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误解的才能

一个外国人在对作为思想载体的中国语言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便会首先发现中国人的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天赋。这位外国人会痛苦地、惊讶地发现，别人听不懂他的汉语。于是，他就回过头来更勤奋地学习，几年之后，他终于可以自信地就各种各样的话题与中国的公众或任何一个人进行交谈了。如果与他交谈的完全是个陌生人，尤其是，如果这个交谈者此前从未见过外国人，那么，这位外国人就会像他在他的汉语口语处子秀中所遭遇的那样，感受到的依然是痛苦和惊讶。对方显然什么都没听懂，也不打算去听懂。他明显地不在意你说的话，也不试图去理清对方的思路，只是不时打断你的话，以此表明：“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他面带一种居高临下的微笑，就像在看一个聋哑人正竭尽全力地试图道出什么清晰的话语来，他仿佛在说：“谁说你的话能被听懂呢？你天生就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舌头，这是你的不幸，却不是你的过错，不过你也没有必要勉为其难，别用这种事情来难为我们了，因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呀。”很有可能的是，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每一次都保持平静，很自然地，你会迁怒于你的对手，并问道：“这一下你听懂我的话了吧？”“不，”对方回答，“我听不懂！”

中国人的误解能力还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便每个字的意思都得到了充分的领会，由于对细节的忽视，说话人的想法还是不大明确，甚至完全没有表达出来。一个“远东的外国人”，需要储备大量用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条件是”“这样说来”等含义的短语。的确，中国人并不使用这类短语，也觉得没有任何机会使用这类短语，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时态的使用上，中国人从来不在意时态，可外国人却不得不予以关注。

在中国，在与人的利益相关的所有事情中，钱是最需要避免被误解的一个问题。在一位外国人为一件商品付钱时（这常常被中国人视为外国人的一个主要功能），将来完成时就像“军用必需品”一样急需。“等你把活儿干完，就能拿到钱。”但是汉语中却没有将来完成时，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时态。中国人的说法很简单：“干活，拿钱。”在他们的观念中，这二者之间并无“时间先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后者。

因此，无论他们给外国人干什么事情，都想马上拿到他们的工钱，因为他们要“吃饭”，似乎如果没有在这位外国人这里偶然获得这件差事，他们就会永远也吃不上饭似的！我们必须重复一遍，在中国，在钱的问题上要努力避免误解，这是个长期有效的警告。谁该拿钱，谁不该拿，什么时候付钱，付多少，付银锭儿还是付铜钱，银锭儿的成色和重量如何，“一吊”钱是多少枚——凡此种种，都是些事实上不可能确知的问题。如果与一位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老板签一份合同，虽然其中约定了他那一方的职责，写明了特定的条款，即便事先就作了十分细致、精确的说明，到时候也还是会出差错的。

在中国，“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情如此常见，使得大家都不以为怪了。一位外国人租用了一条船和一辆车，船夫和车夫应该把这个外国人送到一个地方去，可他们却会直截了当地，有时会毅然决然地拒绝履行他们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中国车夫的倔犟劲儿就像他那匹骡子，那骡子在路上遇到灰多的地方就会躺下来打滚，从容不迫地洗个泥土澡。车夫挥动鞭子，使出吃奶的力气抽打那匹骡子，结果却无济于事。骡子满不在乎这鞭打，觉得这就像是只苍蝇在给它挠痒痒。要找出一个与之相似的现象，我们往往会想起德·昆西[23]的那种尖刻的看法。他做出一个宽泛的归纳，认为中国人“犟得像骡子”。

中国人并不像骡子一样犟，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秉性，而这个同样难以驾驭的车夫却会发生变化。他在途中曾公然违抗他的雇主，尽管受到了他的“酒钱”可能会被完全扣除的警告，他还是我行我素。

但是在旅途结束的时候，他却打算花上半天的时间来苦苦哀求，哀求支付那份他刚才还嗤之以鼻的“酒钱”。旅行者应该和他的车夫、船夫等签订一份书面合同，这通常是个保险的方法。每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漏洞都应该事先就堵上。

“有话讲清楚，事后不反悔。”这是中国人的一句很有道理的格言。

然而有些时候，在人们绞尽脑汁好不容易达成协议之后，误会仍然会发生。无论人们如何小心谨慎地对待各种协议，钱的问题给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所造成的麻烦之多，可能还是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单独的问题。你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不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苦力，在这一点上都很少有区别。每个中国人都天生具有利用误解的本能。他们善于发现这些误解，并立即加以利用，就像一月的北风能够发现门上的一道缝隙，就像河水能够发现船上的一个窟窿。在某些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使中国人的这种天性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正如古代波斯人大多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这两种技能一样，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一种诚实可信、做事公开的天性，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是如此。中国人注意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这种本质，就像提图斯[24]当政时的罗马人发现了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即无论战事多么紧张，犹太人每逢周日都会暂停一切军事行动，罗马人利用了犹太人这个奇异的习俗，同样，中国人也利用了盎格鲁-

撒克逊人这种奇异的性格。

外国人在1860年之前与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交往，就是关于中国人误解才能的一个长长的例证。接下来的这些年，一部对华外交关系史，大体上就是一段试图对被故意误解了的事情做出解释的历史。

但是在各种情况下，外国人总是会履行诺言的，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并开花结果了（尽管也存在着一些不遵守规则的个别现象）。他们同样坚信，外国人是办事公正的（尽管一些个人和诸多民族的外国公民也同样会给出完全相反的例证）。有了这两点固定的看法，中国人便获得了一个支点，他们希望以此来说动最为固执的外国人。“你明明是这么、这么说的。”“不，我没这么说过。”“但我以为你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是这么说的。请原谅我们的愚蠢，还是请你按你说的那样付钱吧。”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中的实质问题，一百次里有九十七次，外国人都会付钱的，正像中国人所深知的那样，外国人是会付钱的，以表明他的诚信与公正。在余下的那三次里，必须想出另外一些达到目的的方法，三次中又有两次会获得成功。

日常生活中的误解更是俯拾即是，对于一位经历丰富的读者而言，这样的例子可以构成一个军团。你吩咐一个苦力清除庭院里的杂草，给刚刚发芽的青草腾出空间，这些绿芽使你仿佛能预见到那片梦寐以求的草坪。这头漫不经心的野牛却拿起锄头，锄去了他遇到的每一点绿色，把庭院弄得一片荒芜，还认为这就是干净。他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打发厨子到很远处那个唯一的市场去买条鲤鱼和一只仔鸡，他回来了，手里没有鱼，却提着三只老鹅，他以为你就是这样吩咐的。

他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派听差赶在收发室下班之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往法国领事馆，他回来了，说对方不收信。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这时，收发室的下班时间也到了。他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笔者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能够充分地说明，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产生误解，多么容易被别人所误解。这位朋友去访问一家中国银行，这家银行的老板与他关系很好，这家银行附近最近发生过一场带来巨大损失的火灾。这位外国人向那位银行家表示了祝贺，祝贺大火不曾殃及他的银行。听了这话，对方立即显出不悦之色，继而又生气地说道：“这是什么话？这么说不合适吧！”过了很久这位外国人才发现，自己之所以触怒了朋友，是由于他的话中包含了这样的暗示：既然大火如此之近，就可能烧毁他的银行。这种暗示是最不吉利的，即便是祝贺的话，如果包含了这样的暗示，也就成了禁忌！一位在京城短暂停留的外国人，看见一支骆驼队，其中有头小骆驼，他便对那位给外国人赶了多年车的车夫说：“你回去的时候，叫我的小宝宝出来看看这头小骆驼，他从来没见过小骆驼，一定会很高兴的。”他沉默了好半天，像是在掂量终审判决一样，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车夫很体贴地说道：“如果你打算买下这只骆驼，可不能这么抬举它——那样它一准儿会死掉！”

有一次，笔者参加了中国人的一次礼拜，牧师正在布道，讲的是先知以利沙治愈乃缦的故事[25]。牧师描绘了当时的场景，这位亚兰大元帅来到以利沙的门前，随从们争相替主人叫门。为了尽量让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布道者像演戏一样，模仿亚兰仆人们的口吻高声喊道：“看门人，开门，亚兰王的元帅驾到了！”令牧师大为惊讶的是，就在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人突然冲了出去。后来才搞清楚，这个人也是误解的受害者。他是这座教堂的看门人，没注意前面讲了什么，突然听见有人召唤他，便以令人赞赏的敏捷跑去迎接乃缦了！

另一些听众给一位传教士留下的印象，也同样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这位传教士在中部某省传教，他想给他的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便用幻灯机打出了一种常见寄生虫的高倍放大图像。当这只像埃及鳄鱼似的巨大爬虫横亘在银幕上时，人们听见一位观众以敬畏的口吻道出了他的一个新发现：“瞧，这只外国虱子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