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拥抱战败(1)

摔倒的怪兽

1945年9月2日，天晴气爽。65岁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戴着墨镜，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态，端坐在停靠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气定神闲地吸着自己的大烟斗。面前是一群身材矮小、面带愧色的日本人，他们背后的帝国弥漫着某种灰暗的情绪，那是遭遇失败后的叹息与绝望。

半个月之前的8月15日，裕仁天皇在广播中发布了投降诏书。日本媒体和史学者将这段讲话描述为“玉音放送”，其实，当时天皇的声音毫无金玉之音，反而干涩、沧桑，说话时磕磕绊绊。

在诏书发布之后，日本人的心情无比复杂，有人想到战争结束了内心窃喜；有人想到死去的亲人泪如泉涌；也有人因为战败蒙羞而剖腹自杀……总之，在这个小小的国度里，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宣言，却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面对失败带来的影响。

那么，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和观察者，站在日本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必须努力洞悉的问题是，战败对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向被人们当做神的天皇居然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所谓的“圣战”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这会不会让大部分日本人精神崩溃、信仰流离失所呢？从8月15日到9月2日的这段时间，一方面，日本人经历了过去千年来都不曾经历过的痛苦与失落；但另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仍对未来充满希望，毕竟战争结束了，满目疮痍的废墟要持续多久？恢复昔日的生活与荣光要花费几代人的精力？这些未知的命题让日本人对以后的生活怀疑又期待。

三天前，麦克阿瑟带着自己46万人的大军进驻了日本。海、陆军分别从横滨和横须贺港登陆，然后像蜘蛛的触角一样分散到日本各地，开始了他们的统治年代。以第三方的眼光来看，当时的麦克阿瑟并非一个民主制度的缔造者，也不是日本的拯救者，而是地地道道的殖民者。美国联合参谋部是这样指示他的：“天皇和日本政府，是在你和盟国的领导下，被授予治理国家的权力的，由于阁下的权力至高无上，在权限上无须接受日方的任何质疑。”

换句话说，麦克阿瑟将军就是日本的太上皇，是独一无二的统治者。甚至，有作家直接称麦克阿瑟为“独裁者”。

9月2日那天，和麦克阿瑟同行的是其他盟国的9位代表，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与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协议。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密苏里”号上的美国国旗充满着象征意义和美国复仇后的快感。密苏里是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故乡，而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决定，正是这位总统的杰作。

在“密苏里”号上飘扬着的美国国旗中，有一面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飘扬在白宫上空的；而另一面是1853年马休·佩里的黑船上曾经使用过的。

这充满着某种隐喻。对日本人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复杂而神秘的轮回。在不到一百年之前，是美国的黑船让日本打开国门，感悟新世界，从而完成了近代化，成为亚洲最优秀的国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的结局却是日本惨败，日本又因为美国的占据而再次走向封闭。日本，是盘踞在浩瀚海洋上的一只怪兽，不够庞大，但足够凶猛，不够坦荡，但足够坚韧。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强悍的手段伤人伤己，又被更强大的敌人瞬间驯服。

这个国家有意思，也让人唏嘘。

当天，代表日本军部的梅津美治郎将军和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投降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让外界疑惑的是，天皇和皇室成员并没有出现在“密苏里”号上，直到今天，都没有官方文件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会放弃对天皇的质问。但这件事至少给日本民众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战争的胜利者不会把战争的罪行与天皇联系在一起，天皇，还会以自己的形式存在下去。

绝望如影随形，笼罩在岛国上空。天皇的存在也无法拯救他们内心的恐惧和对黑暗未来的迷失。而美国人气势汹汹的到来，更是让日本人忧心忡忡。在他们的记忆中，无论是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是二战之前的岁月里，日本搅动了世界的神经，它是一连串崛起和胜利的代名词，直到今天，一切戛然而止。

因为美国人，日本帝国已经几乎被付之一炬，他们的海军已经全军覆没，无数艘商船安静地沉没在海底；训练有素、曾经光彩照人的空军战士们也已经魂归天空、死伤殆尽了；日本人目力所及的，只是忍受着饥饿、伤痛、灰心丧气的败军们。在这片本就不够浩大的国土上，大部分城市都曾经成为美军空袭的目标，现在，它们依然冒着浓烟，用满目疮痍来迎接战败的阴影。原本是日本最大的政治、商业城市的东京，曾经容纳了700万人，而在战败之后，有50万人的灵魂飘荡在城市上空，俯瞰他们曾经肉身栖息，而如今脆弱无比的帝国。

麦克阿瑟曾经回忆当时日本人的心态：“他们被彻底打败和威慑住了，在投降加于他们国家的严重惩罚面前瑟瑟发抖，这是对他们国家深重的战争罪孽的报应。”

那么，日本的战争损失到底有多大呢？这几乎是一个难以用数据来解答的问题。据说，到日本投降时，共有170多万名军人死亡，而被炮火和轰炸机炸死的平民则难以计数，但这个数字绝对不会低于100万人。

另外，还有几百万日本人流离失所，在中国东北、东南亚过着地位低下的生活。比如在南洋，美国人动用了大批残余的日军帮助他们修建自己的军事基地，同时拆除日本人原来的设施。这批真正的“浪人”在海外艰难地生活，他们日思夜想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但很多人没能活着回去，很多人期盼多年，在双眼干涸、鬓角如雪之后才踏上了国土。

而在日本本土的难民们，生活更是一望无际的孤苦。他们常常聚集在港口码头，热烈地期盼着亲人的归来，但等来的不是烧成灰烬的骸骨，就是亲人们死无葬身之地的噩耗。但他们仍像幽灵一样不肯离开码头，等待着哪怕是阴阳两隔的消息。

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为孤儿，他们的父母不是因空袭而死，就是惨死在遥远的海外。据厚生省的统计，到1948年，日本全国共有流浪儿12万多人，他们散布在铁路边、火车站、饭馆门口，以盗窃、乞讨、拎包、擦皮鞋为生。

从经济层面来审视，日本这个国家濒于破产，通货膨胀如刀如雷，轰然而至。

这很好理解，因为日本战时的统制经济造成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生活用品越来越短缺，军用物资越来越多。再加上日本为了筹措资金，狂发债券，虽然打仗的时候，通货膨胀在政府的竭力压制下被控制得并无大碍，但等战争一结束，政府形同虚设，民用物资短缺更加严重，经济情况急转直下。

这是一个很难摆脱的恶性循环，为了刺激战后经济，日本政府只能再次扩大银行券的发行量。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日本银行券的发行额是300亿日元左右，可是到了月底，这个数字飙升到435亿日元。半年后，这个数字是600亿日元。

另外，日本投降之后，政府需要给军需工厂和复员军人发放大笔战争补偿金和生活费，这就造成了让人惊愕的财政赤字的出现。在战后的3个月里，日本共发放战争补偿金和生活费用金额200多亿日元。

为了支付这笔巨额开支，日本政府只能大量印刷债券，让央行来购入。央行还肩负着为各大商业银行提供、调配资金的重要使命，为了弥补各大银行资金短缺的厄运，央行只能开足马力大量印制钞票，这进一步推动了通胀的恶化。

这真是一个山穷水尽的年头。1945年，在日本不广袤的土地上，风灾、水灾、火灾又接踵而至，这让日本人的生活更加困苦。大藏省[1]预计，要想让老百姓吃饱饭，至少还需要100万吨粮食。日本媒体则计算出这100万吨粮食够1000万人吃，换句话说，日本在1945年会有1000万人被活活饿死。

这一论断造成了社会的极度恐慌。很多人以为已经有1000万人被饿死了，纷纷写遗书准备后事。还有一些激进分子带着大家游行示威，高举大牌：“拿大米来！还我生命！”

当然，事实上没有那么多人被饿死，但因为粮食短缺饥饿而死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最有名的是一位法官，东京裁判所的审判员山口。他因为拒绝去黑市上买大米，被活活饿死。临死前，他写道：“因为大米短缺，粮食统制法已经颁布。这是一条恶法，让黑市大米横行。但作为法官，我只能服从法律，虽死无憾。我作为坚守法律的法官而死，能充分说明日本人生活的艰辛困苦。”

为了让老百姓吃上饭，为了让混乱平息，日本政府请求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给予粮食援助，这才让食品危机在1946年趋于平静。

独裁者的民主化改革

当时的日本人的确生活在一个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他们只能度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人会思考自己和祖国的未来在哪里。

但是美国占领者却在深思，对日本的改造，究竟应该如何进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破败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国民曾经被种族优越感、暴虐的理想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掌控，他们的良知可能陷入极端的矛盾当中，特别是战败之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该信奉什么，该摒弃什么。

而现实情况比这些还要复杂，美国人要做的事情是，在军事独裁统治的框架下，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史无前例的行为。而当时的国际形势也非常复杂，“冷战”的铁幕已经慢慢下沉，日本应当成为美国抵御东方共产主义势力的屏障，而日本内部的社会主义倾向也悄然抬头，如何平衡这一切呢？

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在独裁统治下，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改造日本了。1945年10月，就在日本签署“投降协议”的短短一个月之后，美国宣布废除日本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很多左派人士被释放出来，他们又开始活跃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演讲，歌颂社会主义的明天。

这件事情给当时的以东久迩宫为首相的内阁带来巨大的冲击，他们坚决反对美国人对异己分子的宽容大度，最终，全体内阁辞职离去。

而新上任的首相币原喜重郎屁股还没坐热，就接到了美国统治者的新要求：让妇女拥有选举权。

于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你能看到穿着和服的女子们兴致勃勃地为自己的政治偶像投票，但她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投票的动作。

对我们这本书来说，美国对日本经济和商业模式的改造是重点。关于这个论题，有两点是值得我们记忆的：一个是美国对日本农村的改革，一个是消灭垄断财阀。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广泛存在着大地主掌控土地、农民贫困不堪的情况。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民流离失所、生不如死。还有一部分农民怀着对社会充满报复的心态参军，最后成为军部的筹码，参与战争。

战后，美国人为了彻底消除战争的根源，开始消灭大地主，进行“土地改革”。这次“土改”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在1945年11月，内阁通过了《土地调整法修改法案》（下称《法案》），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土地改革”。

这一步“土改”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法案》要求日本农村的地主们保留五公顷土地，其余部分统统在五年内强制开放交给农民租种。同时，地租改为现金形式，而且租金非常之低。这个措施其实是要求地主交出土地，同时，也兼顾了他们的情绪：土地还归你，农民种地给钱，皆大欢喜，只不过地租便宜了点儿而已。

但即使如此，盟军还是认为日本的“土地改革”过于温和，没有达到民主化的效果。于是，在1946年10月，更猛烈的“土改”终于来临了。

这次的改革措施是这样的：由政府出钱，收购地主的土地；而地主原则上只能保留一公顷的私有土地。政府把土地买来之后，再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农民耕种。这个很低的价格是多少呢？只相当于日本农民一年的土地租金而已。

这项改革虽然也遭遇了挫折，比如有些地主虚报土地，再在黑市上把土地出售赚取暴利，等等。但总的来说，改革还算顺利。到了1949年，全国80%的耕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分给了农民耕种，日本的佃户也完成了向自耕农的身份转换。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日本“土地改革”的意义，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些措施的确缓解了农村的社会矛盾，消除了农民暴乱的根源；让耕者有其田是日本迈向民主化的坚实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