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1825年(2)
歌德的情绪很好。他叫人拿来一瓶葡萄酒，斟给里默尔和我喝。
他自己却只喝马里恩浴场的矿泉水。看来今晚他有要事要做，即他要和里默尔校阅他的自传续篇的手稿，目的也许是在表达方式上做些修改。歌德说：“艾克曼最好留在我们身边听一听。”我很乐意听从这个吩咐。歌德于是把手稿摆在里默尔面前。里默尔就朗读起来，从1795年开始。
今年夏天，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反复阅读和思考过这部自传体中未出版的、一直到最近的部分。现在当着歌德的面听里默尔大声朗读这一未出版的部分，我感到这是一种完全新的享受。里默尔专心于表达方式，我有机会惊羡他的高度灵巧和词句的丰富。但是在歌德方面，所描述的这一生活时期又历历在目，他沉浸在回忆之中，想到某人某事，就用详细的口述来补充成文的东西。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歌德反复提到当时的一些极为杰出的人物，不过谈得最多的是席勒，从1795年到1800年这段时期，他和席勒交往最密。戏剧是他们两人的共同事业，而歌德的最优秀的作品也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威廉·迈斯特》脱稿了，《赫尔曼与窦绿苔》也接着构思好和写完了。切里尼的《自传》被译出，在席勒主编的刊物《季节女神》上发表了，歌德和席勒合写的《温和的赠辞》也已由席勒主编的《文艺年鉴》发表。
这两位诗人每天都少不了接触。这一切都在这一晚上谈到，歌德总是抓住机会说出最有趣的话来。
此外，歌德还说：“《赫尔曼与窦绿苔》是我的长诗之中至今依然使我高兴的唯一的一部，每次读它都不能不引起亲切的共鸣。我特别喜爱这部诗的拉丁文译本，我觉得它比原诗更高尚，从形式上看仿佛回到了它的起源[103]。”
他也反复谈到《威廉·迈斯特》。他说：“席勒责备我在小说中插入一些与小说无关的悲剧因素。不过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得不对。在他写给我的一些信里，他曾就《威廉·迈斯特》提出过一些极为重要的看法和意见。顺便提一下，这是一部最不易估量的作品，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有一个揭开秘密的线索。人们在寻找一个中心点，这事很难，而且甚至不会有好结果。我倒是认为把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现在眼前，这本身就有些价值，而无须说出什么倾向，倾向毕竟是诉诸概念的。不过人们如果坚持要有这种东西，他们可以求助于书的结尾处弗里德里希向书中主角说的那段话。他的话是这样的：‘我看你很像基士的儿子扫罗。基士派他出去寻找他父亲的一些驴子，却找到了一个王国。’[104]人们只需求助于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其实只有一个意思：人尽管干了各种各样的蠢事，陷入各种各样的困惑，但是只要有一只高高在上的手给他指引道路，他就会达到幸福的目标。”
接着谈到近五十年来普及于德国中等阶层的高等文化，歌德把这方面的功劳主要归功于赫尔德尔和维兰德而不是归功于莱辛。他说：“莱辛的理解力最高，只有和他一样伟大的人才可以真正学习他，对于智力低下的人，他是危险的人物。”他提到一个新闻记者[105]，此人按照莱辛的方式增长知识，在上世纪末也扮演过一种角色，可是扮演的并不是一种高尚的角色，因为他比他的伟大的前辈差得太多了。”
歌德接着说：“整个上区德国的文风都要归功于维兰德，上区德国从维兰德学到很多东西，其中包括恰如其分的表达能力。”
在提到《温和的赠辞》时，歌德特别称赞席勒所写的那些赠辞，他把席勒的这些格言诗称为辛辣的和令人信服的，而把自己的格言诗称为无害的和微不足道的。他说：“我读席勒写的《黄道带》的时候，总是赞叹不已。这些以天文学为题材的诗对当时德国文学所产生的良好影响是根本无法估计的。席勒在写这些《赠辞》的时候，批评了许多人；可是他们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了。”
歌德用这些和许多其他有趣的谈话和插话打断了里默尔的朗读。
当歌德自传的续篇的手稿被朗读到1800年末的时候，歌德建议停止朗读和讨论。他把手稿放到一边，让人在我们就座的大桌子的一端摆好餐具，并略备晚餐。我们尽量吃喝享受，而歌德自己却一点东西也没吃，这种情况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坐在我们身边，为我斟酒，修剪烛心，妙语连珠，使我们感到神清气爽。他非常怀念席勒，这一晚的后一半时间他只谈及席勒。
里默尔想起了席勒其人。他说：“他的身材，他走路的姿势，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很高傲，只是那双眼睛显得温柔。”歌德说：“是的，他身上的所有其他部分都显得高傲和与众不同，可是他的那双眼睛却是温柔的。而他的才能就如同他的身体一样。他大胆地抓住一个大题目，把它翻来覆去地看，这样和那样地细看它，这样和那样地处理它。但是他仿佛只从外表来看对象，并不擅长于平心静气地发展内在方面。他的才能更多的是散漫随意的。所以他老是决定不下，没完没了。预演前不久，他还要把剧中某个角色更动一下。”
歌德接着说：“因为他习惯于大胆地进行工作，所以就不大注意说明动机。我还记得为了《威廉·退尔》我曾和他发生激烈的争论。
他要让盖斯勒[106]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摆在退尔的孩子头上，叫退尔用箭把苹果从孩子头上射下来。这完全违反我的天性，我力劝他至少要为这种暴行寻找一点理由，先让退尔的孩子向盖斯勒夸他父亲射艺精巧，说他能从一百步以外把一个苹果从树上射下来。席勒最初不愿接受我的意见，但是最终还是对我的意见和请求做了让步，照我的意见改过来了。至于我自己却过分地注意行为的动机，以致我的剧本不合舞台的要求。例如我的幽简尼[107]只是一连串的动机，这在舞台上是不能成功的。
“席勒的才能很适合于戏剧。他每写成一部剧本，就前进一步，就更加完美。但是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自从他写了《强盗》以后，他对暴力总有那么一点兴趣，就连到了他最美好的时期他还是如此。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要我在《哀格蒙特》的监狱一场中，也就是向哀格蒙特宣读判决书的那一场中，让阿尔巴[108]戴着假面具，蒙上一件外衣，出现在背景上，以死刑判决对哀格蒙特可能产生的效果为乐。如果这样写，就会使阿尔巴的报仇雪恨显得冷酷无情了。不过我反对这样写，没有让阿尔巴这个人物出现。席勒真是一个伟大而脾气古怪的人物。
“每个星期他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得更加完善了；每次我再见到他，都觉得他在博览、学识和判断力方面有所长进。他写给我的那些书信是我所保存的最珍贵的纪念品，在他所写的东西中也是最优秀的。我把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当作我的宝库中的一件圣物珍藏起来。”
歌德站了起来把这封信取来，然后递给我说，“你看一看，读一读吧。”
这封信很美，字体很雄壮。内容是他对歌德译的《拉摩的侄儿》[109]及其评注的看法，这些评注介绍了当时的法国文学。席勒曾看过这些评注的手稿。我把这封信朗读给里默尔听。歌德说：“你看，他的判断多么妥帖融贯，字体也丝毫不露衰弱的痕迹。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长辞人世时还是精力充沛。这封信写于1805年4月24日，席勒是当年5月9日去世的。”
我们轮流看了这封信，为它表达的明白和字体的优美高兴。歌德满怀深情地说了一些回忆席勒的话，时间已近十一点钟，我们就离开了。
1825年2月24日星期四
歌德今晚说：“如果我现在还担任魏玛剧院的监督，我就要把拜伦的《威尼斯的行政长官》搬上舞台。当然，这部剧本太长，需要缩短，但是不能砍掉其中任何内容，而是要保留每一场的内容，只是把它表达得更简练些。这样就会使剧本的情节变得紧凑，不致因改动而受到损害。效果会因此更强烈，而原来写得好的地方也基本上没有丧失。”
歌德的这番话为我提供了一种新的看法，即人们在上演成百部其他类似的剧本时应该怎么办，我非常喜欢这番箴言，因为它来自有高明头脑而且懂得自己事业的诗人。
我们继续谈论勋爵拜伦。我提起拜伦在和麦德文[110]谈话中曾说过，为剧院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吃力不讨好的事。歌德说：“这要看诗人是否懂得投合观众鉴赏力和兴趣。如果诗人才能的趋向和观众的趋向合拍，那就万事俱备了。侯瓦尔德用他的剧本《肖像》投合了这个趋向，所以博得普遍的赞扬。拜伦也许没有这样幸运，因为他的趋向和读者的趋向背道而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根本不管诗人有多么伟大，倒是一个只比一般读者稍稍突出的诗人最能博得一般读者的宠爱。”
我们继续议论拜伦。歌德钦佩拜伦的非凡才能。他说：“我觉得，在我所说的创造才能方面，世间还没有人比拜伦更卓越。他解决戏剧冲突的方式总是出人意外，比人们所能想到的更高明。”我回答说：“我看莎士比亚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写福尔斯塔夫[111]时。当福尔斯塔夫遭人诓骗陷入困境时，我不免自问怎样才能使他脱身，莎士比亚的解决办法当然远远超出我的意外。你说拜伦同样有这种解决戏剧冲突的能力，这对他就是最高的褒奖了。”我又补充了一句，“然而，诗人和囿于成见的读者相比总是处在远为有利的地位，因为诗人站得高，俯瞰情节发展的始终，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歌德同意我的看法，然后取笑了拜伦，因为拜伦在生活中从不屈服，从不问及法律，却终于屈服于最愚蠢的“三一律”[112]。他说：“拜伦和一般人一样不大懂三一律的根由。根由在便于理解，三一律只有在便于理解时才是好的，如果三一律妨碍理解，而人们却把它奉为法律来服从，那就不可理解了。甚至三一律的始作俑者希腊人也不总是服从它的。例如欧里庇得斯的《菲通》以及其他剧本里的地点都更换过。由此可见，希腊人主张很好地描绘对象，而反对盲从一种没有多大意义的法则。莎士比亚的剧本都尽可能地远离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但是它们却易于理解，没有什么剧本比它们更易于理解了，因此希腊人也不会指责它们。法国诗人极为严格地遵循三一律，但是违反了便于理解的原则，他们不是以戏剧的方式，而是以讲述[113]的方式解决一种戏剧的法则。”
这时我想起了侯瓦尔德的三幕悲剧《敌人》。作者在这部剧本里自己妨害了自己。他为了保持地点的统一，在第一幕里违反了便于理解的原则，为了一奇特的想法而牺牲了剧本本来可以取得的较大的效果，对此，观众是不会感谢他的。我也想起了《葛兹·封·伯利欣根》，这部剧本尽可能地远离时间和地点的统一，但是发生在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生动逼真，那样富于戏剧性和易于理解，不愧是一部世界名著。
我也在想，如果一件事只有很小的规模，而且在应有的时间里可以详细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么时间和地点的统一就会是自然的和合乎希腊人的想法的。可是，如果剧作家所描写的是一个大的、发生在不同地点的情节，那么就没有理由把这样的情节局限在一个地点，何况在今天的舞台条件下，随意交换场面已完全不成问题。
歌德继续谈论拜伦说：“拜伦通过遵守三一律来约束自己，对于他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来说，倒是很适宜的。要是他曾经懂得在道德方面也这样约束自己，那多好！他不懂得这一层，所以他走向毁灭。
可以很恰当地说，毁灭拜伦的是他的放纵。
“拜伦太无自知之明了。他逞一时的狂热，既认识不到，也不去想一想他在干什么。他自己任意妄为，毫不顾及他人，这就会激起世人的反对，自己毁了自己。一开始，他发表了《英伦的诗人们和苏格兰的评论家们》，就得罪了当时文坛上一些最杰出的人物。此后为着活下去，他必须退让一步。可是在以后的一些作品里，他继续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他没有放过教会和国家，对它们都进行反击。这种肆无忌惮的谋求迫使他离开了英国，长此下去，还会迫使他离开欧洲呢。
他到处感到太狭窄，由于他追求最极端的个人自由，所以他感到自己受压抑，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一座监狱。他去希腊并非出于自愿，是他和世界的不调和驱使他到希腊的。
“和传统的爱国的东西决裂，这不仅导致了他这样一个优秀人物的毁灭，而且他的革命意识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他的经常激动的心情也不允许他的才能得到恰当的发展，他一贯的反抗和挑剔对他的优秀作品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不仅诗人的不满情绪感染到读者，而且一切反抗的活动都导致否定，而否定意味着虚无。我如果把坏的东西称作坏的，那有什么好处？但是我如果把好的东西称作坏的，那就有很大的害处。谁要想做好事，就永远不该骂街，就根本不去为错误的东西操心，只去永远做好事。因为关键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建设，建设能使人类感受到纯真的快乐。”
这段精彩的话使我精神振奋起来，我很高兴听到这些珍贵的箴言。
歌德接着说：“要把拜伦作为一个人来看，作为一个英国人来看，作为一个有卓越才能的人来看。他的那些优秀品质主要是属于人的，而那些坏的品质则是属于英国人和英国上议院议员的，至于他的才能，则是无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