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1月有3天，3月有4天，美国陆军医疗队的路易斯·拉·格特上尉，把武器对准了一群异乎寻常的敌人。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军事举措，他也将终生难忘。尽管拉·格特身为外科医生，对战斗却不陌生。在1876年的宝德河远征中，军队与敌对的印第安人的苏人部落遭遇，他勇敢战斗，得了勋章。拉·格特身先士卒，向“钝刀酋长”发起冲锋。酋长起了这么个名字，我们只能假设那并不反映他心智和军事上的机敏或者素质，也不反映他不注意武器保养。

1892年7月，拉·格特得到了奇怪而致命的命令。他将得到（信里说）一支新式的实验用步枪，口径0.30英寸的“斯普灵菲尔德”。他将带上这支枪，连同他的标准配置，一支0.45英寸的“斯普灵菲尔德”，然后在次年的冬天向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兰克福兵工厂做报告。这两支枪瞄准的，将是一些人，一排的人，光着身子，手无寸铁。他们光着身子、手无寸铁，并非那些人身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要说他们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死于自然原因，然后给收拾一处（从哪儿收拾的，不得而知），作为陆军军械部做实验的对象。他们将被吊在靶场的顶棚滑车上，十几个不同的身体部位要被十几种不同的攻击方式射击（模拟不同的距离），然后接受尸检。拉·格特的任务是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武器对人类身体的骨骼和内脏造成的生理学影响。

批准对老百姓的尸体进行实验性射击的，美国陆军绝不是头一家。拉·格特在他的书《枪伤》（Gunshot Injuries）中写道，大约从1800年以来，法国陆军一直“向死尸开火，是为教学目的，看看在战争中枪击的效果”。德国人也是一样，他们不厌其烦地把遭到挖苦的尸体绑在露天的架子上，在近似于真正的战场上的那种距离之外射击。甚至以中立著称的瑞士，在19世纪晚期，也批准了一系列军事损伤弹道学研究，在尸体上进行。西奥多·克歇尔（Theodore Kocher），是瑞士的一位外科教授，也是瑞士国民军的一员（瑞士人不喜欢打仗，但他们有武装，其武器不限于红色的小刀兼开罐器），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用瑞士的“福特里”步枪射击五花八门的目标——瓶子、书、充水的猪肠子、牛骨头、人头骨，以及最后的两具完整的人类尸体。他的目的是要理解子弹伤人的机制。

克歇尔（在某种程度上，拉·格特也是一样）表达过一种愿望：他们用尸体进行弹道学研究，将产生更人道的枪战形式。克歇尔竭力主张，战争的目的不是让敌人死，而仅仅是让他们失去战斗能力。为成此事，他建议限制子弹的大小，用比铅熔点更高的材料制造；如此一来，子弹就不大会变形，因此也较少破坏组织。

失能——失去能力，军火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成了弹道学研究的圣杯。如何阻止一个人不致残他或不致死他，但拿得准他不要首先把你致残或把你致死？确实，1904年，拉·格特上尉和他的那些挂起来的尸体又一次粉墨登场，是为提高遏制力。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后期，美军介入菲律宾，美军口径0.38英寸的“柯尔特”屡屡不能阻遏敌人。自此之后，解决这个问题一直是将军们日程中的头等大事。尽管0.38英寸的“柯尔特”足以应付“文明”战争——“对付玩命的日本士兵也没有问题，”拉·格特在《枪伤》中写道，“他们中了枪，无一例外地仰面而倒。”——但遇到“野蛮部落和疯狂的敌人”，显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菲律宾摩洛部落的人，被认为既野蛮又疯狂：“像摩洛人那么一个疯子，两只手都举着大刀，蹦蹦跳跳地往前冲，就必须用最大遏制力的射击对付之，”拉·格特写道。他讲了一个在战斗中异常活跃的部落人的故事，这人冲击美军的一个警卫单位。“当他在100码（1码=0.9144米）以内的时候，整个警卫队都朝他开火。”然而，他竟然能向他们冲了大约95码，最终扑倒在地。

拉·格特受到了美军作战部的敦促，调查陆军各种枪支、子弹快速阻遏敌人的效能。他断定，做成此事的方法之一，是射击挂起来的尸体，然后记录“晃动”的情况；“晃动”是通过“出现的扰动”来得到估计的。换言之，当你射击挂起来的躯干、胳膊或者腿的时候，看它们向后摆了多大距离。“如此举措基于这么一个假设：挂起来的不同重量的尸体的动量，以某种方式是互相联系的，是可以测量的；关于遏制力一事，这确实是有意义的，”埃文·马歇尔（Evan Marshall）说，他写过一本关于手枪遏制力的书[书名是《手枪的遏制力》（Handgun Stopping Power）]。“如此做法，其实是从可疑的测试中取得可疑的数据。”

甚至拉·格特上尉也最终意识到：如果你想知道一支枪在多大可能性上遏制一个人，你最好不要用这支枪在一个已经永久纹丝不动的东西上做实验。换言之，你得用活物。“获选的动物是芝加哥屠宰场待宰的肉牛。”拉·格特写道。“肉牛”这个词把读过这本书的10～15个人搞得莫名其妙，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还没有“肉牛”这个词。毙了16头肉牛之后，拉·格特有了答案：用大口径（0.45英寸）“柯尔特”左轮枪子弹射击三四次，即可放倒一头牛；而用小口径的0.38英寸的子弹，射击10来次也不见得能把它打倒。自此之后，美国军队信心十足地上战场，知道在母牛来犯的时候，他们的兄弟不会惊慌失措。

在大多数时候，在美国和欧洲，在武器创伤研究中遭受打击的，是地位低下的猪。在中国，在第三军医大学和中国兵工学会以及其他单位，挨枪的是杂种狗。在澳大利亚，如《第五届创伤弹道学讨论会论文集》所报告的，研究者瞄准了兔子。我们不禁猜测：不同的文化，选择将各自最厌恶的物种来做弹道学研究。中国人偶尔吃狗肉；可是，不把狗吃掉，狗对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或者感情寄托吧。在澳大利亚，兔子被视为祸害——英国人把兔子带到澳大利亚是为了打猎玩，结果兔子（就像兔子那样）大量繁殖，转眼20年过去了，兔子啃光了澳大利亚南方200万英亩（约为8094平方千米）的丛林。

就美国和欧洲的研究而言，厌恶一说不成立。让猪挨枪，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咒骂猪肮脏、令人作呕。让猪挨枪，是因为猪的器官太像我们的器官。猪的心脏与人心特别接近。山羊是另外的首选，因为山羊的肺和我们的相似。这是指挥官马琳·德梅奥（Marlene DeMaio）告诉我的，这位女士在“美军病理学研究所”（AFIP）研究人体防护。跟德梅奥谈过话，我得到了一个印象：用来自其他物种的零零碎碎的器官，拼凑起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完整的非人之人，是可能的。“人的膝盖与棕熊的最相似，”她是这么说的，然后她说了一句令人惊讶、也不那么令人惊讶的话：“人类的大脑最接近于6个月的泽西牛。”我在其他场合还了解到，鸸鹋的髋关节与人类的髋关节一模一样。这个情况给弄得对人类好，对鸸鹋坏：在艾奥瓦州立大学，鸸鹋被弄瘸了，模仿骨坏死的那种架势，研究者然后把这些鸸鹋塞进、拖出CT扫描机，这是为了了解骨坏死这种病。

假如让我在作战部颐指气使，我会批准一项研究：不研究在中弹之后为什么人没有马上倒地，而是研究他们为什么常常马上倒地。如果失血导致意识丧失（大脑因此缺氧）需要10～12秒钟，那么为什么中弹的人常常当即倒地？此事不仅仅发生在电视上。

我向邓肯·麦克佛森（Duncan MacPherson）提出了这个问题，此公乃一可敬的弹道学专家，兼任洛杉矶警察局的顾问。麦克佛森坚称立刻倒地纯粹是心理效果。你倒地不倒地，决定于你的心灵状态。动物不知道中弹是个什么意思，因此动物很少表现出当即倒地这种情形。麦克佛森指出，被射穿心脏的鹿，常常跑出去40～50码（37～46米），然后倒地。“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因此它仅仅是干鹿的事儿，干了10来秒，然后它干不下去了。脾气不佳的动物，会利用那10秒钟反攻倒算。”另一方面，有人遭到射击，但不曾中弹——或者中弹了也不致命，子弹不曾钻进身体，只是非常痛——也立刻倒地。“我认识一个军官，他射击一个家伙，这家伙啪啦一声摔在地上，脸朝下，”麦克佛森告诉我，“他自言自语，‘老天爷，我故意瞄准他身体中间，但我一定失手打了他的头。我最好是回到靶场再练练。’然后，他过去看看那个家伙，却见他毫发未伤。如果中枢神经系统不曾击中，任何发生过快的反应，全然是心理的。”

麦克佛森的理论可以解释拉·格特年代军队遭遇的难处：他们对付的是摩洛部落人，摩洛部落人想必不熟悉步枪的效果，继续干摩洛部落人的事，一直到他们干不下去了——这归咎于失血，以及紧随其后的意识丧失。有时候，敌人暂时无动于衷，其原因不仅仅是无知，不知道子弹的威力，那也可能是怒火中烧和单纯的意志。“很多家伙为忍耐疼痛而骄傲，”麦克佛森说，“他们身上打了很多窟窿，然后倒下。我知道洛杉矶警察局的一个侦探，0.357英寸（9毫米）的‘马格能’大口径子弹打穿了他的心脏，他竟然能在倒下之前毙了那个朝他开枪的家伙。”

并非每个人都同意心理理论。有人认为，在中弹的时候，发生了某种神经超负荷。我和得克萨斯州维多利亚市的一个名叫丹尼斯·托宾（Dennis Tobin）的人有过交流，此人是一位神经学家，也喜欢玩枪，也是县候补司法副官，他也有一个理论。《手枪的遏制力》（Handgun Stopping Power）这本书的“一位神经学家对遏制力的看法”这一章是他写的。托宾设想：脑干有一个区域，名叫网状激活系统（RAS），为突然倒地负责。RAS会受到起于内脏中大面积痛感的脉冲的影响。在收到这些脉冲之际，RAS发出信号，弱化腿部的某些肌肉，由此导致人倒地。

对托宾的神经学理论的有些不坚定的支持，可见诸动物研究。鹿或许会继续跑，但狗和猪似乎像人类那样反应。早在1893年，这个现象就得到了军事医学圈内人的注意。有一个名叫格里菲斯（Griffith）的人，是一位创伤弹道学实验家，他干的事情是记录“克拉格乔根森”（Krag Jorgensen）步枪在200码（183米）外射击活狗内脏的情况。他注意到，狗在肚子中弹的时候，“好像触电一般，当场就死。”格里菲斯觉得这很奇怪，因为像他在《第一届泛美医学大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First Pan American Medical Congress）中指出的那样，“致命部位不曾中弹，这不能解释这些动物的瞬间死亡。”（实际上这些狗多半不像格里菲斯认为的那样立刻死亡。更可能的是，狗仅仅是倒地了，从200码之外看去，像是死狗。等到格里菲斯走完200码走到了狗的跟前，它们倒是真死了，因为失血而气绝。）

1988年，一位名叫戈冉森（A.M.Goransson）的瑞士神经生理学家，当时在隆德大学，把解开这一难题的重任扛在自己肩上。和托宾相似，戈冉森料想：关于子弹冲击的某种事情，在中枢神经系统里导致大规模的超负荷。因此，或许是没有意识到人类大脑和6个月大的泽西牛大脑之间的相似之处，他麻醉了9头猪，把它们的大脑连线到脑电图扫描器上，一次一头，然后射击猪的后臀。戈冉森报告说，为此任务，他使用了“高能飞弹”。真东西哪里像他暗示的那么煽情。这报告暗示，戈冉森博士钻进了他的汽车，开到他实验室之外的一段距离，向无助的猪发射了堪比战斧式导弹的某种瑞士武器；但是，实际上呢，有人告诉我，“飞弹”这个说法，其实仅仅是一种快速的小子弹。

在遭到射击之际，全部猪中只有3头表现出脑电图的大幅扁平；在有些例子中，振幅掉落了有50%那么多。因为猪已经被麻醉倒了，那就不可能说得上来脑电图的这种表现究竟是不是枪击导致的，戈冉森宁肯不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猪已经失去了意识，戈冉森就没有办法知道这其中的机理。他鼓励进一步的研究，全世界的猪为此深感恼恨。

神经超负荷论的支持者指出，“暂时撑起空腔”是这种效果的本源。全部子弹，在进入人体之际，在周围组织中冲起一个空腔。空腔几乎立刻就缩回，但在它张开的那一刹那，他们相信，神经系统发布了大量求救信号——这似乎足以使神经环路超负荷，导致整个系统在门上挂起“钓鱼去了”的牌子。

这些支持者认为，撑起相当大的空腔的子弹，因此就更可能提供必要的冲击力，以成就所吹嘘的“有效遏制力”这一弹道学目的。如果此说是真的，那么为了估计子弹的遏制力，你需要在空腔撑起的时候能够看看它。慈爱的上帝和“凯恩德与诺克斯”明胶公司串通一气，发明了模拟人类组织，就有理由了。

我现在要把一颗子弹打进与人类大腿最相似的一个东西里（除了人类大腿，没有比它更像人类大腿的）：6英寸×6英寸×18英寸的一块研究弹道学的明胶。弹道学明胶基本上是诺克斯公司食用明胶的一个改造版本。它比食用明胶厚实，构造得与人类组织的平均密度相符，但没那么丰富的颜色，也不含糖，更不大可能取悦食客。与尸体大腿相比，这种明胶的长处是它能够提供关于“暂时撑起空腔”的一个停滞景象。和真正的组织不同，模拟人体组织不缩回去：空腔僵住了，你就能判断它在弹道学上是什么类型，也保存了子弹飞行的一个记录。除此之外，你不需要对模拟人体组织做尸检，因为它是透明的；向它射击之后，你仅仅是踱过去看看破坏情况。还有，你可以把它带回家，吃它，在30天里享用一种更有嚼头、更健康的指甲。

我喜欢其他种类的明胶产品，弹道学明胶用牛骨片和“新剥的”猪皮加工而成。在“凯恩德与诺克斯”公司的网站上，其技术性明胶用品列表，不包括模拟人类组织，这叫我相当吃惊；这个公司的公关女士没能回我的电话，同样叫我吃惊。你会这么想：一个公司，在其网站上赞美“头号猪皮油”的种种优点（“原料非常干净”；“可用油罐车或列车装载”）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谈谈弹道学明胶也是可以的吧；但是，要理解明胶公司的公关，我得买几卡车或者几车皮猪皮油。

我们的人类大腿复制品，是瑞克·楼顿（Rick Lowden）炮制出来的。楼顿是一位滑行材料工程师，他的专业领域是子弹。楼顿在田纳西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能源部工作。这个实验室最为人知的事情，是它为曼哈顿计划（开发原子弹）负责钚的工作，如今实验室的研究面广得多，其研究项目一般也不那么为众人所知了。

楼顿，比方说，后来参加了对环境友好型的无铅子弹的设计，这种子弹不需要军方为在事后清理而大笔破费。楼顿喜欢枪，喜欢谈枪。眼下他想跟我谈枪，他显然试图把话题拉到枪上，因为我一直要把谈话折回到死尸那里，楼顿明显不很喜欢谈尸体。你会这么想，一个男人，赞美空尖弹（“体积膨胀两倍，给人以重击”）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谈谈死尸也是可以的吧，但显然不可以。在我提到射击人类的尸体组织的时候，他说，“你不恶心吗！”他接着弄出了一个怪声音，我记在笔记中的字是这么写的：“哇呕！”

我们站在橡树岭靶场的一个棚子下，准备第一次遏制力测试。“大腿”放在我们脚边的一个开了盖的保冷箱里，安静地流着冷汗。大腿的颜色类似于炖猪肉的清汤颜色，这是因为还加了桂皮，以掩盖材料发出的动物油提炼厂的那种臭味，那味儿就像“大红”牌的口香糖。瑞克把保冷箱拿到目标桌子上，在30码外（27.4米），把代用品大腿安置在支架上。我和斯科蒂·道威尔（Scottie Dowdell）说话，他今天监督靶场。他对我讲这个地区的松树甲虫害。我指着靶子后面0.25英里处林子里的一片死松树。“就像那边那个样子吗？”斯科蒂说，不是。他说那里的松树死于枪伤。松树还能死于枪伤，这事儿我听着新鲜。

瑞克返回来，把枪架好，那其实不是枪，而是所谓“通用射弹器”：一个安装在桌子上的枪壳子，可以装上不同口径的枪管。一旦瞄准了，你拉一根细绳，把子弹射出去。我们正在测试几颗新式子弹，据说这子弹脆弱，这是说它在撞击之际会裂开。设计脆弱子弹是为解决“射入过深”或反弹的问题，就是说，子弹穿过受害者，从墙上弹回来，伤到旁观者和开枪的警察或者士兵。这种子弹在撞击之际的爆裂，有副作用：如果你被打中，子弹趋向于在你体内炸裂。换言之，它有可能具有确实、确实好的遏制力。它基本上像受害者体内的一颗小炸弹；因此，迄今为止，它主要是为“特殊武器和战术别动队”那样的活动准备的，如解救人质。

瑞克把扳机绳递给我，然后倒数3个数。明胶腿安置在桌子上，沉浸在阳光中，在田纳西安静的蓝天下晒着——“撒啦啦生活真快乐，当一块果冻多美好，我……”——嘣！

那块明胶跳到了半空，离开桌子，掉到草地上。如西部片明星约翰·韦恩（John Wayne）说的那样（或者说，如果他有机会，他是会这么说的），这块明胶不会强迫人必须出枪麻利。瑞克捡起它，把它放回架子上。你看得见子弹在这个“大腿”里的路线。子弹没有穿过，而是停在这明胶块里的几英寸处。瑞克指着撑开的空腔。“看那个，整个是能量释放，整个的失效。”

我问过楼顿，军火专家可曾像克歇尔和拉·格特那样费过心思，设计具有遏制力的子弹，但不致残或者害命。楼顿又来了那种表情；在我说穿甲弹很“聪明”的时候，他就有这种表情。他回答说，军方选择武器，多少是看武器能在目标上导致多大的破坏，“无论目标是一个人还是一辆车。”遏制力测试用弹道学明胶，而不用尸体，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谈的不是那种会帮助人类挽救生命的研究；我们谈的是那种有助于人类夺人性命的研究。我设想你会争辩说，那或许有助于保住警察和士兵的生命啊——但是，只是他们必得先要别人的命。无论怎么说吧，如果你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那就不要使用人类组织做测试。

当然，研究军火的人向弹道学明胶射击，另一个大原因是可重复性。如果你总是按照成法来做，结果总是一样。尸体大腿的密度与粗细各个不一，这决定于那腿的主人的年龄、性别，以及在他们停止用腿那一刻的体格。还有一个原因：打扫卫生，易如反掌。今天上午测试过的人造大腿，已经捡回来了，重归保冷箱：低热量甜点的不见血迹的集体坟墓。

弹道学明胶也并非能完全免于残破。楼顿指着我的运动鞋的鞋头，“你鞋上沾了一点假大腿。”

瑞克·楼顿不曾向死人开枪，尽管他有机会。他曾经为一个项目工作，和田纳西大学的人体腐烂研究所合作，目的是开发一种子弹，能不受死尸中酸性物分解出来的产物的腐蚀，以帮助刑侦学专家在案发多时之后破案。

楼顿不把子弹射入实验用的尸体中，而是匍匐在地，拿着手术刀和镊子，用手术办法确定子弹在哪儿。他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希望子弹停止在一些具体的部位：肌肉、脂肪组织、颅腔、胸腔以及腹部。如果他把子弹射入组织，子弹或许穿过身体，最终钻进土里。

他如此做法，还因为他觉得他只能那么做。“我的感觉，是我们不要向身体射击。”他想起另外一个项目，他在项目中要开发一种模拟人骨，可以把它塞在弹道学明胶中，很像浮在果冻里的香蕉和菠萝小块儿。为了把模拟人骨搞得标准化，他需要射击一些真正的人骨，然后把模拟人骨和真东西进行对照。“有人提供了16条尸腿，供我射击。能源部告诉我，如果我射击人腿，他们就终止我的项目。我们就不得不朝猪臀开枪了。”

楼顿告诉我，军火专家甚至担心射击刚刚宰杀的家畜扯出的政治纠纷。“很多伙计不干这个。他们到商店买个火腿，或者从屠宰场弄条腿回来。即便那样，他们许多人也不公开他们做的事情。那么做仍然不体面。”

我背后10英尺，有一个土拨鼠，嗅着空气，不幸把家安在这里。这动物的大小相当于人的大腿的一半。如果你用那种子弹射击这个土拨鼠，我对瑞克说，那会怎么样？它会完全被崩得不见踪影吗？瑞克和斯科蒂面面相觑。我的感觉是：和射击土拨鼠相关的不体面，是小得不能再小了。

斯科蒂把子弹箱关上。“弄出好多笔墨官司，那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事儿。”

只是到最近，军方重新涉足由公家出钱的尸体弹道学研究。正如你会设想的那样，研究的目的绝对是人道主义的。去年，在“美军病理学研究所”（AFIP）的“弹道投射物创伤研究实验室”，指挥官马琳·德梅奥给尸体穿上新研发的防弹背心，然后用现代子弹射它的胸部。这个主意是在装备部队之前，要验证制造商的自称自诩。身体防护设备制造商关于有效性的那些说法，显然不总能得到信任。莱斯特·罗恩（Lester Roane）是独立弹道学与身体防护测试机构“H.P.怀特实验室”的首席工程师；按照他的说法，公司不做尸体试验，“H.P.怀特实验室”也不做。“任何人客观而逻辑地看它，都不应该对尸体试验说三道四，”罗恩说，“那就是死肉嘛。但出于某种理由，那是某种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在有政治不正确这个说法之前就是如此。”

德梅奥的尸体测试，是一种明显的改善，胜过军方测试防弹背心的老办法：在朝鲜战争的“野猪行动”中，“多伦”公司检验防弹背心的办法，仅仅是把它们发给6000名士兵，然后比较他们和穿普通背心的士兵的遭遇有什么不同。罗恩说他曾经看到一个录像，是美国中央警察部拍摄的：让警官们穿上防弹背心，然后向他们射击，就是为了试验那种背心。

设计身体防护设备的窍门，是把它做得厚实，足够不凹陷，以便挡住子弹，但又不很重、不很热、不那么难受，否则警官们就不喜欢穿了。你不希望的事情，吉尔伯特群岛上的那些人以前遭受过。我在华盛顿特区看望德梅奥的时候，驻足在“史密斯森国立自然史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来自吉尔伯特群岛的护甲。密克罗尼西亚战争太厉害、太血腥，吉尔伯特群岛的武士们从头到脚覆盖着擦鞋垫那么厚的护甲，是用椰子壳里的纤维搓成的。穿着这种东西上战场，模样像个挂着流苏的播种机；除此巨大的耻辱外，事实是：这护甲太笨重，需要几个扈从帮忙才穿得上。

就机动的尸体而言，德梅奥给尸体穿了防护，然后连接在加速计和称重传感器上，如此这般是跟胸骨有关，是为了记录冲击力，是为研究者提供关于护甲内的胸脯所遭遇的事情的一种详细的医学理解。使用某种口径更恶毒的武器，尸体们遭受长久的肺部撕裂和肋骨断裂，但是没有什么事情会转变为一种能够把你杀死的创伤——假如你已经是一具尸体的话。还有另外一些测试也计划好了，目的是用汽车工业的那种生产线来制造测试用的人体模型——因此，有朝一日尸体就用不着了。

因为她曾经建议使用人类尸体，德梅奥就得到了劝告，以后出言要极端慎重。她得到了3个机构的审查委员会、一位军事法律顾问和一位坚定的道德家的开恩，这个项目终于得到了批准，但有约在先：不准打穿，子弹必须停在尸体皮肤之下。

德梅奥气得翻白眼吗？她说她不生气。“我在上医学院的时候，我习惯于这么想，‘行了，理性一点，成吗？你们知道，人都死了嘛，他们也都捐献了尸体嘛。’等我参与这个项目，我明白了：我们是公众信任的一部分；即便公众在科学上没有道理，我们也必须照顾大家的情感关怀嘛。”

在制度层面上，慎言慎行乃是由于担心法律责任，担心令人不快的媒体报道，还担心资金被撤回。我与约翰·贝克上校谈过，此公是赞助德梅奥研究项目机构之一的法律顾问。这个机构的头儿希望我自我约束，不要提到机构的名称，而是把它叫做“华盛顿的一个联邦机构”。他告诉我，在过去的20来年，民主党议员和念念不忘预算的立法委员，曾经试图让这个地方关门大吉，比方说，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以及“善待动物组织”的人。我有一种感觉：我请求一次采访，就把这个人搞得精神崩溃了，就跟能源部的橡树岭靶场后的许多松树似的。

“麻烦的是，某些顽固的人会吓一跳，他们会提起诉讼，”贝克上校说，他坐在华盛顿的一个联邦机构的写字台之后。“再说，这个领域中无人懂法，除了良好的判断力，你没什么可指望的。”他指出，尽管尸体没有权利，但其家人有。“我可以想像，有些官司起于感情上的痛苦……在公墓里你就看到有这样的案子，公墓管理者任由棺材烂掉，尸体从棺材里跳出来了。”我回答说，只要你有基于知情基础上的同意书——一份经过捐献者签过字的协议，说他愿意把他的遗体贡献给医学研究——那些顽固的人似乎就赢不了官司。

棘手之处是“基于知情基础上”这么一种措辞。在大家捐献其遗体的时候，无论遗体是他们自己的，还是他们亲人的，他们通常无心了解遗体可能遭遇的那些可怕的细节——这么说是公道的。如果你真的把那些细节告诉他们，他们或许就变卦了，要撤回同意书。事儿又来了，如果你打算拿枪射击尸体，你最好是把丑话说在前头，然后得到同意。“对人的尊重，包括把信息告诉他们，尽管那会引起他们感情上的不快，”埃德蒙·豪说；此人是《临床伦理学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Ethics）的编辑，他对马琳·德梅奥的研究建议做了这番评论。“尽管你可以不这么办，也省得他们不安了，因此在伦理上也没有什么伤害了。但是，隐瞒对他们或许重要的信息，其阴暗面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亵渎他们的尊严。”豪建议第三种可能的办法。让死者家人做选择：他们愿意听一下所捐献的尸体会遭遇的那些具体情况呢（那或许令人不安），还是宁肯不听？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说来说去，归于措辞的方式。贝克评论说，“你其实不想对一个人说，‘这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嘛，是解剖眼球。我们把眼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我们把眼球切割得越来越精细。一旦这个做完了，我们会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放在一个防止生物危害的袋子里，尽力把遗体的各部分都规整在一块儿，如此一来我们就能把剩下的无论什么东西还给你们。’这听起来太可怕了。”可话说回来，“医学研究”这说法含糊不清。“你不如这么说，‘我们大学想要了解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眼科学。因此，我们在这里使用很多眼科学的材料。’”如果某人有心把这番话理解个透彻，那就不难得出结论：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把你的眼球从你的头里切出来。但是，大多数人都无心把这番话理解个透彻。他们在意目的，不在意手段：某一天，有一个人的视力会因此而保得住。

弹道学研究，是特别麻烦的。把某人爷爷的脑袋割下来，然后朝他的脸开枪——你怎么判断此事不坏？在你这么办的时候，即便你的理由是搜集数据，以确保无辜老百姓脸上挨了子弹但不致命将不会遭受毁容的破碎之苦？另外，把某人爷爷的头割下来，然后拿枪打它，你又怎么下得了手？

我向辛迪·伯尔（Cindy Bir）提出了这些问题。她干的正是刚才说的那号事儿，我是在韦恩州立大学遇到她的。伯尔习惯了向死人射子弹。1993年，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NIJ）责成她记录各种非致命子弹的打击效果：塑料子弹、橡皮子弹、沙粒弹等。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警方开始用非致命子弹，那是他们在需要镇压老百姓的时候——多半是些暴徒和动武的精神病人嘛——但不把他们置于死地。从那之后，“非致命”子弹证明是致命的，案例有9起，这促使“国家司法研究所”让伯尔看看这些不同的子弹究竟是不是致命，目的是再也别让它致命。

针对“把某人爷爷的头割下来，你怎么下得了手？”这个问题，伯尔回答说，“谢天谢地，鲁汉替我们干那个。”（竟然和为汽车撞击准备尸体的那个伙计重名。）她又说，非致命子弹，不是用枪发射的，而是用空气炮打出去的，因为这么做既精确，也较少惊扰。伯尔承认：“了结此事，我还是很高兴的。”

和大多数其他尸体研究者一样，伯尔也对付内心同情和漠然这两种交织的情感。“你以尊重之心来对待他们，你好像是把这么一个事实分离出来了……我不想说他们不是一个人，但是……你得把他们视为标本。”伯尔受的是护士训练，却不知怎么觉得死人更容易相处。“我知道他们没有感觉，我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们。”即便训练有素的尸体研究者，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手头的工作，怎么看怎么不像是科学举措。对伯尔而言，这种感觉和她把子弹射入试验对象这个事实无关。却有这样的时刻，标本走出了他那无名无姓的状态、他的物性，返回了往昔他身为人类的那种存在。

“我们收到过一个标本，我下去帮助鲁汉。这位先生想必是直接从疗养院或者医院来的，”她回忆，“他穿着T恤衫和法兰绒的睡裤。我打了一个激灵……这可能是我爹。以后呢，又有一个，我跑去看——很多时候你去看标本，是希望它别太胖（搬不动）——这个人穿着我老家医院的罩衣。”

如果你确实想彻夜不眠，为官司和恶意炒作而忧心忡忡，那么就在一具自愿献给科学的尸体旁边引爆一颗炸弹。在尸体研究的世界中，这或许是最板上钉钉的忌讳吧。确实，作为爆炸的目标，被麻醉了的活动物，一般被认为是比人类尸体更可取的。“国防原子武器开发局”1968年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人体对空爆直接效果的忍受力估计》（空爆，当然是来自炸弹的爆炸），研究者在其中讨论试验性炸弹对家鼠、仓鼠、大鼠、豚鼠、兔子、猫、狗、山羊、绵羊、小公牛、猪、驴、短尾猴的效果，但没有讨论到研究的真正被试者。没有人把尸体绑上雷管，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给一个名叫艾瑞思·马克瑞斯的人打了电话，他在加拿大的一个名叫“米得英格系统”（Med Eng Systems）的公司工作，为扫雷设计防护服。我把“国防原子武器开发局”那篇文章的内容告诉了他。马克瑞斯博士解释说，为了估计活人对爆炸的忍耐力，死人不总是最好的模型，因为死人的肺是扁的，不干肺通常干的事情。炸弹的冲击波对身体最容易压缩的组织破坏最大，那就是肺里的组织了：特别是微小而娇嫩的肺泡。血液拾取氧气、丢下二氧化碳，就发生在肺泡里。爆炸冲击波挤压并撕破肺泡，血液就渗到肺里，把人淹死了。有时候这很快，10～20分钟；有时候长达几小时。

马克瑞斯承认，除了生物医学的问题之外，研究人对爆炸的忍受力的小伙子们多半没有很强的动机与尸体打交道。“那有巨大的伦理或者公关挑战，”他说，“把尸体炸毁一直就不是个习惯做法：请把你的遗体交给科学，那样我们就能把它炸掉。”

最近一个小组知难而上。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中校和另外一些医生组成的一个小组（那些医生来自位于休斯敦的萨姆休斯敦堡“美国陆军外科研究所”的“四肢创伤研究部”）招募了几具尸体，用来测试5种靴子。这些靴子，或者是陆地扫雷队常用的，或者是新上市的。从越南战争以来，就有一种长久的传言，说凉鞋是扫雷用的最安全的鞋子，因为凉鞋把鞋子本身的碎片导致的创伤最小化。鞋子碎片会炸进脚里，就像榴霰弹一样，在创伤之上雪上加霜，并且有感染的危险。但是，没有人曾经在一只真正的脚上试验凉鞋，也没有人用尸体测试制造商兜售的那些据说比一般战靴更安全的鞋子。

“下肢评估项目”的无畏者登场了。开始于1999年，来自达拉斯医学院尸体捐献项目的20具尸体，一具一具地被绑在一个可移动爆炸防护罩的顶棚挽具上。每一具尸体的脚跟和踝关节都装了应变计和称重传感器，穿上6种靴子。有些靴子自称有保护作用，手段是把脚抬离爆炸，而爆炸力很快变弱；另外的靴子的保护作用据说是借助于吸收或者分散爆炸的能量。尸体被摆成标准的行走姿势，脚跟着地，好像信心十足地赴死一般。每一具尸体，从头到脚装备着常规作战服，更增加了逼真的效果。在多此一举的现实主义手法之外，军服还赋予了一定程度的尊重；这种尊重是浅蓝色的紧身衣所缺乏的，起码在美军眼里看来是这样。

这项研究的人道主义好处，超过了对尊严的任何潜在轻慢；哈里斯觉得对此有信心。然而，对于有无可能把这次试验的具体细节告诉死者家人，他咨询了尸体捐献项目的管理者。他们的建议是反对这么做，这既是因为不必让已经心平气和地决定捐献遗体的死者家人“再度悲伤”，也是因为在你细述实验的那些真相的细节之际，对一具尸体的任何用法其实都可能令人不安。如果尸体捐献项目的协调人需要和“下肢评估”实验所用的遗体的家人联系的话，那么，关于用来做跌落断腿实验的尸体，或者就事论事地说，在大学校园的解剖室中的尸体，研究者是不是也必须与他们的家人取得联系呢？如哈里斯指出的那样，爆炸测试与解剖课上的解剖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本质上是一个时间的延续问题。前者延续一刹那，后者延续一年。“到末了，”他说，“事情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我问哈里斯，他是否计划把他自己的遗体献给研究。对这个问题，他脱口而出，“我一直在说，‘在我死后，利利索索地把我放在那儿，把我炸掉。’”

假如哈里斯用替代性的“模型”腿而非尸体也能做他的研究，他就不用尸体了。如今，有几种很不错的替代品，是由“澳大利亚国防科学与技术组织”开发的。（在澳大利亚，一如在其他英联邦国家，用人类尸体进行弹道学与爆炸测试是不被允许的。有些措辞就显得好笑了。）用来制造“可破碎替代腿”的那种材料，对爆炸的反应类似于人腿材料的那种反应；比方说，它用塑料做骨头，用弹道学明胶做肌肉。2001年3月，哈里斯把一条澳大利亚腿置于地雷爆炸中（他用同样的地雷炸飞过尸体），为的是看一下相关的结果。令人失望的是骨头断裂模式不知道为什么走样了。在目前，主要的问题是费用。每一条“可破碎替代腿”（不可再用）耗资大约5000美元；一具尸体的费用（包括运输、艾滋病病毒与丙型肝炎检查、火化等）一般低于500美元。

哈里斯设想，琢磨出制造代用品的窍门，以及价格的降低，仅仅是个时间的问题。他盼望着那个时代的到来。代替品之可取，不仅是因为涉及地雷和尸体的试验在伦理上说是棘手的，也是因为尸体是不一样的。尸体越老，骨头越细，组织越缺乏弹性。就地雷研究而言，年龄是特别地不相符：扫雷者的平均年龄是20岁，而被捐献的尸体平均在60岁。这类似于在满屋子的京剧迷中做摇滚乐的市场调查。

直到当时，英联邦国家的地雷专家日子难过，他们不可用整尸。英国研究者测试靴子，转而用截肢的腿。这个做法广遭批评，乃归咎于如下事实：这些腿一般有坏疽或者糖尿病并发症，这不是健康腿合适的模仿品。另一个小组试图给骡鹿的后腿穿上新型防护靴，以便测试。鉴于鹿没有脚趾头和脚跟，而人类缺少蹄子，我就果然不曾听说哪个国家把骡鹿雇来扫雷。这种研究有什么价值，很难想像——尽管稍微有些娱乐性。

“下肢评估项目”，就其本身而言，结果是一项有价值的研究。凉鞋神话得到了一点证实（穿凉鞋和穿战斗靴的伤情差不多一样严重），有一种靴子——“米德英格”公司的蜘蛛靴子——脱颖而出，显得是对标准配置靴子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改进（尽管要得到肯定，还需要更多的样本）。哈里斯认为这个项目是一个成功，因为就陆地地雷而言，得到一点保护也意味着受害者在医学上的结果大大不同。“如果我能够挽救一只脚，或者把截肢这种事情限制在膝盖以下，”他说，“那就是胜利。”

人体创伤研究，关注最可能意外地致残或者致死人类的那些事情（我们最需要研究和理解的事情），因此做这次工作是不幸的：这些事情也最可能使研究用的尸体支离破碎：车祸、枪击、爆炸、运动事故。没有必要用尸体来研究装订机扎伤了手指头，没有必要用尸体来研究人类对不合脚的鞋子有多大的忍受力。“为了能够保护人不受危险的伤害，无论那是来自汽车还是炸弹，”马克瑞斯评论说，“你都必须把人类置于极限状态。你不得不面对破坏。”

我同意马克瑞斯博士的看法。这意味着我会允许某个人把我死去的脚炸掉，以此挽救北约地面上的扫雷兵的脚吗？正是如此。我会允许某人用非致命枪弹射击我死去的脸，以此帮助避免致命的事故吗？我认为我会允许。什么是我不允许某人在我的遗体上做的事情呢？我只能想起我所知道的一种实验：如果我是一具尸体，我不想与之有瓜葛。这种特别的实验，不是以科学、教育、安全的汽车或者保护士兵的名义来做的。那是以宗教的名义做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