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1)
袁后中国政坛扫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这也就是笔者在拙作里，不厌其烦地一再解说过，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
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一区、一省、一县，乃至一城、一镇、一乡、一村），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上，则是个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而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的一个军人就叫作军阀了。“军阀”这个现代名词，似乎是早期日本人从西文warlord翻译过来的。所以军阀有大有小。大的可以统兵数十万，占地数省，自成派系。有时甚至可以暂时取得国家元首的地位，如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等皆是也。次一级的，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陆荣廷、新疆的杨增新，和后来国民党时代的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等等也都是军阀。再小的，有的只有枪兵数十人，占领区域不过一两个小城镇，但他也可征夫抽税，自治自为，不受任何法令的约束，做个最小最小的土皇帝。
李宗仁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广西地方军头刘日福、陆云高、陆福祥、蒙仁潜、林俊廷、陈天泰、张春如、梁华堂等等，“人枪较多的，自封为‘自治军总司令’或师长、旅长。人枪较少的，则自称为司令、帮统、营长不等，各视本身势力而定。割据一方，派县长，设关卡，征钱粮，各行其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三章）。这些都是当年在广西省内，土生土长的小军阀。笔者回忆幼年时期在安徽家乡就知道一些割据乡镇的小军阀。记得有个诨名叫魏三闹的“司令”兼个小镇的镇长，他一共只拥有枪兵二三十人。但是他摊夫派税，保护一镇的治安竟至数年之久。上级的县政府中的县长，在动乱时代，皆存五日京兆之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对他也不闻不问；他对上级也向不买账。彼此河水不犯井水，相安无事，虽然他们平时也有些礼貌上的往还。上级的县长来来去去，而魏三闹却能在本县之一角，稳坐钓鱼台，不受太多的影响，而一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却多赖他的“保护”呢。你能说魏三闹不是个土皇帝、军阀？
据张学良将军，英雄不论出身低地告诉我，张作霖早年当“胡子”时代，也是个在东北地方上收“保护费”的张三闹。后来愈闹愈大，才被招安当了管带（营长），以后由团长、旅长、师长、军长，而总司令，而大元帅。割地为王，他在东北所统治的地区，加上后来“入关”所占领的地盘，竟远大于欧洲史上有名的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主政中枢，竟然变成了全国一人的国家元首，虽然他只能统治“九省三市”。
长话短说，地方军阀之形成，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国之内，中央政府一旦失控，古史上所谓“王纲解纽”，一解到底，全国顿成无政府状态，“遍地黄花开”（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地方成无政府状态，群雄并起时的安徽土语，倒颇能道其实况），就形成大小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了。所以这些军阀也不一定全是坏人。农民领袖乘机起义，打天下，固无论矣。有些游离军队（像李宗仁在六万大山中落草）和正常士绅，组织武装自卫，也未必全是坏事。这样，“始割据，终兼并”（三字经上的话），野心家或革命政党，再乘机逐鹿中原，逐渐兼并的结果，终成两强的刘项之争，或国共之战，中国政局就再次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了。这个循环，在古代中国如此；在近代中国还是如此；在转型期的中国，尤其如此。我国近现代史上，从袁世凯死后的分裂，到毛泽东生前的统一，就是这个循环很标准的现象。
袁死后各省督军、省长一览
今且将袁世凯死后各省的督军、省长，制一简表如下。这个表显示出中国军阀时期，全国军阀分配的基本情况。下围棋的术语，叫作“布局”。黑白两方棋手，把整盘棋的“金边，银角，屎肚子”，都大体你一子，我一子，作个总体的割据规划，然后再分区厮杀。每区双方都要围绕着可以独立生存的“眼”，建立根据地，向外发展。先是一县、一省的各自独立；然后搞联省自治，或五省联军，或五省、七省、十三省联盟；最后才逐渐连成黑白两大阵营，刘邦、项羽，来一决雌雄。下列这个袁氏死后，地方各自为政的督军、省长的分配，就是民初军阀割据的总布局，以后的军阀混战，就是根据这个总布局，分区混战下去的；有些地方军头的势力，竟延长了十余年至数十年之久。例如由张氏父子所统率的奉系，直至民国二十年（1931）的“九一八”，才开始崩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新旧桂系，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卢汉，都一直延长到中共席卷大陆，才真正结束。下面的一览表，就给予我们一幅军阀时代最原始军阀分布图，读者可一望而知当时的情况。其后的演变，也就不难按图索骥了。
袁后中国各省督军、省长一览表（1916年夏季）
东北地区：奉天（今辽宁）张作霖 督军兼省长
吉林 孟恩远督军 郭宗熙省长
黑龙江 毕桂芳 省长兼督军
华东地区：直隶（今河北）朱家宝 省长兼督军
山东 张怀芝督军 孙发绪省长
山西 阎锡山督军 沈铭昌省长
西北地区：陕西 陈树藩 督军兼省长
甘肃 张广建 省长兼督军
新疆 杨增新 省长兼督军
华中地区：安徽 张勋督军 倪嗣冲省长
河南 赵倜督军 田文烈省长
江西 李纯督军 戚扬省长
东南地区：江苏 冯国璋督军 齐耀琳省长
浙江 吕公望 督军兼省长
福建 李厚基督军 胡瑞霖省长
西南地区：四川 蔡锷 督军兼省长
云南 唐继尧督军 任可澄省长
贵州 刘显世督军 戴戡省长
华南地区：广东 陆荣廷督军 朱庆澜省长
广西 陈炳焜督军 罗佩金省长
上列简表为笔者根据政府公报等官书，及当时媒体报导辑成的，只是让读史者知其大略情况足矣，细说就太琐屑了。例如蔡锷督川未逾月，即因喉疾去职，举参谋长云南人罗佩金自代；北京政府亦调贵州人、黔军将领戴戡为四川省长，四川本省军人刘存厚等不服，终于引起川、黔、滇三军轮流火并，死人如麻，成都城内民居被毁者数千户。罗佩金被迫率部逃回云南。黔军被包围歼灭，省长戴戡被杀。北京中央不能制，只得承认既成事实，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自此四川便成化外。本省籍大小军阀，砍杀无已时，为各省之最。迨抗战军兴，国立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时，且遭阻力。本省分裂主义者竟斥为“文化侵略”，岂不可笑。斯时笔者已在重庆，亲闻之也。固知喜欢搞独立分裂者，并非某省某省而已也。再看看陈宧之接长湘督的故事吧。陈宧，鄂人也。督湘命令方发表，便惹起湘人大哗。陈宧夹尾而逃之后，谭延闿乃乘虚而入，北京中央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自此湘人治湘，湘人驱湘，湘人杀湘，湘人也就被本省军阀蹂躏得民无噍类矣。事实上，国民党北伐，也就是从湘人驱湘（赵恒惕驱唐生智），和湘人还湘（唐生智、谭延闿打回老家去）开始的。
所以军阀混战的历史，是无法说得完的。以上只是略举两个小例子，其他就可举一反三，毋需多赘了。至于那几个力能震撼全国，影响及于世界的大军事集团，像皖、直、奉三系，他们事实上便是“五代十国”之中各自专政四年的迷你小朝代。较小的军阀，就根据个别情况分别简述之了。
总之，吾人如从微观史学角度，去作“个案研究”（case study），大小通吃，那它就浩如烟海，从何说起？可是我们如从宏观史学去看它，触类旁通之，那也就无啥复杂之可言了。集体而观之，一丘之貉，是有其通性的。总之，王纲解纽，藩镇割据，政客纵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古今如出一辙也，何足异哉？何足异哉？
军阀趣事举隅
在我国社会文化转型期中，一转百转，没个规矩绳墨以为限制，有权便有一切，因此有权的人就可以胡作非为了。像上述魏三闹那个小军阀，便有生杀之权。他就可以随便杀人。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军阀时代，有趣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就以现代化的奢侈品的汽车为例吧，哪个大军阀能没有专用汽车呢？但是内地省份，既无公路，又无维修设备，如何是好呢？所以他们的汽车都是动用整连整营的士兵民夫，从江边驳船上抬了上去的。汽车抛锚了，电瓶没电了，轮胎没气了，再抬下驳船，运往“下江”去修理。
有些向往现代享受的四川军阀，那时还特地从上海雇用“网球秘书”呢。这些少年英俊的网球选手，有时被军阀们的年轻漂亮的如夫人们看中了，曾发生过私奔被捉回枪毙的惨事。想不到某军阀某次醋海兴波，竟为私奔者同生共死的爱情所感动，不但未判他们死刑，反而资助情奔，成全好事，一时传为“佳话”呢。
上述这些荒唐的小故事，都是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等三朝元老，和他们之下的文武僚属们所亲口告我的；有的也是笔者朋辈之间，包括许多“凤子龙孙”和“高干子弟”所转述的真实故事。较之司马迁所根据的“街谈巷议”，可靠多矣。略记一鳞半爪，以概其余，作为时代的见证罢了。
地方政府中回避制的彻底破产
在一个有固定型态的社会里，像传统的汉、唐、明、清大帝国，社会上有了矛盾，它都有逐渐发展出来的既定制度，来加以预防和解决。像笔者在《袁氏当国》里所说的“回避制”，从汉朝到清朝的规定，都是本郡人不能为本郡的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本郡的郡吏（行政干部）。在“郡吏”一条上，明清两朝虽稍有变通，但是本省人不能为本省督抚，却是铁定的，不许违背。如果辛亥革命之后，此一回避制继续有效，则民国时代的地方军阀，“回避”一下，猛虎不能归山，他们就不会那样无法无天了。试问如把张作霖调到四川，韩复榘调去云南，龙云调到东北，在“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的规定之下，他们远适异乡，光杆一条，恐怕也就黄牛掉到井里去，有力难使了。
再说那些网球秘书的悲剧吧。你搞三宫六院，你就得维持个宦官制来加以配合，才能保证安全。你既然搞了几十个后宫佳丽，同时又养了几百个英俊潇洒、未经阉割的东北小伙计，来做网球秘书、游泳教习、私人医师和卫士司机，那么，干柴烈火，怎能不出毛病呢？凡是一个有“定型”的社会政治体制，其附带产生的制度，不论为善或作恶，都是彼此配合的。不配合就要发生矛盾，发生动乱。所谓“转型期”，就是在一定期限里把各种彼此矛盾的制度，一转百转，使它们转向相同的方向，摩擦就减少了。
就以帝制转民治这一程序来说吧，在朝中把皇帝转成总统；那么在家中，则父权、夫权也得随之减少的。你不能只在“朝中”把皇帝杀了、废了，而“家中”还有千千万万的小皇帝，稳坐江山，那么这个民主社会就不是真民主了。其实政治革命易，而家庭革命难也。因为政治革命中的皇帝只有一个；而家庭中的皇帝，则在千万以上也。你要把这为数至几千万的小皇帝，一个个拉下马，乖乖，那就非几十年、几百年不为功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再看看所谓黑社会，我们所熟知的黄金荣、杜月笙，也都是他们各自帮会中的皇帝。你把这两位小皇帝拉下马，试试看要用多少气力？
且把这些现象再“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的社会也是个“多重重心的社会”（amulti-centered society）。每个重心之中，都各有其小皇帝，和小朝廷。
附注：其实两党的本身也是两个小朝廷，而他们的小朝廷之中，还另有其小小朝廷呢。例如戴笠就是他那小小朝廷中的皇帝。戴某统治他的小小朝廷，所用的既不是“国法”，也不是“党纪”，而是用他所特定的所谓“家法”。二战前后，在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领导下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也是个自有其私法的小朝廷，只是没有我们小朝廷的问题那样严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