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粉墨登场

1918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了第四个年头，德国的资源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正迅速滑向全面失败的尾声。协约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在西面向其发起了潮水般的攻势，德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10月中旬的一天，一列满载着德军伤兵的火车驶离西部前线，缓缓穿过德国，朝东部的边界地带开去。那里相对安全：沙皇俄国已因革命和内战而崩溃，退出了与英法的盟约 。

车厢内的几百名伤员里，不少是刚在比利时的一次战斗中被英军施放的毒气熏瞎了双眼的巴伐利亚第16后备团的士兵。其中有一名年仅29岁的下士，是个来自奥地利的志愿兵，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在斯德丁附近的一所医院，希特勒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恢复了视力，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过了些日子，11月10日，有个牧师来到医院，告诉伤员们：在德国国内发生了革命，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共和国；新政府将在次日停战，听任胜利者的摆布……总之，战争打败了。说着说着那个牧师哽咽起来。

初闻战败的消息，希特勒只感到非常痛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不能理解、更不能忍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但同时也极大程度地唤起了他的“政治觉悟”。在他看来——和许多德国人认为的一样——德军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而是背后中了卖国贼的暗剑。那天晚上，当牧师离开以后，希特勒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时，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向那些干出这事的人复仇。希特勒在以后回想起此事时说，在那一刻，“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于是，20世纪一股最凶残的势力在一间冷清的病房里出世了。

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奥地利和德国接壤的边境小城布劳瑙。父亲是那里海关的一个小官员。1895年，父亲奉调前往林茨赴任，全家搬进该城郊外的一个小村子，住在一所漂亮的小农庄里。1903年父亲去世后，希特勒继续与寡母住在林茨，直到她1907年死于乳腺癌。尽管天资聪明，但希特勒在学校里却始终只是名中等生。他除了自己想学的科目外，学业成绩不佳，16岁时没拿到结业证书就离开了学校。虽然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的绘画训练，希特勒却怀有当一名杰出画家或建筑师的雄心。18岁时他毅然前往维也纳，先后参加了艺术学院和建筑学院的入学考试，但都名落孙山，被拒之门外。此后的5年，对这个孤独的青年来说，是一段极其悲惨和贫困的时期。

希特勒没有朋友，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职业或就职目标，不得不靠到处当按日计酬的临时工来谋生，后来改画以维也纳市容为蓝本的明信片出售赖以维持生计。他白天在城里溜达，闲逛，经常光顾为贫民开设的施粥所；晚上的时间用于看戏，睡在廉价的流浪汉收容所里。希特勒也曾认真地寻找过失败的原因，但他从不去正视自己的缺点，只是试图去找出一些客观因素，其途径主要是市面上的各种小报，这些报纸里充斥着狂热的种族主义和对犹太人的憎恨。在此之上，他又加上自己的一些固执的观念和偏见，如对权力的颂扬，对独裁政体的偏爱，对民主、自由和人道的蔑视，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敌视等等。

1913年春天，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动身去了德国。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他重操旧业，画城市风光明信片兜售，但是买卖很不景气，只能勉强糊口。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他的悲惨生涯肯定不可避免地要在监狱中或贫民窟里结束，也可能会自杀。1914年8月， 25岁的希特勒作为志愿者获准加入德国军队。军队和战争恰好给了他最需要的东西：如家一般的安全感和发泄暴力的渠道。他找到了伙伴，得到了住所和膳食，不必再为生活无计而担惊受怕了，更为重要的还是找到了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四年的战争中，尽管希特勒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只升到下士，但作为一名传令兵，他勇敢、热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干得的确很出色。他一共受过3次伤，2次因作战英勇而受奖，其中一次是在1918年8月，被授予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在德国军队里，这种奖赏是很少给予普通士兵的，可以说是无上的荣耀。虽然这一勋章并没有给还是奥地利人的希特勒带来什么物质上的好处，不过却使德国人在精神层面上认同他是自己人，从而使他在未来能够合法地参与到德国的政治生活中。

1918年11月底，希特勒伤愈离开医院重返慕尼黑。战后初期，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一片混乱，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场为争夺对政权的控制的内战已经展开，新共和国没有赢得多少人的尊敬，坚持走中间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建立的民主政体羽翼尚未丰满，深受左右两派政党的轮番攻击：左派方面，德国共产党尝试发动革命，希望建立红色政权；右派方面，容克贵族和大资本家决定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为了镇压左派共产党势力，他们支持成立了许多极端组织，于是，一批志愿军团——如自由团、钢盔团等纷纷出现了。

1919年1月份，共产党在首都柏林举行了一次起义。但由于组织得很差，缺乏军事力量，共和国政府在志愿军团的支援下，残酷地镇压了他们的企图。在一个星期里，共有1000多名共产党及其追随者在巷战中被杀害。德共两位优秀的领导者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逮捕，并被押解到志愿军团的总部，接着遭到一顿毒打。一天深夜，他们被分别从后门带出，扔进汽车，拉到郊外，然后被枪杀。官方宣称他们是“在企图逃跑时”被击毙的。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共和国政府命令对全德国的反对者进行镇压。

在慕尼黑，来自北方的志愿军团在街头四处横行，反共思想、反犹主义盛行一时。希特勒没有参与这些事情，他在3月份回到了原来所在团的营房并一直待在那儿。他注意到慕尼黑有大量右翼政治团体出现，其中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有前途。1919年9月，希特勒参加了这个名为“德国工人党”的组织，成为这个小党的第55名成员。他很快发现自己具有演讲天赋，并开始向听众展示其宣传才能。几个月后，他就控制了这个年轻的政党，成为领袖人物。1921年上半年，希特勒把该党的名称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是德语Nationalsozialist——即“国家社会主义者”——一词的缩写Nazi的汉语译音）。不久，希特勒又开始寻找代表强权的标志。最后，他选定黑色的卐字图案，白色和艳红为背景色。

通过把其他反共和反犹的民族主义社团成员吸收进来，纳粹党成长迅速，从成立时只有68个党员，到1921年11月，已经发展到3000多人。正是在这个时候，希特勒结识了恩斯特·罗姆上尉。此人是地道的行伍出身，举止粗鲁，毫无顾忌。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在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的招募和训练方面具有高人一等的才能。罗姆拉起了一批退伍军人组成了一支纠察队，任务是担任在纳粹举行的集会时维持秩序的警卫，用武力对抗企图破坏会场的政敌。这支队伍最初起了个旨在掩人耳目的名字，叫作“体育运动队”。接着，又做了更为符合实际的改变，换作“冲锋队”（德文缩写为SA）。

在希特勒眼里，冲锋队主要是纳粹党的一个政治、宣传工具，但是罗姆却偏要把它搞成真正的军队。希特勒本能地觉察到，在纳粹党内正形成一股不听命于己的力量。于是，一战中战绩卓著的飞行员、指挥德国最著名的战斗机飞行队的赫尔曼·戈林上尉，被希特勒请来担任冲锋队头子，借以制衡罗姆的势力。此外，希特勒还给自己搞了一支私人卫队。他们自称“本部警卫”，宣誓用生命保卫希特勒不受任何内外敌人的伤害，后来，希特勒给它取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卫士们头戴饰有骷髅的黑色滑雪帽，身穿灰色上衣或夹克，臂套镶黑边的红色卐字袖章，以示有别于冲锋队。

希特勒突击队的人数在100名左右，但是核心的贴身侍卫还是由一群他所信任的人担任。其中包括一个屠夫、一个钟表匠和一个马夫，领头的则是一个侏儒般的文具商，他们分别充当希特勒的副官、保镖、司机和侍从。不管希特勒上哪儿，他们都会揣上“打火机”和“橡皮”——手枪和橡皮棍的隐晦说法——随扈左右。后来在1923年11月的“啤酒馆政变”中，这支队伍将接受真正的战斗的洗礼，并付出鲜血的代价。

德国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混乱等问题尚未解决，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又要面对一个新的危机。从1919年1月起，胜利的协约国代表汇聚巴黎近郊的凡尔赛，起草了一份报复性的和平条约，企图彻底地清算德国。这项文件内容多达440条，字数达7.5万字，看来是要把一个骄傲的民族削弱成一个二、三流的国家。该条约一开始就是军事上解除武装的条款，接着提出了巨额的赔款要求和其他经济制裁，同时还迫使德国割让领土的13%和将近650万的国民——在东面，从德国东部划出一条狭长的走廊地带给波兰，在后者与波罗的海之间建立起通道，从而把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分隔开来；在西面，一些边界地区也要划归法国和比利时，而且，莱茵河以西的土地（即莱茵兰）必须非军事化，并要被协约国占领15年。

所以，当条约的内容在1919年5月7日公布时，德国人有震惊、沮丧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义愤填膺，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因为，他们曾经希望废除德皇，实行议会民主制可以缓和制裁的程度。德国政府也指出和约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试图拒绝这些苛刻的条款。但协约国的封锁已使德国物资日渐枯竭，如果拒签，国家将面临驻扎在莱茵河边英法美重兵的入侵。只有接受这耻辱的条约，别无选择。在规定的最后限期届满19分钟，德国方面屈服了。1919年6月28日，德国正式签订了令它痛恨的条约。

共和国政府因其接受了屈辱的《凡尔赛和约》而遭到了德国公众的攻击，人们把心中的愤怒转变为对民主政体的猛烈批判。随着尖锐的批评声不断增大，政府发现威胁它生存的因素已经由左翼转向了右翼，而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具有深厚传统的旧帝国的军队——它已经改编成了共和国的国防军。和约限制了这支军队的规模，人数只有11.5万，其中陆军10万；而且，普遍义务兵役制被废除，总参谋部被解散，军事院校被关闭；此外，还禁止其装备飞机、坦克、潜水艇和生产毒气等等。

1920年初，德国政府按照和约规定开始裁减军队和志愿军团，许多失业和不满的旧军人便转入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中，和激进的右翼分子联合在一起，进行重新武装，并秘密训练，一心想着颠覆共和国。一年后，他们中的一些狂热分子成立了所谓的“执政团”组织。在假冒的木材生产公司的掩护下，他们开始了“生意”——恐怖活动。在此后的3年里，“执政团”先后一共策划、实施了376起政治谋杀。

第一批受害者中有前国务秘书马蒂亚斯·埃茨贝格，他在1918年11月代表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1921年8月的一个下午，当他在德国西南部山区度假时，一个杀手将一打子弹射进了他的身体。1922年6月，又一名刺客将氢氰酸喷到了第一个宣布共和国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的眼睛里，他好不容易才保住了视力。3周后，该组织的另2名成员还实施了另一起谋杀：他们袭击了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的坐车，用手榴弹和手枪打死了他，就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保守的商人曾给自由团提供过政治捐款。

众多袭击事件发生后，领导人们的安全保卫工作才得到加强。之前的保护措施粗枝大叶，非常简单，仅仅只是由一名司机、一个助手和几个警察组成；如今，则要严密得多。拉特瑙被刺后不到五天，柏林警察局成立了一支由刑事警察组成的专门保卫政府首脑的队伍，受总理直接领导。任何威胁都会得到认真对待。所有向部长邮寄恐吓信的人都会遭到警方的调查。总理府的安全保卫体系也得到了改进——除了加派一辆汽车来护卫总理的专车，还有一名专门的警察，总理外出时，他就坐在总理的司机身旁。在遇到袭击的情况下，他有权力命令停车或以最快速度驶过危险点。

另外，相关部门开始根据要求派员警戒政府大楼和设立巡逻岗哨，平常只派少数人，有国务活动时相应多一些。这些措施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22年冬，一个来自德累斯顿、名叫维利·舒尔策的商人被发现持有2把手枪，他供认想要刺杀时任德国总理的约瑟夫·维尔特。几年之后，一个寄给海因里希·勃鲁宁总理的简陋的爆炸装置被截获。不久，一个女刺客又在总理府楼内被抓获，当时搜出她身上藏有一把28厘米长的匕首。这个女人是从侧门混进来的，直到上了3楼才被捕。

在混乱和恐怖的气氛中，还有一个因素也在威胁着共和国的政治命运，那就是通货膨胀。国库已经亏空，政府在军队复员和恢复经济上的花费产生了新的开支，造成了长时间的财政赤字。共和国政府在受市场的压力而不得不减低税收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大量印制货币来弥补不足，从而促使马克不断贬值，而且下滑得越来越快。到了1923年，危机终于爆发：马克的市值犹如脱缰之马急剧下跌，达到了1美元兑换4.2万亿马克这个惊人汇率！

难以置信的通货膨胀使德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了一场噩梦。物价无止境地猛涨，商品也越来越紧张。许多家庭发现，把纸币烧掉照明或取暖也比用之购买蜡烛或煤炭来得划算。大多数德国人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工人和中产阶层陷于贫困，自杀率不断上升，但同时，投机奸商们却大发横财，越来越富有。法律遭到嘲笑，传统和道德不再受到尊重。德国人民束手无策，无依无靠，感到非常绝望，情绪日益激化，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共和国的无能，并且越来越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来统治国家。

纳粹党员这时已经达到大约3.5万人了，而冲锋队的人数也增加到1.5万。这一令人惊异的迅猛发展使希特勒的情绪高涨起来，开始打算去冒险发动推翻共和国的政变。冲锋队也跃跃欲试，等着前进的命令，随时准备疯狂地大干一场。罗姆告诉希特勒，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的队员将脱离他的指挥自由行动，去追随愿意率领他们前进的任何人。

机会来了。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集会时，希特勒带着全副武装的冲锋队破门而入。他威胁专员古斯塔夫·冯·卡尔入伙，后者只好表示支持。希特勒毫不怀疑地释放了他，让其命令警察也参加暴动。然而卡尔根本无意履行被胁迫许下的诺言，一离开啤酒馆就下令坚决镇压叛乱。政变实际上已经失败了。但是希特勒仍不死心，决定天亮后率领冲锋队向慕尼黑城内进发，以期唤起民众支持。但第二天上午，当“起义”队伍行至市中心的英烈祠前时，被警察开枪武力驱散，交火中共有14名纳粹分子被打死，其中5人是希特勒突击队队员。

希特勒逃之夭夭，两天后在城郊的一所住宅里被警察抓获。1924年春天，慕尼黑法庭以叛国罪起诉了他。希特勒看似完蛋了。然而，他很快恢复了元气，甚至反败为胜。审判给他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他为自己和纳粹党捞取了一笔宣传资本。希特勒丝毫没有忏悔之意，他用滔滔的雄辩阐述了政变的意图是“旨在使国家摆脱叛逆”，以此来证明其所作所为非但没有危害国家，还代表了国家的利益。这一说法打动了法庭，以致审判长认为没有必要去指责他。最终，希特勒只被判处了最轻的徒刑——5年监禁，并在表现好的情况下可以酌情减刑。事实上，希特勒在监狱只服了9个月刑，到1924年12月就被赦免。

出狱后，希特勒给自己订立了两个目标：强化纳粹党和通过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然而，两者花的时间都比他预想的要长。在他被捕和服刑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发生了变化，这个国家正在平静下来，共和国面临的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一部分原因是美国银行的贷款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货币回稳，工商业又繁荣起来，就业率上升。战争赔款已减少到可以容忍的程度，协约国军队也撤出了莱茵兰。不仅共产党，甚至连保守的右派也可以与共和国妥协共处了。尤其是在声望极高的原德皇的元帅保罗·冯·兴登堡被选为总统后，国家局势日趋稳定。在国会大选中，温和的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提高了30%，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得票数下降了一半，其中纳粹党只得到了3%的选票。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将主要精力投入在纳粹党的全面恢复之中。1925年，希特勒重新成立了冲锋队，并命令淡化了它的军事特征，而侧重于体育运动和宣传鼓动；但他们还可以继续主动出击，在工人区举行具有挑衅性质的游行，挑起与共产党的斗殴，通过此种伎俩来扩大舆论影响，用武力镇住群众使他们顺从。突击队——本部卫队也得以重建，后来改称“党卫队”（SS）。首批队员一共8个人，几乎都是原突击队的成员。他们仍旧穿突击队制服，只是取消了原来的灰上装，代之以这时刚成为纳粹党标志的褐色衣衫，系黑色领带。

1925年9月，党卫队发出了“第一号通知”，要求各纳粹党所有地方支部也建立党卫队分队，规定它们应是小型、精干的队伍，至少设1名队长和10名队员，只有首都柏林可以设2名队长和20名队员。申请加入党卫队的人必须通过严格筛选，只有“最优秀、最可靠的党员”才会被考虑。年龄限于25～35岁，有2名介绍人，在当地要正式居住满5年，还要身体健壮，并“对好酒贪杯、多嘴饶舌和有其他毛病的人一律不予考虑”。最重要的是要绝对忠于希特勒，值得信赖。

因为党卫队有名额限制，其人数不得超过冲锋队的十分之一。所以到20年代末，它仍然只是个规模不大，甚至无关紧要的组织。其成员也不过区区280人，而冲锋队却已有6万人之众。直到希特勒委任海因里希·希姆莱任该组织的领导——党卫队全国领袖时，它才慢慢壮大起来，并逐步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价值。虽然党卫队在形式上隶属于冲锋队，但实际已获准各自分开，甚至在制服上也已显示出党卫队有别于冲锋队的独立性：队员们统一头戴黑帽，身穿黑色衣裤，系黑领带，脚蹬高筒黑靴，只有衬衫仍是褐色的。

不过此时，希姆莱领导的党卫队和纳粹党一样，影响力都微乎其微——1929年4月，缴纳党费的党员约有15万人——没有几个德国人把他们要上台掌权的自我吹嘘当回事。然而，1929年10月24日那个“黑色星期五”，美国发生了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事件，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德国受到冲击，受害尤甚。美国银行不再提供新贷款，并且开始收回旧债。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许多德国企业破产倒闭，失业数字猛烈上涨。社会动荡不断加剧，很快便发展成为国家危机。

由于产销萧条，政府税收减少，而救济的支出却增加了。在如何平衡国库亏空、是提高税收还是减少支出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各党派的大联合也全面崩溃了。当时的德国由中间派和右派政党统治，政府总理是海因里希·勃鲁宁。由于无法争取到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为了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勃鲁宁在1930年7月请求兴登堡总统批准解散国会，于当年9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这是个无法弥补的错误。勃鲁宁原本指望选举后可以在国会中得到稳定的多数席位，从而把国家从经济恐慌和政治混乱中拯救出来。但是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选举的结果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希特勒做了认真的准备。早在1926年11月，他就已任命约瑟夫·戈培尔博士为柏林的纳粹党地区领袖。作为崇拜希特勒的一名狂热信徒，戈培尔忠实地贯彻着希特勒的指示，奔走于德国各地从事宣传工作，在对群众的鼓动中施展出浑身解数。由于经济困难，公众惶恐不安，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接受对共和国和犹太人的攻讦。希特勒许诺要让动荡不定的国家恢复秩序，由此便如磁石一般吸引来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结果，纳粹党的得票率成倍上升，赢得了18.3%的选票，一跃成为国会内的第二大政党；而两年前，它的得票数只有2.6%。社会民主党仍是国会中的最大党，但和其他党派一样，由于一些追随者倒向共产党失掉部分选票，基础受到严重削弱。

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惊人的胜利是纳粹党的一个转折点。政府和军队中的一些右派人士可能不喜欢纳粹党粗鄙的做法和作风，但却不得不承认它的确唤起了多年来受到压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感情。有些人甚至在考虑，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用来团结人民，领导德国摆脱共产主义的威胁，摆脱民主政体的软弱无能，恢复原来的地位，并再一次使德国军队成为一支强劲、伟大的武装力量。当他们邀请希特勒去柏林的电报传到慕尼黑时，希特勒欣喜若狂地叫道：“他们终于承认我是谈判中的一个平等伙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