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与禁闭的危险心理学

火星就在楼上左转。火星表面模拟器是组成名为火星500的5个紧锁的、互相连接的模组之一——500指的是绕火星1周外加在火星上停留4个月总共需要的天数。进行模拟的地方在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IBMP），这是俄罗斯主要的航空航天医学研究机构。参加成套心理试验的人每人可以得到15000欧元，该试验的目的是想了解与别人为你选择的室友一起被关在一个人造的狭小空间里会给人造成哪些有害影响，以及如何消除它。

今天他们“登陆了”。电视台的人在楼梯跑上跑下，寻找放三脚架的最佳位置。“一开始他们都在下面那里，”一位驻扎在可居住模组夹层上的研究所职员困惑地说，“然后现在你也看到了，他们又一窝蜂地来这边了。”

伴随着一段军号声的录音和最后1分钟你推我搡的卡位，舱门开启。6个人走下台阶对着镜头微笑，他们已经习惯面对镜头了。在过去的3个月里，他们接受着镜头不分昼夜的监控。（这次短期隔离是为了给计划于2010年开始的为期500天的模拟飞行作准备。）机组成员挥着手，直到这动作开始显得有点傻了，他们才一个一个地放下手臂。他们穿着蓝色的“飞行服”。后来我走回地铁站的时候和隔壁公寓大楼的员工擦肩而过，他也穿着一身一样的蓝色衣服，有那么一瞬间让我感觉好像太空人还兼职园丁或者打杂。

隔离室实验几十年来一直是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一个利润丰厚的小作坊。我读到过一篇1969年的文章，详细地讲述了一个长达1年的模拟任务，却始终没写明模拟的目的地是哪里。整个方案跟火星500很相似，只有一些极小的、有趣的出入，比如说每天结束时都要有一条“个人信息”。这篇文章是一本学术期刊里的，但是读起来感觉很像在翻阅某种同性恋版的《女士家庭杂志》。在插图中你会看到3个男人准备晚餐，侍弄花房里的植物，穿着高领衫和毛背心在听收音机，还有给彼此剪头发的画面。文章中完全没有提到他们是否发生过口角，有没有不适应症，或者比如博日科举着理发剪追尤利比舍夫之类的情节。文章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这些细节。记者招待会也不会讲的，记者招待会是用来说套话和表示乐观的。

就像这样：“我们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冲突。”火星500的指挥官谢尔盖·雅赞斯基正在发表讲话。记者招待会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也就是说大多数摄像师都要收起他们的三脚架，冲锋上楼，这又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带来了更多的欢乐。这个房间大概有200把椅子，却有300个屁股。

“大家彼此配合得很好。”雅赞斯基念叨了10分钟了。这时一位记者终于说了出来：“我们媒体界的人会希望得到一些八卦新闻，你们能否给一些个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例子呢？”

他们不能。假扮宇航员的人都必须言行谨慎，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想成为真正的宇航员。火星500小组成员包括一名胸怀大志的欧洲宇航员、一名胸怀大志的俄罗斯航天员，以及两名等待飞行任务的俄罗斯航天员。自愿参加模拟任务可以让宇航局了解你至少有他们需要的一部分素质：愿意去适应一个环境，而不是努力改变它；能够容忍禁闭的环境，简单的生活条件；情绪稳定；且有一个支持你的家庭。

雅赞斯基不肯透露他组员八卦新闻的另一个原因是，就像大多数隔离室志愿者一样，他也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航天局想知道当你把一堆人关在一个毫无隐私的盒子里，并且让他们睡眠不足饮食不佳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则十分谨慎，不想让其他人知道。“如果航天局跳出来说：‘哎呀，这些问题都发生了！’人们就会说：‘哎呀，这些问题都发生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太空？太冒险了！’”内科医生诺伯特·克拉夫特说。他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州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工作，研究一项长期任务的小组心理学和生产率问题。“航天局要努力维持良好形象，不然就没人给他们投资了。”一切发生在可居住太空舱里的事仅限可居住太空舱里的人知道。

除非有人泄密，就像上次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进行隔离试验时那样。国际成员组前往空间站模拟飞行在1999年默默登上了头条，因为有人把酒后闹事和性骚扰的消息泄露给了媒体。而这一次的成员组显然被训练得更加谨慎了。

“我们的个人训练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一切冲突。”雅赞斯基还在说，“对情绪的反应毕恭毕敬且非常礼貌。”此时在房间的各个角落，记者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白跑了好几百里地，什么消息也挖不到。很快这个房间里每个人都会有椅子坐了。

上次的模拟飞行“事件”发生在隔离3个月后，当时不同模组的队员正在进行“对接”。其中一组由4个俄罗斯人组成，另一组则（刻意）安排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去：1个加拿大女人、1个日本男人、1个俄罗斯男人，以及他们的指挥官，出生于奥地利的诺伯特·克拉夫特。在2000年元旦的凌晨2：30，俄罗斯组的指挥官瓦西里·鲁克扬约克将加拿大籍的组员茱迪斯·拉皮埃尔推出镜头拍摄到的范围外，并不顾她的反抗，舌吻了她两次。而在这一接吻事件发生前不久，另外两名俄罗斯成员大打出手，血溅围墙。此后，两个模组之间的舱门关闭，日籍成员辞职，而拉皮埃尔向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以及加拿大宇航局发出投诉。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的心理学家们，据她说，完全不予支持，还说她反应过度。于是她不顾保密协议，不顾自己想做宇航员的志向，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媒体。用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心理学家瓦列里·古辛的话说，“她自己的脏衣服非要当众洗”。

我跟拉皮埃尔联系的时候，“她衣服已经洗好了”。她跟我确认了事情经过，然后把指挥官诺伯特·克拉夫特的联系方式给了我。克拉夫特是一个在闭路电视两端都工作过的人——既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隔离测试顾问，又是国际成员组前往空间站模拟飞行实验的成员。他说他是自愿的，因为他迫切想知道他所监控的那些人是怎样一种感觉。克拉夫特有一种可爱的、无拘无束的好奇心。在国际成员组前往空间站模拟飞行的个人资料显示，他喜欢跳华尔兹、潜水、做黑莓蛋糕、照顾日本石园。他很乐意从山景城大老远地开车来奥克兰跟我聊天，他说，因为“这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克拉夫特对这件事的讲述与报纸上有着细微的差别。与其说拉皮埃尔是一次性骚扰的受害者，倒不如说她是这个机构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古辛也曾表示过，俄罗斯人认为女人就应该有女人的样子，不要跟男人平等一致，哪怕女宇航员也是一样。苏俄太空计划历史学家彼得·佩萨文托曾说，在和平号空间站上，其他成员指责美国宇航员海伦·谢尔曼的举动过于专业——比如，她不跟人调情。瓦莲金娜·捷列什科娃为苏联抢到“首位女太空人”的称号之后几十年间，仅有两位女性在1963年作为太空人参与过太空飞行。其中第一位叫韦特兰娜·萨维茨卡娅。在她穿过礼炮号太空舱的舱门时，有人递给她一件印着花朵的围裙。

从一开始，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的员工和心理学家对拉皮埃尔就很轻视。他们并没有真正将她看做一名研究员，因为，如克拉夫特所说，她是女人。雪上加霜的则是语言障碍。拉皮埃尔只会讲一点点俄语，而“地面控制中心”只会讲一点点英语。在俄罗斯模组中，只有指挥官能够轻松地用英语交谈。他对拉皮埃尔很好，而克拉夫特认为拉皮埃尔把他看成了帮助她赢得俄方尊重的潜在盟友了。因此她尽一切所能巩固与他的关系。克拉夫特说，她很友好，但是她表达友好的方式跟俄罗斯女人不同：她坐在他腿上，亲他的脸颊。“她给出的所有讯息都是错误的，可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克拉夫特说，人们把那名日本人的辞职怪在了拉皮埃尔身上，这是不公平的。那个日本人梅田正孝说自己退出是因为要与拉皮埃尔同进退。而克拉夫特说，梅田关上舱门是因为他很反感俄罗斯队员看色情电影，他早就想找个借口退出了。

要是我估计也早想退出了。除了禁闭的巨大压力、睡眠不足、语言文化差异、缺乏隐私之外，队员们还面临着一些不易察觉的折磨。淋浴房里有蟑螂，却没有热水。每天的晚饭都是荞麦粥（拉皮埃尔管它叫“麦糊”），日复一日。“地上有老鼠跑来跑去，管道都发霉了。”克拉夫特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他还随信附了6张照片，其中一张下面写着：“头虱。”虱子大爆发并不太困扰克拉夫特，因为“这也是全新的经历”。俄罗斯队员们则淡定地剃光了头发。只有拉皮埃尔不但要对付虱子，还要应对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员工的反应。“俄罗斯人说：‘茱迪收了一个加拿大寄来的包裹，那个包裹里有虱子’。”克拉夫特回忆说。

真人实境电视节目的制作人一定知道，要想点燃人们胸中压抑的沮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泡在酒精里。模拟飞行的实验记录上只有一瓶香槟，是研究所给他们庆祝千禧年元旦前夜准备的。而事实上，舱里发现了许多酒瓶，不只有香槟，还有伏特加和白兰地干邑。克拉夫特说这些酒是以贿赂的形式进入隔离室的。如果你想让俄罗斯志愿者好好帮你做研究，他说，你“最好把你的试验跟伏特加和腊肠放在一起。”

显然在苏俄太空实验室，情况也是如此。和平号宇航员杰瑞·里宁哲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宇航服的一只袖子里发现了一瓶白兰地干邑，另一只袖子里则有一瓶威士忌，他很惊讶。（里宁哲是太空探险中的正直先生：“我严格遵守了NASA的政策，执行任务时不得饮酒。”）如果你要在俄罗斯执行长期任务，克拉夫特说，“你最好连消毒剂都藏好。”我在俄罗斯的时候，一位要求匿名的太空人给我看了他在太空中拍的一张照片：两名宇航员叼着吸管飘浮在两边，中间是一罐5升的白兰地干邑，看上去就像两个青少年在共享一杯麦乳精一样。

虽然媒体对这次模拟飞行实验的大规模报道将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和其他航天机构都推上了守方，研究人员还是很开心，就像JAXA心理学家井上夏彦所说的，因为可以“得到非常独特的研究结果了。”毕竟这还是一次对跨文化任务中小组成员互动状况的研究。“这一事件”，井上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告诉我，“为我们以后组员的选拔和培训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大多是众所周知的东西。确保他们能用一种共同语跟人交流，确认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选择幽默且适应性很强的人。给每人上一堂跨文化礼仪速成课。比如说，当时就应该有人警告拉皮埃尔，对于俄罗斯男人来说，在一个派对上亲吻一个女人“不算什么”（古辛的原话）。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直接扇他耳光，告诉她说“不行”就意味着“也可以”。告诉她俄罗斯男人打得鼻子出血也算是“友好干架”。（克拉夫特也证实了这点，虽然难以置信。“这就是他们解决争端的方式。他们在和平号上也这样。”）

然而无论你跨文化礼仪课学得多好，总还有一些事是注定会被忽略的。拉尔夫·哈维监测了他的陨石搜寻小组在南极偏远营地发生的事情。他告诉我，有一个西班牙队员习惯拔下自己的头发丢进营地的火炉里烧。那个人解释说：“在西班牙，理发师会将剪下的发尖烧掉，而我喜欢那个味道。”第一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队友们都被逗乐了，但是很快这件事就开始引发不和。“现在我们调查问卷上都有这么一条了。”哈维开玩笑说，“你是否爱烧自己的头发玩？”

克拉夫特认为，媒体对国际成员组前往空间站模拟飞行的报道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它用了一种极罕见的诚实，来讲述被一起关在太空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他不认同航天局将宇航员都描绘成超人的样子。“就好像他们都没有荷尔蒙，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感觉一样。”于是我们又回到公众形象不好和资金短缺的问题上了。真正的危险在于：一个刻意花钱来轻视心理问题的组织怎么可能花大量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呢。“除非，”就像克拉夫特说的，“有一个宇航员裹着尿布横穿美国。这时宇航员们突然又变成人类了！（在宇航员丽莎·诺瓦克与情敌科琳·希普曼发生的不光彩冲突后两天，NASA就下令审查宇航员们心理状况的筛查评估报告。）

更糟的是：宇航员们自己也在努力掩藏他们的感情问题，因为担心自己会被淘汰。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宇航员是可以寻求心理学家帮助的，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去。“跟心理学家的每一次接触都会在你的飞行记录中得到特别标注。”太空人亚历山大·拉维金告诉我，“所以我们都尽量不去寻求专家的帮助。”拉维金和尤里·罗曼年科一起执行的一次和平号任务曾在彼得·佩萨文托写的一篇《探索》杂志文章里出现过，那篇文章写的是太空旅行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佩萨文托说，拉维金提前从任务中返回是因为他有“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心律不齐。”（我可是第二天就要去见拉维金和罗曼年科的呀。）

这种事态是很危险的。如果有人马上就要到极限了，地面控制中心的人一定要知道情况。这很重要，可以决定生死。而这一点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如此之多的太空心理学实验侧重于检测一个人不打算说出来的压力或抑郁。如果火星500正在测试的技术证明有效，那么航天器——以及其他高压力高风险的工作场所，比如空中交通管制塔台——就会装备上各种麦克风以及摄像头，另一端与自动光学技术和语音识别技术连接起来。这些机器间谍能检测出面部表情及言语模式的各种细微变化，从而发现实情。但愿这样能帮指挥部的人避免危机。

精神病这个恶名同样也对研究心理问题造成了困难。宇航员们都不愿意做研究对象，以免研究人员发现一些有损形象的东西。上次我跟NASA的顾问心理学家帕姆·巴斯金联系的时候，她正要开始一项关于不同的催眠药及其剂量之间比较的试验。他们要将宇航员从沉睡中唤醒，以检查在模拟的午夜紧急情况发生时，药物会对他们的表现有怎样的影响。这件事触到了我的笑点，于是我问她可不可以去参观。“绝对不行。”巴斯金说，“我可是花了整整一年才说服他们来参加这个试验的。”

空间站是一个四肢狭长的奇怪而丑陋的东西，是一个疯子拼出来的巨大的建筑拼装玩具。而和平号核心模组中的生活区——也就是太空人亚历山大·拉维金和尤里·罗曼年科共同生活了6个月的地方——却小得一辆灰狗大巴才能装下。他们睡觉用的舱室长得不像卧室，倒像是电话亭，而且连门也没有。我和翻译琳娜现在在莫斯科宇宙航行纪念馆中的一个仿真模组里，跟我们一起的还有拉维金，这个博物馆现在由他经营。尤里·罗曼年科在路上。我想在这间曾经让他们险些发疯的房间里跟他们聊天应该会很有趣。

拉维金本人跟他的官方半身像有点不一样。半身像里的他让人感觉老实善良快乐。他亲吻了我们的手背，让我们觉得自己像皇室成员。他不是在装样子，也不是在调情，这只是他那个年代的俄罗斯人的做派罢了。他穿着米色的亚麻长裤，喷了古龙水，脚上是我这个星期来在地铁中见过的男人人脚一双的奶白色凉鞋。

拉维金向一个扎着小皮带，穿着牛仔裤，晒成小麦色皮肤，还有太阳镜挂在V形领口的男人挥手致意。这个人就是罗曼年科。他热情友好，但是没有亲我们的手背。嗓音因为抽烟而略有沙哑。接着两个人拥抱，我数着秒数：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三个。无论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什么，现在都已遗忘或原谅。

坐在这个模拟的太空舱中，很容易明白这样大小的一个房间加上那么长的时间是如何让两个人敌对起来的。罗曼年科却指出，并不是只有密闭空间才会让人感觉自己是跟另一个人绑在一起了。“在俄罗斯这里，西伯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空间。但是那些要去泰加（森林）待上半年的猎人都会尽量单独行动，除了猎狗谁也不带。”罗曼年科坐在他在和平号上常坐的位子，在控制台的左边。他的座位没有靠背，但是有一根横梁用来钩住双脚。（后来空间站把座位去掉了，因为零重力，没有坐的可能。）“因为如果两三个人一起去的话，一定会起冲突。”

“而且这样的话，”拉维金咧嘴笑了起来，“你最后可以把狗吃掉。”

心理学家用“非理性对抗”来形容把人关在一起6周以上会出现的状况。1961年《航空航天医学》上的一篇论文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一个法国人类学家的日记，他跟一个来自哈德森湾的皮毛商一起在北极待了4个月。

我第一眼看到吉布森就很喜欢他……他是一个举止沉稳，做事井然有序的人，他对待生命的态度冷静而达观……但是随着冬天将我们包围，我们的世界一周一周地在缩小，最后缩小到只有一个陷阱那么大……我的内心开始狂怒，而他的那些特质……那些在一开始让我钦羡的特质最终开始让我厌恶。终于有一天我只要看到这个人就难以忍受，而实际上他一直对我十分友好。他性格中我曾经喜爱的冷静现在成了懒惰，那种泰然自若在我眼中变成了冷漠。那种对生活小心翼翼的维护成了狂躁的老男人相。我差点杀了他。

同样地，海军上将理查德·伯德也喜欢独自一人去南极洲进行长达一个冬天的气象观测，他宁愿独自面对严酷的环境和终日无尽的黑暗，也不愿意面对——如他在《独自一人》一书中所说——“一个人再也没有不为另一个人所知的地方，哪怕他尚未成型的想法都可以被预料，他最钟爱的观点也成了毫无意义的痴迷，连他吹灭一盏压力灯的方式、他把靴子丢在地上的方式、他吃东西的样子都让人觉得刺眼且烦躁”的时刻。

实际上，他人只是宇宙送给我们的诸多心理折磨之一罢了。诺伯特·克拉夫特总结得很到位。我问过他，他认为做宇航员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还是最差的工作。他说：“你不能睡觉，但你还必须表现完美，否则就再也不许上天了。一旦你完成一项任务，地面控制中心马上又给你一个新的指示。厕所臭得不行，周围永远有噪声。你不能开窗，你不能回家，不能跟家人在一起，连放松一下也不行，结果你工资还不高。还有什么工作比这个更差吗？”

拉维金说，1987年在和平号上工作的那段时间比他想象中要难上一百倍。“那工作又脏又累，非常吵，非常热。”他犯了一个多星期的晕动症，却没有药可以吃。他还记得自己在最初几天里转向指挥官，说：“尤里，我们还要在这里待上半年吗？”对此罗曼年科叫着他的昵称回答他说：“萨沙，监狱里的人要待上十年还多啊。”

归根结底，太空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冷漠无良的地方，而你无处可逃。当你被困的时间足够长时，沮丧就会转为愤怒。而愤怒是需要发泄的出口和对象的。对此宇航员有3个选择：队友、控制中心和自己。宇航员们都尽量不把矛头指向彼此，因为这只能让情况雪上加霜。这个地方没有门可以摔，也没有路可以飙车。你困在这里了。“而且，”用吉姆·洛维尔的话说，“你的工作充满危险，你们都需要彼此的存在才能活下去。所以你不会想跟人对着干的。”在双子星座七航天器中，洛维尔曾跟弗兰克·伯尔曼一起在同一张双人沙发里待了两个礼拜。

拉维金和罗曼年科说，他们成功避免了冲突是因为两人间有明显的年龄和等级差异。“尤里比我年纪大，对于航天飞行也更有经验。”拉维金说，“所以他自然是领导，是心理上的领头人。我只是跟随他。我也接受这一角色。我们都很冷静。”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你们从来不会生气吗？”

“当然会，”罗曼年科说，“但主要都是控制中心的错。”看来罗曼年科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将沮丧情绪发泄给任务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宇航员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在心理学圈儿里，这叫做“情感转移”。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太空心理治疗师尼克·卡纳斯说，在一项任务进行到6个星期前后，宇航员会开始划清界限，不再对他们的队友生气，而是将敌意转移到任务控制中心去。

吉姆·洛维尔在执行双子星座七任务时，似乎将他大部分的情绪都转移到当时任务的营养师身上去了。双子星座七的任务记录单上写着，洛维尔曾对任务控制中心说：“转告强斯医生，看上去就像暴风雪里撒了点牛肉三明治渣一样。300块钱一顿的饭啊！你就不能再做好点！”7个小时之后，他又拿起了麦克风：“再告强斯医生：蔬菜鸡肉，编号FC680，口封得太紧了，挤都挤不出来……再再告强斯医生：刚撕开封口了，现在窗户上都是蔬菜和鸡肉。”

洛维尔的任务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不知道是不是狭小的太空舱催化了禁闭给他带来的影响。卡纳斯没有正式研究验证，但他确信基本上航天器越小，宇航员就越焦虑。

或许情感转移理论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茱迪斯·拉皮埃尔对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和加拿大宇航局的愤怒更甚于对那个俄罗斯指挥官的愤怒。对于那个俄罗斯指挥官的行为，她只是理解为跨文化误解以及“自然的男女状况”。当然，另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她将她的愤怒指向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是因为他们就是一群“大屁股”。

罗曼年科至今还有一些残留的怨气。“那些给我们布置任务的人，他们完全不知道舱里是怎么一个情况。比方说你正在这里忙”——他转过身去演示和平号控制台的情况——“突然有人给你指示，要你去打开一个别的东西。他们不知道那个东西在另一边呢，我又没办法放下我手中的事到那边去。”（这就是为什么宇航局喜欢找宇航员来做“舱联”——太空舱联络员。）据罗伯特·齐默尔曼的苏维埃空间站史的记载，到任务的最终阶段（拉维金离开后），罗曼年科已经变得无比暴躁，所有与地面沟通的工作只能由他的队友来完成。

亚历山大·拉维金则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他自行消化了所有的情绪。结果——那些与隔离、禁闭的人打过交道的心理学家都知道——就是抑郁。晚些时候，等罗曼年科走了以后，拉维金坦言有时候他都想自杀。“我当时都想上吊，但是显然办不到，因为没有重力。”

罗曼年科觉得火星任务一定会出问题。“五百天啊！”他的语气里有明显的恐惧。在拉维金离开后，罗曼年科在和平号又待了4个月。齐默尔曼说，他的情绪日趋不稳，又不肯合作。“时间都用来写诗、写歌”还有锻炼了。我叫琳娜问问他在任务的这一阶段是怎样的情况。早些时候，我告诉过琳娜我很想听听罗曼年科在太空时写的一些歌，而现在琳娜就在问他这个。

“你想让我们唱歌？”罗曼年科大声地笑起来。“那我们起码得先喝上一两威士忌！”我道歉说没带酒。

“我有。”拉维金说，“去我办公室吧。”

现在刚上午11点。不过我又不是杰瑞·里宁哲。

拉维金领着我们穿过博物馆，边走边介绍着。这些就是苏维埃火箭技术的巨人们，每人一个玻璃柜。今天早些时候，我去参观了莫斯科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里的陈列区是这样分的——不是按分类学，也不是按生态位，而是按人：考察队的野外记录簿、一些珍贵的样本、沙皇颁发的荣誉。火箭工程师则是用随身物品来代表的：笔和腕表、眼镜和烧瓶。

到了办公室，拉维金坐在电脑前找罗曼年科在和平号上写的歌曲录音。他的桌面几乎是空的。一个像跳板一样的附属物从桌子前端伸出来。拉维金站起来打开一个酒柜，拿出一瓶格兰特威士忌，又拿了4个水晶小酒杯放在那个跳板上。原来这是个吧台。在俄罗斯，你可以买到自带吧台的办公桌！

拉维金举起酒杯。“为了……”他想了想英文该怎么说，“为了良好的心理状况干杯！”

我们碰杯，然后喝干了杯中酒。拉维金又给我们倒上。电脑里正放着罗曼年科写的歌，琳娜翻译着歌词：“对不起，地球，我们向你道别……我们的船已飞到天上……但总有一天我们会落入你蓝色的曦光里，如晨星一样。”副歌是：“我要落入草丛，饱吸空气。我要痛饮河水……”曲调朗朗上口，我忍不住在座位上跟着音乐摇摆起来，可是我发现歌词让琳娜有些难过了。“我要亲吻大地，我要拥抱我的朋友……”歌曲结束时，琳娜擦拭着眼泪。

只有在失去大自然的时候，人们才会懂得他们有多想念大自然。我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潜水艇里的船员总是喜欢在声呐室里待着，听鲸鱼唱歌，听虾群的声音。潜水艇艇长会给大家“潜望镜自由”——给你机会看一看云朵、鸟儿、海岸线，提醒自己自然世界依旧是存在的。有一个人跟我讲过，他们在南极考察站待了一个冬天后，在新西兰的基督城登陆。他跟他的同伴们有好几天的时间就只是四处逛，满怀敬畏地盯着花草树木看。有一次，有个人看到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小宝宝！”他喊了起来，然后所有人跟着都冲到马路对面去围观。那个女人掉转婴儿车就跑了。

没有哪个地方比太空更荒凉，更非自然了。即使是一点也不爱园艺的宇航员，到了太空之后也会在做实验用的温室里待上几个小时。“我们爱这些花花草草。”太空人弗拉季·沃尔科夫说。他曾和一株小亚麻树一起被关在礼炮一号，即苏联的第一个空间站里。在环轨道旋转的时候，至少你还可以望向窗外，看到下面的自然世界。可是在火星任务中，一旦宇航员看不到地球，窗外就再没什么好看的了。“永远阳光普照，所以连星星也看不见。”宇航员安迪·托马斯告诉我，“你能看到的只有一片漆黑。”

人类不属于太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进化得来以适应地球生活的。失重诚然新鲜且让人激动，但是漂浮一段时间后，人们很快就会开始想要能走路。拉维金告诉我们：“只有在太空你才能明白简单的走路是一种多大的快乐。单纯在地球上走路就好。”

罗曼年科则想念地球上的气味。“你能想象在门窗紧闭的车里待上哪怕一个礼拜会怎样吗？金属的气味，油漆、橡胶的气味。女生给我们写信的时候，她们会在信纸上洒上法国香水。我们爱死这些信了。如果在睡前能闻闻女生写来的信，你整晚都会有好梦。”罗曼年科喝干了杯中的威士忌然后告退。他拥抱了拉维金，又跟我们握了握手。

我试着想象NASA把一麻袋一麻袋的情书塞进补给车的情形。拉维金说这是真的。“苏联各地的女孩子都在给我们写信。”

“为女孩子们干杯！”我说。于是大家举杯。

“你真的会感觉到自己缺少一个女人的。”拉维金告诉我们。罗曼年科走了之后，他讲话更放松了：“作为补充，会开始做春梦，并且贯穿整个飞行任务。我们甚至讨论过我们是不是能从成人用品店里带点什么去太空。莫斯科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正式研究过的。”

我转向琳娜。他指的是什么？“人造阴道吗？”

“vagine？”琳娜问。于是引发了一场讨论。然后琳娜转向我：“实体模型。”

于是拉维金开始讲英语，有时觉得翻译不够好的时候他也讲过一点英语：“橡胶女人。”原来是充气娃娃。然后他说，地面控制中心否决了这个提议。“他们说：‘如果你要干这个的话，我们还得把它放进你一天工作的日程表里。’”

“我们有这么个玩笑。你知道我们的食物都是放在管子里的。”我确实知道。这家博物馆的礼品店里就有卖管装太空罗宋汤的。“管子有黑有白，白管子上写着金发美女，黑管子上写着棕发美女。”

“但是请一定要知道，与性有关的事情还远远算不上太空中主要考虑的问题。性在单子上排得非常靠后，大概在这里。”他用手比画着他膝盖的高度。“这只是一个不错的附属品。但是如果要待上五百天的话，它就变得很现实了，这个问题的排名就开始上升了。”他认为去火星的成员组应该是一对对的夫妻，以缓解长期任务带来的紧张感。据诺伯特·克拉夫特说，NASA考虑过将已婚夫妇送上太空。他们问他对此怎么看时，他劝阻了他们。他的理由是，这样一来宇航员可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牺牲他的伴侣，要么牺牲这次任务。宇航员安迪·托马斯娶了宇航员香农·沃克，他告诉了我NASA避免将已婚夫妇送上太空的另外一个原因。万一有坠毁或者爆炸的情况发生，他们不希望一个家庭同时失去两名成员，特别是在这对夫妇有孩子的情况下。

拉维金认真地听着，然后修正了他的观点：“不一定要结了婚的。”

“没错。”琳娜说，“这就会有道德上面的问题。当你回到地球的时候，你妻子应该理解，那段时间就像是在另一个时空里，有不同的规则和不同的你自己。”

拉维金笑了。“我妻子是个聪明人，她会理解的。她会说：‘你就算在地球上也不是那么忠诚的一个人，在太空也就这样吧。’”

克拉夫特会同意的。他告诉我，他提倡将非一夫一妻制的情侣送上火星，同性恋和异性恋都可以。“（太空机构）对此应该更加自由，更加开放。让他们混搭或者随便怎样。”安迪·托马斯觉得在火星任务中这种情况会自然发生的——就像在南极一样。“在南极，人们配对建立性关系是很普遍的事情。这种关系只维持到任务结束——这种吸引力只是用来支持他们度过这段时间。这一季结束时一切玩完。”

曾有长达17年的时间，只有男人可以去南极科考站工作。借口是，女人就意味着麻烦：分心、乱交、嫉妒。直到1974年，麦克默多站的越冬人员里才首次出现了女人。其中一名是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处女生物学家，照片中的她高领毛衣外面戴着一个金十字架。另一名则是个修女。

现在，美国南极科考员队伍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人们普遍认为她们提高了生产力，并且稳定了人员情绪。用拉尔夫·哈维的话说，男女混合的队伍是“正弦曲线最高点。”这种队伍里打架现象和跟放屁有关的笑话都少多了。也“没有人因为搬的箱子太重而伤到后背。”诺伯特·克拉夫特给我讲了他在NASA的艾姆斯中心做的一个关于集体协作的研究。他将全男组、全女组和男女混合组进行比较，结果男女混合组表现得最好。（表现最差的是全女组，“闲话太多了”。克拉夫特勇敢地说。）

拉维金：“你能想象6个男人在去火星的途中会发生什么吗？”

“我知道，”我说。虽然我不太确定我们两个想的到底是不是同一幅场景。“看看监狱里发生的事就知道了。”

“还有潜水艇里。还有在野外的地理学家。”

我做了个笔记，打算拿这件事去问问拉尔夫·哈维。拉维金则迅速地补充说，他不记得有任何关于俄罗斯太空人中发生“男男相恋”的事情。最后，最不会产生问题的火星探测组很可能是宇航员迈克·科林斯在回忆录中（开玩笑）说的：“一队太监。”

第一间航空隔离舱里只有一个人。水星计划和东方号的心理治疗师并不担心宇航员间的相处问题；因为一次飞行只有几个小时，最多几天就结束了，而且宇航员都是单飞的。他们担心的问题是太空本身。一个人独自待在寂静的、黑暗的、无尽的真空里会发生些什么？为了找出答案，他们试着在地球上模拟太空。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航空医学研究室的研究员们将一个6英尺×10英尺（1英尺=0.3048米）的商用步入式冷柜做了隔音，在里面放了一张小床、一些零食、一个搪瓷尿壶，然后关上灯。在这个冷柜里为期3个小时的隔离就成了水星计划宇航员的资格测试内容之一了。我读过的一份报告里说，一名叫做露丝·尼科尔斯的，想成为水星计划宇航员的人将这项隔离测试描述为选手们参加过的最难熬的测试。有些男性飞行员，尼科尔斯说，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就“表现得非常暴力”。

丹·福格翰姆上校当时是赖特帕特森各项测试的负责人。他不记得在隔离测试中有哪个水星计划的参选人表现得特别暴力或者有其他形式的“失控”。在他印象中，选手们都趁机补充睡眠了。

研究员们很快就开始意识到用剥夺感觉来模仿太空之旅很拙劣。太空的确很黑，但是日照充足，而且太空舱里也会亮着灯。大多数情况下无线电通讯都是可用的。幽闭恐怖症和孤独才是更显著的问题，特别是当任务时间较长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在1958年，一名叫做唐纳德·法雷尔的来自布朗克斯的空军士兵在一个单人模拟太空舱中参加了一项为期两周的模拟月球探测任务，地点在得克萨斯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的航空医学校。《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他（可惜丢失已久）的日记一天比一天下流，而在报纸采访中，他抱怨的却只是想念雪茄和忘了带梳子而已。法雷尔面临的最艰难的事，人们普遍认为，就是模拟器里一天到晚放着《爱是多么奇妙》以及其他“轻音乐”的录音。

现在回想起来，认为太空旅行的经历可以在一个改装过的步入式冷柜中得到模仿是很傻的想法。

如果想知道一个人独自在太空中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有时你只要丢一个人上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