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亚群体的信息需求

由表3-1给出了从主要社会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原籍地）、群体素质特征（教育水平）、基本职业活动（包括从事行业、外出时间、外出目的、初次外出方式、工作稳定性）、生活和社会认同（包括人均月收入、居住方式、身份认同、掌握务工地方言水平、未来打算）等四个方面，将新生代农民工划分为不同的亚群体后，各亚群体的信息需求程度均值及T检验、F检验结果。

1.衣食住行信息需求

未婚的显著高于已婚的；未育的显著高于已育的；在集体宿舍居住的显著高于在出租屋/自购房居住的。事实上，实地调查中发现，在集体宿舍居住的多为未婚未育人士，所以这些差异其实都反映了婚育状况对农民工衣食住行信息需求的影响。单身阶段，无牵无挂，喜欢消费享受，更需要衣食住行信息。

尽管学历对衣食住行信息的影响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但背后原因相差很大——学历低的人对衣食住行信息需求高，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日常物质信息才能在社会中基本生存；学历高者对衣食住行信息的需求高，则往往出于他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

兼具型外出的显著高于自我发展型的，自我发展型的又显著高于经济型的；就业不稳定的显著高于稳定的；想留城市的显著高于想回老家的；外出时间越短、收入越低的农民工，对衣食住行信息需求越强烈。这些差异，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层次，与其自身所属亚群体的层次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经济型外出、频繁换工作、想回老家、进城务工不久、收入较低的农民工，大多属于在城市艰难立足、勉强度日、“混的不行”的“底层中的底层”。当属于这样的情况时，他的信息需求层次也越低，对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信息更为敏感和关注。这正如恩格尔系数反映了生活水平的高低一样，对衣食住行信息的关注程度，可以近似的反映个人在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层次。

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衣食住行信息需求，在依据婚姻生育状况、教育水平、外出时间目的、工作稳定性、人均月收入、居住方式、未来打算等划分的不同亚群体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2.医疗保健信息需求

80后显著高于90后，这说明越年轻的农民工，可能越自恃身强体壮，觉得医疗保健信息不需要。有意思的是，原籍为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农民工，对医疗保健信息的需求呈显著降低趋势。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信息需求脱离不了现实的经济、家庭条件。与衣食住行等物质信息相比，医疗保健信息属于更高层次的安全信息。根据需求层次中的“满足回馈”原则，只有当一个人的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的水准后，他才会进一步关注安全信息。而东、中、西地区的划分，正好体现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东部地区的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他们可以更多地关注养生、医疗信息；西部地区的人出来务工很多还是为了解决温饱，他们对养生、医疗的关注相对较低。

兼具型外出的人，在医疗保健信息需求方面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他们带着赚钱、学技术、见世面、随大流、与家人团聚等各种目的来到城市，动机的多样性，决定了他们行为的广泛性。他们更愿意体验城市中的各种新事物，对不同信息的好奇心也越强烈。作为新鲜事物，医疗保健信息是他们原来在农村较少接触的，能一定程度上引起他们的关注与兴趣。

就业不稳定的显著高于稳定的。这一点也容易理解，身体是工作的本钱，就业越不稳定的人，越有可能因为健康方面的细微变化，导致再次失业或者收入的显著下降。身体健康，也是他们实现工作变更的最基本条件。这些人平时较多关注医疗保健方面的信息，但求身体好好的以保证工作，或使他有足够的体质，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

对未来打算明确的，显著高于对未来迷茫的。对未来迷茫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当前应该干什么，关注什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这些人不关注医疗保健信息，也就很正常了。对未来打算明确的人，无论是留城市还是回乡发展，他都有清楚的目标。他们明白，一旦身体跨了，再好的目标也难以实现。获得一定的健康信息，对他们很重要。

总体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医疗保健信息需求，随着他们在年龄、原籍地、外出目的、工作稳定性、未来打算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3.维权社保信息需求

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此类信息需求显著高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一般指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从业者属于“雇工”，被包工头、老板拖欠工资、发生工伤等情况更为常见。现实情况，需要他们更多关注维权社保信息，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相比东部籍的农民工，原籍中西部的农民工，对维权社保信息需求更为迫切。无论是外出务工之风盛行早晚，还是绝对人数的多寡，中西部均远在东部之上。时间更长、人数更多，决定了原籍中西部的农民工，更有可能遇到维权社保方面的问题。且他们原本的经济、家庭条件就比东部地区差，一旦有事，通过维权社保等合法手段给自己带来一定的保障，显得格外重要。

兼具型外出的人，对维权社保信息需求也较高。多样化的外出目的，使他们对城市的一切充满好奇，乐于接受各种信息。

初次结伴务工的人，比单独出来的人，更关注维权社保信息。这很可能是受到群体的影响。此类信息，属于较高层次，人际传播的作用相对突出。结伴外出的人，周围有一个相对熟悉的人际圈子，更容易受到这方面的“点拨”。这也同样体现在居住方式上。过集体生活的人，比住在出租屋、自购房中的人对维权社保信息的需求程度高，也往往因为前者的人际交流相对更多更频繁，容易得到其他过来人的“启发”和“点化”。

总体上，在原籍地、从事行业、外出目的、初次外出方式、居住方式等方面，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亚群体的维权社保信息需求，存在显著差异。

4.子女教育信息需求

80后显著高于90后；已婚的显著高于未婚的；已育的显著高于未育的；外出时间长的显著高于外出时间短的；居住在出租屋、自购房的显著高于居住在集体宿舍的。尽管呈现的方式多种多样，但背后的原因基本一致：这些一般都是有子女的人。子女教育是他们非常现实的问题。子女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子女能否获得良好的教育，关系到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是否安心，也是农民工决定将来留城还是回乡的重要依据。对不少农民工来说，尽管艰难却依然留在城市，正是为了让子女有比自己更好的将来，摆脱“永远输在起跑线上的一代”的宿命。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家庭条件不好，自己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子女教育方面的知识还很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较高期望与较低起点的差距，决定了农民工比市民更渴望、更迫切地想获得子女教育方面的任何信息。这也体现为自身教育水平越低的农民工，对子女教育信息需求越强烈。

就业越稳定的人，子女教育信息需求越强烈。就业是生存的基本。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工作不稳定、连自己生活都有问题的家长，怎么有能力和精力去关心子女的教育。这也正好说明了信息需求的层次性——只有满足了物质、安全等基本信息需求，才有可能产生尊重信息需求、乃至自我实现信息需求。

收入对女子教育信息需求的影响，也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收入越低，或者越高的农民工，相比收入一般的人，子女教育信息需求更强烈。我们认为，尽管在表现上是相似的，原因却不同。收入越低的农民工，越想通过教育来改变下一代的社会地位，教育是最现实的工具和通道，他的这种“高需求”，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更多是出于“良好的教育是在未来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的认知，他们也具备更好的经济实力，去培养自己的下一代。

总体上，年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教育水平、外出时间、外出目的、工作稳定性、人均月收入、居住方式等，都是造成不同农民工亚群体对子女教育信息需求程度不同的方面。但仔细分析，背后的因素主要就是两个：现实需要、工具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