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金融科普与辟谬（8）

“贱卖论”漏洞百出

无一例外，所有指责建行被贱卖的人都用一种方法计算贱卖金额：建行某日每股收盘价×60亿股-2.42×60亿股=建行被贱卖金额。

“建行被贱卖金额”是个变动数，你若希望建行被贱卖的金额大些，就可以选择2007年10月30日每股8.97港元；想低些也可选择6月4日H股的价格6.78港元。

只要这个数字高于2.42港元（不同时间点美国银行出资额度有变化，本文忽略不计），你便可在任何时候得出建行被贱卖的金额。

“贱卖论”者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市场是变化的。

如果以2005年10月28日建行每股2.3港元计算一下，你会发现，得出的结果是负数，难道建行“贵卖”了？

显然，“贱卖论”的理论基础竟然是，香港和内地股票市场永远是大牛市，起码在他（她）要计算“建行被贱卖金额”时，建行的港股价格要大于2.42港元。

你能保证香港和上海永远是大牛市？去年有多少机构说过中国股市是“黄金十年”，今年有人这么提吗？

建行为何沉默

建行之所以沉默应对“贱卖论”，是因为“专家”们很容易从上述“贱卖”公式中快速计算出“建行被贱卖金额”，但是，没有人计算过建行引进的美国银行管理和技术的价值；没有人计算过美国超过60位专家（协议是50人）3年来对建行各个部门提供的援助；没有人估算过美国银行投资建行带来的无形资产价值；当然，也不会有“贱卖论”者再提建行以较低价格收购美国银行在内地（对公网点除外）和香港、澳门的网点。

建行之所以不愿过多回应“贱卖论”，是因为总得有机构承担这些质疑。

比如，最新一轮“贱卖论”代表作《“建行贱卖论”说明了什么》一文中提到，像所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一样，建行注资上市之初眼光向外，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为能事。目的是为了中国金融机构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国际化，但由此付出的代价是无法形成公开的竞争市场。对外部分开放（因为外资持股比例受到刚性限制）、对内不开放市场的结果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金融机构丧失定价权，外资一致看空中国金融股价格，必须给予外资汇率折价。”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至少该文在这个问题上有诸多没弄明白之处。

第一，“像所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一样，建行注资上市之初眼光向外，以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为能事”。这不是建行自己能决定的——且不论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是否应该。这是银行业监管机构要求商业银行股改所必需的，当时，银监会为保证建行引进较为合适的战略投资者，还提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四大原则。银监会之所以让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也是有历史背景的。其后的2006年初，银监会颁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下称“《办法》”），《办法》要求，新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同年末，银监会删除“境外”两字。

第二，海外战略投资者是从中央汇金公司收购建行股权，汇金公司是海外战略投资者的主要谈判对象，建行只是受汇金公司委托参与谈判。

第三，“对内不开放市场的结果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金融机构丧失定价权”，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

最近，建行高层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透露，建行在2005年股改的时候，并非“对内资不开放市场”，恰恰相反，而是部分内资对建行能否成功上市并卖个好价钱没底。

建行高层说，当时寻找国内投资人的过程颇为艰难。建行试图引进发起人股东，向国家电网、宝钢、长江电力、中海油、中国人寿等发出参股要约。后来，部分国有大公司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退出了。

这也恰恰证明，美国银行是一家有远见的银行，其收益（如果有的话）也是与其承担的风险成比例的。

批评应该正视历史

有人提出，建行当初为何不在A股上市，那样就不会让美国银行和海外投资者赚钱了。3年前，上证综指跌破1000点，说是大熊市不为过。如果那时在上海上市，能成功吗？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那时候的中资银行被海内外媒体描绘成“技术性破产”的“病猫”，海外上市成功后则被境内媒体反口说“贱卖”了。

如果说现在讨论“贱卖论”还有什么剩余价值的话，只有一点意义：现在是农行股改的关键时期，国内媒体如果真的接受教训，就别跟着外资机构和媒体把农行说得一文不值，恶意贬低其市场价值，以避免再过两三年，当农行成为一个好银行股价上涨之际，再引发农行被“贱卖”的大讨论。

正如财经评论员李若愚所指出的那样，“三四年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潜力和前景被严重地低估，在人云亦云的唱空声中，外资机构买了个好价钱。平心而论，在整个市场都唱空的大背景下，当时即使中方没有迷失自我，主观上想卖个高价，恐怕也难以找到买家。”

曾记否，3年前，每当建行、中行和工行股改前总有些自以为中国第一财经媒体的某媒体翻出这些银行的陈年旧案，把这些银行描绘得一无是处。

李若愚在文中说，回顾工、中、建等银行的前车之鉴，农行对于自身的价值应有全面的认识。虽然历史包袱沉重，但农行新增贷款的不良率正在降低，同时经营业绩出现爆发性的增长。工、中、建等银行已经显示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价值，而农行则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中唯一的外资“处女地”，具备资源的稀缺性，理应在谈判桌上谈个好价钱，不再留下低估自身价值的“贱卖”遗憾。

这样的思考，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珍贵经验。

专家们：放下你那个不会拐弯的计算器，到建行的网点转转，回想一下3年前它是个什么样子，歇歇吧！

反银行垄断暴利论

银行不是垄断暴利

（2012年4月7日）

近日，社会各界纷纷指责商业银行，主要集中起来就是两点：一个是说银行垄断；一个说银行躺着赚取暴利。

真是如此吗？关于是不是垄断的问题，这需要依据当前现行的法律进行调查，不过，根据相关法律定义看，没有一家银行构成垄断，假设银行形成垄断，那也是行政造成的，跟银行本身无关，真正能形成垄断的行业是电信、石油石化、电力、通信和铁路交通。

银行是暴利吗？根据现行的法律和通常的定义，银行也不能构成暴利。银行高利润形成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银行改革的成功；如果银行改革失败了，只会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和亏损。

银行掠夺了实体经济的利润了吗？可能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但这比贷不到款要好很多；真正掠夺企业利润的是高税收，去年税收增幅高达22.8%。

“垄断”析：行政造成民资难准入

根据2008年8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法明确，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机构。

银行符合法定的垄断标准吗？显然，没有一家银行符合标准。

以世界市值最大、赚钱最多、资产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先看最重要的垄断价格问题。银行最重要的价格是信贷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存贷款利率，工商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金价格均根据央行规定，存款有最高上限，贷款有最低下限，如果违背可以视同垄断或违反相关法律，而工行和其他任何银行都不敢甚至不会变动这些规定。

这些规定是行政决定的，如果说存在垄断，需要调查的是行政部门而不是银行，而事实上，这也是造成银行获取高额利润的原因之一。

反垄断法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根据银监会和工行公布的数据，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为113.28万亿元，而工商银行同期资产为15.4万亿元，占比不到15%，存贷款规模均达不到占比一半。

上述第十九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了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另外两种情形：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三分之二的；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

无论工行自己，还是工行加第二大行建行，或者工行加建行再加第三大行中国银行，其资产、存款、贷款怎么算，都达不到反垄断法规定的最低标准，甚至差距很大。

显然，银行业离“垄断”的标准差距巨大。如果说，银行业有狭义的垄断行为和可能的话，那原因主要在准入上，一个是民营资本不能进入银行业，无论村镇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对民资进入都有苛刻的规定，并有严格的比例限制，这些限制和制约都是行政规定，与银行本身毫无关系，这些所谓的垄断是行政规定造成的。打破垄断，只有改变这些制度和规定。

再看另一个行业，垄断特征十分明显：根据“互联网接入与电信垄断”学术研讨会提供的数据，去年11月中国60%的宽带接入用户、65%的内容资源、62%的国际出口带宽集中在中国电信，网间互联总流量中有83%流经中国电信网络，基本上是一个由中国电信占垄断支配地位、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大运营商双垄断的格局。

如果政府需要反垄断，最该开刀的绝非银行。2011年底，全国法人银行类金融机构高达3800家。

“暴利”析：高税收伤害更大

法律和经济概念上的暴利，是指生产者、经营者用不正当手段获取超过合理利润幅度的行为。如果政府界定企业有暴利，是要征收相关税收的，比如，2006年，财政部对石油开采上游企业征收暴利税。

根据中国银监会近期公布的数据，截至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达到113.28万亿元左右，较2010年增长18.9%；全年累计净利润10412亿元，较2010年增加1421亿元，增长15.8%。资产利润率为1.3%，资本利润率为20.4%。

从资本利润率（ROE）指标来看，从2005年到2010年间，银行的资本利润率维持在15%～17.5%之间，2011年为20.4%。

笔者认为造成银行在2011年出现业绩增长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银行改革顺利推进，不良资产大幅度减少；2009年和2010年放贷19万亿元，一般期限一年，在2011年收回，情况很正常；法定的利差收入；紧缩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资金价格上涨；经济未进入下行周期，银行的业绩跟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并有一定的时滞性，只有经济在下滑一定时期后，银行的坏账和利润下降才会暴露出来。

如果说，银行在2011年获取较高的利润，那也是银行业改革成果的标志之一，如果改革失败，银行决不能取得如此好成绩，同样是利率管制和各种限制，十年前的银行为何不能赚钱反而亏损呢？至于银行发展到现在成了赚钱机器，笔者一点都不奇怪，《华夏时报》在2007年7月改版之初就发表过《银行业缔造黄金十年》，对今天的状况早已做了描述。

让银行少赚钱甚至亏损很容易：降低或限制贷款利率；提高存款利率。或者银行大发奖金、造假账、乱花钱等。

允许民资进入银行、利率市场化都不是银行决定的。那是政府该干的事。即便利率市场化了，如果货币紧缩、准入门槛过高，银行将会获取更高的利润。

银行利润增长不是问题，该追问的是真正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何不能获暴利？为何三大油企在获得国家补贴、油价创世界最高还不能获暴利？处于绝对垄断的邮政为何亏损？铁路独一家为何不出利润尽出问题？

如果提高准备金率，银行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获利；下调准备金率，银行照样可以通过扩充贷款数量获利。当前，更重要的拷问是：那些真正垄断的行业，为什么不盈利？

成本低造就高利润（以工行为例）

（2012年4月14日）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接受了《华夏时报》记者专访，重点对银行改革正确认识、股民关心的银行业绩好而股价不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根据已经公开的2011年世界最大银行数据的对比，从营业收入来看，中国工商银行比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低，而净利润远远高于汇丰和花旗，主要是工行的成本收入比远远低于花旗、汇丰。从国际比较来看，工行和其他中资银行的高利润主要在于成本低，特别是人力成本低。

经济学家胡祖六反对银行暴利和垄断说，他认为，银行高利润得益于改革，更值得关注的是能否持续，“难道银行亏损了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