罗德山谷之上。

在第一个农场艾因哈罗德破旧的档案堆里，我查阅着地图、计划、方案、文章、信件、个人日志等资料信息。我浏览着20世纪20年代的黑白照片：时间定格在了我们初入山谷之际。随之一幅画卷在我面前缓缓展开——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冒险征程。

……

哈罗德山谷走势狭长，位于南部起伏的山岭与北部和缓的高地之间，它的东面是贝特谢安城，西面是分水岭。20世纪20年代，这个山谷有三个巴勒斯坦村庄和两个巴勒斯坦小聚落点。这片面积达三万德南（dunams）[6]的土地隶属于亚历山大的撒索克家族（the Sarsouk family）。当地的许多居民都是撒索克的农奴。

本地的历史悠久，并且充满血腥。当以色列的军队被腓力斯人击溃时，扫罗王（King Saul）和他的儿子约拿单（Jonathan）战死于基利波的山顶，他们的尸体被亵渎。基利波山下的汩汩清泉旁，基甸（Gideon）带来了他的勇士，借助哈律泉来测试英勇的人和胆怯的人、适合保卫民族的人和不适合的人，最后，他带着300名勇士击败了来犯的米甸人。

1904年，在这狭长地带的中央，一条由德国人设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修建的铁路铺设完毕。不过，这个山谷的滞后与僵化掩盖了这些进步因素。每隔两天，蒸汽火车呼啸着穿过寂静的山谷，但是，之后寂静又把这片土地彻底驯服。直到1920年，这片土地和灌木的荒原，难以耕种。致命的沼泽零星分布在旷野里，这里疟蚊繁殖，当地的巴勒斯坦居民大多都因此感染上疟疾。沿哈律泉旁的小径迤逦而下，可见穿着长长黑袍的赤脚乡村女孩，她们头上顶着装满泉水的陶罐；骨瘦如柴的牧羊人驱赶着瘦弱的羊群在山岭间游荡。在这条土耳其和德国建造的铁路两旁，当地的生活如牧歌般缓缓流淌，千百年来如此平静。然而，死亡的气息依旧充斥在空气中。它潜伏在巴勒斯坦毒气弥漫的绿色沼泽里，它盘旋在濒临灭绝的欧洲犹太人的头顶之上。

1903年4月，摩尔多瓦的首都基什尼奥夫爆发了复活节大屠杀。49名犹太人被杀死，上百人受重伤。全世界的犹太人处在动荡的中心。西奥多·赫茨尔被深深震撼，他考虑买下撒索克家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来安置欧洲反犹主义迫害中的幸存者。一位投资顾问审核了他的提议，认为哈罗德山谷美妙绝伦，只是，疏散那片土地上的农奴需要使用暴力。

1903年的赫茨尔锡安主义尚不能接受暴力驱逐。但是，17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再这样挑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令他们的心肠变得坚硬。所以，1920年，最后与撒索克家族签署交易时，明确指出的行为手段原则是：果断、迅速。新一代的犹太人，开始付诸行动。

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之后的十年里，约有100万的犹太人逃离了东欧，其中，不到35000人移民至巴勒斯坦。有明显的两种选择倾向：想要美好生活的大多数人去了美国；而那些想要构筑乌托邦的犹太人，则组织了“阿利亚”（aliyah）行动，前往以色列的土地。不像1897年我的曾祖父在殖民地看到的传统农民，这些后基什尼奥夫的移民是世俗的、乌托邦式的。他们都是托尔斯泰式的理想主义者，来到巴勒斯坦只是为了寻求救赎——通过人道的和环保型的社会主义，谋求国家和个人双重意义上的救赎。

这次乌托邦尝试的伟大创造就是公社。1909年，他们建立了第一个公社——迪甘妮亚，规模很小，但是，社员之间关系亲密，充分尊重个人需求和个人自由。迪甘妮亚公社延续了下来，但是，乌托邦尝试却宣告失败。在这严酷、贫瘠的土地上，很多人感到孤独，不少人陷入沮丧和绝望，还有少部分人自杀身亡。大部分人放弃了，离开巴勒斯坦前往美国。

与此同时，欧洲发生了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觉得就像看到了《圣经》里描述的末日战场。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就像弥赛亚降临。尽管世界充斥着战争、解放运动和各种内战，对犹太人的迫害更甚往昔，大屠杀无处不在。

巴勒斯坦乌托邦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和东欧犹太人的严酷危难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寻找新的出路。一个新的思想诞生了，以建立共产主义性质殖民地的方式，将巴勒斯坦开拓成犹太人的殖民地。这种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不应像迪甘妮亚那般小型、亲密和乌托邦化，而应组织庞大、纪律严格，类似布尔什维克风格。为驯服这块土地，就需要一支不畏艰苦、意志顽强、半军事化的劳动军（Labor Brigade）。

1920年夏，劳动军成立了。一年后，劳动军发展成为拥有数百人的强大队伍。他们觉得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先锋队，说话的方式也像，他们的行事就好似走在游行队伍前的革命精英，而紧跟其后的就是他们要解放的人民。没有任何工作是卑贱的，也没有任何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以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名义，他们可以做一切需要他们做的事。

我仔细观察着他们的照片。我看到的这些年轻男子，的确都属于新式的犹太人。他们强壮、健康，心中充满坚定的信念。很难想象，遗留在东欧的他们的父母只是小商人或者贫民窟的教员。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些青年身上就发生了常人难以理解的巨大改变。现在，他们戴着平顶的贝雷帽，穿着卡其布裤和无袖衬衫，骄傲地展示着他们健壮的四肢。他们肌肉强健，被晒得黝黑，看起来就像革命的标准模特。在前几代人遭受羞辱之后，以色列小伙子开始以满满的男子气概形象展露于世人面前。

而姑娘们，则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性感。有的姑娘的打扮追随欧洲时尚，如果不是登上了巴勒斯坦的海岸，她们可以在“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音乐声中跳起查尔斯顿舞。即便她们穿着斯巴达式的卡其布制服，也仍然诱人。因为，在巴勒斯坦没有上帝也没有父亲，一切都是自由的，那里没有宗教也没有宗族，一切都是开放的。那空旷的天际下没有怜悯，也没有诸多束缚，没有什么可以阻挡20世纪革命运动中最雄心勃勃和无所畏惧的年轻人。

1921年的夏天，整个山谷和煦安详。除了铺设的铁路，所有的一切就像几百年前的一样。在20世纪前25年，这里的景致同美国旅行家约翰·里奇韦（John Ridgway）在19世纪最后25年描述的完全一致：“山谷满是收割庄稼的人，拾蒿者，以及赶着牲口的运货者。驴车满载着成袋的谷粒，妇女们忙着拾取遗漏在地上的东西。你时常可以听到收割者在唱歌，麦秆随着古老歌谣的节奏摇曳生姿。”

在山腰的纽瑞斯村庄之下，遍布着撒索克家族为艾因杰劳德的农奴修建的石头房屋。伊兹拉农场所在之处，可以看到宁静的扎林村，在群山环绕的一处小丘上有坍塌的泰尔菲泥屋。再往下，零星的沙塔村舍若隐若现。翻过北部的高地，可玫村俯瞰着整个山谷。

河水缓缓流淌，沿着老旧的磨坊从欢快的哈律泉奔向萨哈内（Sahneh）的湖泊，千年如一日。偶尔，河水细细注入农民挖掘的沟渠，滋养他们贫乏的土地。然而，这些河水也滋生了毒气蒸腾的湿润沼泽，横行的疟疾病毒将里哈尼雅村庄变成了一块死地。这里所有的一切，从谢赫·哈桑（Sheikh Hassan）的坟茔到哈桑泉的周边，都是那样寂静——这方古老的土地，陷入长久的安眠。

然而，某些力量将在这个平静山谷里轰然释放。这股能量来自基什尼奥夫大屠杀，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自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其他大屠杀。而它被允许释放的机会则源自《贝尔福宣言》、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以及与撒索克家族的交易。东欧犹太人所遭受的巨大不幸，驱使他们逃亡进入山谷。新一代犹太人的新身份也吸引着他们进入山谷——塑造和改变自我，在这个山谷里彼此友爱相邻。

1921年9月21日，一支古怪的车队开进了哈罗德山谷，共计有两辆汽车、四匹马，以及大量的运货车。车队里，数十名劳动军的拓荒者兴奋十足，无比确信他们将颠覆历史。一个青年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没有马路，也没有乡村小径。我们沿着铁轨前行，Z.骑着马走在最前面，紧跟其后的是两辆汽车、运货车队和整个军团。天气酷热难耐。已过正午，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重复着停下、前进……

现在我们必须右拐，向基利波山进发。山脊的脚下，哈律泉欢快地流淌。这眼泉水就是山谷的水源，我们必须占领它。哈律泉便是征服哈罗德山谷的密钥，而我们必须俘获这把钥匙。Z.依然在队伍的最前面，骑着他那匹高贵的阿拉伯骏马，走向哈律泉。我们跟在后面，行走在水池与阴冷沼泽之间，直到我们抵达哈罗德山。这时我们发现，泉水从山坡的一处洞口汩汩流出——正是哈律泉的源头。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我们就像跟随英雄基甸拯救以色列的祖先那样，跪在水边，快乐地捧起水大口咽下。泉水以东有一个叫杰劳德的小聚落。我们在泉水的西边搭起了35顶帐篷。我们把铁棍敲进土里，再罩上带倒钩的铁丝网。我们还挖了战壕。几小时后，我们建成了一个设施齐备的营地。就像一个军团一样，我们拥有了所需的一切。现在，有了战地厨房，女同志们开始做晚餐。日落时分，我们结束了在艾因哈罗德的第一天劳作。我们一起进了圣餐，并跳起霍拉舞为山谷祷告——这可是山谷里出现的、来自先锋队的第一支舞。

艾因哈罗德的先锋队深深印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心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我们的源头，我们的立足点。对我来说，艾因哈罗德同样有着特殊意义——我的家族在这里。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我常常来这儿度暑假。那时的我总被基布兹的神秘光环所吸引。我喜欢走在它阴暗的小径上，享受这个典型公社午后的宁静与慵懒。我会站在公共餐厅的门廊下面，俯视下面青翠的山谷，目光穿越雄伟的基利波山。

现在，我坐在艾因哈罗德残破的档案堆中。我仔细翻查着有关拓荒者抵达第一天的资料，发现它们都有着共同的构成要素：酷热、泉水、阿拉伯人、帐篷以及带倒钩的铁丝网。这些拓荒元勋们流露出来的意识显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未来的行动也许需要暴力。他们决意必须占领哈罗德山谷——不择手段。

我不是法官，我只是一个观察者。在这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临界点，我认为，不要单单放大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我们与他们、以色列与其他。确切地讲，我要扩大观察视野，探求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不同维度的叙述怎样在哈罗德山谷中发生相互作用。

1921年，局势是很明确的，非社会主义的犹太人没有能力将巴勒斯坦开拓成殖民地。如罗斯柴尔德殖民地（就像赫伯特·本特威奇1897年访问的那个）一般，那些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永远完不成任务的市场调控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已经走到了尽头。类似迪甘妮亚这样的乌托邦公社同样也行不通。自由、亲近和个人主义与职责和使命是不能兼容的。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取得胜利，这就要求有一个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具有社会主义结构的新社群。从撒索克家族购入的29000德南的土地，为架构新社群提供了领地基础。就在那个时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占据了这块土地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以建立他们庞大的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基布兹。

基布兹社会主义之所以重要，是基于几个原因。没有先锋队的努力，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能度过殖民过程中那段艰苦的岁月。没有基布兹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锡安主义殖民者就不会拥有道德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对保证殖民过程成功进行至关重要。没有基布兹的共产主义成分，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者就丧失了合法性，他们的举措也将被视为不公正的殖民运动。只有基布兹社会主义能给锡安主义者带来社会凝聚力、坚定的意志以及在那个革命年代所需要的道义律令。只有社会主义基布兹劳动军的民族精神，才能鼓舞锡安主义者占领哈罗德山谷，才能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