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1825年(8)
天气很好，我们在花园里走来走去，然后坐在一条长凳上，背靠着矮树篱的嫩叶。我们谈到俄底修斯的弓，谈到荷马史诗里的希腊英雄们，还谈到希腊的悲剧诗人，最后谈到一种流传很广的看法，即欧里庇得斯造成了希腊戏剧的衰亡。歌德决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说：“说某一个人造成艺术的衰亡，我决不赞成这种看法。有很多的因素在一道起作用，但这一点是不易说明的。希腊人的悲剧艺术很难说是由于欧里庇得斯而走向衰亡的，同样，希腊人的造型艺术的衰亡，很难说是由某个生于菲迪亚斯[128]时代而成就不如他的大雕刻家造成的。因为一个时代如果是伟大的，它就必然走前进上升的道路，质量较低的作品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欧里庇得斯所处的是多么伟大的时代呀！那不是文艺趣味倒退的时代，而是文艺趣味前进的时代。
当时雕刻还没有达到它的顶峰，绘画还仅仅处在萌芽状态。
“即使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比起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有很大的缺点，也不能因此说继起的诗人们就只模仿这些缺点，并由于这些缺点而必然灭亡。但是，如果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具有很大的优点，有些甚至比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更好，继起的诗人们为什么不努力模仿这些优点呢？为什么就不能至少和欧里庇得斯一样伟大呢？
“不过在著名的三大悲剧诗人[129]之后，没有出现过同样伟大的第四个、第五个，乃至第六个悲剧诗人，这个问题确实是不易回答的。我们只能做些猜测，多少可以接近真理。
“人是一种简单的生物。人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不管他多么深不可测，他的生活情境的圈子毕竟不久就会跑完。
“如果当时的情况就像我们可怜的德国现在这样，莱辛写过两三部，我写过三四部，席勒写过五六部尚可的剧本，那么，当时希腊也很可能出现第四个、第五个，乃至第六个悲剧作家。
“但是当时的希腊人所创作的作品多得不可胜数，三大悲剧诗人每人都写过一百部或接近一百部的剧本。荷马史诗中的悲剧题材和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悲剧题材，有一部分已用过三四次了。在现有的作品如此丰富多彩的情况下，我认为人们不难理解，题材和内容都要逐渐用完了，继三大悲剧诗人之后，没有哪个诗人还能知道更好的出路。
“说实在的，他再写有什么用处呢！当时的剧本不是已经很够用了吗？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所创作的作品，就其特性和深度就足以让人们听了又听也不会感到他们的作品平庸化，更不会把它们毁灭。就连流传下来的他们的一些宏伟的断简残篇所显出的广度和深度，就足以让我们这些可怜的欧洲人钻研几百年，而且还要靠它们活上几百年，干上几百年。”
1825年5月12日星期四
歌德非常兴奋地谈到希腊喜剧诗人米南德。他说：“除索福克勒斯之外，米南德是我最喜爱的诗人了。他非常纯洁、高尚、伟大和乐观；他优美的创作风格是别人无法达到的。遗憾的是，我们只拥有他很少的作品，但是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也是异常珍贵的，有才能的人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歌德接着说：“关键在于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作家须符合我们自己的性格。例如卡尔德隆尽管非常伟大，尽管我也很佩服他，可是对我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影响。但是对于席勒，卡尔德隆似乎是一种危险，因为会把他引入歧途。所幸的是，卡尔德隆在席勒逝世后才在德国为一般人所熟悉。卡尔德隆最大的长处在技巧和戏剧效果方面，而席勒则在意图上远为精明、严肃和雄伟，所以席勒如果在自己的长处方面有所损失，而另一方面又没有学到卡尔德隆的长处，那就很可惜了。”
我们谈到莫里哀。歌德说：“莫里哀是那么伟大，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作品和悲剧接近，它们都是可怕的，没有人敢于模仿他。他的《悭吝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部剧本里，父子之间的不道德行为消灭了一切恩爱情谊，这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的。但在德文译本里，却把儿子改成亲戚，剧情就因此变得软弱无力，没有多大意味了。人们怕见罪恶真实地显现出来。但是，一般产生悲剧效果的东西，如果不是难以忍受的东西，那还会是什么东西呢？
“我每年都要读莫里哀的几部作品，正如我经常要观赏按照那些意大利大师的画复制的铜版画一样。因为我们这些小人物不能把这类作品的伟大之处铭刻在心里，所以必须常常回想它们，以便使原来的印象不断更新。
“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影响我们，一直继续到最后为止。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叫作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可以说，我的一切应归功于伟大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们，那么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
“但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受到重要的个人影响的那个时期决不是无关要旨的。
“莱辛、温克尔曼和康德都比我年纪大，我早年受到前两人的影响，老年受到康德的影响，这对我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再说，席勒比我年轻得多，他正为自己远大的理想努力奋斗，而我已开始对世界感到厌倦了；与此同时，洪堡兄弟和施莱格尔兄弟都是在我的眼下开始登上台的。这个情况极为重要，我从中获得了说不尽的益处。”
歌德谈了一些重要人物对他的影响之后，话题就转到他对别人产生的影响。我提起毕尔格[130]，说他是个有纯粹自然才能的人，可是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歌德的影响，这似乎是很成问题的。他说：“毕尔格的才能固然和我的相似，但是他的道德修养却植根于完全不同的土壤，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个人在修养进程中怎样开始，就会沿着那条线前进。一个在三十岁时写出《希尼普斯夫人》那样的诗的人，显然有些偏离我所选择的方向。他也凭借他的很大的才能博得了一批他很能予以满足的观众，所以他用不着了解和他无关的同时代诗人的特点。”
歌德接着说：“一般说来，我们只向我们喜爱的人学习。现今正在成长的年轻而有才能的人对我有这种好感，但是和我同辈的人之中则很少。是的，我几乎说不出一位对我完全满意的大人物。他们当时就狠狠批评我的《维特》，如果我把每一个被他们骂的地方都勾销掉，全书就很难剩下一行了。但是这一切指责对我毫无害处，因为个别人，尽管是名人，他们这种主观的判断，又被人民大众纠正过来了。谁不指望有成百万的读者，他就一行也不必写。
“二十年来，世人争论席勒和我谁更伟大。我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社会上毕竟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
1825年6月11日星期六
今天吃饭的时候，歌德对帕里少校写的那本有关勋爵拜伦的书[131]谈得很多。他非常称赞这本书，并且指出，这本书和所有迄今论述拜伦的书相比，在描述拜伦及其各种意图方面，更加完美，更加清楚。
歌德接着说：“帕里少校想必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高贵的人，他不仅充分理解他的朋友拜伦，而且能够完整地表现他。我特别喜欢书里的一段话，这段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位古希腊人，一位像普鲁塔克的人说出来似的。帕里说：‘这位出身高贵的勋爵缺少所有那些装饰中产阶级的美德，他的出身、教育和生活方式妨碍他获得这些中产阶级的美德。可是他的那些对他缺乏善意的批评者全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当然指责他，因为他身上缺少他们有理由值得骄傲的东西。这些诚实的人并没有考虑，身居高位的拜伦做出了他们无法想象的贡献。’那么，你觉得这段话怎么样？这样的话不是每天都能听到的，不是吗？”
我说：“我很高兴帕里公开说出了他的这一看法，它使所有胸襟狭窄的人对比他们高尚的拜伦的指责和贬损永远失去作用。”
接着我们谈到世界历史情况和诗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某一国人民的历史比另一国人民的历史更有利于诗人。
歌德说：“诗人应该抓住特殊的东西，如果这特殊的东西包含某些健康的因素，他就会用它表现出一般。英国的历史很宜于用诗的形式加以表现，因为其中有些经常重现的善良的、健康的，因而是带有一般性的因素。法国历史却和诗不相宜，因为它只代表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时代。法国人民的文学，由于它建立在那个时代的基础上，所以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随时代消逝而变为陈旧的东西。”
歌德后来又说：“现代法国文学还很难评判。德国的影响正侵入法国，在那里引起巨大的骚动，要在二十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结果如何。”
接着我们谈到一些美学家，他们耗费心思用抽象的定义表达诗歌和诗人的本质，但达不到任何明显的结果。
歌德说：“有什么必要下那么多的定义！对情境的生动情感以及把它表现出来的能力，这就形成诗人了。”
1825年10月15日星期三
我发现今晚歌德显得特别兴高采烈，我高兴地再次从他的口中听到许多重要的话。我们谈到文学界的近况，歌德发表了以下的意见：“一些个别的研究者和作者人格上的欠缺，是我们当今文学界的一切弊病的根源。特别是在批评界，这种缺点对世界不利，因为它不是混淆是非，就是用一种可怜的真相去取消对我们更好的伟大事物。
“已往世人都相信路克里蒂娅[132]和穆修士·斯克夫拉[133]的英勇，并且受到鼓舞。现在却出现一种历史的批判，说这样的人根本不曾存在，他们只应该看作罗马人的伟大的鉴赏力所虚构出来的寓言。这样一种可怜的真相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如果罗马人足够伟大，有能力虚构出这样的寓言，那么我们至少也应该足够伟大，去相信这样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