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成长的轨迹：早年岁月

坚韧无情：贵胄世家与少年军校

柏林西南20余公里处有一条蜿蜒动人的哈弗尔 （Havel） 河日夜不停地缓缓流淌，河畔有一座汇聚了普鲁士-德国建筑艺术精华的历史名城波茨坦（Potsdam）。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上，波茨坦之于普鲁士，就像温莎在英格兰的地位一样显赫，自1745年腓特烈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在此兴建皇宫以来，历代普鲁士帝王均居于此间，一直到1918年末，帝国末代皇帝逃亡荷兰为止。规模浩大的“无忧宫”（Sanssouci） 像一幅由森林、绿地、花园、宫阙、雕塑和喷泉组成的精美画卷，优雅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环绕皇宫分布着一座座或雄伟、或精巧、或豪奢的城堡，居住着皇亲国戚、将领和贵族世家，以及皇室的近卫军。1897年1月14日，曼陀菲尔就出生在其中的一个城堡里。这座城堡虽然不若皇宫那般富丽堂皇，却也雄壮考究，周边遍布如茵绿地和参天大树，庭院前的花团锦簇与雕塑喷泉交相呼应，宽大明亮的城堡内则摆满了名贵家具、精美银器和来自东方的瓷器与工艺品。城堡大厅的四壁挂着许多珍稀的油画，最醒目的是一幅硕大的腓特烈大帝肖像，还有环伺其侧的诸多普鲁士名将与英雄的画像，显示出这个家族与普鲁士王室和军队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曼陀菲尔家族是普鲁士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公元1287年的波美拉尼亚 （Pomerania） 地方文献就有其先祖活动的记录。 此后几百年间，门庭显赫的曼陀菲尔家族产生了众多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们侍奉辅佐着从威廉选帝侯 （Frederick William） 到腓特烈大帝再到其后世子孙的历代帝王们，力助普鲁士崛起于贫瘠的沙丘平原，在造就令欧洲敬畏的普鲁士军队及其精神的过程中，留下了曼陀菲尔家族的赫赫声名。19世纪的两位曼陀菲尔恐怕是这个贵胄世家中最出名的：其一是生于1805年的奥托·西奥多·冯·曼陀菲尔 （Otto Theodor von Manteuffel），他于1848年成为勃兰登堡大公的内政部长，并在1850至1858年间担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部长。这位曼陀菲尔1850年被授予柏林荣誉市民称号，市内一条大街冠以其名，1869年时，威廉港的一条大街也被命名为“曼陀菲尔大道”，国王威廉一世亲自主持了命名仪式，以表彰他在宪政改革方面的杰出贡献。另一位曼陀菲尔是出生于1809年的埃德温·冯·曼陀菲尔 （Edwin Freiherr von Manteuffel），他与前一位曼陀菲尔是堂兄弟，自幼一起长大，但成年后选择了军旅生涯，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因率部攻克符滕堡 （Wurttemberg） 而被授予“蓝色马克斯”（Pour le Mérite）普鲁士最高战功勋章。在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他率领的南方集团军在战胜法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就此易手，威廉一世也在凡尔赛宫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完成统一后的德国自此以“第二帝国”之名出现在历史上。除将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领袖晋升为元帅外，威廉一世还派遣外交才能颇为不凡的曼陀菲尔代表自己出使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历史学家克雷格（Gordon A. Craig） 曾这样写道：“在19世纪的德国史上出现的所有政治家型的将军中，曼陀菲尔无疑是最令人感兴趣，争议也最大的一位……他之所以未能取得后来俾斯麦的彪炳地位，可能仅仅是因为他那极强的个人虚荣心和勃勃野心造成了别人对他的不信任。曼陀菲尔总是有意模仿义巴敏诺达 （Epaminondas）、汉尼拔 （Hannibal） 和华伦斯坦 （Wallenstein） 等历史上的巨人，就连他自己的拥趸和崇拜者也时常对之感到厌恶或忍俊不禁；俾斯麦常恼火于曼陀菲尔的自负和虚荣，曾轻蔑地称之为‘一个荒诞不经的下士’……如果说曼陀菲尔一生都在追求卓越和伟大，那么他这么做的原因，仅仅是他认为自己的伟大会为他提供更好地尽忠国王和国家的机会。” 曼陀菲尔很长时间都是德意志政坛和军事生活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人们一般认为正是因为铁血宰相俾斯麦视其为最强劲的对手，才在1879年将之排挤和赶出政治中心柏林，外放到阿尔萨斯-洛林担任总督。同时代的一位普鲁士将军施魏尼茨 （Hans Lothar von Schweinitz） 曾说曼陀菲尔“对国家的爱就像燃烧的烈火一样；对高贵和崇高既虔诚又热情的追求充满着这个真正的普鲁士人的心胸；基督教徒的谦恭和心灵的伟大统一在这个人身上，也使他成为拥有所有普鲁士伟人都具备的那些美德的一个典范。”

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元帅于1885年辞世，但他的战争经历、传奇事迹和历史地位极大地影响了12年后出生的哈索·冯·曼陀菲尔，也是后者一生的荣耀和效法的榜样。哈索的父亲埃卡德·冯·曼陀菲尔（Eccard von Manteuffel） 是一名退役陆军上尉，与母亲苏珊娜 （Susanne von Manteuffel） 育有两子三女，哈索排行第三。 关于父亲，曼陀菲尔在战后的回忆录中甚少提及，只是说过幼年时与父亲及其战友的接触早早激发了自己投身军旅的想法与热情。当父亲1904年1月撒手人寰之时，7岁的曼陀菲尔已是当地维多利亚文理学校 （Victoria Gymnasium） 的一名二年级学生。虽然幼年丧父深深刺痛着他的心，但在这所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学校里，他结识了一些家境相似、军官父亲也同样早亡或战死的朋友，这多少给他幼小的心灵增添了一些慰藉。母亲苏珊娜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凭借着优越的家境和深厚的社会关系，她精心照料子女，培养他们养成坚韧的性格和独立自强的品行。幼年的曼陀菲尔也早早养成了重视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习惯，他的德语、法语、历史和数学等必修科目的成绩非常优异。按照规定，学生稍微年长后可以选学德语和法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如英语、希腊文和拉丁文等。曼陀菲尔对英语的兴趣远胜其他，数年后进入少年军校和高级军校后又一直勤学不辍，幼年奠定的坚实基础使他精通了这门语言，以致于当他晚年向驻扎在德国的美军演讲时，美国人无不惊讶其英语的流利程度和对语言微妙细节的把握能力。

求学的日子里，曼陀菲尔虽然心无旁骛地执着于学业，但学校组织的参观和郊游活动，还是令他一再震撼于波茨坦林立的洛可可风格和新古典时代的辉煌宫阙，还有站在小山之巅远眺哈弗尔河时那种摄人心魄的美。晚年的曼陀菲尔在回忆1918年冬一战结束后返回波茨坦时，曾感慨自问：“眼前的那些小山，是否还是我儿时记忆中的旧识？” 1944年秋，新晋装甲集团军司令官的曼陀菲尔再次回到波茨坦，他一路追寻着儿时的记忆，却只能面对着战火损毁的宫阙和满目的残垣断壁唏嘘不已。在他的记忆中，20世纪初的波茨坦无疑是一个美仑美奂的地方，圣尼可拉斯大教堂 （Nikolaikirche） 的穹窿屋顶令他想起了油画名作《圆桌》（Tafelrunde），画中所绘的腓特烈大帝与伏尔泰等一干顾问近臣齐聚无忧宫大理石厅的场景，依然令他无限向往，而这座教堂的建筑师、同时也是普鲁士铁十字勋章设计者的申克尔 （Karl Friedrich Schinkel），更在他心目中有着英雄般的地位。的确，生活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之都，很容易让成长中的青少年产生探究历史、研习建筑与绘画艺术的愿望，但对曼陀菲尔来说，最具神奇吸引力的，还是莫过于大教堂左边的近卫军军营，以及那些服饰华美、军容威严、枪刺闪着凛光的近卫军军人。在皇帝每年生日那天举行的盛大游行上，站在路旁向阅兵队伍挥舞小旗、雀跃欢呼的孩子中，总有曼陀菲尔矮小的身影。

随着时光的流逝，曼陀菲尔即将小学毕业了，在决定是进入普通中学还是选择从军的问题上，小小年纪的他肯定地告诉母亲，自己想进入预备军校成为一名少年军校生，以便来日加入普鲁士军队并成为父亲那样的军官。虽然母亲并不惊讶儿子的想法，毕竟这个家族的男丁几百年来身上都流淌着报效国家的热血，家族的显赫门庭也奠基于追随帝王南征北战的传统，而且军官团仍是当时社会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阶层，但当她看着刚满10岁的儿子满脸稚气的面庞时，仍在怜惜之余踌躇不决。曼陀菲尔虽在同龄人中显得瘦小赢弱，但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甚至因为矮小和缺乏力量而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自己，以机敏睿智和攻击性来弥补身材的缺陷。在曼陀菲尔的一再劝说下母亲打消了疑虑，他也得以在1908年4月进入萨勒河畔瑙姆堡 （Naumburg und der Saale） 的预备军校学习。巧合的是，当曼陀菲尔来到这里时，一位名叫莫德尔 （Walter Model） 的17岁青年刚在当年2月离开瑙姆堡，前往尼斯 （Nesse） 军校学习。莫德尔当时已被有条件地接受为第52步兵团的候补军官，二战中他不仅成为隆美尔 （Erwin Rommel） 之后德军最年轻的元帅，其轨迹也将与曼陀菲尔多次交汇。

在描述曼陀菲尔的少年军校生活之前，有必要先简略交代一下1918年前普鲁士-德国的军事教育体系。171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将柏林的各军校整合为一，在郊区的里希特菲尔德（Lichterfelde） 建立了普鲁士候补军官团 （Prussia Cadet Corps），专门招收11至18岁的男性青少年就学，并将其领导权交给了未来的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候补军官团的主要任务是为有志成为军官的贵族子弟提供必要的教育，从开办之初起压倒多数的生源都是贵族世家或军官子弟。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效法，俄罗斯1732年建立的贵族候补军官团 （Russian Nobel Land Cadet Corps）、法国1751年建立的巴黎军校 （Ecole Militaire）、奥地利1752年在维也纳新城建立的特雷西亚 （Theresian） 军校等，都有着模仿普鲁士军校的浓厚气息。经过百余年发展和变迁，当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击败了法国、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之后，普鲁士军队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其职业军官的教育训练体系也日臻完善，形成了以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为核心、8个预备军校向其输送15岁左右军校生的完整体系。 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被称为“高级军校”（Hauptkadettenanstalt），8个预备军校则分别位于戈斯林 （Goslin）、波茨坦、瓦尔施泰特（Wahlstedt）、本斯堡 （Bensberg）、普隆 （Plon）、奥拉宁施坦因 （Oranienstein）、卡尔斯鲁厄 （Karlsruhe）和瑙姆堡。曼陀菲尔就学的瑙姆堡军校创建于1900年，是建立最晚的一个，也因之拥有各种最新式的设备、军事和体育训练设施，堪称条件最现代化的一个。按照普鲁士军队的条例，一个军校生从进入预备军校到毕业离开中央军校共需9年，从最低一级到最高一级相应分为9级，每级学业为期一年，包括起步的第6级 （Sexta）、第5级 （Quinta）、第4级 （Quarta）、下第3级 （Unter-tertia）、上第3级 （Ober-tertia）、下第2级（Unter-secunda）、上第2级 （Ober-secunda）、下第1级 （Unter-prima） 和上第1级 （Ober-prima）。 预备军校涵盖第6级至上第3级，其余课业属于高级军校，而后者还有一个称作“精选级”（Selecta） 的层级，极少数能力卓越、身体强健且足够成熟的候补军官，有资格从这一层级被直接授予少尉军衔，当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欲进入预备军校的男孩子必须通过严格的体检以及德语和算术考试。根据学生支付学费的状况，预备军校将申请者分成四类，其中能获得全额或部分学费豁免的一类被称为“皇家少年军校生”，特指普鲁士军官子弟，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丧生、或因战场伤病而后亡故的军官之子。对此类申请者，皇帝本人对录取委员会的决定拥有最终否决权。每个预备军校全部四类学生的年录取额为220人 （规模稍小的普隆军校只能接纳150名学生）。曼陀菲尔进入瑙姆堡军校时无疑属于“皇家少年军校生”这一类，他还是所有人中年纪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这曾让他一度非常受挫，花了好一段时间才让大家习惯了他这个“小不点”。曼陀菲尔和同学们被编成两个连，各级军官均为现役军官，而军士长和班长则由高年级学员担任。从理论学习的内容来看，预备军校与普通中学没有本质区别，军事课程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普鲁士军方相信“在年轻人真正接触到实际战场之前，修习军事职业的理论不会有多大益处。当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调遣连营级兵力，甚至在阅兵游行上也从未见过这么多士兵时，阔论战术原则又有何益？”当然，这种学校与普通中学最大的区别在于更强调严格的纪律，灌输对皇帝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身为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以及在体育锻炼中强健身心。在军方看来，培养学员的良好品行、领导能力和才干、忠实服从、精于军事演习和身体锻炼等，无疑比帮助他们获取知识或养成分析推理的能力更加重要。

虽然无从得知曼陀菲尔在瑙姆堡军校的具体表现，但他显然系统修习了宗教、德文、法文、英文、拉丁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地形制图、徒手画等一系列课程。他在战后回忆说瑙姆堡本身就是一座堡垒式的大军营，而军校却是一所“先锋式”军校，萨勒河为他们提供了夏天游泳划船、冬天溜冰滑雪的天然场所，崭新的体育设施给童心未眠的孩子们以尽情玩耍的机会，而学校旁矗立的圣彼得和保罗大教堂 （St. Peter and Paul Cathedral） “藏有无数的艺术珍宝，让每一个少年军校生都能日日见证鲜活的德意志历史。” 曼陀菲尔没有提及的是，所有普鲁士军校奉行的都是“斯巴达式”的军事化训练—近似刻板的例行日程，风雨无阻的户外操典、演习和体育锻炼，饮食不得过饱，穿衣禁绝过暖，行为举止必须符合规范，体罚惩处毫不容情……当然，预备军校的宗旨就是将这些孩子培养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和效忠皇室的军官和德皇麾下的忠勇战士。预备军校对正处于性格形成关键期的青少年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事实上，普鲁士候补军官团最强调的就是青少年性格的养成和发展，他们千方百计地将体育、学术和宗教等揉合在一起，力图在每个未来的军官团成员身上打下烙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德军元帅伦德施泰特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他在寒冬时节也仅在军服外罩上一件老旧的薄夹克，当属下问他为何不添置一件保暖外套时，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将不无骄傲地宣称自己“从预备军校起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1911年，曼陀菲尔在完成了前述“上第3级”的考核之后，进入了在普鲁士-德国军事史上有着独一无二地位的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1920年初，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曾被勒令解散陆军参谋本部、关闭柏林战争学院和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当年3月当中央军校关门时，时任陆军总司令莱因哈特 （Walther Reinhardt） 将军曾在这里发表了告别演说：“……普鲁士候补军官团的精神实乃陆军之精髓。它的目标就是促成生机勃勃的竞争，养成健康的身心，培养对上帝的信仰，积淀对同僚的忠实真挚感情，提倡像珍惜生命那样珍视荣誉，居于所有这一切之上的就是热情洋溢，因为没有热情就无法达成任何伟业。”莱因哈特甚至将这些体现在普鲁士军人身上的特点视为推动德国历史演进的引擎。曼陀菲尔终其一生都对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充满真挚的感情。1906年毕业于此的二战德军元帅曼施坦因，在其回忆录第2卷中也曾对这所军校流露出怀念之情，声称这里的教育经历养成了他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塑造了其绝对服从命令、珍视战友之谊等最主要的价值观。

1911年春夏之交进入中央军校的曼陀菲尔，不幸又成为学员中年龄最小、身材最矮的一个—14岁的他体重不足百斤，身高仅有1米42，仍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中央军校将学员编成2个营，每营各5个连，曼陀菲尔被分配在第2营第7连。所有营连长都由现役少校和上尉担任，各连负责具体训练和督导的均为现役中尉或少尉，此外军校还任命了一批已获士官军衔的高年级学生，每人负责照料100名新学员。曼陀菲尔有一位同样出身贵族军官家庭的好友，有意思的是，他与这位好友在身高上堪称两极—列队时两人分列两头，曼陀菲尔说自己可以直着身子从好友张开的双臂下走过，而且还不会碰到对方！正因如此，校方不得不把发给他的几套军服全部改短改小，就连他的毛瑟枪也进行了改装，否则装上刺刀的步枪对他来说实在是过于沉重。19世纪中叶曾在瓦尔施泰特军校学习过的老帅兴登堡 （Paul von Hindenburg） 曾说：“一个军校生如果只精于学业，那他也不会被其他学员和军官高看一眼，除非他在体育锻炼和演习中同样出类拔萃。” 这种传统不仅从兴登堡就学的时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也在所有候补军校和中央军校盛行。曼陀菲尔是个品学兼优的优等生，也极其重视体育运动和锻炼身体，因为他深知弥补身体缺陷的途径除了机敏狡黠和个性强悍外，还在于比别人更勤奋地运动和锻炼，并在其中高人一筹。他十分喜爱击剑和马术，但对游泳一直心怀畏惧—据说在他完全掌握游泳技巧之前，教官曾将他从跳台上一把推入池中，结果手忙脚乱之余沉入池底，这次经历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恐水的阴影。中央军校的课程在深度和广度上完全按照普通文理中学的教程展开，尤其偏重现代语言、数学和历史。1903年4月至1907年2月在中央军校就学的古德里安 （Heinz Guderian） 曾回忆说：“这种教育为我们而后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的教育水平绝不亚于同级的民办中学。” 曼陀菲尔在战后也积极肯定所受教育的水准：“……我们的教官都是些从事军校教育多年的人，他们深知年轻人想学什么。在一般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我们获得了不少新知，其内容对应于文理中学的课程。如果说在科学训练方面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有些年级的此类课程过短，而这大约是由于授课教官多为年长者，不像年轻教官那样对科学新知充满热情……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候补军官团的经历绝对为陆军初级军官提供了卓越的教育基础和军事训练。这经得起任何人、任何时候的怀疑与偏见。当然，这种机构的严格纪律和目标都是为培养未来的职业军官而设计的，在任何情况下，它在体育教育方面都远胜民办学校。” 曼陀菲尔和古德里安等之所以为所受的军校教育大加辩护，主要还是因为1860年以来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在他们看来毫无根据的偏见，即“从民办学校走出来的候补军官，无论是贵族还是中产阶级出身，往往比来自军校的候补军官受到更好的教育，即便前者中有部分人并未完成全部高中学业……相形之下，军校出身的军官不仅受到次等教育，而且由于年轻时经常在身体和情感上遭受残酷虐待，他们日后在面对人类的苦难时往往持有冷酷无情的态度。”

从预备军校到中央军校一路走出的曼施坦因、古德里安和曼陀菲尔等一干日后的德军名将，自然不会认为军校教育的水准逊于普通文理学校。说他们年轻时经常遭受身心情感上的残酷虐待，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与事实相去不远的是，他们在这些方面经受磨砺的程度远胜他人，结合这批将领对待战争和生命的态度与表现，确有理由相信他们在早年的成长岁月里形成了坚韧自律、不屈不挠乃至冷酷无情的性格。古德里安虽称赞自己所受的军事教育建立在宽容和公正的基础之上，但也坦承其“极为严酷和单调，只适合普通之辈，并不适合抱负远大之人。” 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中被希特勒清除的纳粹冲锋队首领罗姆（Ernst Röhm），早年曾在巴伐利亚军校学习受训，他回忆说：“……我们这些学员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最残酷的对待。记不得有多少次当一天的训练完成后，我们拖着完全被击垮的身体踉跄着回到军营。有一次我们大家都在演习中昏厥，所有人都被送进诊所，后来才慢慢恢复过来。” 德国历史学家特韦雷特 （Klaus Theweleit） 对此曾评论道：“昏厥或任何相关的状态都不是偶然的。看起来这都是训练计划的一部分。”特韦雷特还根据一位学员的亲身经历，将普鲁士候补军官学校描述为“一座大监狱”，“学员们生活在囚笼之中，他们没有权力离开这个监狱，只有那些严格遵循控制法则的人才能得到这种奖赏。” 他还写道：

“‘囚犯’之间的关系毫无例外都是等级性的。当一个学员进入普鲁士军校时，他在该体系中的位置最初由年龄决定，而他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位置。所有学员都在这个森严的排序体系中占据某个位置，每个人都清楚哪些人在他之上、又有哪些人在他之下。每个人都有权力支配和惩罚居于其下的人，也都有责任服从压在他们头上的学员。处于最底层者必须找到自己能支配的人，否则他本人也就完了。如果某个学员未能向居于其下的人施展权力，那他就会受到鄙视或被降级……学员们从来不会得到指令，只有在知道规则的他人做出反应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举止违规了。每个新来者虽然机敏程度略有差异，但都无一例外地重复着先到者曾犯过的错误；而这些先到者显然也意识到，并且非常欢迎惩罚后来者的机会，就像他们自己当初经历的那样。这里的公正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受到平等折磨的基础上的。这一原则被严格遵循，没有任何错误可以原谅。针对犯错学员的惩罚完全是体罚……年纪虽小但足够勇敢的孩子如果敢于反抗和保护自己，那他就会受到尊重。但是，即便他们靠拳头偶尔赢得了与年长孩子的较量，体罚仍是大孩子们的特权……军校的每次训练都务求达到极限，直到疼痛感变换为愉悦感为止……如果说学员们有什么可以选择的话，那也不过是选择不同的体罚方式而已。”

一位与曼陀菲尔年龄相仿、曾在军校苦苦挣扎的学员曾这样写道：“最终，我发现自己活在一种绝对孤独中。有时候，我那从绝望和悲哀中产生的热情完全被这种最痛苦的孤独感所征服。我那些不相干的所有感觉中，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异常而又无处不在的冷酷无情。这是军校这个完整机器背后的全部目的所在。军校连同它所灌输的一切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也许留下如上文字的这位年轻人向后人描述的是普鲁士军校更真实的图景。虽然曼陀菲尔从未对严酷的斯巴达式教育和训练发表任何微词，也无从得知他如何在残酷的竞争和倾轧中先是力求生存、而后被群体接受、最后发展到追求卓越，但他显然幸存了下来，而且还逐渐形成了坚韧强悍、冷酷无情的性格。在回顾即将结束的军校受训生涯时，罗姆曾如释重负地写道：“……一个候补军官被要求将自己的职责履行到极致。不管这个要求看起来多么令人痛苦，它当然是非常适宜的。我们所受教育的指导原则就是，当一个军官向战士提出要求时，他不仅自己要身体力行，还要比属下做得更出色。我经常满怀感激地回顾自己在军校学到的那些教训。” 类似的话语在曼陀菲尔本人的回忆录中也时有闪现，“从不要求属下去做自己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不仅是他对自己的一项要求，更是他日后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的一项特质。

当一次大战在1914年夏爆发之时，17岁的曼陀菲尔正在中央军校进行第四年的学习。8月2日，德皇下达了全国动员令，次日对法宣战，闻听这一消息的德国人普遍欣喜若狂，一个叫希特勒的年轻人也和其他德国士兵一样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兴奋异常。380万常备军和后备役官兵戴上钢盔，扎紧武装带，搭乘着一列列或西行、或东进、或南下的列车，从各处奔赴前线。在火车短暂停留的各个车站，处处可见鼓掌喝彩的男女老少，满目皆是戎装送行的老兵，演奏军乐的平民和向士兵抛撒鲜花的姑娘们更是让这个尚武的国度罩上了节日般的欢快气息。对于出生和成长于一个以从戎为荣的军官世家的曼陀菲尔来说，他怎么可能对众皆欢呼的战争无动于衷呢？他如饥似渴地搜罗一切关于前线的消息，关注每一战事的进展，他的心随着德军的突破或受挫而上下起伏。随着中央军校通过体检的学长们陆续服役和开赴前线，曼陀菲尔也跃跃试试，但他的申请被拒绝了—他未能通过体检，被认为暂不适合服役。他还得在中央军校继续学习两年，直到1916年初才能投身前线。

按照中央军校的规定，顺利完成头两年学业的学员有资格参加每年春举行一次的所谓“剑结士官资格考试”（sword-knot ensign examination）。过关者若在当年4月1日年满17岁且通过了严格体检，将有两种后续安排：一是作为“剑结士官”被推荐到陆军直接服役；二是进入军校的“精选级”课程，为参加军官资格考试做准备。而那些通过了资格考试、但不满17周岁或体检未能全部达标的学员，则被转入“下第1级”学习。完成了“下第1级”的学员，在年龄和体检均合要求的情况下，学校将根据其父母的意见作出安排—或被推荐到陆军担任“剑结士官”，或转入“上第1级”课程，以便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德文为Arbiturienten，也称作Maturitats 考试，通过者将获高中毕业证书并有资格进入大学）。在极少数情况下，前述类型的学员可进入“精选级”。虽然没有曼陀菲尔在军校最后两年的资料，但根据他1916年初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并获得了所谓的“成熟证书”一节来看， 他应是在完成了“下第1级”后直接进入了“上第1级”，且于1916年1月通过了资格考试，并被即时授予“剑结士官”军衔。按照德军条例，曼陀菲尔这一类完成了“上第1级”学业者，一般要在当年3月1日开始到某所战争学校接受几个月的兵种专门训练，同时条例还要求他们先向分配的部队报到，而且必须在当年2月25日前完成宣誓和领取军服装备等一系列事宜。

从曼陀菲尔的经历来看，他似乎越过了兵种学校进修这一环节。他在毕业前夕恳求继父帮助自己进入普鲁士-德国军队中地位最高、也最难获准加入的骑兵，还声称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第3“冯·齐腾”（勃兰登堡） 轻骑兵团 （Hussar Regiment von Zieten [Brandenburgian]）。在王储威廉王子的直接干预下，“剑结士官”曼陀菲尔如愿以偿，2月时他就出现在离柏林不远的军城瑞丝瑙 （Rathenow），成为第3轻骑兵团的一名资深候补军官—该团成立于1730年，首任团长就是时为上校的齐腾 （Hans Ernst Karl Graf von Zieten） 伯爵。齐腾以累累战功位列腓特烈大帝麾下的第一战将，身材瘦弱的这位元帅嗜酒如命，性格刚烈火爆，却是普鲁士历史上最有胆识的勇将之一，更是骑兵的偶像人物。令曼陀菲尔更感欣慰的是，骑兵团的军官们并不排斥他这位新人，没过多久他就成功融入了以封闭内敛和排他性极强著称的骑兵军官团，最显著的例证是他在该团补充连只呆了两个多月，就在1916年4月底擢升为少尉—这种晋升速度令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因为他这类怀揣高中毕业证书的军校生，通常要见习两年才能正式晋升少尉。这一晋升或许是由于王储干预的背景，或许是因为曼陀菲尔本身才华横溢，或许是因为战事的发展急需补充新军官，从而缩短了晋升年限。几天后的一纸调令透露出了端倪：曼陀菲尔少尉奉命即刻加入第6步兵师第5骑兵中队，前往法国参战。

流入心田的鸩酒：一战经历

曼陀菲尔奉命加入的第6步兵师成军于1818年，曾在其先祖埃德温·冯·曼陀菲尔麾下参与了丹麦战争 （1864）、普奥战争 （1866） 和普法战争 （1870-1871），是一支实力超群的王牌师，一战期间曾被英法盟军评价为战斗力最强的几个德军师之一。一战爆发时，第6和第5步兵师构成了有“德军精锐”之称的第3军的主体，该军军长是步兵将军洛考 （Ewald von Lochow），军参谋长则是因一战后缔造了国防军而大放异彩的军事改革家塞克特 （Hans von Seeckt） 上校。第3军和其他5个军一起隶属于克鲁克 （Alexander von Kluck） 上将的第1集团军，这个拥兵32万的集团军是西线德军执行“施利芬计划”的核心部队，任务是制服比利时后冲向英吉利海峡、包围巴黎和聚歼法军主力。“施利芬计划”是由1891至1906年担任参谋总长的施利芬 （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 元帅于1905年提出的，旨在借助大规模钳形攻势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彻底击溃法军。按照他的构想，强大的德军右翼应在越过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后长驱直抵巴黎以西，而后于巴黎之南掉头向东，围歼驻守在梅斯（Metz）—孚日 （Vosges） 山区—瑞士边境的大批法军。为取得全面的决定性胜利，施利芬构想把普法战争后德国占据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作为诱饵，诱使法军在战端开启之际即向该地区进攻，而德军随后将把对手牢牢地锁在这里加以全歼。施利芬计划提出后几经修改，虽已成为德军军事思想的重要部分，但其大胆赌博的性质还是招致一些将领的批评，因为整个计划中存在大量的“如果”、“或许”、“希望”等有一系列先决条件的假设。尽管存在很大风险，德国还是在战火初燃时把西线的全部赌注都押在这个计划上。参谋总长小毛奇 （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 上将深知最右翼德军达成目标的关键在于不顾一切的神速进军，为此特意选择了以冷酷无情出名的克鲁克来执行攸关全局的任务。即便驱策部下毫不容情的克鲁克也深知，他对那些身负40公斤装备、顶着烈日酷暑徒步行军的士兵们要求得太高太多，而且随着推进的深入补给线势必越来越长、越来越不安全，更何况参谋本部还规定必须在6周内完成任务。众多的原因使摩托化程度很低、缺乏车辆的的德军未能实现预期的致命一击，他们的确抵达了巴黎附近，但在马恩 （Marne） 河一线受阻，在一系列判断决策的细微失误中，从德皇到普通德国人都翘首以待的速胜化作了泡影。10月中旬时德军撤往埃纳 （Aisne） 河，交战双方展开了所谓“奔向大海”（Race to the Sea） 的争先战，德军利用弗兰德斯半岛的相对真空状况，试图再次从侧翼包抄英法盟军。到11月20日，精疲力竭的德军因无力突破而停止了攻势，堑壕战开始降临，并成为此后三年间西线战事的主要特征。

战端开启之际，东线德军仅有位于东普鲁士的第8集团军，对手是俄国第1集团军。当俄国第2集团军开始从南翼运动并威胁到东普鲁士时，惊慌失措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建议速撤至维斯瓦 （Vistula） 河背后防御，结果被立即解职，代替他的是1911年起即告退隐的兴登堡。兴登堡的参谋长是刚因攻陷比利时列日（Liege） 而声名大噪的鲁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将军，这位参谋长采取了所谓“吃一个、夹一个”的战术，首先吸引第一路敌军的注意力，然后通过快速的兵力调动和集结再给予第二路敌军以致命打击，最后再集中所有兵力回头收拾第一路之敌。德军第8集团军首先于1914年8月31日在坦能堡 （Tannenberg） 围歼了俄第2集团军，随后又在马苏里亚恩 （Masurian）湖地区以双重包围的攻势歼灭了俄第1集团军大部。这种战术在20多年后的二战东线战场上还被反复使用，尤其是被机动能力更强的德军装甲部队运用得更为娴熟。两役之后俄国损失了25万精兵和650门大炮，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就此成为德国公众眼中的超人和英雄，其声望使德皇或任何高官都相形见绌，此后几乎无人再敢质疑他们的政策和军事智慧。这种情况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1916年主持参谋本部后变得愈发严重。其实，早在1914年冬德皇威廉二世就曾对参谋本部的大权独揽和军事独裁大发牢骚：“参谋本部没有告诉我任何东西，也不征询我的任何意见。假如德国人民认为我是最高指挥，那么他们犯了重大的错误。我喝茶观树，四处散步，这一切都让这些绅士们感到高兴。”

从1915年起，东西两线均滑入了血腥的僵持状态，第6步兵师也开始沿着索姆 （Somme） 河修筑工事和堑壕，进入了旷日持久但没有任何决定性结果的阵地战。1915年晚些时候，第6步兵师被调到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作战，但很快又在次年初返回西线，参加了第一次凡尔登战役开始阶段的作战。曼陀菲尔则是在1916年5月初来到凡尔登一带向第5骑兵中队报到。在1914年8月总动员时，第3轻骑兵团的十个骑兵中队被平均配属给第5和第6步兵师，第5骑兵中队与其他4个中队一起成为第6步兵师的师属骑兵。1916年4月刚结束的凡尔登战役第一阶段中，德军占领了杜奥蒙城堡 （Douaumont），法军的3个步兵师在300门大口径重炮支援下5月下旬又发起了夺回城堡的反攻。第5骑兵中队虽参加了城堡防御战，但主要任务却是运送炮弹，曼陀菲尔等军官的职责是侦察敌情和巡逻。法军的5月攻势未能如愿，统帅贝当鉴于伤亡惨重拒绝继续进攻，为改变法军在凡尔登一线的困局，英法盟军又于7月1日在凡尔登以北发起了索姆河之战。在此阶段战事中，曼陀菲尔在索姆河畔的重镇巴波姆 （Bapaume） 附近执行了大量侦察任务，并在9月15日见识了新型武器—坦克的处子秀。那时索姆河之战已进行了两月有余，双方的厮杀久久未能产生结果，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黑格 （Douglas Haig） 爵士为打破僵局，决定将49辆MK-I型坦克投入战场。不过，他将这批进军速度比徒步行军快不了多少的新型武器视为机动性稍强、火力更猛的装甲地堡而已，不仅如此，他还将本就稀少的铁家伙分散配给步兵使用。40余辆实际参战的坦克多半在途中出现了机械故障， 10余辆又为地形所限、并被反复轰炸炸出的巨型弹坑所困，最后仅有9辆抵近德军前沿。不过面对这些风闻已久但从未见过的钢铁怪兽，有的德军一线部队一时惊呆、不知所措，任凭坦克碾过战壕或干脆举手投降，有的一触即溃、四处逃窜，还有的则很快从最初的错愕中恢复过来，展开了顽强抵抗，直至被吞噬。第14巴伐利亚步兵团就是被坦克从头顶碾过的部队之一，当天减员1600人，其中半数失踪、绝大多数被俘，这对仍为自己的战斗力和意志深感骄傲的德军来说，绝对是一个闻所未闻的超高战损比。 不过，英军坦克的成功只是局部和暂时的，当德军从恐慌中镇定下来，稀少且被分散使用的这些坦克也就无法阻止德军几个反扑就将所有突破口重新堵上。入夜时分，索姆河一线又恢复了原状。

几十年后，已成为装甲兵将军的曼陀菲尔在回忆英军坦克的首秀时，用了“缺乏支援武器、为泥泞和弹坑所困”等字眼解释其初战为何缺乏亮点。在1916年的初秋，作为旁观者的曼陀菲尔恐怕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投身装甲部队，并成为世界范围内这个兵种最优秀的指挥官和专家之一；他恐怕也未预料到这次并不醒目的首秀，还是令英军看到了坦克的潜力，促使他们订购了1000辆坦克并随后组建了史上第一个坦克军团。一直对使用坦克和装甲车协助突破半信半疑的德军高层，此战之后终于有所触动。德军第3集团军群参谋长向参谋本部汇报时曾这样写道：“敌军使用了既残忍又高效的新式武器。毫无疑问他们将大规模投入这种魔兽般的机械，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德军随后扩大了反坦克武器的生产，还专门责成一个委员会加紧坦克的研发和生产，而这个委员会名称的缩写“A7V”也成了一战德军第一批坦克的型号。

如果说曼陀菲尔少尉那时对坦克的战场价值并没有留下太深印象，那么对手万炮齐发的威力则让他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个人在战场上的渺小。1916年10月，法军再次发起了夺回杜奥蒙城堡的攻势，6天里向德军倾泄了53万发75毫米炮弹和10万发155毫米炮弹。晚年的曼陀菲尔曾说二战中的任何地方都从未有过如此集中的庞大火力，其实他健忘了，在1945年冬春之交苏军突向柏林的奥得河攻势中，苏军炮火的数量和密集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一战凡尔登和索姆河的水准。不过他有理由对当时炮兵的威力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在10月12日执行侦察任务时被炸伤，右侧大腿被弹片击中，血流不止，随后被转送至明斯特 （Munster） 的军医院。曼陀菲尔在医院中获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医生估计其伤势需要三个月才能康复。他的确伤得不轻，乃至多年后在苦寒的苏德战场上，他还时时受其困扰。不过，1916年底时的曼陀菲尔所思所想皆是尽快归队，刚获铁十字勋章的他心急如焚地还想搏取更高级的战功勋章。他所在的第6步兵师有不少于4个“蓝色马克斯”勋章得主，第24步兵团的豪普特 （Hans-Joachim Haupt） 上尉和布兰戴斯 （Cordt von Brandis） 中尉因率先攻克杜奥蒙的战功，已于1916年3月获颁最高战功勋章，成为德军乃至整个帝国人皆仰之的英雄。曼陀菲尔知道，如果等到痊愈归队，他很有可能被先安排到补充连待命，还不知需要多久才能重返一线，更勿论摘取更多的荣誉了。于是，1917年1月初，曼陀菲尔未经许可就自行出院了，结果等他赶到部队，医院的电文几乎同时到达。恼火的上级要关他3天禁闭以示惩戒，不过由于到处缺人，加上他一向表现卓异且颇有人缘，对他的惩戒也只停留在纸面上。

随着1916年的结束，西线德军在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葬送了100万官兵，帝国海军也在日德兰海战中被英国皇家海军击败，以胜利结束战争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旷日持久的堑壕战，如影相随的泥淖、风雪、暴雨、毒气、疾病和士气低迷都给曼陀菲尔留下了难忘的痛苦记忆，但他与许多同时代的年轻军人一样，似乎产生了一种“战壕情结”，或者说进入了一条“精神战壕”—战壕似乎成为一个神圣的地方，成为德国光荣的一个祭坛，而为国牺牲则是军人的一种特权，他们的职责就是为国牺牲，所投入的战争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高贵性。曼陀菲尔这一代年轻人曾拥有的天真无邪和浪漫的理想主义，在日复一日的轰炸、搏杀和死亡中被荡涤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在血腥和垂死中寻找所谓高贵的意义。德国作家兼诗人荣格 （Ernst Junger） 曾描述过他们那一代年轻人如何从难以言说的恐惧中探寻所谓的崇高性：

“战争像酒一样流入了我们的躯体。我们从花雨中出发，去寻求英雄之死。战争是我们伟大、权力、光荣的梦幻。它是男人的工作，是沙场上的决斗。沙场上的鲜花将浸染鲜血。这世上不再有更可爱的死亡。”

这位荣格年长曼陀菲尔2岁，1918年9月以少尉军衔成为最年轻的“蓝色马克斯”勋章得主。他诗般的语言无疑代表了他和曼陀菲尔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曼陀菲尔冒着违纪受罚的风险迫不及待地返回前线，却在1917年2月意外地被调到第6步兵师师部，担任首席作战参谋军官的助手。在德军的师级参谋建制中，负责作战的首席参谋军官 （Ia） 是当然的参谋本部军官团成员，作为事实上的师参谋长 （德军不设师参谋长职务，只有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才有正式的参谋长职位），他不仅负责作战计划的制定和监督实施，后勤 （Ib）和情报 （Ic） 等参谋军官等也均受其领导。曼陀菲尔自参战以来一直执行情报侦察和巡逻任务，他没有被分配给情报参谋军官做助手，而是成为作战参谋军官的副手，应该说是一次重要提升和机遇，也是上级对其作战表现和发展潜力的认可。他在这个职位上了解了师级参谋工作的所有方面和细节，对战场全局和局部的认识都有了质的变化，虽然从未在培养参谋军官的柏林战争学院学习过，但从1917年2月至一战结束近两年的参谋经历，无疑对其未来大有助益。

1916年底，炮兵将军尼韦勒 （Robert Nivelle） 从霞飞 （Joseph Joffre） 将军手中接过了法军总司令职位，他筹划于1917年春在贡比涅 （Compiègne）一带向德军发起强大的攻势。尽管英军在索姆河未能突破防线，尼韦勒依然坚信自己能在48小时内刺穿德军防线并锁定一次决胜。他计划以英法军队分别在索姆河南北两面发起旨在吸引德军预备队的佯攻，而他统帅的法军主力则将在埃纳—贡比涅一带发起主攻。不过，德军为缩短防线已于1917年3月主动撤退到所谓的“兴登堡防线”，这一调动使尼韦勒的计划面临着极大风险。虽然英法政客和将领均表示反对，但尼韦勒仍一意孤行。4月中旬，法军向德军第7、第1和第3集团军发起了猛攻，但首日就遭受了伤亡逾10万的重大挫折，此后10天里进展最大的部队也只前进了5英里而已，许多师团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士气甚至低迷到部队拒绝再度进攻的程度。在这次战役中，曼陀菲尔所在的第6步兵师依然表现卓异，总是被集团军部署在最关键的地段，他本人也因数次及时侦察到敌军兵力部署的变动而在5月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法军攻势的受挫和停顿给曼陀菲尔和战友们带来了一段相对宁静的休整期，不过这段快乐时光并未持续多久，由于第6步兵师长期以来赢得的“消防队长”的声誉，该师在1917年7月中旬被调至东线对俄军作战。俄军7月初向加利西亚 （Galicia） 的奥匈帝国军队和德军发起了攻势，但半个月后完全停滞。7月18日，包括第6步兵师在内的德奥军队开始反击，迫使俄军四天内败退240公里，势不可挡的德军进入加利西亚和乌克兰后，最远推进到斯布鲁兹 （Sbrucz） 河。第6步兵师随后布防于塞列特 （Sereth） 河一线，战斗也再次转为静态堑壕战。曼陀菲尔随师部在东线一直呆到1918年开春才重返西线。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割让了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大片土地后退出了大战，从而解除了德国的东线威胁。另一方面，1917年德国发动的“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拖入了战争，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决定抢在美军大规模抵达欧洲战场前，于1918年春以浩大的攻势彻底击败英法。德军准备采取在俄国和意大利战场颇为成功的“渗透战术”，即在短促密集的炮火准备完成后，由火力强大的机枪战斗群选取敌军防线的薄弱之处进行突破渗透，德军的迫击炮和野战炮兵将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援。这些突击部队将置两翼完全于不顾，重点奔袭敌军指挥部、炮兵阵地和通信系统，任何抵御猛烈的地段和堡垒都将被绕过，留给后续跟进的步兵加以包围消灭。鲁登道夫还准备将弱小的坦克部队也纳入渗透战术中。坦率地说，1918年德军的这种渗透战术、战斗群配置、利用坦克进行机械化支援作战，在战术上是领先列强的，他们的这种战术和做法无疑是日后的机械化步兵作战战术的鼻祖。二战中的德军将领也娴熟地使用渗透战术，灵活地编组兵种混成的机械化战斗群，突袭敌军神经中枢和后勤保障系统，往往能取得出敌不意的效果。曼陀菲尔在一战中的亲历和经验，加上善于学习总结的能力和习惯，显然帮助他在二战中成为善用这些战术取得成功的佼佼者之一。

1918年3月21日，代号“迈克尔 （Michael）”作战的德军春季攻势拉开了帷幕，这是鲁登道夫为获取决胜胜利而展开的五次大规模攻势中的第一次。德军在亚眠 （Amien） 的攻势取得了突破，开战之初突击部队的进展极为顺利，20辆坦克也在圣康坦 （St-Quentin） 地带大获全胜，全歼英军第5集团军的赫赫战功也使鲁登道夫再次誉满全德，德皇甚至将3月24日宣布为“国家假日”以示庆贺。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坦克数量稀少，支援炮兵的跟进过慢，德军未能将后续重兵及时投往取得突破的地段，因而无力将一时的优势转化为胜利，反而让盟军迅速调集的兵力遏制了推进。鲁登道夫虽宣称“迈克尔作战”取得了俘敌9万、缴获大炮1300门的战果，但德军最终未能攻克亚眠和达成目标。4月9日，德军在弗兰德斯又发起了针对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的第二次攻势，虽然击溃了葡萄牙军队并夺取了大片土地，但在背水一战的英军抵抗之下伤亡惨重，只得在4月29日停止了攻势。此番战事中德军伤亡高出对手大约三分之一，怀疑情绪开始在高级将领间蔓延，担任主攻的第4集团军参谋长罗斯伯格 （Fritz von Lossberg） 将军就带头怀疑这场无谓流血的实际意义，认为它是“违背战争艺术及其精神的犯罪行为”。就在德军第二次攻势完全停顿之前，亚眠附近的战斗仍在进行，德军第2集团军4月24日投入了西线全部的3个坦克营，与英法军队展开了德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坦克战。鲁登道夫并没有被高昂的伤亡所吓退，为突破盟军防线、赢得兵力调动的空间，5月27日他又发起了第三次攻势。这次的主战场介于苏瓦松 （Soissons） 和兰斯 （Rheims） 之间，像前两次一样初期的突袭也获成功，苏瓦松很快被占，担任主攻的第7集团军5月30日即推进到马恩河，随后进抵到距巴黎仅70公里的蒂耶里堡 （Chateau Thierry）。为扩大进攻正面，鲁登道夫命令左翼的第1集团军夺取兰斯，为此集中了4个坦克营提供支援，第2坦克营被部署在兰斯城北，第1、第13和第14等三个坦克营则居于城南。第13坦克营有一位名叫迪特里希 （Josef“Sepp” Dietrich） 的军士亲历了这次战斗，他将在二战中成为党卫军的高级将领和装甲指挥官，而在几乎所有德军装甲战将中，只有这位迪特里希有着一战的坦克战经历。曼陀菲尔的第6步兵师也参加了兰斯之战，但他只能在师部用望远镜观察—有的坦克掉进宽大的战壕后动弹不得，有的因机械故障被早早遗弃，更多的则是缓缓向前爬行。6月5日，第三次攻势无疾而终。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 （Rupprecht） （“鲁普雷希特集团军群”司令官） 的参谋长库尔（Hermann Joseph von Kuhl） 将军坦承坦克数量不足实为决定性败因。

随着战事的接连失利，德军参谋本部、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部门在战与和问题上的矛盾一再激化，颓丧的德皇也恼怒地发现，军方、国会和政府正将他和德国的命运推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国内怨声载道，饥馑盛行民间，各种矛盾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鲁登道夫又固执地发起了第四次攻势，但势头仅维持了3天即告终结。7月15日，鲁登道夫拼凑出47个师和2000门大炮，又向兰斯邻近区域发起了进攻。这是西线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意在将弗兰德斯之敌吸引到兰斯一线，待敌兵力空虚后德军将在弗兰德斯进行致命一击。参与此战的德军军官中有不少人在二战前及二战期间成为重要的军事人物，如二战前的参谋总长贝克 （Ludwig Beck） 上将此时为“鲁普雷希特集团军群”的作战参谋军官；希特勒的首任战争部长勃洛姆堡 （Werner von Blomberg） 元帅是第7集团军作战参谋军官；伦德施泰特为第15军参谋长；曼施坦因、克莱斯特 （Ewald von Kleist）、维茨勒本 （Erwin von Witzleben）、博克 （Fedor von Bock）、莫德尔、海因里希 （Gotthard Heinrici） 和阿尼姆 （Hans-Jürgen von Arnim） 等二战元帅或上将，此时都是参战各军师的参谋军官。比上述人物至少年轻10岁的曼陀菲尔也属此类，事实上，参加鲁登道夫最后一搏的未来军事领袖的数量远远超过前面几次。

在7月的骄阳下，有备而来的英法联军首先放任德军深入，待对手的补给线拉长到一定程度后，立即集中兵力发起强势反击。7月18日，英法联军在350辆新型雷诺坦克支援下，向刚从维勒耶-戈特莱（Villers-Cotterets） 森林地带冲出的德军发起了反攻，沿着45公里宽的正面彻底挫败了对手，约有10个德国师被歼。尽管鲁登道夫设法将部队撤到便于防御的地带，但战场主动权已完全易手。兴登堡这时预见到战争的结局已无法逆转，他在写给妻子的家信中说道：“如果我们输掉了战争，那也绝非我之过。应该责备的是国人未能给前线官兵们提供必要的精神力量。” 8月8日，英军在亚眠至圣康坦公路两侧发起了全面反攻，揭开了所谓“百日大反攻”的序幕，这一天也被鲁登道夫称为“德国陆军历史上黑暗的一天”。英军集中了600辆轻、重型坦克，大批骑兵和装甲车辆随时跟进，突破了6到7个德军师的防线，在某些地段甚至直捣对手的军师级指挥部。德军在斯卡尔普河 （Scarpe） 与索姆河之间展开了延迟阻击，虽有第6步兵师等一些久历战阵的部队仍在努力拼杀，但盟军的坦克和空中优势已变得无法阻挡。法军在瓦兹（Oise） 河和埃纳河之间的攻势、英军沿着巴波姆和康布雷 （Cambrai） 展开的攻势，都运用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虽然对坦克的使用依然缺乏计划，与步兵的协调也不尽人意，但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随着美军在9月份发起了登陆以来的第一次大攻势，鲁登道夫考虑将部队撤往马斯河或莱茵河，同时在南翼固守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一些要塞。有些德军部队已出现解体迹象，但同时又有新部队从国内和其他战场赶来，迎着溃兵的方向向前继续进行无望的挣扎。第6步兵师等在血战中打出声誉的部队仍在前沿勉力阻挡各路敌军的推进，他们的战场表现依然令人敬畏，许多英法将领仍认为也许还需一或两年才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大战。

当西线战局趋稳之际，其他战场则要脆弱得多。9月间，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与保加利亚先后乞求与英法缔结停战协议，土耳其奥托曼帝国解体，来自巴尔干的连串噩耗和奥匈帝国的背叛在德军统帅部引起了骚动，巨大的悲观情绪笼罩着战争机器的中枢。9月29日“兴登堡防线”被突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意识到了战败的现实，要求政府开始进行停战谈判。鲁登道夫10月末去职，兴登堡将所有谈判事宜都推给了政府，同时禁止参谋本部和军方高层染指此事。他的理论是“如果说有什么人投降了的话，那也绝非军方领袖。”就这样，军方高层狡猾地躲在一边，把所有责备和屈辱都留给战时被晾在一边的政府。事实上，兴登堡的策略非常成功，所有前线将领、包括曼陀菲尔这样的下级军官都坚信，德军并未在战场上被击败，失败和投降应完全归咎于国内的失败主义和阴谋势力的破坏，共产主义者、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都成为他们发泄怒火的对象。

在处处饥馑、哄抢食品、骚乱暴动和无法无天的德国本土，基尔港的水兵于10月28日发动了兵变，拒绝前往北海与英军作战。基尔上空飘扬的红旗引发了全德的动荡，到11月8日，红旗已插满各主要城市的街头，不少部队也开始按照苏俄的方式组织选举士兵委员会。11月9日，时任总理巴登 （Max von Baden） 突然宣布威廉二世放弃皇位，副参谋总长格罗纳 （Wilhelm Groener） 将军在了解了西线高级将领的普遍态度后，也在当日告诉德皇，称前线官兵将在兴登堡控制下有序地撤回，但不会再为皇帝本人而战。普鲁士-德国最粗大的一根支柱现在也垮塌了，就连忠心耿耿的保皇党人兴登堡也不能忤逆时代的潮流，最后只得出面劝说威廉二世逊位。11月10日，心灰意冷的威廉二世逃往中立国荷兰，普鲁士军队、参谋本部军官团、军事内阁和所有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建制都顿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当消息传来时，容克贵族和将领们个个如丧考妣。正乘火车从土耳其经乌克兰赶往柏林的塞克特听到这一消息时大惊失色，几小时里，这位一向善于自控的将军将自己反锁在包厢里，任凭泪水缓缓地滑过脸颊。曼陀菲尔多年后也曾回忆说，他根本不能相信德皇离开了那些为之拼杀效命的将士，而且还是“自我放逐”。20年代曾任驻苏大使的布洛克多夫 （Ulrich von Brockdorff-Rantzau） 曾在著作中说，德皇逊位的那一天他觉得自己“就像被遗弃的孤儿一样。”曼陀菲尔战后读到布洛克多夫的文字时，也坦言这种感觉一度支配了身心，他那时对最高统帅部和德皇毫无同情之心，甚至还充满了轻蔑和为之羞愧之意。

皇权的颠覆并没有摧毁根深蒂固的普鲁士军官团。11月10日，格罗纳与临时政府首脑、社会民主党党魁艾伯特 （Friedrich Ebert） 讨价还价后达成了协议，格罗纳保证军队将支持政府，但前提是政府必须保证军队的独立性，不得损害军队的内部组织和军官团的特权地位。艾伯特认为镇压暴动、恢复秩序、保存新政府的不二出路只能是依赖军方， 他焦虑地寻求军队对脆弱的共和事业的扶持，他在勃兰登堡门检阅第一支返回柏林的部队—普鲁士近卫步兵团时，甚至还称颂他们“并未被敌人征服”。他没有预见到军官团和军队本身将是民主共和的最大威胁，其言行举止反而印证了德国败于“背后被人捅了刀子”的传奇。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硝烟弥漫了四年的战场终于平静下来了。

天生的军官：自由军团与骑兵连长

曼陀菲尔所在的第6步兵师在大战终结时仍是一支很有战斗力和值得倚重的部队，停战协议生效后，这支部队奉命迅速回撤到科隆附近把守至关重要的莱茵河大桥。临近1919年时德军完成了跨越莱茵河的撤退，而且也像前一年的沙俄军队那样自行解体了—多数官兵径直回家，许多部队仅剩少量军官和军士，还有相当多的师团则按苏俄方式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这些单位甚至将最后一批军官都打发回家了。第6步兵师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而曼陀菲尔这个年轻少尉竟被推举为主席。曼陀菲尔为自己部队官兵间的融洽关系颇感自豪，该师官兵身着戎装、佩戴肩章和勋章向勃兰登堡开去。“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无人能阻止我们的步伐”，曼陀菲尔多年后曾这样写道。尽管依然高昂着骄傲的头颅，但他在内心深处与许多官兵一样都已心碎了，他不能理解，深受德皇器重并为之自豪的海军，除潜艇部队外怎能发起兵变、背弃祖国？他们这些陆军官兵经受了更多苦难、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在成年累月的挣扎中尚能恪尽职守，而在牺牲程度和挑战身体极限方面远不及己的海军，怎能背弃誓言？他认定这些叛军是在背后捅刀子的小人，是战败的罪魁祸首。

一路思索不停的曼陀菲尔终于在12月23日抵达勃兰登堡的军营。刚一回营他就接到第3轻骑兵团团部要他带着属下赶到瑞丝瑙的命令—1918年的圣诞节就要到了。曼陀菲尔赶去后发现军营里红旗招展、标语林立，仿佛在提醒他过去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也惊讶地发现，虽然军营大半都被士兵占据，但在士兵委员会安排下，军官们竟在地下室还保有一片独立的空间，甚至还有宽敞的接待室、餐厅和厨房，这些象征旧军队军官特权的设施依然完好无损。他参加了当地士兵委员会的会议，发现它能有力地控制驻军和局面，整个城市依然秩序井然，丝毫没有出现其他地方的那种混乱和无法无天。对散居各处、仍忠于职守的军官来说，1918年末至1919年初是非常困难的一段日子—在士兵委员会控制的军营里，士兵不再向军官敬礼，军官的命令只有得到委员会首肯才能生效；在军营外，军官们要冒着遭人唾弃或强行撕去肩章的风险，有时更存在被攻击、暗算甚或被谋杀的危险。所幸的是，瑞丝瑙自古即为军城，他处时常发生的摧毁权威、特权和旧秩序的骚动在这里并未出现，仅有25000人的小城反而热情地欢迎前线官兵，此间的士兵委员会与军官们的关系也一直相当融洽。

战火初歇的德国此时存在四种主要力量：其一是仍行使最高统帅部职权的的陆军参谋本部；其二是数量庞大但正迅速解体的回撤部队，举起红旗的部队在各地成立了成千上万个士兵委员会，剥夺了军官团的特权地位；其三是艾伯特领导的临时政府；最后一个就是革命者的力量，包括独立派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以及充当政治极端派之近卫军的海员们。当权力从旧式统治中坚分子转移到艾伯特过渡政府时，伴随权力的转移出现了普遍的混乱。但艾伯特政府不愿改变传统的社会制度，一心依靠军队镇压革命运动，尤其是1918年圣诞夜镇压革命水手和士兵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民主党中独立派的极大不满和公开决裂。独立派社会民主党人想建立一支不受参谋本部控制的所谓公民军队；因不满艾伯特的作为，出自该党的数位部长退出了政府；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和李卜克内西 （Karl Liebknecht） 等领导的“斯巴达克联盟”则希望在工人委员会基础上成立新政府，他们在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一个星期后，柏林爆发了“斯巴达克革命”，革命者迅速控制了柏林的中心地带，艾伯特请求军队镇压，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官兵不愿把枪口对准革命者，于是临时政府宣布将已经存在的“自由军团”合法化，开始招募志愿者对抗革命力量。1919年1月10日，多达8支的自由军团用火炮、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等进攻革命者，这些自由军团的成员多是战时的突击队官兵，尚武精神依然盛行，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对共产主义的仇视自然使其在面对革命者队伍时占有压倒优势。数日的流血冲突中革命者遭到了报复和屠杀，大批无辜者在不加区别的滥杀中丧生，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也在1月15日被俘后被残忍杀害。德国的许多大中城市都发生了暴动，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无情剿杀和血流成河。

这就是年轻的曼陀菲尔在1918-1919年转折之际看到的世间乱象，显然他对临时政府和革命力量都没有好感，进而生出了厌倦行伍、离开军界的念头。事实上，他经过一番努力已在一家银行谋到了颇有前景的职位。曼陀菲尔有一日来到姑父拉维尼 （Louise Ravene） 在柏林的家中做客，这座他小时候常来玩耍的城堡依然奢华壮丽，丝毫未受经济萧条和战乱的影响。拉维尼家族是柏林的富商世家，一百多年来靠经营五金和钢铁积累了巨额财富，姑父拉维尼本人曾任全德钢铁工业联合会会长，此时是势力颇大的全德工业联合会会长兼柏林政府商务顾问。当曼陀菲尔不无得意地将聘用合同拿给姑父过目时，后者却紧皱眉头厉声呵斥：“你疯了？你应该呆在军队里，因为你天生就是一个战士！”曼陀菲尔踟躇地应道：“可眼下的状况表明，政府并没有考虑如何保证军官的身份和地位，还有部队的状况实在令人堪忧—”拉维尼不耐烦地打断了曼陀菲尔并不令人信服的辩解，高声说道：“柏林眼前的状况和别处的混乱必将很快过去。我们需要有经验的军官，需要那些珍视荣誉、深谙传统的军官。你必须接着做军官！” 姑父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般惊醒了梦中人，曼陀菲尔觉得心底里埋藏最深的对军旅生活的感情被彻底激发出来，他深深地感激姑父帮他解决了困扰多日的难题—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动过离开军队的念头。

不久，曼陀菲尔加入了柏林的“欧文”（Georg von Oven） 自由军团。这里有必要简要交代一下战后自由军团的情况。最早的自由军团是由后任国防部长的基尔市长诺斯克 （Gustav Noske） 组建的，1918年11月他以部分忠实可靠的海军官兵为主干组织了名为“钢铁旅”的部队。12月6日，第214步兵师师长梅尔克尔 （Ludwig von Maercker） 将军向上级提议组建一支纯粹由志愿者组成的长枪兵团，以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得到批准后他凭借个人声望迅速募集到几千人，他在部队里废除了旧军队里长期存在的、等级森严的官兵界限和纪律，转而强调志愿者之间的战友之谊和同志关系。另外他还对步兵、骑兵和炮兵等进行混编，这一首创形式随即成为后续成立的千余自由军团的模板。为数众多的自由军团大小不一，有的仅为连级规模，有的多达一个整师，步兵之外还有骑兵、炮兵、工兵乃至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自由军团成员多为彻头彻尾的职业军人，他们觉得平淡无奇的生活令人生厌，普遍视军旅为生命，厌恶和仇视左翼分子。有些自由军团的军纪良好，战斗力相当强；有些则鱼龙混杂、军纪败坏，在“保卫祖国、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幌子下大行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些则宣称自己是最新的条顿骑士团，更有甚者甘愿成为臭名昭著的政治打手。不管如何，所有这些自由军团都有一个共性，即官兵忠于各自首脑的程度远胜于他们本应保护的政府，尽管使他们的组织合法化并发薪放饷的正是艾伯特政府。

1919年2月成立于柏林的“欧文”自由军团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其首领欧文上校原为第6步兵师第24步兵团团长，是“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得主。曼陀菲尔刚开始只是普通军官，但不久被提升为欧文的副官。与曼陀菲尔同任副官的还有一位名为金泽尔（Eberhard Kinzel） 的同龄人，此人在二战中晋升为步兵将军，先后担任过北方集团军群和“维斯瓦”集团军群参谋长。曼陀菲尔的自由军团经历并不十分清楚，原因之一在于欧文上校有一位叫欧内斯特·冯·欧文 （Ernst von Oven） 的堂兄，后人关于自由军团的著作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欧内斯特·冯·欧文是一战德军知名度相当高的将军，1919年时他统帅的数支自由军团总兵力几近3万，慕尼黑的共产主义红色政权即毁于他手。另外，后人也时常将曼陀菲尔的自由军团经历与比他名声更响亮的汉斯·冯·曼陀菲尔（Hans von Manteuffel） 上尉混淆起来。这位曼陀菲尔是自由军团时期的传奇人物，也是由波罗的海德裔和拉脱维亚人组成的“波罗的海后备军”（Baltische Landeswehr） 的主要领导人。1919年5月22日，以突击营长身份率部作战的汉斯·冯·曼陀菲尔在攻打里加时阵亡。 他丧生后享尽哀荣，得到了传统的条顿骑士式葬礼，二战期间里加的一条大街被命名为“汉斯·冯·曼陀菲尔大道”，而驻波森 （Posen） 的冲锋队第6旗队也在1940年5月3日改称为“曼陀菲尔旗队”。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本书主人公曾到过波罗的海国家作战，但他显然在1919年3月参加了柏林平叛。当时，德国共产党和独立派社会民主党人发起了总罢工，很快控制了市中心和一些要害部门。艾伯特政府立即调遣柏林周边的自由军团入城平叛，3月5日，一支名为“人民海军师”（Volksmarine Division） 的部队加入了革命者阵营，而名为“埃尔哈特旅”（Ehrhardt Brigade） 的自由军团则加入政府一方。双方在柏林街头血战了一个星期有余，均使用了坦克和重炮在内的重武器，结果是“人民海军师”被击溃后迅速解体，成千上万的无辜市民也倒在血泊之中。柏林平叛结束后，“欧文”自由军团加入梅尔克尔的作战序列，开始奔赴各主要工业城市镇压革命运动。4月间，在马格德堡 （Magdeburg）、德累斯顿、不伦瑞克 （Brunswick）和莱比锡 （Leipzig） 等地都留下了曼陀菲尔的足迹。他还有可能在5月份参加了镇压慕尼黑革命政权的作战，但他在战后的回忆中并没有提及这次规模最大的自由军团行动。

当凡尔赛条约在1919年6月28日正式签署时，普通德国人在饥馑、疾病、失业、暴乱、革命和流血中已挣扎了七个月，他们依然无法相信曾为之骄傲的军队战败沙场，也无法接受德国面临着分裂、内战和外敌入侵的现实。在他们看来，苛刻的凡尔赛条约的全部目的就在于强迫德国解除武装和取消国防，并令全体国民失誉。除了割地赔款等羞辱性条款外，单就军事方面而言，留给战后军方领导人格罗纳和塞克特的空间就极为狭小：陆军只准保留10万人，其中军官不得超过4000名；仅允许保留7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不得拥有坦克、飞机和重炮等攻击性武器，只能拥有国内治安所需的少量装甲车；禁止实施义务兵役制，军队只能包括长期服役的志愿者，军官服役25年，普通军人12年，目的是防止德国积累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解散参谋本部、柏林战争学院和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就连候补军校的数量也被大幅缩减。当时的德国可谓内忧外患，国内的骚乱、暴动和革命此起彼伏；西邻法国的百万雄兵虎视眈眈；重生的波兰也有30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旅，直接威胁东部边境；波兰走廊将东普鲁士与本土割裂开来，波森的割让意味着柏林距波兰边境仅百余英里；西面的莱茵兰地区将被占15年并成为永久非军事区……

当曼陀菲尔等一批战时表现卓越、忠实守信的军官被选入临时国防军时，德国全境内大约有40万武装人员，其中绝大多数身在自由军团。内战渐趋平息时大部分军人都自愿安静地离开了，但也有15000名自认为会在临时国防军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军官和资深军士被遣散回家。这些人自然十分不满，当初召唤他们与革命者作战的是政府，现在将之一脚踢开的也是同一个政府。非常实际的塞克特对自由军团并无好感，当发现他一手挑选的军官大多是“龟缩”在军营不愿与革命者为敌者，或是一线战斗经历有限的参谋军官时，那些军官和军士再也无法抑制愤怒，觉得被政府完全欺骗和背叛了。其中一些人成为后续政变与骚乱的积极参与者；另一些则轻易地被襁褓中的纳粹党招募，这些军人也将纪律和战斗技能注入了在街头作乱的纳粹党冲锋队，使之能轻易地重创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力量。

曼陀菲尔1919年中加入了第25A骑兵团，回到了熟悉且喜爱的小城瑞丝瑙。骑兵团团部和两个骑兵连（中队） 驻扎在瑞丝瑙，另三个连则在不远的施腾达尔（Stendal）。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国可拥有3个骑兵师，每师约5500人、辖6个团 （每团5个骑兵连和1个炮兵营）。 骑兵在10万国防军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并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当然是英法盟国认为骑兵兵种已经过时，多亦何妨。塞克特虽在条约限制下颇难施展拳脚，不过他并不认同骑兵过时无用的看法。这与他的一战经历和军事思想直接相关，一战中除最初数月身在西线外，他的主要作战经历多在东线并取得了显赫的成功。他同意西线的静态堑壕战致使骑兵未能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也认为，在东线的交战状态和地形条件下骑兵仍能发挥大的作用。视野开阔、洞察力惊人的塞克特虽然政治立场保守，但确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也绝非抱残守缺之人。他十分清楚随着兵器火力的愈发强大，骑兵以密集队形、挥舞马刀冲锋决胜的时代早已过去，一战德军骑兵的表现之所以乏善可陈，在他看来主要是拜骑兵们所受的既不现实、又极为不足的训练所累，他坚信这个兵种在机动灵活的战场中仍有可为，因而执意保留相对庞大的骑兵数量。塞克特在1927年撰写的题为“现代骑兵”的文章中曾声称：1914年开战之初，如果德军最高统帅部不是把骑兵拆散配属给步兵师，不是把骑兵作为步兵投入到意义不大的堡垒要塞和山川攻坚战中，而是在穿越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时把大规模骑兵集中部署在敞开的右翼并令其高速推进，那么施利芬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整个战争的图景恐怕也将重绘。 塞克特还强调，骑兵之所以被认为过时，是因为西线堑壕战使之与战场态势格格不入，只能变成步兵师或被用作步兵，而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取代骑兵，只会使之更加高效，比如空军可帮助骑兵进行远程侦察，追击敌军时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也能伴随和支援骑兵。他构想中的新骑兵的作战任务应包括骚扰敌军侧翼或后方、主力大军进行动员时保护边境地带、干扰敌军机动、进军中保护友军侧翼等等。在战术方面，塞克特认为骑兵可以以其机动灵活的特质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并以其装备的轻武器近距离接敌，摆脱敌军后可再迅速运动到他处，继续骚扰和打击对手。塞克特承认骑兵必须下马与敌交战，但认为骑兵有必要尽可能长时间地骑在马上，以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在敌军兵力薄弱或完全失控时，骑兵一样可以进行马上冲锋和攻击。塞克特在这篇文章中坦承自己从不后悔在战后国防军中给予骑兵较大的比重，他的军事思想和建军方针当然对曼陀菲尔等众多骑兵军官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塞克特1921至1926年间担任魏玛共和国的陆军总司令，但他对共和政府并无好感，也从不打算真正效忠于这个被他视为“没有更好选择而不得已接受”的权宜政府。他把被条约禁止的参谋本部改头换面，隐藏在1919年11月成立的“军队办公室”中，借助这个幌子他将大批参谋军官和部分曼陀菲尔那样的一线军官保留在临时国防军中，一心想打造出一支非政治化的精英军队。塞克特对共和政府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曾以命令的形式晓谕全军—“陆军应成为国中之国，但应通过为国效力融入国家，事实上它自身应成为国家最纯粹的象征。” 在他心目中，如果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或化身，那么军队应该服从政府并为之效命，而如果政府的存在及其宪法的本质在于党派纷争，那么军队就应采取超然的立场。不过，问题的要害在于塞克特拒绝承认魏玛共和国是德意志国家的永久体现，当1923年国内危机再度浮现时，总统艾伯特曾向他了解帝国国防军的立场，塞克特则神态庄重地称“整个国防军都站在我的身后。”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深深影响着军官团：一部分军官对魏玛政府的态度是愤怒地否认其合法性，多数人则像曼陀菲尔一样不冷不热，他们埋首于军事业务和军体训练，对政治动向既不敏感又充耳不闻。

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对年轻军官来说可能有些单调乏味，不允许涉猎任何党派政治活动、甚至连公开谈论政治都被禁止，使绝大多数军官都把精力放在钻研军事业务、研究军事历史和体育锻炼上，因为塞克特不仅希望并鼓励他们成为医生和律师那样的专业人士，还要求他们都成为各种兵器装备的行家里手。塞克特十分重视军事历史的研习在培养军官性格和能力上的作用，将之视为养成敏锐的战术意识、延续19世纪战无不胜的普鲁士军队悠久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不二载体。他也坚信，军官们从正式的演讲报告、个人研习和广泛阅读中汲取的理论知识，辅以各种形式的调动演习、昔日战场游历、参谋旅行训练等，足以帮助他们克服缺乏实际指挥经验的缺陷。塞克特时刻不忘的是塑造军官团成员强韧的性格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身体强悍、精神坚韧在塞克特心目中甚至占有比理论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地位，反复灌输尚武精神也是一战后、二战前的20年间德国军事教育的一大要旨和特征。曼陀菲尔并不觉得没有战场的生活有多么乏味，像做任何事情一样，他以极大的热情钻研军事理论和军事史，并对马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高强度训练中，他的马术水平提高很快， 20年代初就经常出现在赛场和表演中。此外，曼陀菲尔在1920年中开始恋爱了—他在一次狩猎活动中结识了一位名为阿姆加德·冯·克莱斯特 （Armgard von Kleist） 的贵族小姐，阿姆加德也出身于显赫的贵族军人世家，其叔父就是二战中的装甲统帅克莱斯特元帅。 克莱斯特在一战中曾任近卫骑兵师的首席作战参谋，战后为汉诺威骑兵学校的少校战术教官， 1932年时升任第2骑兵师师长，二战中以骑兵将军的身份成为德军最早的装甲军军长和装甲集群司令官之一。1921年6月23日，曼陀菲尔与他的新娘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婚姻一直延续到曼陀菲尔1978年辞世为止。从当年所摄的照片来看，身着传统骑兵军服的曼陀菲尔英姿勃发，佩戴着马刀，还将数枚铁十字勋章骄傲地别在胸前。有趣的是，曼施坦因也是在1920年初的狩猎活动中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而且结识仅三天后就求婚成功。

第25A骑兵团在塞克特的新军组建完成后不久即改称为第3骑兵团，而曼陀菲尔也自1923年起担任团长迪林斯霍芬（Max von Diringshofen）中校的副官。1923至1930年间，曼陀菲尔先后为四任团长担任副官，其中1925年4月起任团长的勃兰特 （Georg Brandt）上校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也使他学到了管理和领导部队的经验。勃兰特生于1876年，曾在1900年侵华的八国联军中任骑兵连长，之后加入参谋本部，1929年2月升任第1骑兵师少将师长，一年后出任国防军骑兵总监。勃兰特的资历很深，接替他担任第1骑兵师师长的即是二战德军元帅博克，而博克之后才是后任陆军总司令的弗立契 （Werner von Fritsch）与担任参谋总长的贝克。不过勃兰特1931年即告退伍，二战爆发前一刻被再次征召，曾以骑兵将军军衔征战法国和挪威。1945年4月21日，勃兰特在柏林自杀身亡。

按照战后的帝国国防军条令，德军团长必须亲自负责基层部队军官的继续教育和训练，有责任组织各种演讲和研习活动、引导讨论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冬季的军营里这种学习研讨活动占有很大比重。团长还需负责率领所部军官重游昔日战场并检讨成败得失，引领军官们系统地讨论具体战术情况下的攻防策略。除实地游历战场外，军官们也必须在团长主持的研习中就给出的战术问题提交计划和方案。曼陀菲尔除协助团长完成大量的组织活动和实际训练外，还必须将相当的精力放在对每个军官而言都十分重要的军区考核上。这项考试是战后国防军训练军官方面最重要的一个特色，本质上就是过去的参谋本部军官团资格考试，但塞克特又为它增添了新的维度和难度。1918年前，德军军官一旦获得任职资格和授衔就无需参加任何测试，通过参谋本部军官团资格考试虽是进入柏林战争学院的必备条件，但无志于此的军官完全可以不必参加。1919年，塞克特决定从1920年起全面推行军区考核，要求所有军官必须参加，目的是借以了解军官团的教育状况和知识水准。 当然，他也希望军官们能将心思放在研习军事史、军事理论和战术上，让他们全身心投入这项困难的考试也能使之无暇旁顾。

能否通过军区考核是曼陀菲尔这类年轻军官军旅生涯中的一件大事。首先是考核结果的重要性，未能过关者可来年补考一次，但若补考仍然失败就将失去军官资格。当然，所有军官中成绩最优异的10%～15% 将有机会进入参谋本部军官培训计划，从而为加入地位尊崇的参谋本部军官团创造条件。其次，此项考核本身为时数日，除一般性知识考察 （涵盖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地理和竞技等方面） 外，最困难的仍是军事科目，包括三门应用战术以及战术理论、军事工程、识图与绘图、武器装备等科目各一门。 下级军官们为准备考试往往结成学习小组，参加为期6个月的函授课程，整个军营里钻研学习蔚然成风，所有军官或热衷于研读军事著作和战史，或研习战术和武器性能，军官团的形象也变成了远离政治经济活动、潜心钻研军事业务的职业军官群体。这种高强度、大范围的研习活动中涌现出了一些高水准的军事理论著作，隆美尔的《步兵进攻》这一战术著作算得上是代表之一。另外，20世纪20年代的学习研讨活动对军官们日后的指挥水准和战术素养的影响也不能低估，毕竟这批军官在二战中至少都担任着师以上的职务。虽然无从得知曼陀菲尔在各次军区考核中的具体表现，但他显然都顺利过关，但也不属于最优秀的一类，也从未进入过参谋本部军官团训练计划。个中原因，据他自己透露，是他对进入参谋本部后守着办公桌从事繁文缛节的文案工作毫无兴趣，他只想做一名与部队官兵在一起的军官。

勃兰特主持第3骑兵团时，正值骑兵最困难的时刻—这一兵种被认为是所有军兵种中最保守的，证据之一就是其训练计划仍沿袭一战前的形式与内容。一战中德军骑兵即已下马与步兵并肩作战，但在战后的军事理论和战术思想、尤其是武器装备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德军骑兵却依然把学习演练单兵和编队马术作为训练核心，骑兵们还装备着长枪马刀，而且把大量时间用在这些方面的训练上，显得与时代的发展和要求格格不入。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科如姆 （James S. Corum） 对此现象曾评论说：“……骑兵是德国陆军目下最保守的兵种。将骑兵军官团高层描述为军事反动派也算不上夸大其辞。”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骑兵训练大纲，原出版于1912年的大纲只经过微小的修改又在1926年下发部队。曼陀菲尔这样的下级军官都赞同放弃使用骑兵长枪，但几乎所有骑兵团团长都坚持保留这种徒有其表的武器，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27年10月—一年前接替塞克特出任陆军总司令的海耶（Wilhelm Heye） 上将当时否决了骑兵军官团高层和上校团长们的意见，才算废止了对长枪的继续使用和训练。

按照曼陀菲尔的说法，勃兰特是德军骑兵改革的先驱和新式骑兵的创建者。他接手第3骑兵团后立即开始整改，目标是将之建为一支现代化的作战部队，并为整个骑兵做出表率。作为团长副官的曼陀菲尔目睹、参与和经历了整个过程。勃兰特将骑兵过于重视战马和骑手训练的传统转变为更重视作战演练和战术演习，他对骑兵仍惯于手持马刀、而不擅用现代武器的状况十分不满，认为这种部队无力在战场上与敌对抗，就连骑兵的传统职责—侦察和掩护侧翼也无法很好完成。他为手下的骑兵连装备了轻机枪，将一个连作为试点整改为机械化连，包括机枪排、榴弹炮排、反坦克排、工兵排和通信排各一个。虽然骑兵高层整体上非常保守，但也不乏勃兰特这种见识深远之人，第3骑兵师师长菲尔埃克 （Hans von Viereck）中将也是一位密切关注机动战和装甲战的军官。他在1927年提交给上级的报告中说“没有坦克的战争是过时的战争。在向与坦克协同作战的部队下达命令方面，军兵种学校的教学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菲尔埃克还指出德军使用的模拟坦克越野能力太差，演习中经常成为瓶颈，建议将快速车辆的底盘用作模拟坦克底盘，以便更好地协调骑兵与坦克的越野训练，同时他还建议加强对装甲车的使用和训练。

1930年2月，离开第1骑兵师升任国防军骑兵总监的勃兰特中将把前述机械化连交给了曼陀菲尔中尉 （他已于1925年4月晋升为中尉）。骑兵中不乏比他资深年长的军官，而且连长之职一般要求至少是骑兵上尉，曼陀菲尔能以中尉领导这样一支新式骑兵，足见勃兰特对他的赏识和信任。曼陀菲尔自己也颇为兴奋，战后坦言这成为他继续钻研业务的动力之一。1932到1933年间，他撰写了一本名为《骑兵连长》的小册子，总结了自己在训练骑兵和照料战马方面的创见与经验，还探讨了对骑兵进行步兵训练和使用的问题。有些在骑兵队伍中浸淫数十年的资深连长虽对曼陀菲尔的见解不以为然，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与骑兵上下的关系。与军事经验和阅历同步增长的是马术水平，“曼陀菲尔是个优秀骑手”这样的声誉在兵营内外不胫而走。1931年初，曼陀菲尔获得了“金质骑手奖章”，数年后又得到一枚“国民金质运动奖章”。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曼陀菲尔曾称自己是个“天生的骑手……马术给年轻军官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荣誉。军官中产生了许多优秀骑手，他们在国内外军体竞赛中经常战胜最强劲的对手，1936年柏林奥运会马术项目的所有金牌都被我们的军官囊括。”

1932年10月，曼陀菲尔奉命调任为班贝格（Bamberg） 的第17巴伐利亚骑兵团的骑兵连长。该团下辖6个连，团部与第1、第5连在班贝格；第2和第6连在慕尼黑；第3和第4连则在斯特劳宾 （Straubing），团长是后来官至中将的佩法尔 （Gustav Freiherr von Perfall） 上校。曼陀菲尔的同僚中有一位名为施陶芬贝格 （Claus von Stauffenberg） 的少尉—这位来自班贝格显赫世家的军官，将在二战中后期成为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领袖，且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直接执行者。

曼陀菲尔带领骑兵连每天勤练不辍，与属下的关系极为密切，也使他认识到连队的凝聚力和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长官能否激励战士的动力和热情、能否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他的驻地距纳粹党活动中心慕尼黑不远，他也得以近距离地观察纳粹党和希特勒如何登上德国政治舞台的中央。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总理，当夜，热情难抑的班贝格人像柏林人一样进行了盛况空前的火炬游行。有后人的研究表明，施陶芬贝格少尉当日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时正赶上班贝格的游行，他因身着骑兵团军服而在无意间被市民簇拥到队列的最前方。 历史学家霍夫曼 （Peter Hoffmann） 指出，施陶芬贝格可能并未参加当夜的火炬游行，而是后人将此事与稍后发生的一件与曼陀菲尔有关的事件混淆了：大约在3月13日，曼陀菲尔带着骑兵连结束训练后，在返回军营的路上，偶遇骑马归来的施陶芬贝格，后者随即加入骑兵连队列，队伍后面跟着的是骑兵团军乐队。当他们一行路过班贝格市政厅附近时，看到许多市民聚集于此，都在抬头观望市政厅大楼上方冉冉升起的纳粹党万字旗，曼陀菲尔随即命令骑兵连举手敬礼，结果14日的《班贝格日报》（Bamberger Tageblatt） 报道了他和骑兵连的举动，声称“国防军也认可这面迎风飘扬的新旗帜。”霍夫曼还说曼陀菲尔因此受到了严厉指责，因为当时在法律上来说万字旗仍仅是纳粹党党旗。 另一历史学家巴尔内特 （Correlli Barnett） 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类似史实，但发生的时间被标注为1933年2月1日。 更有趣的是，施坦因 （Marcel Stein） 在著作中误解了霍夫曼的研究，声称“领导1933年1月30日夜（班贝格）火炬游行的其实是曼陀菲尔中尉，施陶芬贝格只是碰巧路过才加入进去的。”

虽然历史真相已难以还原，但可以肯定的是，彼时军官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认可纳粹的万字旗。施陶芬贝格当时就被同僚描绘为“民族主义者”，而且像绝大多数军官一样在政治上都属于右翼。施陶芬贝格妻子的一位朋友曾忆称，当施陶芬贝格家族1944年7月惊悉正是他主持了刺杀希特勒的政变时，他们无不在伤痛之余感到惊讶—家族许多成员一直都认为，只有他才称得上是大家庭里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 1933年初时的施陶芬贝格热情地支持纳粹党鼓吹的民族主义运动，赞同统一原德帝国境内所有国家的德裔，军事上更是支持重整军备、军队扩张和获取被禁的重武器，还向家人和朋友说“这些想法毫无疑问地得到帝国国防军所有军人的赞同。”时任第1骑兵师师长、后任参谋总长的贝克，也在希特勒上台不久后写下的文字中声称1月30日的政权更迭是他盼望多年的事，“出于这一原因，我为自己长久的期望并未破灭而感到万分高兴。这是1918年以来的第一抹真正的曙光。” 而初掌政权的希特勒对军队也是百般逢迎，他在就职典礼上就宣称“……接下来的4到5年里，‘一切为了武装力量’就是我的首要原则。” 他还向国民和军人保证，自己的政府将致力于铲除议会民主政治，消灭共产主义分子，通过联合工人农民恢复国家统一，颂扬民族主义，并将绝对的发展优先权赋予军队，特别是恢复1918年前军人在国家享有的特权地位。曼施坦因在战后回忆录中也曾解释过军官团为何欢迎纳粹党的崛起：“……纳粹党强调民族主义思想并极力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束缚，这在战士们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纳粹党与共产主义展开的殊死搏斗，以及它试图跨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深深鸿沟的决心，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这类问题不仅是1918年德国崩溃的根本原因，也是之后所有暴乱和革命的根源，更严重地威胁着德国的未来。只要国内的这些分裂不停止、不愈合，德国怎能再次崛起、恢复强国的荣耀地位、抵御外敌入侵呢？人们必须承认其他政党无法修补这些裂痕。共产党的目标是仿照苏俄建立独裁政府，社会主义者依然忠实于阶级斗争思想，而资产阶级政党总是努力维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地位，甚或梦想退回旧时代。” 曼陀菲尔对希特勒上台的回顾和反思没有曼施坦因那么深刻，他在1970年代初曾对到访的军史家库罗斯基（Franz Kurowski） 这样说道：“德国领袖的更迭并没有带给我们不好的印象，相反我们的观感相当不错。就我们的判断而言，我们坚信德国人民的生活将大有改善。武装力量和警察曾遭受的诋毁和失誉、官兵曾受到的轻蔑和虐待立即停止了，失业也仿佛消失了……一夜间大街上恢复了秩序，而几个月前这里还回荡着枪声。政府和国家机器恢复了曾丧失的权威性。德国这个国家和它的新政府在国内外都赢得了声誉。”曼施坦因和曼陀菲尔等绝大多数军官都热情地欢呼希特勒的崛起，赞同纳粹党在业已失败的自由、多元和民主政体的废墟上建立独裁政权，还热情地展望第三帝国恢复陆军绝对权力和尊崇地位的时刻。用法国当代历史学家勒梅 （Benoit Lemay） 的话说，就是“军官团与希特勒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创建一支进攻能力极强的强大军队，令德国获得欧洲的支配地位。”

希特勒在解决失业、改善人民生活、弥合阶级分裂的同时，也加快了重整军备的步伐，其中就包括秘密建立空军和加快发展装甲部队，在这个过程中曼陀菲尔的军旅生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3年圣诞节前一天，第17骑兵团在团部举行狂欢活动，出席者中有一位柏林来的贵客—原在第3骑兵师供职、此时正在骑兵部队巡视的陆军人事局长施韦德勒 （Victor von Schwedler） 上校。席间，团长佩法尔找到曼陀菲尔说施韦德勒想跟他聊一聊。在骑兵服役已达17年的曼陀菲尔很早就认识施韦德勒，虽觉得人事局长的邀请对他这个上尉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但也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团长同时还告诫他说：“不管局长说什么，你都要回答‘是的，长官’。容我事后解释。” 曼陀菲尔多年后还清楚地记得施韦德勒当时对他说的话及其诚恳的态度。当时虽近子夜，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施韦德勒告诉曼陀菲尔说陆军正在组建装甲部队，急需大批优秀军官投入这一新兵种。当他询问该兵种的大致状况时，施韦德勒不疾不徐地答道：“本质上来说装甲兵与骑兵相去不远。不过，你将得到一个新伙伴—不是战马，而是个铁制的大家伙。至于战术和部队管理则与骑兵基本无异。” 曼陀菲尔闻言没有急于表态，而是与局长随意聊了一会儿，最后施韦德勒说：“曼陀菲尔，这个兵种很有前途。如果你决定加入装甲部队，可把意愿直接告诉我。”按照团长事先的吩咐，曼陀菲尔诚恳地回答称是。次日晨曼陀菲尔即向团长做了详细汇报，原来施韦德勒早就看上了这个优秀的骑兵上尉，尽管名为征询意见，实际上佩法尔早就知道了曼陀菲尔与两个骑兵连将被调到装甲部队的决定。

1934年10月1日，曼陀菲尔和第17骑兵团的两个连奉调加入驻扎在图林根 （Thuringia） 地区的“埃尔福特 （Erfurt） 骑兵团”。 这个单位并非什么骑兵团，而是为掩人耳目使用了上述代号的摩托化步兵团。当时它辖有两个摩托车营，第1营驻扎在埃尔福特，曼陀菲尔加入的则是驻于埃森纳赫 （Eisenach） 的第2营。不过，该团很快又被拆分新组了第3营，因为它实力过于雄厚，光是带跨斗的BMW-700型摩托车就有700辆，还有大批四轮汽车和其他运输车辆。与第17骑兵团同属第3骑兵师的第16骑兵团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和重组，该团的骑兵也分别加入了埃尔福特和埃森纳赫的这三个营。当1935年德军组建首批3个装甲师时，“埃尔福特骑兵团”的3个营被分别并入第1、第2和第3装甲师， 曼陀菲尔的第2摩托车营成为古德里安第2装甲师的一部分。

至此，曼陀菲尔军事生涯的新的一页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