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人走了，战争还在继续

1973年1月27日，对印度支那来说是继1954年7月20日又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经历了1972年至1973年度越军凶猛的战略进攻后，印度支那看到了和平的曙光。这一天，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美国和越南共和国在法国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巴黎和平协约》。

1月28日凌晨04点15分，美国远征军的新闻发言人J.B.博福斯少校进行了美军在越南的第2950次军事简报，他以抑扬顿挫的音调宣布：“美国在越南的一切军事行动将在今天早晨8点结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尼克松总统也发表了电视讲话，宣读《巴黎和平协约》有关停火的条款，并声称这一天是“高尚的和平日”。讽刺的是，在越南西贡市不远处，试图在停火生效期到来时采访前线的美国《巴尔的摩日报》记者们听到尼克松总统读到“这是一个新时期”的时候，越南共和国空军一架轰炸机恰巧临空，一枚炸弹落下，在距记者们不到百米之处爆炸，把他们吓得够呛。惊魂未定的记者们一边咒骂这架轰炸机，一边面面相觑：这哪里是和平，分明还是战争！

当然，和平的迹象还是偶有发生。在广治前线，南越国军和越军进行了一整夜的大规模炮战，直到1月28日08点00分双方才渐渐停止射击。接着，南北越双方几名士兵从掩体里站出来，互相朝对方挥了挥手以示友好。在西贡附近，双方士兵早在1月28日07点45分就暂停了射击，南越方面军官挥手允许附近的平民赶来把一些战死的越军尸体掩埋（通常，南越国军都会让对方战士的尸体曝露一些时间，以震慑那些“胆敢”参加“越共”的平民）。可，这种情景毕竟是少数。因为，当《巴黎和平协约》中的停火生效期到来时，只有美国遵守了停火协定。

这是停火吗？

对《巴黎和平协约》的签署，南北两越最初的反应截然不同。北越方面，虽然对和平的到来将信将疑，但大部分地区（B5战场除外）还是愿意遵守协约。不过，越军钻了协约的一个空子，那就是停火期是1月28日08点00分，利用夜幕的掩护，越军在全线不惜代价地投入重兵，从1月28日凌晨01点00分到08点00分抢占了许多乡村，取得了停火时对己有利的控制线。而阮文绍吃了这个哑巴亏，自然不会甘心。哪有你钻空子搞夜袭，然后停火期到了就不允许我军反击、继而把这些新控制区变成既定事实控制区的“道理”？于是，在协定停火期到来时，南越国军全体部队接到的联合参谋本部的命令依然是“原地整装，准备发动新的攻击。”不久，南越国军就在西宁省对越军控制区展开了攻击。西宁省的战火很快又蔓延到南越全境（越军战史称此为蚕食和反扑）。对南越国军的战斗，美军顾问团在报告中也坦承：“无论停战与否，战斗仍像以前一样进行。”“在每天两次大空袭的支援下，共和国国军已经把北越人和越共往回赶。”“停火3天内，共和国国军出动的战机架次，比他们在前6个月出动的总数还多。”虽然破坏和平协约的绝大部分进攻行动是南越国军先挑起的，但越门港战斗却是越军主动破坏《巴黎和平协约》的反击战斗。可以说，这次战斗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南北两越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真遵守《巴黎和平协约》的停火条款。

1月27日夜，趁着距《巴黎和平协约》生效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南越海军陆战师团为了打通往东河反攻的跳板，对越门河展开反击。23点00分，利用退潮的工夫，南越海军陆战师团以1个旅团的兵力，采取突然袭击，很快冲进了越门港附近地区。越军警惕性不佳，被对方打了一个措手不及。1月28日07点00分，也就是和平协约生效期到来前，越军第325步兵师第101步兵团在5辆T-34-85坦克掩护下，组织第一次反击，但没有成功。接着，越军B5战场（9号公路—北广治阵线）司令部不顾《巴黎和平协约》已经生效，相继把越军第320B步兵师48步兵团1营、第271步兵团7营、越门38营、第64B步兵团8营、第27步兵团1营调往战场，连续实施反突击。1月29日凌晨01点00分，越军越门38营首先展开反击，结果被南越海军陆战队顽强顶回。首战失利后，第64步兵团8营1个连投入战斗，勉强夺回越门港南面600米处的4号高地。接着，第48B步兵团1营、第271步兵团7营、第27步兵团1营相继组织攻击，却丝毫打不动对手。是可忍，孰不可忍？1972年9月丢了广治市并在后汉河防御作战中吃尽了南越国军头号精锐——海军陆战师团和伞兵师团的苦头的越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冲到越门港的南越海军陆战师团1个旅团击退。为此，B5战场司令员陈贵海中将、政委双豪中将命令战场副司令员高文庆、战场副政委黄明治和段奎组成（广治省）平原地区指挥部，三人分别担任指挥长、政委和参谋长，统一指挥各个参战部队，“务歼入侵之敌”。为了给平原地区指挥部增加兵力，B5战场司令部还专门调来了越军第304A步兵师24团和1个T-54坦克连，并且命令越军第304A步兵师第66步兵团在永光展开，做预备队。

1月30日12点00分，平原地区指挥部以第101步兵团1营、第48步兵团2个连、海军K5特工队为第一梯队，以第64步兵团、第24步兵团6营、第101步兵团2营为第二梯队，以第101步兵团3营、第24步兵团、越门38营和第271步兵团7营担负迂回任务，对南越国军实施5路反突击。一开始，越军的战斗协同出了问题，5路进攻部队没能相互协调进攻时间，导致初战受挫。调整部署后，段奎大校亲临前线，把2个坦克连配属给5路方向，集中兵力突击越门港南面的南越海军陆战队侧翼。进攻前，越军的战役炮兵和反坦克炮兵群对南越海军陆战师团阵地实施绵密的火力突击，然后让75毫米无后坐力炮、85毫米加农炮和B72反坦克导弹（即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分队尽可能靠上去，支援步兵冲击，打击对方的坦克装甲车。

1月31日08点30分，越军5路大军同时进攻。不过，他们的情报似乎不够灵通：早在1月30日越军冲击失败时，南越海军陆战师团师团长裴世兰少将就已经判明夺回越门港无望，向部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因此，越军的进攻只重创了南越海军陆战队部分兵力，对方参战的主力还是安全撤了下来（南越国军统计死伤60人，被俘100人，被击毁或打坏6辆M48坦克、5辆M113装甲运兵车和1辆M41轻型坦克）。

尽管没有夺回越门港，可南越国军的全线反击战斗还是取得了相当多的战果。按照南越国军的说法，他们在1973年2月到6月以前基本收复了1973年1月28日凌晨1点到8点被“窃取”的地盘。北越方面的战史也证实了南越方面的说法：“1973年，在整个越南南方，敌人又增加了500个屯哨，夺取了70个乡、740个村、65万人口。具体是，第5军区的敌人新修了200个屯哨，挤占45个乡、320个村、25万人；在第8军区，敌人新修了近300个屯哨，挤占24个乡、120个村、10万人；在第6和第7军区，敌人挤占了300多个村、30万人。”在部分地区，越军在战斗中还蒙受了比较大的损失。比如治天军区（代号B4阵线）的第5、第6、第271步兵团，以及军区的省、县地方部队就在1973年1月到8月伤亡了2811名指战员，其中885人牺牲。不过，南越国军也在进攻战斗中蒙受了不小的损失。根据越南共和国联合参谋本部统计，南越国军在1973年1月28日到4月30日，在全国范围内共战死6600人。

战争的继续给越南南方平民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很多人表示《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与否已无关紧要，战争依旧在继续并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湄公河三角洲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一位年轻的越南寡妇就很无奈地道出了战火下生活的艰辛：“请你理解，我们这里白天是政府军控制，晚上就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们的生活太难了。”在双方激烈争夺的查玛村，一位老人也道出越南南方人民对《巴黎和平协约》的失望：“查玛村人民并不理解《巴黎和平协约》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根本不去想那个协议。协议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变化，他们仍然每天感受着战争带来的恐怖。唯一使他们感到真实的，是他们每天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艰难地努力着。”

当然，还有比这些平民更不幸的人，那就是南越国军官兵的家属们。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在越南共和国西宁省小区指挥大楼前，总有南越国军的军嫂在门口徘徊，手里拿着照片和政府寄给家里的失踪人员通知书，到小区询问自己亲人的状况：究竟是战死沙场还是被俘了？活要有个口信，死也要见到尸体吧。让这些可怜的女人失望的是，南越国军方也没办法核实她们失踪的丈夫的下落。一切只有等双方交换战俘后才能水落石出。

根据《巴黎和平协约》的条款，交战双方必须在协定签署后60天内交换全部战俘。1973年底，双方进行战俘交换，北越交还了128名美军战俘和5426名南越国军战俘，联军方面交还了26492名越军战俘。可对于这次战俘交换行动，双方都感到很不满。越军方面认为，1959年到1973年被俘的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乡村游击队员多达20万，对方却只交还这么点战俘，剩下的绝大部分被俘指战员或地方干部和乡村游击队员很可能都被对方虐杀了。南越方面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从1959年到1973年南越国军被俘的各种武装人员数目也超过了10万人，却只有这么点被交还，显然绝大部分被俘人员也“人间蒸发”了。

双方的争议和相互攻击并不仅限于战俘交换。《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南北两越在巴黎和西贡都举行了全面谈判，双方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在巴黎，两越代表团一连进行了8轮会谈，焦点是如何真正实现越南南方的民主与和平，以及保证越南劳动党在南方的政治权利。南越方面表示，北越撤军是南方恢复民主与和平的唯一前提条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南方才会成立包括越南劳动党在内的各个党派，组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进行公平自由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北越的要求是现在《巴黎和平协约》已经签署，南越方面应该按条款办事，拿出最大诚意，马上成立全国协商委员会，交换战俘和政治犯，划定军事分界线。针对南越方面提出的撤军和选举说法，北越方面不屑一顾。河内方面驳斥西贡说，目前战争还没有结束，“西贡当局统治下的人民并没有获得民主和自由，反对派仍受到西贡当局的迫害和威胁，在这种条件下举行选举简直就是胡闹，只会让阮文绍独裁政权合法化。”

在西贡搞的四方联合军事委员会同样没有对任何政治和解做出贡献，双方除了在监督美国撤军和交换战俘上达成一致外，其他任何大小事情都是争吵不休。也就是说双方根本就不想和解，越南南方究竟归谁统治的问题《巴黎和平协约》并没有解决，该协议解决的只是美军的撤离问题。

1973年3月29日，也就是《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的第60天，最后一批驻越美军开始撤离。离开前夜，在新山一机场的美国远征军总部里，留守的美军进行了最后的狂欢，大家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执行的任务不是继续上战场拼杀，而是关掉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机器，撤军回国。

当天下午，美国远征军总部前院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撤军仪式，一位将领以简短有力的口吻宣布：“从今天起，美国驻越部队停止一切军事活动。我们的使命宣告结束。”在美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邦克和最后一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韦安德上将（Weyand，在1968年新春总攻击期间任美国陆军第2野战军司令官，是美国远征军中仅次于艾布拉姆斯的名将）把飘扬了13年的军旗降了下来，卷起带回国。撤军仪式结束后不久，美军陆续离开新山一机场。讽刺的是，就在美军撤离的同时，曾在美国远征军总部工作的南越雇员显示出他们的“劣根性”，大肆洗劫美国远征军总部大楼，把电扇、台灯、桌椅等一切可用可卖（拿到西贡旧货市场倒卖）的东西拆了搬走，拿不走拆不动的东西，就“带着对战争的最后一丝激情”给统统砸了。不到15分钟时间，干净整洁的美国远征军总部就在一片狼藉中结束了它的使命。一位美国记者无不感慨地评论道：“美国人一直以为他们的科学技术和财富拯救了这个国家（指越南共和国），可这个国家的人却绝不做此想。差不多在美国人还没动身之前，他们就开始动手乱砸了。”

18点00分，美国空军的一架C-141运输机满载着最后一批留守的美军撤离了南越，消失在远处的夕阳中。美军终于告别自1962年（“绿色贝雷帽”介入）以来奋战了11年的东南亚大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美国人拍拍屁股走了，可南北越之间的续战才刚刚开始。

河内的决定

尽管越南南方的战斗一如既往地没有停歇，但美军的撤离还是让越军减轻了不少压力。毕竟，南越国军的进攻力度和火力投射强度都远不及美军，即便越军丢失了一些地盘，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彻底丧失战场主动权，更重要的是在越南南方的越军各大军区还获得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

在治天军区，到1973年6月底，越南国防部给治天军区补充了2000人，含2个122毫米榴弹炮营和1个85毫米加农炮连。针对1972年军区各主力团（第5、第6、第271步兵团）在战斗中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治天军区对机关、后勤单位进行精简，抽调了1394名指战员和1973年新征的425名新兵，以及轻伤伤愈后归队的2700人补给上述3个步兵团，令它们恢复了战斗力。经过一番整合，到1973年雨季时节，治天军区主力部队为3个步兵团、1个机械化炮兵团（2个122毫米榴弹炮营和1个85毫米加农炮营）、1个机械化高射炮兵团、1个工兵团、1个特工营、1个专门负责打交通线的专用步兵营和1个机械化运输营；地方部队是承天省和广治省的5个步兵营、2个特工营，县级武装力量总数是12个连又13个排，以及16个武装工作队，乡村游击队无算。

在第5军区，由于南越国军的“蚕食和反扑”行动十分激烈，该军区丢失地盘和人口甚多，从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约》签署时的918000人下降到1973年8月的564000人。而第5军区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为之感到羞耻。他们有越军第2和第3步兵师两个主力师，还有许多地方部队，实力远比治天军区强大，可他们却在南越国军1973年旱季反攻中丧失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地盘，这种表现引起了越南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极大的不满和严厉批评。这也是1975年春季总攻击中第5军区的战略地位显著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截至1973年12月，第5军区主力部队发展到步兵19581人、侦察兵462人、特工1557人、炮兵2447人、装甲兵905人、防空兵763人、工兵3275人、通信兵1316人、运输兵5056人、各机关单位参谋业务人员10291人。

最让人欣慰的是西原军区的发展，他们在1972年战略进攻中虽有崑嵩进攻之败，但实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削弱。《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西原军区抓紧时机休养生息，在没有受到南越国军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至1973年12月，全军区主力部队发展到步兵18562人、侦察兵389人、特工578人、炮兵3018人、装甲兵691人、高射炮兵2708人、工兵1159人、通信兵817人、运输兵4687人，机关和各单位指挥部业务人员5065人、经济建设队伍1576人；地方部队发展到步兵1200人、特工93人、炮兵300人、工兵200人、地方干部3788人。

相对这三个军区，越南中央军委在1973年关注的焦点是第9军区（南部西区），在这里发生的一个事件间接促使他们重新定下了走暴力革命，用武力推翻阮文绍政权的决心。这就是章善事件。

1973年4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打算在河内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越南南方各大军区的军政首长奉命北归。其中，越南人民军第三号人物，也就是越南南方解放军司令员黄文泰中将，在会前给越南中央军委书记、越南国防部部长武元甲大将的报告尤为引人关注。在汇报南方战场的军事斗争态势时，黄文泰中将除了介绍治天军区和第5军区在南越国军的“蚕食反扑”下丢失了不少地盘外，还重点汇报了第9军区在章善省获得的胜利。

章善省历来被称为“九龙江三角洲的心脏”，是南越国军第4军区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同时越军通往第9军区的战略运输干线必须穿过章善省。根据各种越军史料，包括第9军区战史，都声称在1973年3月初越南人民军情报部门就获悉了南越国军要夺回善章省解放区的秘密作战计划。为了粉碎南越国军的企图，越军主动向善章省调动了4个团的兵力。1973年3月中旬，南越国军第21师团果然向善章省发动进攻，但被越军粉碎。4月4日，第9军区司令员黎德英大校和政委武文杰向黄文泰报告，南越国军发动了进攻，但他们集中兵力打击进犯之敌，很快粉碎了对方的进攻。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黄文泰中将简要汇报了章善省粉碎南越国军第21师团进攻的情况，武元甲大将声称这次战斗证明了在南方的越军师级部队已经有了和南越国军师团级部队进行对抗的能力。不过，武元甲大将的结论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与会将领的认同。许多干部认为：“为什么《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了，伪军、伪政权垮台的不多？”“现在美国佬被赶走了，可伪政权不仅没有被推翻，反而更加强大了！”这些悲观论调在第5军区特别有市场，他们丢失了较多的地盘，目前承受的压力很大。很多将领倾向于放弃暴力革命统一，转而搞南北经济竞赛来获得胜利。越南中央政治局不少常委（包括长征和孙德胜）也有类似顾虑，他们担心《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中苏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会大幅削减，给越军的总体战备带来影响，再要组织类似1972年度的战略进攻，恐怕军备上会承受不了。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越南抗美救国史》第八卷记载了中国和苏联1973年到1975年对越军援额度，笔者摘译如下：

“比如1973年，苏联（军事）援助越南价值248百万卢布，到1974年锐减到98百万卢布，1975年只剩76百万卢布。同样，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也在减少，1973年价值1415百万人民币，1974年是452百万人民币，到1975年只剩196百万人民币。在武器援助上，中苏两国的援助力度同样在锐减，1973年援助是1972年的60%，1974年的援助是1972年的34%，1975年更是跌到11%。”

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武元甲大将决定力排众议、统一思想，打消大家的疑虑。他的武统思想和时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的黎笋不谋而合，并且得到了黎笋的大力支持。于是，武元甲在5月24日的会议上的讲话就成了一锤定音的指令。他在讲话中重申要采取武力解放南方的决心。他认为依靠经济竞赛搞和平演变是不现实的。在《日内瓦协定》签署后，越南共和国大肆屠杀留在越南南方的劳动党员，摧毁党组织和基层，这些行为就足以表明一旦转入经济竞赛就是给南越政权以喘息之机，那时再想统一就困难了。既然军方老大武元甲都发话了，军内也就没有人敢反对。政治局常委方面，总书记黎笋始终对“武统”坚定不移，长征和孙德胜他们自然也就没话可说。越南总理范文同本来态度摇摆不定，看到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同意“武统”，也就举手投了赞成票。

最终，第二十一次会议做出决议，明确指出：“越南南方的革命势力处于1954年以来最强大时期，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新胜利使印度支那半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空前有利于南方革命的变化。”会议还做出决议：“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掌握时机，坚持进攻战略，灵活指导，把南方革命向前推进。”这个决议正式宣告北越方面不会受《巴黎和平协约》的拘束，也结束了北越军政高层关于和平演变还是“武统”南方的争论。利用章善事件为契机，武元甲大将成功说服了所有北越高层，坚定了“武统”信念并将它作为越南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来实施。

然而，章善事件是否真如北越所说的那样，是南越国军先攻，然后越军第9军区再反击呢？

答案是否定的。驻芹苴的美国领事馆就表示越军在章善省的攻势非常活跃，已经深深楔入越南共和国实际控制区。事实上，南越国军第21师团在3月几乎原地不动，基本没有发动什么攻势作战。直到5月初，南越国军第4军区司令阮永仪中将才命令南越国军第21师团以2个团进入章善省争夺地盘。在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阮永仪中将开始频繁视察章善省，还亲自任命胡玉芹上校为章善省省长。6月，阮永仪中将又撤了南越国军第21师团师团长的职务，以安禄会战中表现出色的第5师团师团长黎文雄准将继任。虽然美军顾问团认为黎文雄（Le Van Hung）是一位很糟糕的军官，但在南越国军中他却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他曾经在阮永仪指挥下于第21师团服役，对章善省可谓人地两熟。除了这两招，阮永仪中将还从第4军区各地抽调保安军11个营协防章善省。

对章善事件，北越方面其实也有不同的意见。时任第9军区司令员的黎德英大校在回忆录中就承认，他当时并没有遵守《巴黎和平协约》，而是命令第9军区继续战斗，这从侧面证实了在芹苴的美国领事馆的观察。按照黎德英的说法，在上级下令停火并要求从争夺区撤回部队时，他拒绝执行命令。2个月后，他再度接到要求停火撤军的命令，可还是拒绝执行。在黎德英大校看来，即便是《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了，战争依然没有结束，如果不继续保持进攻，抓住战争主动权，而是听任敌人拿回战争主动权的话，那么第9军区将陷入被动。连续两次抗命后，南方中央局直接越过越南南方解放军司令部，命令第9军区停止进攻，把部队撤回根据地进行休整补充。然而，黎德英大校第三次抗命不遵，立即招致了南方中央局的通报批评。

黎德英在回忆录中写道：“南方中央局连续两次急电严令我们（第9军区）要认识新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方式来迎接新形势到来。同时南方司令部也致电我们，批评我们拒不执行南方中央局的指示，并将对第9军区的批评抄报南方各个军区。当时南方中央局对我们的意见就是第9军区在九龙江下游的战斗行动是违反并撕毁《巴黎和平协约》的疯狂举动。1973年5月，南方中央局召开会议检讨《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以来的南方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会上，来自中央（河内）和南方中央局的干部斥责我们第9军区拒不执行上级的政策和指示，给敌人以口实。”

奇怪的是，黎德英接二连三地抗命却没有受到行政处分。黎德英在回忆录中声称：“有人建议给我处分，因为我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并严重违反了协定！”事实上，黎德英不仅没有被撤职，反而被任命为越南南方解放军司令部参谋长。在武元甲大将看来，黎德英大校是对的（因而他在1974年连升两级，成为中将）。陈文茶中将在回忆录中也肯定了黎德英大校的抗命：“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具体的行动并不符合当时的一系列主张。按照这些主张，《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应该迅速稳定形势，立即划分敌我控制区，把武装力量撤到后方予以巩固，不许在军事上制造麻烦，而是以政治斗争、敌运工作为主，通过敌运工作和群众运动使敌人的军事行动陷于瘫痪，使敌人的据点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就算是向敌人进攻了……只有第9军区有这样的认识，就当没有《巴黎和平协约》，没有任何新的情况，像以前一样行军打仗。虽然对《巴黎和平协约》和新的战略阶段认识得不够全面……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偏远的战场，传达上级的主张常常很慢，纠正错误也不及时。”

不过，笔者认为美国历史学家维特将军把两越续战的根子怪在章善事件上是片面而不客观的。如果只看章善事件而闭口不谈南越国军主动在全线展开夺回作战，在第5军区吞下越军控制区三分之一地盘的行径，自然就“很容易”得出破坏《巴黎和平协约》是北越单方行为的结论。不过，维特将军有一个结论是正确的，那就是《巴黎和平协约》并没有改变北越既定的“武统”政策。就算没有章善事件，武元甲大将也会找出别的借口继续北越的“武统”政策，因为这项政策从1959年至今（1973年）已经持续了13年，在熬过“特种战争”战略、“局部战争”战略以后，随着美国的撤出和“战争越南化”政策尾声的到来，北越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放弃已经坚持了这么久的政策。拿武元甲大将的话来说，胜利已不远了，这个时候放弃就等于前功尽弃！

在向南方传达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议后，越南南方各个军区掀起了总反击的准备。面对越军即将发动的反攻，《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之后一度在战场上得势的越南共和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阮文绍的窘境

对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来说，签署《巴黎和平协约》并不是他的意愿，这实在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威慑、恐吓和强迫”的结果。为了表明对越南共和国的支持，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前）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都表态，美国绝对不会抛弃越南共和国，如果需要，美国将使用武力保障《巴黎和平协约》停火条款的执行，保障越南共和国的安全。

可是，尼克松的承诺并没有给阮文绍带来任何安全感。他既不相信《巴黎和平协约》，也不相信北越。《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越南共和国的战场态势可以说是相当不利。美国空军和全体盟国陆军撤离越南南方后，南越国军的兵力仅及越战高峰时期联军总兵力（含南越国军）的一半，支援火力更是削弱得极为厉害。此外，1972年复活节攻势也使得越军的根据地离各大城市更近了。在第2军区，崑嵩的西面和北面都是越军的控制区；在湄公河三角洲，西贡外围的环状防线在部分地段被越军压迫到距市区不到30英里；第1军区的形势更糟，南越海军陆战师团虽说夺回了广治市，可在接下来的后汉河进攻战斗和越门港突袭战斗中都没有得手，双方在广治市接近地成了对峙状态，越军的M46130毫米加农炮随时可以打到广治市区。

面对如此危急的军事形态，以及为了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档，阮文绍决定从1973年初开始大力扩军，重点是保安军（保安军从189个营扩充到339个）、民卫队和野战警察。在扩军的同时，阮文绍还拨出专款安置因1972年战火而流离失所的100万难民及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同时积极挥军反击。采取这些措施后，越南共和国政府控制区面积显著增加（至少在1973年8月以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让不少越南共和国军政高层和美方“恢复了自信”，认为越南共和国在脱离美国保护伞的情况下（尽管仍依赖美国财政援助），越南共和国终于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但阮文绍明白，当前的要务不仅仅是与越军战斗，还要大力恢复生产和经济发展，让如惊弓之鸟般的越南共和国控制区民众有安全感。在美援大为削减的冲击和1972年越军战略攻势的破坏下，南越国民经济远未能复苏。全国失业人口日渐增多，通货膨胀极为严重。1973年6月，CPI指数飙涨19个百分点，而米价自1973年1月起更是在半年内飙升了25%。由于南越的货币皮阿斯特和美元挂钩，因此美元的贬值导致的世界范围内资源和成品批发价格的上涨沉重打击了南越经济。公众对经济的不满情绪达到了近年来的高峰，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酗酒、吸毒和犯罪增多，以及腐败猖獗，都加速了经济的恶化。

在这些问题中，腐败是越南共和国面临的最大敌人，这个敌人正在由内往外，腐蚀着越南共和国。按照越南共和国最后一任国会主席阮文雄的说法，南越的腐化堕落简直就是“毒瘤”，他认为：“这架机器（越南共和国）整个都出了毛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中央机关到各省首脑，甚至地方小官都卷入了贪污腐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治好这种绝症呢？”一位美军顾问对越南共和国的腐化问题也评价得恰如其分：“越南共和国眼下最可怕的问题就是贪污腐化，这使军队丧失战斗力，警察堕落，国民怨声载道。”

他说的没错，腐败不仅侵蚀了越南共和国各级政府部门，也给南越国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士兵们道德沦丧，贪污受贿成风。许多南越国军直升机飞行员在给陆军地面部队运送补给品时往往索要大米、肉、罐头甚至南越货币皮阿斯特。如果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找各种借口拒绝降落。

各种问题把阮文绍搞得焦头烂额，可他还是力图振作。他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农业上。在他看来，南越的国民经济基础乃是湄公河三角洲出产的大米，但因连年战火致使许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1972年战略进攻的结果导致1973年春季的湄公河三角洲出现严重歉收，加上通货膨胀，沉重打击了南越经济。正当他打算提高湄公河三角洲的粮食产量时，越军又杀了过来，让他的计划泡汤了。

1973年8月开始，随着越南南方各军区“领会”了越南劳动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指导精神，越军开始在战场上掀起局部反攻。越军的第一个重点选在了第9军区和第8军区，这里正好是越南共和国的主要产粮区。

南越国军在1973年1月到8月的胜利消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物资，当越军在1973年8月到1974年4月掀起局部反攻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足够的炮弹抵挡。结果，越军第8、第9军区奋战到1974年3月左右基本夺回了1973年1月到8月丢失的地盘。第8、第9军区的胜利鼓舞了越南南方的越军各大军区，他们也逐步在反攻中收复了失地。

为了配合南方战场的局部反攻，越南北方继续向南方输送大量物资和兵员。根据《越南人民军历史 》（第二集）第328页记载：“从1973年1月到9月，从北方往南方运送的物资达14万吨，比1972年同期增加了3倍。这些物资中有8万吨军用物资（包括2.7万吨武器、6000吨汽油和4万吨大米）和4.5万吨供应给新解放区人民的物资。10多万名干部战士，包括2个步兵师、2个炮兵团、1个高射炮师、1个装甲团、1个工兵团和各个新兵补充团，于1973年从北方行军进入战场。”有了这些兵力和武器装备的补充，越军在南方的实力急剧壮大，主力部队计有10个步兵师、24个主力团、102个步兵营和技术兵种营，每营有400人，每团有1800到2000人；地方部队有7万人（比起1968年确实下降很严重），乡村游击队有12万人，越军在南方的武装力量总数是50万人。

在越军的局部反攻胜利和大量兵力、物资涌入南方的情况下，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也紧张万分。在他眼里，外敌与兵变同为越南共和国最大的威胁！为了在应付越军进攻期间不被内部捅刀子，阮文绍开始对南越国军人事进行调整。

1973年10月31日，阮文绍在电视和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声称北越将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几天后，他的担心被证实了，越军果然对广德省发动进攻。以部下作战不力为借口，阮文绍进行高层人事调整，让他的心腹——第3军区司令阮文明中将出任首都特区司令。几天之内，他以腐败罪名撤了第3军区所辖的第5和第25师团师团长。接着，他继续大动作，解除了5个省长和7个师长的职务。1973年11月初，阮文绍又以作战不力为由，撤掉了广德省省长；以在广德省战斗中丢失2个蒙塔格纳德（越南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的统称）村为罪名，撤掉了第23师团师团长。

虽然迅速进行了人事调整，可阮文绍还是没能保住1973年1月到8月取得的战果。至1973年底，眼看奋战一年的战果全部付诸东流，忍无可忍的他决定反击。1974年1月4日，阮文绍在美萩市发表演说时声称：“我们不能坐视共军的渗透和进攻而不闻不问。我们必须采取适当行动惩罚他们的侵略。我们不能再让他们舒舒服服地完成集结，然后袭扰我们，进攻我们的哨所和据点，摧毁我们的基础设施，窃取我们的大米。我们不仅要在我们的控制区采取反击行动，而且要对北越军的集结区和控制区展开行动……一直打到越共停止进攻和渗透并愿意参加全国选举为止，我们才罢手……我们绝对不能去听信任何对我国无端的评论和指责——不管这些言论来自何方。”

这个演讲，既是对越军的挑衅的回击，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他说美国人在拍拍屁股走人以后，已经不关心这场战争和这个国家了。对于阮文绍来说，《巴黎和平协约》已是废纸一堆。环顾周围的人群，他声嘶力竭地吼道：“这场战争（南北双方殊死较量），再次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