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电子在燃烧(1)
技术革命引领财富之路
今天回顾日本经济史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羡慕嫉妒地说，日本的崛起有它必然的、不可复制的原因，那就是美国人的帮助。
这句话说对了一半，日本的崛起的确有它不可复制的孤本意义：风生水起的近代化历程、席卷所有国民的战时统制、绝无仅有的美国式民主化改革……而这些历史交织在一起之后，才构成了独特的日本。
但总有某种精神能让我们动容。抛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国家命运和地域特征，抛开国际纷繁复杂的外部变局和诡异难测的未来流向不谈，寻找这个国家商业精英的内在精神可能更加可贵和有趣。
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或者从更早之前，日本人就有一种造物的欲望，在他们眼中，伟岸的经济体不应该建立在虚无的数字之上，而应当屹立于实打实的产品、工业和机械之上。于是，当复苏的曙光缓慢闪亮，当外界的牵制逐渐放松之后，这个国家开始走向自强自立，开始探寻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
纵观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最大的特色是电子产品的不断丰富和崛起，而在60年的世界经济大潮中，日本电子产业也经历了诸多波折和苦难，但依然在全世界保持了绝对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几乎被人们忽略的是，几大财阀在被美国解散之后，却又以新的形式存活了下来，它们和代表那个年代新经济增长产业的电子行业结合在一起，互助互利，分割世界商业版图。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把注意力从日本转向西方，渐渐放弃了对日本严酷的统治，把这个岛国当做一个基地或者跳板来抑制社会主义阵营对世界的冲击。这无疑给日本商业带来了好消息，为朝鲜战场提供物资刺激了大部分日本产业的飞速发展，为60年代日本的真正崛起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遇。
今天，很多人都会拿当下的中国与彼时的日本进行比较：同样是飞速发展，同样诞生了无数剽悍的企业家，同样依靠制造业打入国际竞争的大市场。但不同的是，日本的商界虽然搭上了朝鲜战争的顺风车，但其商业精神的底蕴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无论是灾害还是战争，都没有让它中断。即使有些时候，这种精神躲在时代的夹缝里痛苦地呻吟，但毕竟还是传承了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崇敬的经营四圣（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稻盛和夫）、经营之神、经营之圣都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那样的原始考验，因为，对日本来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埋进了尘烟之中。
虽然电子产业在当时是一个新兴行业，但毫无疑问，松下电器应该算是老牌领袖了。在二战结束之后，松下电器在松下幸之助的率领下度过了将近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日本投降之后，财阀被解散，松下公司也很危险。因为公司在战争期间给军方提供了很多军用物资，所以招来了美国人的反感。他们要求松下幸之助离开公司，回家务农。
这个消息一传到公司里，群情激愤。15000名员工集体罢工，他们写了份血书，每个人都签字画押，然后送到美军司令部，要求留下松下幸之助，延续松下的命脉。
员工认为：第一，为军方提供物资并不是松下幸之助的本意；第二，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他坚持不裁员的方针，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美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迫于压力，最后同意留下松下幸之助。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美国人和日本政府做出的决定是万分英明的，因为，如果他们坚持灭了松下，那就不会有这家百年老店了。
到了1950年，松下公司的资产达到了27亿日元，是日本名副其实的大公司。当然，松下幸之助并不满足于此，他决定去趟美国，了解最先进的技术革命。
在美国，松下幸之助最大的发现是收音机。这玩意儿在美国卖得很好，主要是价格便宜，仅24美元一个。而当时美国一个工人的日均工资是12美元，也就是说，干两天活就能买一个收音机。
松下幸之助算了笔账：在日本，一台收音机价格是9000日元，而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6000日元。也就是说，一个工人不吃不喝苦干一个月，还买不了一台收音机。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差距呢？松下幸之助认为，美国的收音机体积小、携带轻便，制造成本自然很低。而日本的收音机体形庞大、工艺粗糙，产量很低，所以价格就高。
松下幸之助决定优化收音机，让它走进寻常百姓家。
经过市场调查和不懈的努力，松下幸之助终于开发出质量更优、体积更小的收音机。但起初，这种产品并没有获得认可，松下的代理商们反而遭遇了无数次的退货。
松下幸之助买回了几台收音机，潜心检查。经过几天几夜的研究，松下幸之助发现，这种改良的收音机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主要就是类似螺丝没拧紧这样的小细节影响了产品质量。
松下幸之助找到制造商，告诉他们在工艺上应该再严谨些。可是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只能造成这样，不满意自己弄去啊。”
松下幸之助一点儿都不沮丧，自己弄就自己弄！他立刻调集几个人组成了专门小组，用来开发最完美的收音机。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松下电器终于研制出了自己独立研发的收音机，之后不久，他们又把真空管引进收音机，产品立刻在全国受到热烈欢迎，松下也成为当时收音机销量冠军企业。
业绩的飞快提升，让松下幸之助决定走出日本，迈向全世界。
松下幸之助第一个重要的海外合作伙伴是荷兰品牌飞利浦。这家公司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电子业巨擘，对于成长中的松下来说，如果能和它合作，绝对能获得巨大的提升。
但是，松下幸之助拿到合作合同的时候，惊呆了。合同里说，双方可以合作开厂，但是，松下要出大部分投资额，还要给飞利浦7%的技术指导费，提前支付50万美元。这可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条约了，美国人的技术指导费不过才3%，何况还要提前支付飞利浦一大笔钱，这笔账到底划算不划算？
松下幸之助决定先跟飞利浦讨价还价一番。没想到飞利浦坚决不同意降低价格，反而劝松下幸之助说，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具有良好的信誉，我们也是看中了松下30多年发展的历史和成绩才跟你们合作的。
松下幸之助仔细想想，还真是如此，那时候，飞利浦在海外的合作伙伴非常之少，一般在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合资工厂，这说明飞利浦对挑选伙伴的确有严格的要求，既然挑选如此谨慎，那么，这样的合作对于提升松下的产品质量意义深远。
1952年，松下幸之助和飞利浦合资开办了松下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立在大阪（一直到现在），主要生产电灯泡、荧光灯和真空管等电子产品。这家工厂应该是日本企业与外资合作的典范，它大量引入了欧洲的设备，提升了效率，产品质量也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最重要的是，凭借着和飞利浦的合作，松下的产品也进入了欧洲市场，成为西方人热爱的产品。
1959年，松下美国公司成立，正式开始了它征战海外的旅程。
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松下幸之助作为日本最知名的企业家开始不断丰富自己的管理理念，他开始把目光从产品转移开去，让自己陷入哲学层面的深思。
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黑暗中冥想，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总是说，“我现在关心的是人性”。
关心人性的松下幸之助善于把经营理念和哲学用最粗浅的话表述出来，跟后来的经营大师稻盛和夫比起来，松下幸之助的哲学更加世俗，比如下雨打伞[3]、水库理论[4]，等等。这可能和松下幸之助的出身有关，他没受过什么教育，没有盛田昭夫那种国际化视野，也不像稻盛和夫那样赶上了互联网的浪潮。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典型的旧日本式的商人，保持着传统的习俗。他的语言朴实无华，虽缺乏华丽的辞藻，但极为实用，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动员工。比如，他告诉员工，创造出好的产品需要必死的决心。用生命来做赌注就有勇气去应付一切困难。
那么，什么是必死的决心呢？松下幸之助解释说，人活着其实都在死的悬崖，比如交通事故、地震、火灾，等等。既然活着都可能随时死去，那就得把造物当做最后一件事业来做。这就是必死的决心。
很多人都渴望从松下幸之助的言论中能获取一些经营的真谛，可是，如果你真的纵览他的一生会发现，那些道理都极为粗浅，比如要诚信、要进取，等等。但毕竟松下幸之助开创了一种总裁哲学。比起他的前辈，松下幸之助更乐于将自己的管理经验概括成某种朗朗上口的口号，擅于用最简单的词句让员工迅速领会他的经营理念。
后来，他的经营理念就开始被四处传播，后晋的企业家们热爱引用他的只言片语，早期的张瑞敏更是把他的思想贴在海尔工厂斑驳的墙上鼓励员工。几年前我曾经参与《松下幸之助管理日志》的编纂。我深深叹服他能用粗浅语言阐述深刻道理的能力。从某个维度来看，松下幸之助恐怕是世界企业历史上第一个将管理学上升为世俗哲学的大师。在他之前，或者说，与他同时代的人中，唯有德鲁克能与之媲美，但德鲁克是学者。松下是实践者，同时也是一位学者。
一出生就国际化的索尼
毫无疑问，松下最大的对手就是索尼。在松下员工的视野里，绝对不能出现索尼的产品；而对于索尼来说，对于松下也要绝口不提。另一方面，虽然这两家公司在产品领域有很多交集，但又风格迥异，甚至看起来毫不相关。
比如松下电器一直很传统，在一般人眼中看似陈旧、保守，墨守成规。领导人也极端低调，虽然松下幸之助以大师、哲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在他之后，很少有一位公司领导人能具有如此强大的知名度，他们大都一丝不苟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带领松下电器这座巨型航母平稳前进。
索尼从一开始就不一样，它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热衷于古典音乐，而在他之后的领袖们也都具有类似的气质。他们喜欢开派对以求扩大自己的交际圈，他们热衷于在媒体面前表现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不单单是只谈产品和设计，他们从一开始就渴望融入西方世界去而拒绝承认自己是一家日本本土公司。很多年后，他们甚至聘请了一位西方人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就是索尼与松下的区别。
我非常喜欢盛田昭夫的老家，这个坐落在名古屋以南的叫做常滑市的小镇。这里树木苍翠，不高的山丘上面就是湛蓝的天空。深吸一口气，就能爱上这个寂寥的小镇。
而让人想象不到的是，这个小镇的人大部分靠手工活求生存，他们制造的陶器享誉整个日本，甚至远销海外。
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于1921年出生在这个充满魅力的小城。他的祖上都是深谙经营之道的商人，依靠经营酒业让家族生意传承了上百年。
1938年，盛田昭夫进入大阪帝国大学专修物理学。在这段日子里，盛田昭夫几乎天天待在实验室里研究各种机械，而强大的大阪帝国大学也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各种素材和知识。后来盛田昭夫回忆说，“那段时间是我创业的开始。”
除了刻苦做研究和实验，盛田昭夫也坚持给杂志、报纸写稿，宣传自己的科学主张。1939年，他曾经在一份报纸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如果能把原子能利用起来，可以造出强大的武器。”当然，日本军方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如果看到了，也许，历史会更加黑暗。
那时候，军方热衷于折磨大学生和普通民众。他们都成为日本军部的棋子，帮助这些侵略者完成霸占地球的梦想。
盛田昭夫也未能幸免，作为一个物理学者，他被强行安排进一家研究所做光学研究，成果作为军部侵略的武器使用在广袤的亚洲战场。
这对盛田昭夫来说，其实是个好机会。因为研究所里汇集了当时日本顶尖级的物理学家，从他们那里，盛田昭夫看到了这个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地方，他结识了自己一生的朋友、战友和创业同盟——井深大。
当时，井深大在经营一家探测设备公司，也被军部拉来进行光学研究。井深大比盛田昭夫大了13岁，父亲是基督徒，经营一家钢铁冶炼厂。而井深大的祖上也出身武士阶层，门第显赫。
在这个并不大的研究所里，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相识了，之后，他们共同执掌索尼公司长达40年之久。在40年的漫长岁月里，这两个人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井深大是公司的总工程师，他每次研究出什么新东西总是兴冲冲地第一个告诉盛田昭夫；而盛田昭夫每次从美国给儿子带回来的机械玩具都会先被井深大“蹂躏”一番。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起讨论工作。井深大热爱各种修理工作，他会对着秘书高喊：“帮我找个螺丝刀！”而秘书一筹莫展地看着他。井深大会继续高喊：“盛田昭夫的第三个抽屉里有，你去拿吧，要快！”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井深大容易冲动，性格中有童真的部分；而盛田昭夫则相信实用主义，沉稳老练。这对理智与情感的原型人物也曾经因为性格冲突发生过强烈的争执，但他们的分歧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很快，这对最佳搭档又会和好如初，继续并肩作战。
和盛田昭夫一样，井深大从小就喜欢造物，热衷于把所有玩具都拆了，然后再一块块地组装起来。进入早稻田大学之后，井深大依然沉迷于造物，他自己组装的扩音器广受好评，还被东京一个运动场所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