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旧事

高宗武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他早年留学日本，归国不久即从政，受当道赏识，扶摇直上，别有一番怀抱；然而，处斯乱世，国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后更成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调遣的一粒棋子，其命运殊为可叹也。不过，既为小人物，则又有一好处，就是见势不妙，船小好掉头，趋避逃遁，茫如风影，远离人们的视线，我们不打扰他，他更不想打扰我们。即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他也无动于衷，一副倦鸟归林的样子。高宗武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岁之前，红极一时，之后，则躲得远远的，悄无声息活到了九十岁。当然，大人物中也有仁寿者，我们不去谈他们。

一

1931年，高宗武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二十五岁。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文质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长辞令”的年轻人。返国后，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日本大学的法学专业，其中包括许多政治学方面的内容，这是我在写作《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时所了解到的。1991年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并未提及高宗武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是何种学历。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亨特·博伊尔的专著中了解到，当年高宗武“关于中日外交问题博士论文的片断曾在中国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这样看来，他归国不久，即能在中央大学讲授政治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也可见这个年轻人对政治的某种兴趣。

第二年春末，经友人介绍，高宗武决定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就在动身前，日本首相犬养毅突然在东京首相官邸遇刺身亡，这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所为。海军大尉塚野道雄、海军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现役海军尉官、八位海军预备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满当时日本在内政、外交、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认为这是日本政党、财阀、特权阶级相互勾结的结果，遂决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等政界人士，袭击政友会本部，企图消灭当时日本政治领袖、有力财团，从而改变日本的政治现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犬养毅在九一八事件后出任日本首相，早年与孙中山私交甚好，“一生支助中国革命”。高宗武自幼留学日本，对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形势了解入微，立即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投给南京《中央日报》。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与关注。他们在刊发此文时加了一个编后语，示意作者到报社来面谈一次。高宗武去了，报社让他与有关编辑人员座谈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他参与报社工作：就日本问题每周写两篇专栏文章、两篇社论，每月支付报酬一百五十元。高宗武认为钱太少，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报社为延揽人才，答应再介绍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这样每月另有一百五十元。日本首相犬养毅意外之死，打乱了高宗武原本的南下计划，也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

就这样，高宗武没去广州，转而成为《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很快就名声大噪。但高本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项工作，认为长期这样写短文时评，“了无前途可言”，干了半年就离开了。高宗武有一好友裴复恒，当时在委员长侍从室任职，推荐他入侍从室工作。蒋介石很欣赏他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特予延见长谈，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为其处理对日问题。不知为什么，高却没有去。若干年后，高宗武在美国对好友提及此事，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宠惠“好人内阁”中担任过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奉命前往新疆调解马仲英、盛世才之间的争端，以失败而告终，同年12月辞去兼任的外交部部长一职。这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便自兼外交部部长。前一年11月，高宗武已脱离《中央日报》，转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人的命运有时不可逆料，高宗武虽然婉拒蒋介石，未敢去侍从室做那个上校秘书，汪精卫却又找上门来：

有一家杂志的主编李圣五是在牛津大学留学的国际法权威，并且是汪精卫部下。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给汪看，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汪当时任外交部长，由于对高很赏识，便邀请高参加政府工作，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有关中国和“满洲国”建立铁路和邮电联系的事宜。

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进入外交部，这对于高个人来说，其诱惑远大于在蒋的侍从室任职。汪的抬爱不啻是一个“天赐良机”，此时若能进外交部，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干便能得到充分发挥。而“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大成问题”。尽管当时国内对这项谈判普遍表示反对，甚至将汪精卫与他周围的那些人贬抑为妥协派，高宗武还是没有半点迟疑。1934年年初，他入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并很快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一个月后，升兼亚洲司帮办（副司长），主持对日交涉事务，成为汪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这时高的薪俸是每月三百元，汪以高“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特准另加三百元补贴。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不少，高却认为仅可勉强应付自己平日里的各种开销。高是那种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尤其与日本人关系良好。其间，曾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进入“满洲国”收集情报，无奈不得其门而入。后在一位日本特高课警察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东北，时间长达一个月，收获甚丰。返回南京后，高将考察报告同时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由此又得到蒋的一次召见。

蒋介石对高宗武的印象一直不错。尽管外界认为高是汪的人，蒋却不以为然，他向高详细询问对日外交策略。高认为日本决定吞并中国，可行的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北进，一条是南进；建议加强驻朝鲜和台北总领事馆之职责，给予领事较高待遇，以便调查日本在两处的动向。蒋大为赏识，当场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为特命全权公使兼驻朝鲜总领事，被高婉拒。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担任这项负有情报工作之职务”。

1934年，蒋介石的盟兄黄郛（字膺白）奉命在北平处理华北地区的中日交涉事宜，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长。这时，日本人又提出华北与“满洲国”通商、通邮等各项事宜，黄以授权有限、不能全权处理为由，将此事打发到行政院。汪精卫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认‘满洲国’原则之下，专谈通邮上之技术问题”。黄郛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高到了北平后，即去拜见黄，发现此事并非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是需在政策上对日本有较大的让步。高深感为难，认为此事已超出职权范围，必须请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决定。在与日本人的谈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强硬，黄郛责备过他。蒋介石此时正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牙疾，黄将此事捅了上去。蒋两次召见高谈话。高宗武这样回忆：“可能出自黄郛的建议，他两次召见我。黄郛可能以为我比较听委员长的话。不过，两次晋见，委员长并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很显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场的。”黄郛早年入同盟会，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做过代理总理，1928年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后因济南惨案引咎辞职。黄与蒋有旧交，自视甚高，称高是“小孩子”或“这个小孩子”。黄这时不过五十四岁（两年后病故），以这种口吻对待高宗武，实际上是对他有所不满。

到华北后，高宗武受到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克敏（两人后为日本傀儡）等人宴请。席间，汤等对高的见识与才华，赞许不绝。汤在给友人信中，称其“定力甚深”。王克敏此时兼任委员会财务处主任，也颇有同感，驰电蒋介石拟邀高出任财务处总参议或秘书长，高不以为意，又是婉拒。蒋特别欣赏他这种做事讲原则又不爱为官的态度。

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年仅二十九岁。“高居然挨过了那一阵反妥协的抗议风暴，而且年纪那样轻就当了那么大的官，这说明别人常常赞扬他颇有政治才干这一点的确名不虚传。”高本人却这样说：

通邮问题解决后不久，我从亚洲司副司长晋升为司长。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升级带给我更多的困难，因为那意味着与日本更频繁的接触……

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受伤，辞去本兼各职，赴欧洲疗伤；蒋介石乃接手，为行政院院长，同时电令湖北省主席张群接任外交部部长。张十日后到任，高驿马未动，仍为亚洲司司长。张主持外交大计，对日具体交涉则交由高宗武一人负责，并嘱其对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蒋介石面报或请示。蒋也会直接来找高宗武。一次张群接听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他开口就说：“我找高宗武……”以上这个细节，为高宗武晚年对好友周谷所说。翻检张群口述、陈香梅笔录的《张群先生话往事》一书，此事未能得到证实。但周的文章公开见诸报端，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从有关史料看，高与顶头上司张群的私交确实不错。

张做了一年两个月又十天的外交部部长，以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一年多外交部长的生活，戒慎紧张，苦恼多而欢乐少，而且未能有效地实际改善中日关系，未符最初期望……”张曾对高宗武抱怨日本人难以对付，且须事事请示蒋介石，无以独当一面，高建议他辞职。“张遂于1937年2月25日径电蒋委员长请辞，久未接复电，一日突接蒋电‘嘱高宗武来见’。张部长很幽默地对高司长说：‘蒋委员长要你来接外交部长。’3月3日张群辞职照准，却由王宠惠继任。”周谷不知何许人，竟用了一个“却”字，给人的印象就好像蒋曾属意由高来接任外长，其实这不过是纯粹的臆想而已。且不说蒋在用人上向来隐忍多谋，而且私心很重，更有权力上的制衡，凭此时高宗武在政坛上的实力，何以能出掌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堂堂外交部？即使后来在汪精卫眼中，高也是“年事太轻”，最多只能当外交部次长。所以，张群的一句玩笑话，又岂能当真呢？不过，张群任外长，却给了高宗武以用武之地。他上任后，即“一改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动与日方谈判的战略，以求中日关系的全盘调整”。这一思路与高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高的卖力可想而知。从张群的回忆中可证实，当时对日交涉各事高均有参与。张群也曾派他会同张嘉璈、王世杰专程飞广州，向蒋汇报有关会谈详情，并请求指示，可见高在蒋、张两人面前的某种重要性。

不过，高本人心里又十分清楚：“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三年，我在不同环境之中担任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国对日本首脑人物的主要谈判人员。”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对部长只称“岳军先生”（即张群），对蒋介石、汪精卫均称蒋先生、汪先生。这是高书生意气、甚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以致不久即闯下大祸。

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庐山表示“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中国已不可能再忍让。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而言，中国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争的惨烈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每小时的伤亡人数以千计。但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战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服不投降的英勇气概，又为日本军阀所不曾料到。然而，“抵抗至山穷水尽之时，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若论抗敌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此仗如何打得下去”？

战争初期，1937年7月24日，蒋介石曾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希望英方居中调解；7月25日，又接见美国大使詹森，呼吁美国在道义上协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与德国大使陶德曼见面，希望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事；该日下午，又接见法国大使那齐雅。这一连串的外交行为，是在兑现七八天前，蒋在庐山同时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这一愿望，即以时间争取空间，从而赢得战机。蒋在7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政府对和谈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

虽然一般认为两国交恶，和与战不可兼容，但实则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而言是一种政治作战。而在日本方面，陆军中的“不扩大派”在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华北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在七、八两月内，曾经两次推动以“和平交涉”为招牌的对华政治诱降活动。一次是敦促首相近卫文麿派密使对南京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献策并推动政府开展“船津工作”。后者的计划是：为保全日本陆军的面子，设法让中国政府先开口要求停战讲和，“由正在东京的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去担任诱导中国方面的任务，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调整邦交、停战条件方案的内容，作为他个人听到的传闻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传递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试探。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则开始外交交涉”。日本人挑中高宗武为试探人选，可见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能将和谈信息迅速带到南京上峰那里的人。刚至而立之年的高宗武——国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事实上已成为中日双方此时意欲打通外交路线的首要人选。7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召见高宗武，期许甚高，其责任与分量不轻。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有过记载：

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梅贻琦）、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了。宗武谈甚详。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蒋、汪二人与高宗武谈了些什么，自然不为外界所知。高宗武或许只对胡适先生一人说过，不过胡适在日记中只字未提。但随后高的一系列秘密行动或可表明，他显然是受命寻找对日谈判的可行途径。只见他不停地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这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已是王宠惠，而他对高宗武的动向似亦不甚清楚。据周谷所言：

高在王部长任内，奉蒋委员长密令前往上海办理对日交涉，即向王部长说拟往上海一行，王不同意，高说：“委座知道。”王是老官场，立即说：“那你就去罢。”高到上海后，绝口不提奉何人命前来上海交涉，谣言甚多，引起政府疑惧。外交部对高亦不满意。高每周单独往见蒋委员长一两次，每次谈话都是很长。这在当时已是异数。高说蒋委员长对日交涉要做到“不卑不亢”，蒋的内心极为痛苦。

尽管如此，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却不容忽视。“1930年间，日本已被陆军中激进少壮派及右翼团体包围威胁，凡举主张公平持重之政治家、坚持稳健保守之理财者、约束军纪之将领均经先后被刺杀，其压力及于文化界教育界及实业家，舆论亦只能支持急进政策，所以也缺乏转圜余地。”日本军人甚至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使战争越发激烈，即使双方有人试图寻求停战，其可能性亦日渐渺茫。五个月后，南京弃守，《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上海租界碰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后者对张称：要救日本即救不得中国。张立即将这位大使的话口头转告蒋介石，“给蒋印象至深”。大约过后五年，蒋仍耿耿于怀，日记中犹提及此语：“在我军由南京转进后，季鸾在沪遇倭驻华大使，彼语季鸾曰：‘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其意此时若放松中国就不能救日本。当时吾闻之悲惨无已，终身莫忘，可知倭国文武皆以为非灭亡中国决不能求生存，其愚至昧至此。”

1937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上海与船津辰一郎见面，下午与川越茂秘密会晤，当晚返回南京，将会谈内容直接向上峰汇报。就在这天晚上，上海却发生了“大山事件”，两个日本军人闯入虹桥机场时被保安队所击毙，从而引发了八一三淞沪之战。高的谈判无以为继，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船津工作”因此而流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日本陆军“不扩大派”与“扩大派”内斗的一个结果。接下来的故事，是高辞去外交部职务，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殊不知此去，高竟一意孤行，越走越远。

随着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人之游说，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中日关系；12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称不拒绝陶德曼调停。仅仅过了一个月，即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突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通知陶德曼本人，决定放弃与中国的谈判。日本人的这一强硬态度，进一步刺激了汪精卫求和的心情，其抗战的调门越来越低。这一年2月，高宗武到达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暗中操纵“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下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实际则代蒋氏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况的工作”，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领取（据周佛海日记，每月为两千美元）。“艺文研究会”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外并不公开。周佛海为事务总干事，当时他是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兼国民政府副秘书长，原北大教授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有人以为，“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的一个机构，其实“它乃是蒋、汪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陶主持”，最初设在汉口英租界内，后迁至重庆。

2月中旬，高宗武即派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负责苏日关系）科长董道宁秘密赴日本，其任务是“刺探敌国大本营最高当局对华真实态度”。董带回一封日本参谋部影佐祯昭给昔日同学何应钦、张群的诱和密函。4月初，高与董回汉口，将密函交周佛海、汪精卫阅。次日，高谒蒋介石，又将影佐密函交蒋，蒋嘱咐高不要将此事告诉影佐。14日，蒋指示高再飞香港。行前，蒋对高说：“你自己斟酌决定吧，尽力而为。”高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使命。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第27卷中的《高宗武致蒋委员长函》可证实，这一年4月16日，高将有关和平条件通报给了日方：“满铁”驻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返日，“已遵照面谕各点作‘我当局’之意见告之，但未提何人之意见”。不久，徐州会战打响，日方对高通报的和平条件未予答复，此事被搁置下来。5月底，高回到汉口。从周佛海日记中可知，高与之有过两个小时的密谈。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汪精卫对英国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条件而定。”这样就公开表明了他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分歧。进而武汉失守，汪夫人陈璧君竟又指使“艺文会”香港分会，代表汪精卫与日方作“和平谈判”接触，与日方签下导致后来汪精卫脱离重庆的若干文件，其时主要谈判人就是高宗武、梅思平。当时陈璧君往返于香港与重庆之间，她对高、梅两人说：“你们是为蒋先生跑的，现在试为汪先生跑跑。”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在其专著《“高陶事件”始末》中对此慨叹不已：由蒋介石面命组成，从事对日抗战宣传的“艺文研究会”，其香港分会及下属机构，“到这时竟成了汪精卫对日和谈的联络管道”。蒋介石佯装不知，还是真被蒙在鼓里？

应当说，1938年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蒋介石是知道的。

尽管蒋一度改口让王宠惠通知高不要去了，后在周佛海的担保之下，高还是去了。蒋对高确实是有点不放心，毕竟太年轻，与日本人又如此过从甚密，稍有差池，必误国家之大事。高则这样回忆：

战争爆发后，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汉口。跟日本人的谈判结束后，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一连串的“事件”最后变成了战争的大事件。在一次与委员长的谈话中，我向他报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议，鉴于目前政府对于日本人幕后到底在想什么做什么一点都不知道，我应该到香港和上海去。在那里，我可以从战前的日本朋友处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委员长同意了。于是我离开汉口，不久后带回来一手情报。

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蒋的这一顾虑并非没有道理。据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的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披露：“高宗武违背了蒋的真实意图，到了香港，一再同西、伊藤等举行会谈。在这期间，他注意到这和他过去的想法有了重大分歧。也就是说，他了解到中国方面首脑部门的真意是坚决希望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实现和平……而日本方面，由于已有‘近卫声明’摆在前面，作为善后之计，则希望以其他要人暂时代替蒋介石，如果可能的话，由汪兆铭（汪精卫）来收拾局面。高宗武发现他本人已随着日华和平的推动而陷入了困境……”高的这种困境与焦虑，不独因在蒋、汪二人之间进退失据，更因其以“低调”而自矜，失去对时局的判断，一头栽进“和平运动”的湍流当中。

这一年6月，高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去了东京，以他自己的说法，是为了搜集日方意向的情报，实则与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在密谈中，高无意给日方实力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信号，即汪精卫等人所谓的“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来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今井武夫当时在场，他回忆：“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对于以蒋介石为中心收拾日华两国之间事变的方案似乎已经断念了，他态度一变，不再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专门热心地听取日本方面的发言。”不管今井武夫所说是否真实可信，高此次东京之行，确实对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个月之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所谓“中国第一流人物”，无非就是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这些人。在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日本人妄想让蒋介石下台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这并不是说蒋这个人有多么大的能耐，而是战争中的政府在其面临内忧外患之时，确实需要一个能够服众的领军人物，此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手腕高明、隐忍多谋的蒋介石。更何况，日本军方中的强硬派，从未有过一丝真正的和平之意，否则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就不会打上八年之久了。

适于此时，高宗武意识到已闯下滔天大祸，从东京回到香港后，未敢去汉口，而是让手下的周隆庠将三份材料送交了周佛海，并附有一信给蒋介石。他在信中对蒋说，所呈送的三个材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其内心之惶恐溢于言表。周佛海深感此事重大，将材料立即交给汪精卫。汪大惊：“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蒋大怒，怒斥：“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随即停止了高在香港的活动经费。蒋的这一态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禁咯血，导致结核病复发，沉寂了好几个月，连日本人也找不到他。从此，高宗武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

三

自七七事变以来，高宗武一直以为自己是了解蒋介石真实意图的，他是在受命寻找“对日折冲”的途径，从不认为“试探和平”是对蒋的一种背叛。而蒋呢，之所以默许高前往香港，其实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其中或许暗藏策略上的某种进退。“这种默许的手法，是委员长日后处理高负责的和平运动时所反复使用的手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无论那个聪明的年轻外交官使用什么外交妙计奏了效，委员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功劳据为己有；要是失败了呢，他也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把责任推卸掉。”而且在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说高所搜集并且寄回给周（指周佛海）的情报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里，而是继续转到委员长那里去了……蒋肯定知道高此番远行决不单是搜集情报而已，不过蒋觉得高最终还是忠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高也许能找到有影响的、愿意就蒋所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人。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蒋就能加以利用。”

然而，此时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已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这意味着高之前的所有努力，已完全落空。对蒋来说，高的这一条暗道似已不能再走，及时停掉他在香港的活动经费，就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明示。高或许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或许已得到周佛海的暗中支持（周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拨三千元给高宗武，作为替汪工作的活动经费）。所以，待病情稍有好转，仍一意孤行，甚至不惜肝脑涂地，或如唐德刚所说：自觉众睡独醒，实为愚不可及。“他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要使日本方面改变主张是困难的，而在同时，他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在不得已时，即使背叛蒋介石的意向，也要挺身而出，从事日华之间的和平工作。”正是由于未能得到蒋的谅解，并有了疏远的迹象，高宗武于失望中孤注一掷，不得不与汪精卫等人走得更近了，这又正是汪本人和日本“不扩大派”所希望看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高“好像既不代表蒋，也不代表汪，可是日本人都愿意跟他谈”。这大概也是高宗武头脑一时发热，自以为可促成“和平”的重要原因。据当年日本外务省一份给内阁的报告称，高曾把汪精卫对“和平路线”的想法表示为：（一）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他援助斡旋；（二）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他以在野资格斡旋；（三）如果要他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鉴于此时蒋对高的态度，周佛海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让梅思平接替了高宗武的某些工作。但高在香港的活动，实际上并未停止，不过是由高介绍日本同盟通讯社中南总分局局长松本重治和梅思平继续谈判，梅和汪的关系更为密切。另有种种迹象表明，汪此时意欲脱离重庆政府单干之念日甚一日。

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陷，汪发表“和平”解决中日纠纷的谈话。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随即致电汪精卫，劝其勿与日本妥协；汪复电：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同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到达重庆，与汪见面，携有日本希望汪氏脱离重庆、另组政府、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条款。经过多日的商讨，到11月2日梅离开重庆时，汪已作了最后的决定。11月20日，汪指示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祯昭等秘密会谈，双方签订了几项协议（即“日华协议记录”，又称“重光堂协议”）。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一周后，梅又返回重庆，向汪报告一切。此时汪已决定出走，预定先到昆明，后转河内或香港。高回忆：

我在香港的时候，汪精卫还在重庆试图作出出走安南（即越南）的决定。他发电报询问我的意见。虽然我曾经帮助他和近卫公爵沟通，我仅仅回答：“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12月5日，周佛海按计划逃离重庆，他在日记中坦承：“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不顾一切离开重庆，前赴昆明，他梦想能够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在政治或军事上的支持。次日，汪与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一同搭机前往河内。12月29日，汪发表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即汪精卫签署的那份《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此“艳电”立即遭到海内外同胞交相挞伐，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的决定。高宗武承认：“发出电报后的主要后果为：（一）汪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造成汪对蒋的痛恨；（二）连汪的同情者都批评那封电报，汪获得民众支持的希望彻底破灭。”至此，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总裁蒋介石正式决裂，两人分道扬镳。蒋介石内心震惊不已，在日记中叹道：“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类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1938年12月22日）

汪精卫等人所谓的“和平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这么说并非是因为在今天已看到这一结果，而是日本人推行的所谓“大陆政策”，即为了保护日本就必须消灭或征服幅员辽阔而又孱弱无力的中国，这一野心勃勃、荒诞不经、丧失理性的念头，最终令日本一步步陷进战争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日本走向败降以及中国进入复兴阶段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关东军抗命在东北滋事“成功”，激起日本军阀的野心；中国人也由此而觉醒，各种分崩离析之力量开始整合，最后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走上对抗日本野蛮侵略的道路。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汪精卫开始意识到美国人的参战，对他与日本人来说都是一种不祥之兆。日本若被打败，将彻底证明他的“和平运动”是逆全民族抗日之大势而动，可悲且无耻，无以见谅于全体国人，就像当年奔赴“满洲国”的溥仪被他指责为“汉奸”一样，下场可想而知。或许汪的想法与二战时的法国傀儡元首皮埃尔·赖伐尔颇有相似之处，后者曾言：“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国所有的石头用来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够用；要是我的政策失败了，我就会被绞死。”赖伐尔最后果然是以叛国罪被绞死的。汪精卫以亲日而求利，赖伐尔以亲德而卖国，战时欧洲各国纷纷成立傀儡政权，东西方同时上演了一幕幕政治上的闹剧。其实，汪的内心始终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你一定要有应付这个日子到来的勇气。”

实际上，即使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汪的失败也只是时间问题。这一点，连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汪自首都南京陷落前，就在焦急忧虑如何对和平有所作为，但当时彻底抗战之声正震荡全国，抗战的火焰正在升腾，同时也是汪自身的实权非常微弱的时候。”七七事变后，中国决定对日抗战，其胜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国际援助上。汪精卫等人则根据当时形势，估计国际援助决不会来，只能赶快对日谋和，以免一败涂地；不料中国苦撑抗日的能力，终于赢得西方各国的信任，渐感中国足以做它们在远东制衡日本势力的伙伴，一改原来冷眼旁观的态度，开始对华援助。汪氏等人对形势的估计一错再错，最终成为沦陷区里的日本傀儡。

另有一点，就是汪精卫本人性格上存在缺陷，并不适宜搞政治，但又对个人权位利益抱有极大的野心，这也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汪大抵是那种感情冲动、意气用事之人，其一贯的表现即为立场不坚定，言论变化无常，在政治上一遇挫折，不是南下隐居，就是远走欧洲。“从1911年至1936年二十多年间，他出走法国竟达六次之多，如此意志薄弱、反复不定、遇困即逃、闻利乃回的作风，如何能成大事？”汪的老婆陈璧君倒是说一不二的人。汪早年致力于革命时，这个女人陪着他左右突围，襄助他建功立业，功不可没。从一些史料看，汪精卫之出走，与陈璧君在一旁捣鼓也有关系，她大概也深知汪、蒋两人此时势不两立，已是非走不可了。陈公博对陶希圣就说过：“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至败事。”高宗武未必不知汪的性格，当他发现汪精卫已经走得太远时，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1939年3月21日，曾仲鸣在河内被错杀，汪精卫极为震惊，何去何从一时难以抉择。高劝他前往欧洲或菲律宾，从此不问政事，甚至愿陪他返回重庆，唯不可与日本人再谈下去，“纵然私人积怨甚多，也不可出此下策”。高又说：日本在中国已有两个傀儡组织，北有王克敏，南有梁鸿志，又何必再插一脚？汪此时已无路可走，不听……高回忆道，此时汪在河内不慎跌了一跤，腿上绑着绷带，平日非常忧郁。“汪说他想去东京去了解日本人的‘真实态度’。我说，我们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什么都不要做。在我和他相处的两星期中，汪曾经多次问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吗？’每一次我都回答：‘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

未隔多久，高即发现，他与汪派组织的其他人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这些分歧，以他的性情是无法忍受的。正如后来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汪精卫到上海前，其阵营内已分为两派。高宗武、陶希圣等认为汪精卫如果要组成新政府，一定要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之外建立，且此政府有自由，不受日本的控制，此即所谓‘高宗武路线’。周佛海领导的另外一派认为当时汪精卫的分裂运动缺乏武力，不得不依赖日本的支持，而在南京建立政权，此即所谓‘周佛海路线’。”应当承认，“高宗武路线”不仅符合高本人的政治逻辑，同时也是一个底线，即不在敌占区建立所谓“新政府”，这样无论怎么说，新政府最多是对国民政府的一个背叛，而反之，就是投敌。

国民党内部另立政府之事并非绝无仅有。国民政府自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及至北伐成功这一期间，就有过好几次分裂。以1928年为例，南京政府是以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为契机成立的，尽管各有各的说法，但在当时至少有两个意义上的不合常规：“其一，它是在中国的正统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作为国民政府的武汉政府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成立的。其二，是在驱逐国内军事敌对势力尚未成功即国民革命途中成立的。”南京政府当时也强调与武汉政府的连续性，以获取国民党内部更多的支持；武汉政府当然不容分裂，下令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

这不过是十多年前才发生的事情，或许时空与背景有所不同，但汪精卫不至健忘，高宗武心中也未必一点数没有。然而，“周佛海路线”在这个组织中渐成主流，高处于边缘地位，对汪精卫的影响力日渐式微。高心绪低落，曾写过一首类似日本俳句的小诗，以表心头的痛楚与困惑，读之令人低回：

北方，

南方，

高山，

海洋，

它们全都不属于中国，

中国百姓将何处为家？

日本人开始对高宗武有所怀疑。

1939年5月5日，汪精卫乘坐日船“北光丸”号到达上海时，其行踪被日本《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发现，汪决定暂留船上，以避开媒体的视线，等天黑再说。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则上岸，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是晚，汪通知说不上岸。高这时对周佛海、梅思平表示，想住到兄长那里去。日方影佐祯昭不同意，以命令的口吻对高说：“今晚就住在这里！”高执意要回，两人发生口角。还是周佛海出来打圆场，说：“宗武，你还是回去吧。”临出门前，高还愤然高声说道：“影佐有什么权力？我为和平运动拼着性命，绝不能听从日本人的命令！”这一年6月起，日本人开始对高宗武进行监视。据今井武夫回忆，在整个谈判中，“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有时又非常随便的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实感到怀疑”。到了夏天，汪由上海飞东京，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等人同去。影佐祯昭私下对汪精卫说：日方有人怀疑高宗武，说他有点靠不住，建议以养病为由，将高扣在日本，暂不回上海，观察一段时间再说。汪反问：有何根据？影佐祯昭说：虽不能十分肯定，但确有许多可疑之处，高可能被重庆利用。汪精卫仍坚决反对，说：扣留不太好……后来的事实即可证明，日本人对高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半年之后，即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两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期间震惊海内外的“高陶事件”。

四

高宗武走了。走得不近情理，闻者惊诧且有疑。

高本人的态度却是真实可信的，他对日本人说过：“如果汪的和平运动真的能拯救中国，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反对它。但是现在我完全了解这个运动救不了中国，因此我绝对反对它。”1939年12月，高与汪等人有过一次谈话。当着陈公博、陶希圣的面，他对汪说：

如果你坚持成立南京政权，你只能做个溥仪第二。这样值得吗？这是我最后的忠告。只要你不背叛中国，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流亡天涯海角；如果你背叛中国，那么我们分手……

从感情上来讲，最终离开是高不得已的一个选择。“我记得1937年我们从南京撤退时，汪很担心我搞不到船票，那时所有电话线都不通了。汪亲自去找负责撤退的张群，愿意把自己的房舱让给我。事后他从未向我提起这件事，我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我也想起汪曾经为我和沈小姐证婚，和头一个请我们吃饭的往事。我知道我的离开会给他有多么沉重的打击……”

“高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尽管大为不悦，却未动声色（可参见其日记），仍抵青岛，与王克敏、梁鸿志两汉奸续谋成立伪中央政权之事。周佛海则恨之切切，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1940年1月22日）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不禁哑然失笑。周佛海本是一个善变之人。这里若撇开政治不谈，只讲做人，周氏远不如那个大孝子陈公博。1939年年底，陈公博秘密进沪，劝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建新政府之事，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但汪精卫已骑虎难下，陈劝说无效，乃回香港，继续侍候老母。陈公博为性情中人，后见高、陶两人出走，“恐汪之陷于孤立”，颇感惶虑，才又重返上海，从此跌入龌龊政治的泥淖之中。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由伪政府之立法院院长接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其实际权力却在副院长周佛海之下。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周佛海又摇身一变为蒋介石的人，被重庆方面委任为国民政府上海、南京地区特别行动队总司令。原来周在前一年即向重庆政府反正，后在受审时自嘲，称是“身在匈奴心在汉”。1946年4月，陈公博以叛国罪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高宗武在美国知道后，扼腕痛惜陈是在替人受过，想要提供证据，并拟往苏州法庭为其辩护，此事被蒋介石拦了下来。与陈公博愿作“伴食”相比，最后连日本人也看不起周佛海，“他正如一个钻在内部、恩将仇报的人那样，看到事情失败就为了续命而狂奔，结果还是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而死于非命”！

那么，高宗武为何要出走呢？一般认为：主要是对日本人强硬态度的不满，同时也是对汪本人的一种失望。陶希圣到达香港后，给今井武夫一信，其中有“深知汪氏无力量以解决中日问题，其他诸氏只求利禄权位，毫无和平诚意。弟由于失望以至于出走”云云，这本可作为解释高、陶两人出走的真实原因。但1963年，原汪伪政府中周佛海的一个盟友金雄白（笔名朱子家），在香港出版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中，则另有说焉：“高宗武搞和谈，对公，是向蒋介石效忠；对私，则要由他包办。他最后的改变目标而抬出汪先生来，则以日本两度关闭了对蒋先生和谈之门，或许是他在失败中想死里逃生，也或许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项的使命……”其以闻见者之推断，可信与否，引起史家的关注。1969年12月，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对高宗武有过一次访问，试图从这位“和平运动”亲历者口中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未能如愿以偿，以至于这样说：

在高宗武发表回忆录以前，或在台湾政权同意让外人自由阅览其历史档案（在我们这辈子里，看来是不大可能得到这种许可）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里发生过哪些事情的详情是无法知道的。据高讲，他本人对这些事情的记述在他死前是不会发表的，同时，“为了不被人曲解”，他还要对自己的私事和回忆严加保密。自从1940年1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来，高没有写过任何有关和平运动的东西……

深得胡适晚年信任的史学家唐德刚，当年在美国也访问过高，两人“暗室私谈竟夕”，然至关键处，无论怎样旁敲侧击，高始终不肯吐露半字。唐心有不甘，为促其留下信史，想再约谈一次。高表示欢迎，却又言明在先，不谈敏感旧事。尽管高长期以来，始终守口如瓶，但有一事实至少不会错：“高陶事件”后，陶希圣奉命留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向战时军政机关提供世界局势分析及国际问题参考意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既陷，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港岛，辗转到了重庆陪都。陈布雷奉蒋之意作出妥善安排，陶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任少将组长。1940年4月，高宗武则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到了美国。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后以经商为生。其间，蒋让陈布雷致电胡大使，让使馆及领馆对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维护”（1940年6月14日）。另有一电报云：“高宗武君通缉令，国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销，已交国府公报登载。但不欲旧事重提，故报纸上不发表消息。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1942年5月28日）更有一说法，蒋曾给高写过一封亲笔信，交杜月笙带到香港，信内慰勉有加，称其为“浙中健儿”，与上述电文“可慰高君爱国之心”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说法我从高的未刊回忆录中得以证实：

中国后方的反应非常良好。委员长给我一封信。当我加入汪精卫协助他的注定失败的“和平运动”时，委员长曾经很愤怒。现在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赞赏我的动作。他说，浙江有理由为我骄傲。我的家乡是浙江温州，浙江也是委员长的故乡。

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隐微复杂，让人一时难以看透，不过汪精卫等人早已被视作汉奸。当代史学家章开沅认为：“抗战甫兴而试探言和乃是一场政治赌博，究竟有几分出于考虑国家命运的公心，有多少出于争权夺利的私意，局外人很难作简单的诛心之论。”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我们确实应当听听高宗武本人是怎样说的。

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说得太少，谁也不知他有过一本回忆录。唐德刚更是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他宁愿一辈子就这样——让后世一些不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编造，误人误己”？高晚年与周谷这样的朋友聊过当年旧事，但大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花边旧闻”，并未涉及真正内幕。唐德刚与美国学者（后又有费正清一弟子访问高，亦不得要领）亦均无功而返，因此一般认为，高宗武生前不会再说什么了。高于1994年9月在美国离世，其时距汪精卫之死已有五十年，距蒋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无论如何，即使当年负有“秘密使命”，亦不至于奄奄气尽之时仍三缄其口？

或许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擅长开玩笑的高手，不久前，一本尘封了六十一年之久的“高宗武文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被发现。这件事不会惊动太多的人，但对于研究民国史的人来说，想必是一个惊喜。这是高宗武于1944年8月间在美国完成的一本回忆录，书名为《深入虎穴》（Intothe Tiger’sDen），英文打字稿共两百五十四页，有十四个章节。从时间上看，其时距“高陶事件”不出几年时间。较之陶希圣在二十多年后的回忆，高宗武的回忆录似更加清晰与完整。

此事过程大约是这样：2005年6月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谢幼田（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孙子）打电话给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先生，称该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在查阅当年美国外交官劳伦斯·萨斯伯里（LaurenceE.Salisbury，1891—1976）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一部“高宗武手稿”。陶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是国际知名的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十年之力写出《“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唐德刚为此书作序，评价甚高，认为“可以发掘的史料，除蒋公大溪一档，尚待大量开采之外，也所余无多。恒生之书，应该可说，也是接近结论阶段的一家之言了”。陶先生当年写书时，尚不知有高的回忆录存世，在印证其父陶希圣的某些回忆时，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撑（即“孤证不立”），想来不免引为憾事。

陶先生立即与郭女士取得联系，7月上旬，偕好友、《中国时报》前驻美记者刘永宁驱车前往斯坦福大学校园，在郭女士热心帮助下，复印了全稿。其文稿每页右侧都印有几行字，大意为：本文件为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有，未经本所明确授权，不得私自散布或出版。据了解，上世纪40年代初，萨斯伯里为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1941—1944），与高宗武是朋友，这份稿子是萨斯伯里替高介绍出版商时留下的一个副本（档案第2匣），档案中还有若干封高的英文信件以及萨斯伯里的日记、书信与文件（第1、3、4匣）。从相关情况来看，当时萨斯伯里与高正在设法出版这本回忆录。不过显然，回忆录并未见出版。

据陶先生分析，这本回忆录本想通过长期以来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经验”，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本。由于当时远东及太平洋战场局势开始出现逆转，日本人已是强弩之末，而德国战败亦已成定局，大战胜利在望，故此回忆录未能引起美国出版界的足够重视。次年二战结束，对美国人来说，时过境迁，回忆录出版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这个副本一直存放在萨斯伯里家中，直至1976年他去世，连同他本人的资料和遗物，一起存入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内，从此未见天日。

发现高宗武的回忆录后，陶先生最为兴奋，大呼“如获至宝”。其父陶希圣在1967年上半年有过一次东南亚、欧洲、美洲及日本之旅，全程三个月。其间与高宗武在华盛顿重逢，此为两人1940年香港分手后，时隔二十七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在顿巴敦橡树园樱花纷飞、清幽怡人的一个下午，当年“高陶事件”中两个主角，相倚径边的排椅上，畅谈许久……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业已同意陶先生复印、使用这一史料，并初步同意在中国大陆出版。陶先生已经翻译全书完毕，从陶氏所译的回忆录“前言”中，可见六十多年前高宗武写此书的真实意图：

1940年我离开香港前来美国时，友人们建议我利用时间写一本关于日本状况和日本领导人物性格的书。他们坚信我和日本各阶层人物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具有做这件工作的最佳条件。长期关注远东局势的美国人，也一定会欢迎这样一本书。

来美后不久，美日战争爆发。许多美国朋友和此间的中国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说：“你与日本以及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与众不同，日本既然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你应该把你所知的，提供给我们。”

我服务于中国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确是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夕。此前，中国一直依赖国联（LeagueofNations，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防止国际战祸的国际组织，陶注）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事件。不过，从1932年到七七事变，中日双方都有直接交涉。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职位（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注），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频繁地与日本人接触。1937年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官员与敌方中止来往。但是，直到1940年汪精卫成为日本占领区傀儡之前，我和他的关系使我和日本领导人之间，一直保持接触。因此，我熟知敌国国内的状况。

我的痛苦的日本经验基于：一、我身为中国外交部官员；二、我又是汪精卫投日之前的同僚。加上书中将述及的其他因素，我深信我的资讯和观点，对于战胜日本，以及防止该国再次走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价值。

……

1944年8月31日

于康涅狄格州克令沃镇

劳伦斯·萨斯伯里的农庄

从此前言看，高宗武对日本人并无好感，书名“深入虎穴”似颇堪玩味。

这本回忆录最终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释。但令人费解的是，高宗武生前为何从未声张？自1940年离开香港，高宗武在二十七年后曾去过一次台湾，并与昔日老上司张群会面，两人倾心交谈。张还让其媳杜芬陪同游览台北名胜，可见两人之旧谊。可事实是：此时蒋介石仍活着，倘若当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使逆名不彰，以蒋的为人与处事，高也是无法登陆台湾的。而高官张群，也不至于如此款待周详。高甚至拟请面见蒋介石，尽管未果（高本人解释为：蒋不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但他何以敢提出这样的要求？胡适说过，作研究要于不疑处有疑。金雄白当年之推测未必一点道理没有，我本人也认为高宗武确有充当重庆方面“秘密角色”的可能。

不过，若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高、陶两人虽然中途醒悟、揭露密约、戴罪立功，但终究是不谨细行、大节有亏，好在“汉奸”这个罪名可免去了。高宗武自1934年年初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及至1940年远走异国他乡，前后近七年时间。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段心力交瘁、无所适从、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当然，我们不能说高宗武倘若不从政，只当他的大学教授，其一生就不会这样跌宕起伏，乃至隐迹不闻。高当年的选择，以其精英意识“应时而出”，从客观上讲，与国难当头、共济危机这一背景有关。但他的问题在于年轻气盛、自许过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以致焦头烂额，终为瞬息万变的时局所淘汰，或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亦未可知。诚如他后来在美国对张君劢、曾琦两人坦承，“对蒋已失去价值……”，更说过“政治是危险的”这样的话，从此心灰意冷，自匿其迹，“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同辈是这样评价他的：

三十年代中国赫赫有名的“日本通”高宗武，虽然不在高位，却肩负国家对日外交重任，当道倚为股肱左右之臣，春风得意之时不过而立之年。数年之间，便销声匿迹，隐于异邦，依商为生，默然而逝，令人惋惜。

揆之事实，大致如此。陶希圣可回重庆，高宗武则不允返回，不得已远走美国。这时战争尚未结束，其从政生涯却提前画上了句号。高宗武患有慢性肺结核病，一生好几次长期住院。身体痼疾可治，心灵阴影难消。从政七年如咯血，这一遭人非议的政治病史，或许困扰其余生，让他常常透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