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计篇第一(3)
华杉详解
“将孰有能”，就是比较双方将领本事。所以打仗经常有这种情况，知道对方大将厉害，就坚决不出战，派间谍去买通对方宠臣，离间他君臣关系，把这大将调走，换个笨蛋来，然后一战而胜。
“天地孰得”，看谁得天时地利。就像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俄罗斯占尽天时地利，美国、欧盟只能干瞪眼。
“法令孰行”，曹操注解说：“设而不犯，犯而必诛。”设了法令，就不会有人犯，犯了就一定诛杀。所以他留下了一个“麦田割须”的故事。行军路上正是麦熟之时，他下令：踩坏麦田者斩。结果他自己的马受惊冲到麦田里去了。怎么办，不能把自己斩了吧？他拔剑把自己胡子割了，以须代头。
“法令”，法是法律条款，令是行政命令。梅尧臣注：“齐众以法，一众以令。”
“兵众孰强”，杜牧注：“上下和同，勇于战为强，卒众车多为强。”张预注：“车坚、马良、士勇、兵利，闻鼓而喜，闻金而怒。”听到擂鼓冲杀就高兴，听到鸣金收兵就气愤。
“士卒孰练”。这一条和“兵众孰强”分开讲，很有意义。人的可塑性很强，正常人经过训练，都能从事专业工作，如果一辈子只练一件事，就能成为世界级专家。所以只要训练好，每个人都能成为世界顶级专家，要有这个意识。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所谓特种部队，不是超人，而是训练，投入巨大的资源给他们训练，要去哪儿执行任务，能找个地方把任务执行地模拟出来，提前几个月反复演练各种情况。
熟练熟练，干什么事都靠练，练成熟手。
“赏罚孰明”。赏罚是个大学问。可以说赏罚决定战斗力。赏罚的关键，主要是两条，一是及时，二是恰当。
《司马法》说：“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这是讲赏罚要及时，做好事的利益，让他马上得到；做坏事的惩罚，让大家马上看到。如果不能及时，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王子（《孙子兵法》早期注家）注说：“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这是讲赏罚要适度，滥赏无度，大家拿了还不感激你；滥罚无度呢，人人愤恨，你也没有威信。
正道与诡道
原文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
华杉详解
曹操注：“常法之外也。”
李筌注：“计利既定，乃乘形势之变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
杜牧注：“计算利害，是军事根本。利害已见听用，然后于常法之外，更求兵势，以助佐其事也。”
前面说了孙子的“计”，不是阴谋诡计、奇谋巧计，而是计算比较的计。不过孙子也不是不讲阴谋诡计。“兵者，诡道也”，他下面就要开始讲诡计了。
庙算的SWOT分析是根本，是基本面，“计利以听”，就是算下来有胜算了，可以战了。
“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在基本面之外，常法之外，造势以相佐。
势是什么呢？“因利而制权也。”
杜牧注：“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权而取胜也。”
王皙注：“势者，乘其变也。”
所以“势”，是形势的势，到了战场上，根据形势的变化，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化不利为有利、相机行事，如何借势，如何造势。《孙子兵法》十三篇里专门有《形篇》和《势篇》，详细讲这个问题，是孙子思想的精华。
不能等待，是巨大的性格缺陷
原文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华杉详解
孙子在这里一口气讲了十二条诡道，大多数诡道的出发点是造成对方的错误判断，引诱对方失误。
对方不上当，不失误，怎么办呢？等待，跟他熬，派间谍，各种布置安排。总之，一定要等到平衡打破，胜算已见，才能出战。
孙子的观念是先胜后战，不胜不战。没有胜算就等。
不能等待，是巨大的性格缺陷。总觉得要战斗才是英雄男子汉，不懂得等待是战斗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记载，李世民说：“我读古今兵书，发现关键就四个字，‘多方以误’，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引对方误判，做出错误举动，把破绽露出来。”
李靖说：“对，打仗就像下棋，一着失误，满盘皆输，捞都捞不回来。”
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就没了他爷爷的智慧。安史之乱，哥舒翰镇守潼关，死守不战。李隆基急于平叛，下令哥舒翰出战。由于之前玄宗已斩杀了他认为作战不力的名将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知道出战必败，但不出战必死不说，还得换一个大将来出战，没办法，被逼率军出关，结果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潼关失守，眼见长安不保，玄宗仓皇弃城逃往四川。
十二条诡道，十一家注解战例颇多，我们逐条来学习。
一战而定是真名将
原文
能而示之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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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预曰：“实强而示之弱，实勇而示之怯，李牧败匈奴，孙膑斩庞涓之是也。”
李牧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赵国将领。另外三位是白起、廉颇、王翦。
李牧驻守于代郡、雁门郡，以防匈奴。李牧优待兵士，严格训练，频繁侦察，但军令就一条：不许出战！胆敢出战者一律斩首。
这免战牌一挂就是好几年。由于李牧把全部人缩入营垒，坚壁清野，匈奴来袭扰也都无功而返。
李牧几年不战，不光匈奴受不了，他自己的士兵都受不了，赵王也受不了了，认为李牧胆怯，把他撤换。
新将一改李牧坚壁清野的策略，频频出击，结果败多胜少，损失极大。赵王不得已请李牧官复原职，但李牧称病不出。赵王无奈，答应不再干涉他的军事策略。
李牧回去后，又是几年不出战。但他可没闲着，练兵抓得很紧，比打仗还忙。经过数年的经营，李牧的边防军兵精马壮，军队士气高涨，士兵憋足了劲，宁可不要赏赐也情愿与匈奴决一死战。而匈奴则松懈了。
李牧决定决战。精选战车一千三百辆、战马一万三千匹、勇于冲锋陷阵的步兵五万人、善射的弓兵十万人，出兵。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先派大批牧民驱赶牲畜放牧。匈奴遣小股人马进行劫掠，李牧佯装战败，故意将几千人丢弃给匈奴。获得小胜后的匈奴开始轻敌，单于率领大批军队入侵。李牧广布奇兵，从左右两翼包抄匈奴，一举击破匈奴十万骑兵。李牧乘胜攻灭襜（chān）褴，击破东胡，降服林胡，匈奴单于落荒而逃。此后十余年，匈奴再也不敢靠近赵国边境。
兵家的思想，讲究一战而定。战争不是打过来打过去，而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一战而定。十年戍边，换一个大将，可能百战百胜、战功赫赫，但一将功成万骨枯，他退休了，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换一个大将来接着打。李牧十年不战，憋到时候打一仗，就解决了问题。
所以一战而定是真名将。百战百胜，那是打了一百次胜仗了，还没解决问题，还要接着打！那要胜仗来干什么呢？所以百战百胜，是兵法没入门，不会打仗。再说世间哪有百战百胜这回事，那是把败仗藏起来不说。
做任何事都是这个道理，不该动作时什么也不做，做一次就解决问题。多少事，都误在频频动作。为什么频频动作，无非是一种焦虑情绪。李牧不出战，损失了什么呢？什么损失也没有，但兵士们焦虑了，匈奴焦虑了，赵王焦虑了，他动作了，把李牧撤换了。其实他给李牧的任务就是边防。这边防根本没出问题，他有什么意见呢？他就是要干点什么，才能缓解自己的焦虑。
小心你的“焦虑性动作”，那是最能毁你的。
真正最重要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准备，二是等待。
准备是自己的事，积蓄实力，操练兵马，鼓舞士气。等待，是等待敌人犯错，等待时机出现。敌人如果不犯错，我们就很难赢。兵法的诡道，如李世民言，多方以误，就是想方设法引诱对方失误。“能而示之不能”，是其中一个方法，也是最主要的，使用最频繁，而且屡试不爽的方法。
李牧的案例比较极端，熬了十年。不过他不是最极端的。勾践卧薪尝胆灭夫差，前后共用十八年。
计策都很简单，就那几个，关键是戏怎么演
原文
用而示之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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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示之不用”和“能而示之不能”是一个意思。
白登之围是典型战例。
刘邦征匈奴，开始时一路节节胜利，大家都有些志得意满。刘邦便想发起总攻，把匈奴老巢端了。派了十几拨使臣去刺探虚实，回来都说匈奴人马都没了，可以攻击。又派了娄敬去。娄敬回来说不能打。问他为什么。他说两国交战，都是相互耀武扬威。我到匈奴所见，全是羸马弱兵、老弱病残，显然是刻意演戏给我看，引诱我们去。
刘邦本来战意已决，听娄敬之言，大怒，把娄敬下狱，说乱我军心！我得胜回来再收拾你。
刘邦倾巢出动，结果在白登中了单于埋伏。匈奴哪里没人！四十万大军把刘邦围个严严实实。匈奴哪里没马！东南西北的部队，马的颜色全部统一，东边全是白马，西边全是黑马，北边全是红马。要知道刘邦登基的时候，仪仗队都找不齐一样颜色的白马来拉车！
汉军被困了七天七夜，数次激战突围也突不出来，冻饿交加，士卒手指被冻掉的十之二三。
刘邦知道中计，找他专负责阴谋诡计间谍策反的陈平商量。陈平设了个计策，去行贿单于的阏氏（yān zhī，匈奴皇后），说：“汉王斩白蛇起义，不是凡人，有神助。这样打下去，对匈奴未必是福是祸，但对您肯定是祸。”阏氏问：“我有何祸？”答：“匈奴人不习惯南方生活，夺了汉地也没用，跟汉人作战，所图无非是女子金帛。汉人美女极多，男人有钱就变坏，单于得了金帛，又得了美女，他就不亲热您了。金帛我们直接给您，您别让单于得了美女。”
阏氏一听，这才是本质啊！老公的事业再大，于我何用？关键老公要为我所用啊！便在枕边向单于鼓吹“汉王神助论”，不能把事做绝了。
刘邦的光环本来就强大，光环就是权力，单于也颇为不踏实，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再加上约好的两路盟军没按时到，担心他们是不是被刘邦策反了。要说这可能性很大，毕竟他老婆都被策反了。于是单于决定见好就收，议和收钱，让开一条路，放刘邦回去了。
可见这计策都很简单，根本用不了三十六计，有三计六计就够套用了。但执行就很重要，演戏的人要能挠到对方痒处。看戏的人呢，就像足球比赛罚点球，守门员看那射门的，不管他什么假动作，反正不是射左边就是射右边，这就是你能作出的判断。至于这回是左是右，你永远不知道。所以这回中计，不等于下回不中同样的计。匈奴的羸马弱兵，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装的，就像射门的左右，刘邦综合判断认为是真的，这不能说他中计。如果使臣看到的是强兵壮马，他反而可能认为是装的，还是要打。
至于阏氏和单于的决策，则更是理性选择。你也不能说单于上了刘邦的当。
刘邦有个好处，他回军后把娄敬放出来，封侯。这是勇于承认错误。但是他把前面说匈奴可击的十几个使臣全斩了，没有自己承担决策责任。
关于自己承担决策责任，曾国藩有过总结，他说我是决策者，决策责任在我，不在幕僚，万事结果不一定，不能简单地以结果去看，不能怪幕僚。他在日记中检讨自己说：“我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如果听了谁的把事情办糟了，下次跟他见面时，脸上难免有点难看。这是我的问题，我要注意。”
刘邦如果有曾国藩这份心的一半，又可挽救十几个幸福的家庭。
成败无定，领导者要自己负决策责任
刘邦从白登回军，把之前劝谏他不能打的娄敬从监狱里放出来，封了侯。
这一点他比袁绍强。
官渡之战前，田丰劝谏说宜守不宜战。袁绍说：“乱我军心，把你下狱，得胜回来再处置你！”袁绍战败。消息传来，狱吏向田丰说：“这回您没事了。”田丰说：“你不了解主公，他若得胜，一高兴，就不跟我计较了。他若战败，必羞于见我，杀我便是不再面对我的办法。”袁绍果然诬田丰“幸灾乐祸”，杀了他。
刘邦自然非袁绍可比。但是，刘邦斩杀了十几个告诉他匈奴可击的使者，也没有承担决策责任，把责任推给了那十几个幕僚。
曾国藩专门说过领导者要独立承担决策责任的问题。因为成败无定，不光是定计的问题。
他举了五个案例，前三个都是一个课题：削藩。
汉朝晁错建议削藩，结果六国叛乱，要“诛晁错，清君侧”。景帝慌忙把晁错杀了。吴王照样反，但最后景帝胜利了，削藩成功。
明朝齐泰、黄子澄建议建文帝削藩，燕王反，也是要求诛齐、黄，建文帝也是把齐、黄二人杀了。燕王当然也不会收兵，最后燕王成功，建文帝削藩失败。
清朝米思翰建议康熙帝削藩。吴三桂反，康熙帝没有诛米思翰，最后平定了吴三桂，削藩成功。
这三件事，背景、形势，都差不多，处理各有参差，结果也不同。所以处大事，决大疑，要熟思是非，不要拘于往事成败，不可迁就一时之利害，更不可归罪于谋臣。
还有两个案例：
唐朝末年，唐昭宗愤于皇室不尊，意图讨伐军阀李茂贞，要宰相杜能主兵。杜能苦谏坚拒，说：“他日我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六国之祸！”昭宗不允。
结果战事一开，朝廷打不过李茂贞，李茂贞上表请诛杜能，杜能跟昭宗说：“我可是有言在先啊！”昭宗这时候没了英雄气概，只能哭鼻子，说：“与卿决矣！”先下诏贬杜能为梧州刺史，接着就赐他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