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强盛的根基(6)

晁错首先肯定了战马给匈奴帝国带来的军事优势。他认为汉军不如匈奴之处有三：攀山跨涧，汉朝的战马不如匈奴的战马；在崎岖的山路上，驰骋骑射，汉朝骑兵不如匈奴；风餐露宿，忍受饥渴，坚韧顽强，汉军不如匈奴。接着，晁错分析了汉帝国军事体制和先进武备所带来的军事优势。他认为汉帝国军队的长处有五：在平原上，汉军战车和突骑冲锋，很容易就能把匈奴打垮；汉军强弩的射程与威力，远超过匈奴的弓箭；使用强弩的汉军万箭齐发，匈奴的皮甲与木盾根本抵挡不住；汉军战士身穿铁铠，手持锋利的兵器，在弓弩的掩护下，排成阵列奋勇前进，匈奴的战士根本抵挡不住；汉军战士步行用长戟和刀剑近身格斗，匈奴根本不是对手。

晁错这段关于汉匈双方实力对比的论述，神奇地预言了李陵“横挑强胡”这一仗的战场态势。汉帝国的前期反攻已经取得了不少辉煌胜利，但由于牧人物资匮乏，汉帝国并不能从胜利中得到多少实质性的补偿。虽然汉帝国的财力依然可以支撑对匈奴的远征，但是之前苦苦积累的马匹数量已经急剧减少。因此汉帝国无法像之前那样保证全部战略方向上的战马供应。这也是为什么李陵出塞千里，竟然没有骑兵掩护的原因。匈奴帝国虽然之前已经遭遇了多次沉重打击，但凭借战马所带来的机动优势，匈奴人依然可以在想要的战略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的东浚稽山山脚下，去复原那场农人与牧人的宿命对决。

七 餐桌上的差距

这是两支阵列、军势迥然不同的军队。

李陵麾下的五千汉军，是由强弓硬弩、钢铁武器和铠甲所武装起来的重装步兵，其核心是征募自荆楚地区的剑客勇士。汉军战士站立于地面，个个高大健壮，拥有良好防护，队伍阵容齐整。

李陵对面的三万匈奴人则是典型的草原轻骑兵。这些匈奴骑兵都来自于匈奴单于的直属部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或多或少地跟匈奴单于或匈奴单于的部落有一定血缘关系。匈奴战士高坐马背之上，松散随意，身上的防护装备稀少，与汉军相比接近裸奔。虽然匈奴战士更能忍饥挨饿、吃苦耐劳，但他们远没有汉军战士高大健壮，因为这些匈奴人很少能吃到肉。

拥有众多牲畜的牧人很少能吃到肉，这听上去像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因为中国史料中常常记载“匈奴之俗，人食畜肉”，许多生活在牧区或去过牧区旅游的人也对牧区便宜美味的牛羊肉有着深刻的印象。

但根据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多次到牧区实地考察的结果与前苏联和国内人类学者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古代牧民吃不起肉，是历史中的残酷真相。至于古籍中笼统认为牧人以肉类为主食的记述，往往来自文人缺乏实地考察的臆想和坊间传闻。现代牧区丰富的肉类供应要归功于现代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贸易经济对畜牧业的全方位辅助和引领。

古代游牧人群难以依赖畜肉为主食。经常宰杀牲畜为食难以维持游牧生计，因此，在近现代之前（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之前），世界上各个类型的游牧经济人群皆普遍依赖乳产品为食。

在人类刚开始畜养动物的早期，也就是在新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经济阶段，畜养动物主要是为了得到肉食。游牧，在人类经济生态历史中，是在采集、狩猎经济阶段之后出现的，其本质是利用草食动物的食性和移动性，将广大地区里人类无法利用的植物转化成人类所需物资。

游牧业与其后出现的传统农业相比，是种极其低效的生产方式。在现代化条件下，在杂类草草地环境下，兼顾最大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最佳草地放牧密度为3.1—3.2只绵羊/公顷。而古代的放牧条件远远比不上现代，因此为了能持续以此营生，几乎所有古代牧人都尽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动物的毛、乳制品，和它们的牵引力。换句话说，当人们学会忍住不吃畜养的动物，而以食乳制品来取代食肉后，游牧经济才得以出现。因为这些牲畜等于牧人生活的“本金”，乳制品等于“利息”。如果牧人以肉类为主食，就等于吃掉了“本金”，几年之后就没有“本金”可吃了。

这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若牧人以畜肉为主食，一个五口之家就必须饲养大量牲畜来维持一年所需的肉食。大量的畜产意味着大量的草食性动物，需要广大牧地来供应其草料；而广大牧地，代表着需要更长程的游牧与更多照料、保护牲畜的工作。五口之家的人力，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数量牲畜的放牧及其他工作，也没法稳固拥有如此大量畜产所需的草场资源。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游牧经济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生存环境险恶，经济循环极其脆弱，无法形成积累。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依赖极大，草场牧草的状况，如生长、产量、营养物质等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气温、水分、土壤墒情决定着草场牧草的高度、盖度，也就决定着草场的载畜量。大草原地区又是影响东亚的寒流的发源地，干旱、低温等等自然灾害多发。现在中国北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家有万贯，带毛不算。”一场大雪，一场干旱——也就是牧民常说的“白灾”和“黑灾”——瞬间就能使最富有的牧人都变成乞丐。更凄惨的是，雪灾情况下运输断绝，同时牧人要尽快转移，所以倒毙的牲畜只能吃掉和带走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只能便宜食腐动物。

所以，在古代，无论多少牲畜其实都无法真正保证牧人的生存。“本金”谈不上增加，相反很容易赔光。为了保证在遭受突来的天灾、畜疫后仍有足够的牲畜可供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数量的牲畜，绝对不轻易宰杀它们来吃。

因此，牧人没有“盈余”的概念。所谓“盈余”，不只是客观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量化差距，更是人们主观上认为扣除生活基本消费后剩余的物资。一个农人能知道他谷仓里有多少存谷盈余，但对于一个游牧者来说，有多少畜产可称为盈余是难以判断的——因为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无法预估。

几种因素影响，肉食成了普通牧民吃不起的高级食品。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檐曝杂记》中记载了蒙古牧民的自述：“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贫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到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逢年过节才杀一头羊，并且还是各家分着吃。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况才出现了一定的改善，但改善的幅度也不大。根据日本人对草原地区的调查发现：1935年左右，一个普通牧人家庭一年消耗20—24头羊，其中10—12头羊出售换钱，10—12头直接食用（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在东蒙牧民每年消耗的100头羊中，31头为自然死亡，8头完纳租税，26头自家屠杀食用，35头用于商品交换。在“满洲国”的“兴安北省”，平均每人每年只食用3.7头羊（《蒙古遊牧経済ニ於ケル羊ノ地位ト綿羊》，辽宁省档案馆藏资料，农业类3591）。

直到上世纪中叶，现代社会条件下，畜牧业与工农业联系异常紧密，并且得到了现代工业、医学以及社会管理的支援，再加上此时国际毛类和肉类市场的大发展，使得游牧地区与定居城镇之关系更加密切。新的运输通讯工具、畜产照料与防疫技术也减少了许多游牧风险。这才大大改变了欧亚草原普通牧民的生活，让吃肉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至于匈奴帝国时代的普通牧人，是很难吃得起肉的。不过就算是乳制品，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也无法真正满足牧人的需求。因此牧人们还需要通过狩猎、采集，甚至农作来补充生活所需。

狩猎是牧人们喜好从事的活动，也能让他们避免宰杀牲畜而仍可得到肉食。牧人的歌谣中经常传唱狩猎之乐，但在现实生活中，狩猎并不是牧人最重要的辅助生计。首先，草原上并不是总有丰富的野生动物可供猎取。其次，在耗费人力的游牧经济模式下，牧人往往格外忙碌而无暇从事狩猎。一般来说，秋季到初冬，牧民的狩猎活动多一些。此时游牧工作较少，兽肉易保存，在薄雪上容易追踪猎物足迹，马也较肥壮。

草原上的大型食草动物都有移栖性，以追寻不稳定的、季节性的自然资源，而匈奴各部落皆有其固定牧地，因此并不是所有匈奴牧民都有机会猎得大型动物。相反，小型动物如松鼠、兔、狐、貂、獾，以及各种鼠类等都是定栖性动物，这才是匈奴人经常猎获的猎物。虽然如此，在同一定牧区过度捕杀小型动物也会造成“射猎无所得”的后果。而且这类小型动物往往带有潜在的危险，那就是鼠疫。

真正支撑起匈奴人生存的，其实是被人们所忽视的采集和农作。采集食物的工作多由女人、小孩来做。可食的植物根茎、野果、野菜、菌菇等等都是牧人的采集对象。民族志数据显示，在添补牧人食物方面，采集常比狩猎更可靠和重要。越是在艰困的情况下，人们便越依赖采集食物维生。

与普通人的传统观念不同的是，其实匈奴人的生活非常依靠农业。中原人的历史文献里常有匈奴储存粟米，以及某年他们的作物收成欠佳（谷稼不熟）或匈奴派军队屯田等的记载。比如“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屯田右地”等等。前苏联与蒙古国的考古学者在贝加尔湖附近也曾发现匈奴时期当地住民的村镇遗址以及谷物、农具遗存。当然，牧人从事的农作大多是相当粗放的。他们只在春季出牧时简单地整地、播种，然后离去开始游牧，秋季回来收成，有多少算多少，遇上干旱也可能毫无收成。

因此，一个普通匈奴人的日常餐桌上，是以奶制品和谷物为主流，辅以采集来的野菜、蘑菇和植物根茎。肉食只有运气特别好或者是运气特别差的时候才会出现。甚至，一个匈奴人的餐桌上如果出现了大量的肉食，那么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的牲畜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除了匈奴贵族，每个普通匈奴人都徘徊于温饱线上，随时面临着挨饿受冻的可能。这也是匈奴人经常对汉帝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农人的生活状况就好得多了。定居的农业经济，提供了更高的生产率和安全性，而且更容易积累资产。虽然他们也会遭遇旱灾和蝗灾的袭击，但土地是不会消失的“本金”，只要不失去土地，农人就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汉武帝发动反攻之前，汉代经过秦末战争后的休养生息，人口从初年的不到一千三百万增长到了大约三千万。但这些人生活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之上，依然还是地广人稀。秦汉以及之前的古典时代，国家规定“一户百亩”，也就是一户五口之家大约有一百亩田地（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市亩）。

汉代随着铁器的普及，牛马耕的推广，肥料的应用，水利的修建，农业亩产得到很大提高。当时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小米）和小麦，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根据原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吴慧先生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的统计，汉代平均亩产能达到三石原粮（未去壳的粮食），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大约是每市亩132公斤。其中亩产较高的是四年五熟的复种田，亩产达3.33石，产量较低的南方水稻田也能达到2.77石。

“石”在汉代是容积单位也是重量单位。被用作计量粮食时，就是容积单位。一石为十斗，一斗为十升。根据出土文物显示，汉代的一升大约能装200毫升小米，一石大约二十升，约是17.5公斤小米。

汉代人一天吃两餐，每人每月的食量（以粝米为准）大体是：丁男月食一石二斗，约今21公斤；大男（十五岁以上的男性）月食一石零八升，约19公斤；大女（十五岁以上的女性）、使男（七岁至十四岁）月食七斗八升，约13.5公斤；使女（七岁至十四岁）、未使男（六岁以下）月食六斗，约10.5公斤；未使女（六岁以下）月食四斗二升，约7.4公斤。已经和现代社会相差无几。

当时汉帝国已经实现了“一人耕而四人食”，即一个成年劳动力除自己以外能养活四个非农人口。综合统计，汉代每一个成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年产原粮1789公斤，汉代每一个农业人口全年的粮食（口粮和其他用粮）需求量为原粮405公斤；汉代城乡人口平均每人一年占有的原粮为496.5公斤。地广人稀加上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汉帝国时代成为了中国古代人均占有粮食量的一个高峰时期。

汉帝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遥遥领先于欧洲。人均产出一直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才被欧洲赶上并超过，而亩产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都未被超越。根据迈克尔·特纳《18世纪英国农业生产率》和富塞尔《18世纪人口与小麦产量》的估计，18世纪初英国小麦英亩产量在21蒲式耳左右，即相当于1英亩产438公斤，折合中国市制，相当于1市亩产72公斤。

因为汉帝国农业生产高度发达，再加上地广人稀，畜牧业非常兴旺。汉代《盐铁论》记载着大畜牧主们“原马被山，牛羊满谷”，普通人家则有“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的盛况。

汉帝国的畜牧业还有着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那就是饲料粮的使用。不管是打仗、运输还是犁地，也不管是牛马驴骡，让牲畜从事大运动量劳动就要喂粮食，只凭草料是无法满足需求的。比如在淮海战役的支勤工作里，对牲畜的配给标准是牛马骡每日小米3斤，草料12斤左右。

《多桑蒙古史》曾记载，蒙古帝国在占据大片农耕地区之后，规定骑兵要配置一两匹用豆料和盐巴精养的马，再加上五六匹不需要粮食喂养的马。可匈奴帝国当时还停留在“马不食粟”的认识阶段，而汉帝国已经开始给军马喂粮食，出战前还要“粟马”。当时，有经验的战士从马粪中是否遗留有粮食的残渣，即可判断该马是哪一方的马匹。依靠农业的定居畜牧业，与依靠天然水草的游牧畜牧业相比，在军马选育和军马素质上拥有着巨大的优势。

除了饲养马匹以发动对匈奴的反攻之外，汉代人还饲养着多种牲畜以专门提供肉食。牛、羊、猪、狗、鸡、鱼为汉代人提供了丰富的肉食。同时史料还告诉了我们，汉代人有一个重口味的饮食爱好——爱吃猫头鹰。

至于汉代人吃肉的频率和数量，我们可以从其家资和物价进行推算。前面曾经说过，汉代人家根据家庭财产被分为“大家”、“中家”和“小家”。家产在十万钱以上的“中家”，是一个涵盖小地主、富农和中农的广大阶层（根据古籍的记载，在居延地区有一户户主名为礼忠的人家。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家”，有田五顷、马五匹、牛两头、牛车两辆、轺车两辆、宅一区、奴婢三人，总资产十五万钱。这个家庭放到现在，算得上一个相当富裕的中产阶级了）。中家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中家以上的子弟才能算作“良家子”，才能当官进入仕途或加入“羽林”、“期门”这样的帝国最精锐禁卫军部队。李陵的祖父飞将军李广，就是以“良家子”的身份从军的。可以说中家是汉帝国的社会中坚，中家子弟也是汉帝国军队的主力与核心。

汉代的物价，我们可从出土的众多汉简和史籍中窥知一二。根据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每石粟是26.25钱。《史记》记载，一石粮食是二十钱。居延和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当中，有较多的价格记载。居延竹简记述，在汉宣帝刘询的时代，粮食最低到了一石五钱的程度，肉价最便宜时到了三钱一斤。敦煌竹简则记述，猪肉是一斤九钱。悬泉置竹简记载，当地的驿站招待路过的一个官员和一个官员随从吃了一顿饭，用去了米六升和肉一斤，这顿饭的价值是十钱。

那么对于资产不到四万钱的小家，情况又是如何呢？董仲舒的再传弟子，汉元帝的御史大夫贡禹，小时候家里很穷，有田一百三十亩，家产不到万钱。这种家产在三万钱以下的免税家庭，自然拿不出多余钱来买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