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死人不是很有才。他们玩不得水球，不会系鞋带，不会炒股。他们不会讲笑话，不会跳舞。有一件事情，死人擅长。他们颇能对付疼痛。

例如，M006。M006是一具尸体。他最近从密歇根大学出发，路过底特律，到了韦恩大学的生物工程大楼。今天晚上大约7点，他要从事的工作，是一台直线冲击机要撞击他的肩膀。他的锁骨和肩胛骨可能会断，但他什么也感觉不到，受伤也不妨碍其日常活动。尸体M006不介意肩膀挨撞，帮助研究者琢磨出，在汽车侧面受撞时，人的肩膀能承受多大的力而不至于受重伤。

最近60年，死人帮助活人搞清楚了撞头、顶胸、碎膝和断肠（在车祸中人类遭遇的全部可怕而暴烈的事情）之中人体的抗撞击极限。一旦汽车制造商知道颅骨、脊椎或者肩膀能够抗住多大的撞击力，他们就能设计出他们希望在车祸中不会超过那种冲击力的汽车。

你可能不理解，正如我也想知道：他们做撞击试验，为什么不用人体模型？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模型可以告诉你撞车事故对各种模型人体部位释放的力量有多大，但你不知道一个真正的人体部位能承受多大的冲击，这种信息就没有用。比方说，你首先要知道，不伤害里面柔软而湿润的东西，在这个前提下，肋架最大能压缩2.75英寸。然后，如果一个模型撞在一辆新款车的方向盘上，胸部压进了4英寸，你就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就对这种车高兴不起来了。

死人对安全驾驶的最早贡献，是不会割伤脸的挡风玻璃。最早的福特车没有挡风玻璃。你在照片上看到早年开车的人戴着风镜，原因在此。他们无意于扮酷，不曾模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他们不想让风和虫子刮着眼而已。最早的挡风玻璃是普通的窗户玻璃，那倒是可以挡风；不幸的是，司机在事故中也会割破脸。即便是早期的叠层玻璃（从20世纪30年代～60年代中期使用），前座的人躲得过劫难，却不免被割开可怕的口子，从头皮到下巴。头撞在挡风玻璃上，在玻璃上撞出一个头形的洞；撞击得猛烈，头又从这个洞中被弹回来；洞四周的玻璃碴子，犬牙交错，就划破了头脸。

钢化玻璃，是紧随其后的发明，太硬，头撞不破它；但是，令人担心的事情却变成了用头撞坚硬的玻璃导致大脑损伤。（材料的弹性越小，撞击力量的破坏性就越大：想一下溜冰场和草地。）神经学家知道前额遭到撞击导致的脑震荡，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颅骨骨折。你不可能让死人得脑震荡，但你能够检查他颅骨上的裂纹，这也是研究者以前做的事情。在韦恩州立大学，尸体向前撞向一块模拟的挡风玻璃，从不同的高度落下（模拟不同的速度），尸体的前额就撞到了玻璃。（与一般的设想相反，用于撞击实验的尸体一般不安置在真正跑的汽车前座上；开车是尸体不拿手的事情之一。经常的做法，是尸体或者是从高处扔下来的；或者不动，某种可控的撞击装置朝着尸体撞过去。）研究表明，钢化玻璃只要不太厚，就不大可能产生足够强大的力量以导致脑震荡。如今的挡风玻璃具有更大的弹性；现代人坐在时速30英里（1英里≈1.6千米）的车里，直接撞在墙上，不系安全带，结果没有什么好抱怨的，除了一点轻伤，除了司机与一般的死尸不相上下的驾车技巧。

尽管挡风玻璃不硬撞人，仪表盘无棱无角，还加了衬垫，大脑损伤仍然是车祸中的主要凶手。经常的情况，是头“砰”的一声被撞，不那么伤人。头被碰到别的东西上，使头朝某个方向扭，然后高速扭回（这是所谓“旋转”），把这些凑合在一起，就趋向于导致严重的大脑损伤。“如果你的头撞了玻璃，但没有任何旋转，那就需要好大的力量把你击垮，”韦恩州立大学生物工程中心主任阿尔伯特·金（Albert King）说，“与此相似，如果你的头旋转了，但不曾碰到什么东西上，那就很难导致严重损伤。”（高速的后部撞击可以导致严重损伤：大脑被前后高速震荡，单是力量就能撕裂大脑表面的血管。）“在不严重的车祸中，撞击和旋转都有，都不剧烈，但头部可能受重伤。”侧面碰撞特别可怕，能把车里的人撞昏。

在这种碰撞加旋转情况中，金和他的同事试图理解大脑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在城里的另一边的亨利福特医院，一个研究小组拍下了尸体头部在模拟碰撞期间的高速X光录像，以便发现颅骨内的情形。到目前为止，用金的话来说，他们发现了大量“大脑里的稀里咣当”，其中的旋转比以前设想得更厉害。“大脑按照数字8晃荡。”金说。最好是把8字舞留给滑冰运动员来玩：当大脑遭遇些情况，就会受到所谓弥漫性轴突损伤——大脑的神经轴突细管遭受了可致死的撕裂。

胸部受伤，是车祸的另一个重大死因。（在汽车问世之前就是如此；1557年，大解剖学家维萨里描述过一个人从马上跌落，导致主动脉破裂。）在安全带问世以前，方向盘几乎是车内的一个最要命的物件。如果是迎头相撞，身体就前冲，胸部就撞上方向盘，力量大到把方向盘的轮边撞在转向柱上，好像把雨伞折叠起来那样。“我们知道有个伙计撞在树上，胸脯中间印上了一个字母N——那是一辆Nash（纳什）”，唐·惠克（Don Hueike）说。惠克是一位安全研究员，从1961～1970年，身临密歇根大学周围地区的每一起车祸伤人案现场，把事故和事故原因记录下来。

20世纪60年代的方向盘很小，有时候直径只有六七英寸。正如滑雪杖下端没有圆托就会扎在雪里，边缘扁平的方向盘也会陷在人体里。有一种不合适的设计，一般汽车方向盘的转向杆的角度和位置正对着司机的心脏。在迎头相撞时，刺穿哪儿都比刺穿心脏好。即便金属不曾插入胸部，单是撞击本身也常常致命。主动脉挺厚，但比较容易破裂，这是因为每隔一秒钟，就有一磅的重量挂在主动脉上：充满血液的人类心脏是一磅（1磅=0.4536千克）重。用足够的力度让这么重的东西动起来，正如方向盘钝然一顶之际发生的那样，身体里最粗的血管也承受不住如此拉力。如果你执意驾驶没有安全带的老爷车乱转，那就要掐准时间，应该在心脏收缩的一刹那撞车，那时候心脏把血压出去了。

考虑到这些因素，生物工程师和汽车制造商（特别是通用汽车公司）开始把尸体摆在碰撞模拟机的驾驶座位上。碰撞模拟机就是汽车的前半截，放在机械加速橇上，突然停止，模仿迎头相撞的力度。这么做的目的，起码是目的之一，是设计一种受撞击会屈折的转向柱，吸收足够多的冲击力，以免严重损伤心脏以及支撑心脏的血管。（如今设计的引擎盖也有这个作用，因此，即便汽车发生了小事故，引擎盖也会完全折叠起来。这想法是这样：汽车卷得越厉害，你卷得就越少。）通用汽车公司最早的可屈折方向盘，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把在迎头撞击中的死亡风险降低了一半。

事情就是这样。很多尸体实验为安全带、气囊、仪表盘衬垫以及隐藏旋钮的政府立法做出了贡献（在从20世纪50～60年代的尸检文件中，收音机旋钮嵌进了人头的X光照片为数不少）。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在无数安全带研究中——为了省钱，汽车制造商多年试图证明安全带导致受伤多于防止受伤，因此不应该要求汽车安装安全带——尸体被绑在汽车里受撞，然后检查其内脏破裂和毁损情况。为了确立人类脸部的抗撞击限度，尸体摆放在座椅上，颧骨冲着“旋转碰撞器”的力作用线。小腿被模拟保险杠撞断，大腿被仪表盘粉碎。

这不赏心悦目，但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它有道理，因为尸体研究带来了一些变化，如今在每小时60英里撞墙的事故中是可能幸存的。1995年的《创伤杂志》（Journal of Trauma）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防止受伤的尸体实验对人类的益处》，作者阿尔伯特·金在文章中估算，从1987年以来，尸体试验对车辆安全的改善每年挽救了大约8500人的生命。每有一具尸体被用来测试三固定点安全带，每年就有61人免于丧命。每有一具尸体用脸部来测试气囊，每年就有147人在迎头相撞的事故中保住了性命。每有一具尸体用头撞击挡风玻璃，每年就救了68条命。

1978年，“监督及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莫斯（John Moss）召集听证会，调查在汽车事故试验中人类尸体的作用，可惜当时金手头还没有上述数据。莫斯代表说，他个人“对这种搞法感到厌恶”。他说，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内部，形成了“某种迷信，觉得用尸体测试是必要的举措”。他相信必有其他办法来对付。他需要证据，证明死人在车祸中的行为和活人一模一样——愤怒的研究者指出，这种证据是得不到的，因为那意味着把很多活人置于死人遭受的那种强力的碰撞中。

奇怪的是，说到死尸，莫斯代表并不神经过敏。在从政之前，他在一家殡仪馆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也不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人。他是民主党党员，赞成汽车安全改革。让他恼怒的，在那次听证会上作证的金说，是这样：他一直致力于通过强制使用气囊的立法，却被一次尸体测试激怒了，因为那次测试表明气囊比安全带导致了更多的伤害。（气囊有时候确实伤人，甚至杀人，特别是在乘客前倾的时候，或者不知道怎么“位置不对”——但是，为莫斯说句公道话，用来试验气囊的那具尸体年龄偏大，也许太脆弱了。）莫斯是一个怪人：既为汽车安全游说，又反对用尸体进行研究。

最终，在国家科学院、乔治敦生物伦理学中心、全国天主教大会、一个有名的医学院解剖学系的主任（他宣称“这种实验或许与医学院的解剖活动一样非常值得尊敬，对人类身体也没有什么损害”）、贵格会、印度教会和犹太教革新教派的支持下，委员会的结论是：莫斯自己有点“位置不对”。在汽车碰撞中，除了死人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活人。

老天爷作证，其他方法已经试过。在碰撞科学的早期，研究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做实验。阿尔伯特·金在生物工程学中心的前任，劳伦斯·帕特里克（Lawrence Patrick），自告奋勇做了几年人体碰撞测试模型。他曾经置身于碰撞橇大约400次，一个22磅的金属摆撞击过他的胸脯。他曾经用膝盖反复撞击一根金属棒，金属棒上连着一个负荷单元。帕特里克的一些学生也同样勇敢，如果勇敢是一个合适的词儿的话。帕特里克在1965年写的一篇关于膝盖撞击的论文报告说，学生志愿者坐在碰撞橇上，膝盖忍受相当于1000磅的撞击力。

可致损伤的冲击力估计是1400磅（635千克）。他在1963年的研究《面部受伤——原因与预防》中有一幅一个年轻人的照片，闭着眼睛，神态安详。细审之，完全不安详的某种事情就展现出来了。乍看起来，这个人用一本题目是《头部损伤》（Head Injuries）的书当枕头（不舒服，但比读这本书还是要愉快一些）。就在这个人脸颊的上方，一根令人生畏的金属棒，说明文字说那是一个“重力冲击器”。文本告诉我们，“这位志愿者等了几天，等着消肿，然后继续测试他能够忍受的能量极限。”这就有了问题。不曾超过可致损伤程度的冲击数据，绝少有用。你需要那些感觉不到疼痛的伙计们。你需要尸体。

莫斯想知道为什么动物不可用于汽车撞击测试，动物确实也用过。关于“第八届斯塔普汽车碰撞与田野演示会议”有一个描述，在会议论文集的前言中，开篇像是一个孩子回忆去看马戏：“我们看到黑猩猩骑着火箭橇，熊在撞击秋千上。……我们看到一头猪，麻醉了，摆成坐姿，用绳子绑在秋千上，撞向一个中凹的方向盘……”

猪是常用的实验动物，因为猪与人相似，如业界的一位知情人说的那样，“在器官布局上相似”，也因为你能够哄骗猪像人那样坐在汽车里，以便派上用场。在我看来，猪也和坐在汽车里的人的智力、姿态以及其他许多事情都相似，只是猪可能不用杯托，也不会鼓捣收音机的按钮，但这无关紧要。在最近的若干年，只是在需要能够发挥功能的器官的时候，在尸体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一般会用到动物。比方说，狒狒曾经遭受猛烈的侧面头部旋转，这是为了研究为什么侧面撞击如此经常地使乘客晕厥。（研究者反过来遭受动物权利保护者的强烈抗议。）活狗被招来研究大动脉破裂。由于不知道的原因，在试验中很难导致动物尸体的大动脉破裂。

有一类汽车撞击研究，在其中仍然用到动物，尽管用尸体要准确得多。那就是儿童撞击研究。没有儿童把自己的遗体贡献于科学，也没有研究者想和悲伤欲绝的父母谈论遗体捐献的事情，尽管关于儿童的数据和气囊导致损伤的数据显然缺乏而亟需。“这是一个真实的问题，”阿尔伯特·金告诉我，“我们试图从狒狒那里得到数据，但力量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孩子的颅骨还没有完全成形；人长大，颅骨也变化。”1993年，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有胆量试图在孩子身上进行一系列碰撞研究——他们也太放肆了，不曾得到许可。报界盯住了他们，宗教人士也介入进来，研究所关门大吉。

除了儿童数据之外，人体关键部位的钝性撞击耐受极限早就搞出来了；如今尸体主要被用来进行身体外部（脚踝、膝盖、脚、肩膀）的受撞研究。“在过去，”金告诉我，“遭受严重撞击的人，下场是送进太平间。”没有人在意一个死人破碎的踝关节。“现在，因为有气囊，这些人活下来了，我们必须为这样的事情操心了。他们的脚踝和膝盖受伤了，再也不能正常走路了。这是如今的一种主要的残障。”

今天晚上在韦恩州立大学的碰撞实验室，一具尸体的肩膀将要遭到撞击，金满怀好意邀请我前往观看。其实，他不曾邀请我。我问，我可以看看吗？他也就同意了。尽管如此，考虑到我将看到的东西，考虑到公众对这种事情的敏感度，还要考虑到阿尔伯特·金读过我写的东西，也知道我写的东西读起来和《国际防撞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ashworthiness）太不一样，那么他已经对我相当好了。

韦恩州立大学自从1939年就从事碰撞研究，比任何大学都早。在生物工程中心前台阶平台上面的墙上，一条横幅写着：“庆祝前移碰撞研究50周年。”今年是2001年，这意味着距现在已经12年了，没有人想到把这个横幅扯下来。你想不到工程师们如此做派。

金去了机场，他把我托付给同事生物工程教授约翰·卡凡诺（John Cavanaugh），他将监督今天晚上的碰撞。卡凡诺，一看就是个工程师，也像年轻时候的演员乔恩·沃伊特（Jon Voight）。他的脸色是实验室里的那种，苍白无皱，棕色头发一丝不乱，这使他看上去多少总是有心事。卡凡诺把我带往楼下的碰撞实验室。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实验室，老设备的工艺粗糙，安全警告牌用印刷体写成。卡凡诺把我介绍给马特·梅森（Matt Mason）（今天晚上的研究助手），以及德波·马瑟（Deb Marth），这次碰撞就是为她写博士论文而做的；之后，马瑟消失在楼上。

我四下踅摸，寻找UM006，那架势好像我小时候扫视地下室，免得有东西从楼梯扶手格挡抓住你的腿。他还没到场。一个碰撞测试用的人体模型坐在加速橇上。它的上半身折在大腿上，头碰着膝盖，好像在绝望中瘫倒了一般。它没有胳膊，这可能是绝望的原因了。

马特把几个高速摄像机连接到两台计算机上，再连到直线冲击机上。这台冲击机是一个大得可怕的活塞，由压缩空气推动，安装在矮种马那么大的一个钢制底座上。从走廊里传来轮子滚动的声音。“他来了。”德波说。UM006躺在医院的那种轮床上，推床的那个男人，肌肉楞噔，头发灰白，眉粗眼大，和马瑟一样穿着手术服。

“我叫鲁汉，”眉粗眼大的人说，“我是搬死尸的。”他伸出一只戴手套的手。我挥挥手，给他看我没戴手套。鲁汉来自土耳其，他以前在土耳其当医生。一个当过医生的人，如今的工作却是为尸体戴尿布、穿衣服。他性格乐观，令人赞叹。我问他，给死人穿衣服难不难，怎么穿。鲁汉讲了过程，然后停下来。“你到过护理院吗？跟那一样。”

UM006今天晚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紧身连衣裤和合适的紧身衣。在紧身裤下面，他戴着尿布，为防泄漏。连衣裤的领口开得很大，是勺形的，就是舞蹈演员穿的那种。鲁汉证实尸体的连衣裤就是从一家舞蹈用品店买来的。“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会恶心的！”为保护隐私，这个死人的脸用很合适的白棉罩子盖着。他看起来像是要去抢银行，本意是要把女袜套在头上，却阴差阳错地套上了运动员的袜子。

马特把笔记本计算机放下，帮鲁汉把尸体抬到那个汽车座椅上，座椅放在冲击机旁边的桌子上。鲁汉说得对。这就是护理院的工作嘛：穿衣服、抬来抬去、摆来摆去。非常病弱的老人和死人之间的距离很短，几乎难分彼此。你和病弱不堪的老人待的时间越长（我见过我的双亲处在生死之间的情形），你越是看得清楚风烛残年逐渐走向死亡。行将就木之人睡得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一睡不醒。他们常常越来越少动弹，直到有一天他们只能躺着，或者别人怎么摆布就怎么坐着。老人和UM006的共同之处，与你我的共同之处一样多。

与将死之人相比，我发现死人更容易相处。死人不感到痛，不怕死。死人无话可说，不用尴尬；事情明白，何需啰唆。死人不可怕。我与死去的妈妈度过了半小时，这要比许多小时陪伴临终时的妈妈容易得多，因为她很痛苦。我不是希望她死。我只是说那比较容易。尸体，只要你对尸体习惯（你很快就会习惯），那你就会觉得尸体容易相处得令人吃惊。

这很好，因为在那一刻，只有它（尸体）和我在一起。马特在隔壁。德波去找什么东西了。UM006活着的时候是个大块头的胖子，死了也一样。他的紧身衣稍微有点脏。他的紧身连衣裤掩盖不了他那邋遢的大肚子。这位老迈的超级英雄不能去洗他的衣服了。他的双手用棉布包上了，和套住他的头的棉布一样。这么做，多半是为了遮盖他的个人特征，正如解剖室也这么做；但是，在我看来，这效果是相反的。这让他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脆弱。

10分钟过去了。与一具死尸同处一室，与独守空房相差无几。你坐地铁，或者坐在机场候机，坐在对面的人也陪着你，死尸和他们是同一类：在那儿，也不在那儿。你时不时地回头看他们，因为你没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可看，然后你又觉得这么盯着看真不好。

德波回来了。她在检查一些加速计，仔细地把加速计安在这具尸体的那些暴露的骨头部位：肩胛骨、锁骨、椎骨、胸骨和头。通过测量尸体在碰撞时的加速有多么快，那些装置主要告诉你碰撞的力度（用重力“g”作单位）。在测试之后，德波将检查尸体的肩部，并把在这一速度下造成的损伤编入目录。这个信息将用来开发侧面碰撞人体模型的肩部测量仪。

在侧面碰撞事故中，两辆车以90度相撞，保险杠撞了车门。在十字路口，一方闯红灯或者无视停车标志的事故就常常发生。安全带和气囊在设计上是为了防止迎头相撞时的前冲力；在侧面碰撞中，这于人无助。在此类碰撞中，还有一件事成心跟你作对，那就是另一辆车与你过于亲密：没有发动机或者后备箱以及后座吸收冲击力。

倒是有一道两英寸厚的金属门。侧面气囊花费了那么长时间才出现在汽车里，理由也正是这个。没有可以卷曲的引擎盖，传感器必须立刻感受到碰撞，而老式的传感器干不了这个事。

德波对这一切全都知道，因为她在福特汽车公司当设计工程师，也是在1998年的“城镇”车里使用侧面气囊的人。她样子不像工程师。她的皮肤像杂志上的模特，笑起来光芒四射，闪亮的棕色头发甩在背后，系成一个松松垮垮的马尾辫。如果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和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在一起生个孩子，那就是德波·马瑟那样子。

UM006之前的那具尸体碰撞的速度更快：每小时15英里（约24千米）[如果这是一次真正的侧撞事故（车门吸收一部分冲击能量），那将相当于被一辆速度或许是每小时25英里或30英里的汽车撞上]。那次撞击折断了他的锁骨、肩胛骨和5根肋骨。肋骨比你设想的更重要。在你呼吸的时候，你不仅需要运动你的横膈膜把空气吸进肺里，你也需要连在肋骨上的肌肉以及肋骨本身。如果你全部的肋骨都断了，你的肋架就不能扩张你的肺，你就发现呼吸很困难。这个情况名叫“连枷胸”，这会要人命的。

把侧面撞击搞得特别危险，连枷胸是坏事之一。从侧面撞击，肋骨比较容易断。肋架的构造，是从前面的胸骨压向脊椎——在你呼吸的时候，肋架就是这么动的。（在某种程度之内，事情是这样。挤压过分了，用唐·惠克的话说，你就能“把心脏劈作两半，就跟切梨一般”。）肋架的构造不曾为侧面压力做准备。从侧面猛然一撞，肋叉就趋向于断裂。

马特仍然在做准备。德波专心于她的那些加速计。加速计一般用螺丝钉固定在位，但如果她把加速计固定在骨头上，骨头就变弱了，在撞击中就更容易断。她于是就用铁丝捆，然后把木片楔在铁丝下，把铁丝拉紧。在她工作的时候，她一会儿把剪钳放在这个尸体扎着棉布的手里，一会儿又拿起来，好像她是一个手术护士似的。尸体在这里也帮得上忙。

收音机里在唱，我们3个在说话，这个房间里有一种夜深人静的气氛。我发现我在想：UM006有我们这些伴儿，真好。身为尸体，没有什么比此更孤独的状态了。在这里，在这个实验室里，它是某件事情的一部分，是集体的一部分，也是每个人注意的中心。当然，这都是些傻念头，因为UM006是一团组织和骨头，它感觉不到孤独，感觉不到马瑟的手指头在探索它锁骨周围的肌肉。但在当时，那就是我的想法。

现在过了9点。UM006开始散发出丝丝缕缕难闻的气味；丝丝缕缕，但毫无疑问是炎热下午的一个肉铺子的那种恶臭。“在室温之下，”我问，“他能待多长时间才开始……”马特等我把话说完，“……变化？”她说或许是半天吧。她在查看装置。铁丝绑得不紧，万能胶也不万能了。今天晚上有的是活儿干。

约翰·卡凡诺朝楼下喊，楼上有比萨饼。我们3个人，德波、马特·梅森和我，把那个死人撇下了。这有点不礼貌。

正往楼上走，我问德波，她怎么落得个以跟死人打交道来谋生。“哦，我一直想研究尸体。”她说得热切而真诚，正如一个更普通的人说“我总想当考古学家”或者“我总想住在海边”。〓

“约翰是太热心。没人想做尸体研究。”在她办公室，她从抽屉里拿出一瓶名为“快乐”的香水。“这样我的味儿就不同了。”她解释。她答应给我一些论文，在她找那些论文的时候，我看到她桌子上有一堆照片。我扫了一眼，就不看了。那些照片是对前一个尸体肩膀做检查的特写。马特看了看桌子上的这堆照片，“德波，这不是你的度假照片吧？”

到11点半，万事俱备，只欠把UM006置入驾驶的姿势中。它歪着身子，斜向一边。你坐飞机的时候，你旁边就可能坐着这么一个伙计，呼呼大睡，与你的肩头近在咫尺。

约翰·卡凡诺抓着这尸体的两个脚腕子，把它们安置在位，好让它在座椅上坐得直。他后退几步。尸体却朝他倾过来。卡凡诺又推了它一把。这一次卡凡诺扶着尸体，马特用防水胶带绕着UM006的膝盖和整个座椅缠。“这多半不在防水胶带的‘101种用处’当中。”马特说道。

“它的头位置不对，”约翰说，“头需要向前挺直。”又用了更多的防水胶带。收音机里唱浪漫歌曲，《我就喜欢你这样》。

“它又要歪了。”

“试试绞车？”德波把帆布带子揽在尸体的腋窝下，然后按动按钮，把安装在天花板上的电动绞车升起来。尸体耸着肩，慢慢地就起来了，像个滑稽杂耍演员。它稍微离开了座椅，然后降了回去，现在坐直了。“很好，这才好嘛。”约翰说。

人人都后撤。UM006像个滑稽小丑一样不紧不慢。他在等着挨一次撞、两次撞，然后又向前冲。你忍不住笑。那景象的荒谬，它被撞得乱晃，让你很难不笑。德波用一些泡沫块垫着它的后背，好像是恶作剧。

马特最后检查了一下设备的连接。收音机里在唱“狠狠打我吧”——这可不是我杜撰的。又过了5分钟。马特发动了活塞。一声巨响，活塞射出，但撞击本身无声无息。UM006倒了，不像挨了好莱坞电影里恶棍的枪那样，而是颓然委顿，好像失去了平衡的一袋子洗衣粉。它倒在一个泡沫垫子上，这垫子就是为此准备的。约翰和德波走上前去，把它扶住。事儿就这样完了。没有尖利的刹车声，没有揉作一团的破铜烂铁，这次碰撞既不伤人，也不吓人。归根到底，那是人控制和安排的；那仅仅是科学，不是悲剧。

UM006的家人不知他今晚的遭遇。他们只知道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献了，用于医学教学或者医学研究。这是有原因的。一个人或者其家人，在决定捐献他的遗体之际，没有人知道遗体派什么用处，甚至也不知道流落到哪所大学。遗体到了受捐的那所大学的太平间，但也可能运到别的学校，UM006就是这样。

要使家人详知亲人的遭遇，那信息必得来自研究者本人，在他们签收尸体（或者尸体部分）之后，做测试之前。作为小组委员会听证的结果，事情有时候也是这么做的。汽车碰撞研究者，得到了联邦“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资助，从捐献遗体许可表上搞不清遗体是否可以用于研究，那就需要在实验之前联系死者家人。拉尔夫·埃平格（Rolf Eppinger）是“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生物力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按照他的说法，死者家人很少有毁约的。

迈克·沃尔什（Mike Walsh）为“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一个主要合作单位工作。我跟他谈过此事。一有尸体来，沃尔什就给其家人打电话，跟他们见面——由于未经防腐的遗体非常易于腐烂，最好是在人死后一两天之内跟家人见面。你或许会想，作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沃尔什会把这种非常令人不舒服的活儿交给别人代理。但是，沃尔什宁肯亲自办理。他如实告诉死者家人他们的亲人派什么用处，为什么要做那个。“把整个项目都解释给他们听。有些研究是加速橇碰撞研究，有些是行人碰撞研究，有些在全速碰撞的汽车里。”沃尔什显然有天赋。联系了42个家庭，只有两家取消了捐献同意书——不是因为研究的性质和细节，而是因为他们以为遗体是用来做器官捐献的。

我问沃尔什，在研究结果发表之后，有没有死者的家人要一份看看。没有人要看。“我们得到了一个印象，相当坦率地说，我们给他们的信息，超过了他们想听的。”

在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研究者和解剖学指导教师使用尸体部分和解剖标本，而不用整尸，以此避免死者家人或者公众的反对。英国的“反活体解剖活动家”（这是动物权利活动家在英国的名称），和美国的一样咄咄敢言，激怒他们的那些事情，范围更广，而且我敢说，也更荒谬。让你见识一下：1916年，一伙动物权利活动家，代表拉灵车的马，成功地说动了“英国殡仪协会”，敦促他们停止在马的头上戴羽毛饰物。

英国的研究者知道屠户早知道的事情：如果你要让大家对死尸觉得舒服，就把尸体砍成碎块。一具牛尸令人不安，一块胸肉却是一顿晚餐。人的一条腿，没有脸，没有眼，不是曾经抱过孩子、抚摸爱人脸蛋的手。把这条腿和那个活人联系起来，是很难的。尸体切块，无名无姓，利于把尸体研究与活人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切断：这不是一个人。这仅仅是组织嘛。它没有感情，也没有人对它有感情。鼓捣它，是可以的；如果它是一个有感觉的存在物，那就是折磨了。

但是，让我们理智一点。把爷爷的大腿用电锯锯下，然后把这条腿打包托运给一个实验室，这腿挂在实验室里的钩子上，然后用模拟的汽车保险杠去撞它——这么做很好，而把他整个运去为什么就不好？先把他的腿锯下，怎么就不那么令人厌恶、不那么缺乏敬意呢？1901年，为研究面部骨骼受钝击的效果，法国外科医生雷内·勒福尔（Rene Le Fort）花了大量时间。他有时候把人头切下来：“头切下来之后，把头猛力扔向圆滑的大理石桌沿……”《雷内·勒福尔对上颌面的研究》（The Maxillo Facial Works of Rene Le Fort）如此描绘这个实验。另外一些时候他不砍头：“整个尸体仰卧着，头朝后耷拉在桌子边。用木棒猛击右侧上颌……”对砍了头的情况怒不可遏，对不砍头的情况却安之若素，这是怎么回事呢？从道德或者审美上说，那有什么区别吗？

另外，从生物力学精确性的观点来看，用整尸常常是更可取的。把一个肩膀安装在架子上，然后用冲击机去打它，它那德性和在人体躯干上的肩膀是不一样的，受的伤也不同。只有在架子上的肩膀能开始考驾照的时候，研究它才有意义。人的胃最多能盛多少东西而不撑破？就连这种似乎直截了当的科学问题也走了弯路。1891年，一位好奇的德国医生，他姓基埃伯格（Key Aberg），重复6年前在法国做的一个实验：把胃割下来，往里面装东西，直到破裂。基埃伯格的实验与他的法国先行者的做法有所不同：他把胃留在其主人的身体里。他想必是认为这么搞更接近于真正的饕餮，因为孤零零的一些胃去赴宴，此事确实罕见。为此目的，据说他颇有道理地把尸体摆成坐姿。对生物力学的正确性如此重视，在此例中却被证明是无所谓的。无论胃在哪里，按照1979年《美国外科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的一篇文章的说法，到了4000CC（大约4夸脱）的时候，胃就撑不住了。

当然，有很多时候，研究者不需要一具整尸，一块尸体即可。整形医生鼓捣新技术，或者更换关节，用到四肢，不要整尸。产品安全研究者也是这么做的。比方说，在你关上某种牌子的电动窗之际夹着手指头了，你想知道手指头会怎么样，那你不需要一具完整的尸体。你需要几根手指头。为了看看比较软的棒球对小队员的眼睛造成的伤害是不是较小，你不需要一具整尸。你需要几个眼球，安装在透明塑料造的模拟眼窝中；因此，在棒球打中眼睛的时候，高速录像机能够准确地记录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没有人真想跟完整的尸体打交道。除非研究者真需要，不然他们才不接触尸体。泰勒·克瑞斯（Tyler Kress）在田纳西大学的“外伤与损伤预防工程研究所”主持运动生物力学实验室。他到处寻找人造的球窝髋关节，用手术水泥把它们粘在尸体的腿上，然后把这个“尸腿与人造髋关节”的“杂种”粘在用于测试的人体模型上。

克瑞斯说，他这么办，不是因为害怕公众报复，而是因为实际的方便。“一条腿，”他告诉我，“对付和操作起来，容易得多。”切块比较容易搬动，在冰箱里不占太多空间。克瑞斯与各种切块打过交道：头、脊椎、小腿、手、手指头。“大多数是腿。”他说。去年一个夏天，他研究扭曲和折断的脚踝的生物力学品质。今年夏天他和同事们要在人腿上装上仪器，然后把腿从高处扔下，做这种测试是要看一下垂直跌落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如山地摩托车和滑雪的那种跌落。“我敢说，谁也比不上我们弄断那么多腿。”

我在电子邮件中问克瑞斯，他可曾有机会把尸体裆部置于运动员的护裆杯中，然后用棒球、曲棍球或者其他什么球去打它。他不曾做过这个，也不知道其他运动损伤研究者有没有做过。“你或许认为那个……‘蛋痛’——或称阴囊撞击——应该特别优先研究，”他写道，“我认为没有人想在实验室里搞那个。”

这不是说科学界不搞那个，偶尔也搞。在这个大学的医学院图书馆里，我在“公共医学”搜索引擎搜索有“尸体”和“阴茎”这两个词的杂志文章。我尽量把显示器推到小隔挡的尽头，免得坐在我两边的人看到屏幕，去报告图书馆员。我浏览了25个条目，大多数是解剖学的研究。有西雅图的泌尿科医生，研究背神经在整个阴茎上的分布模式（28具尸体的阴茎）。有法国解剖学家，把红色的液体乳胶注入阴茎动脉，研究血流（20具尸体阴茎）。有比利时人，研究坐骨海绵体肌对勃起硬度的干涉作用（30具尸体阴茎）。在过去的20年里，在全世界范围，穿着白大褂和吱吱响的鞋子的那些人，不声不响、按部就班地在做不便声张的切割工作。相比之下，泰勒·克瑞斯倒是谨小慎微了。

在男女界河的彼岸，用“公共医学”搜索“阴蒂”和“尸体”，可怜只有孤零零一条信息：澳大利亚泌尿科医生海伦·奥康奈尔（Helen O’Connell），《尿道与阴蒂之间的解剖学关系》（10具尸体会阴）一文的作者，对男女的不均衡大为光火：“现代解剖学课本，”她写道，“把对女性会阴的解剖学结构的描述，简化为对男性解剖学结构的一个简单的附件。”奥康奈尔是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权主义者，行动迅速，诚挚热情。在我四处游荡之中，她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研究婴儿尸体的人。[她做这种研究，是因为关于可与阴蒂相提并论的男性勃起组织（原因未被解释）的研究是在婴儿身上做的。]她的论文宣称，她得到了“维多利亚法医病理学研究所”和“皇家墨尔本医院的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道德认可。这两个组织的人显然不把媒体关于剖心挖肾的可怕传言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