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即位之谜

斧声灯影中杀兄夺位吗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二十夕，“上御太清湖以望气，……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斟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数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莹然如出汤沐。”

这就是宋朝初年文莹和尚著的《湘山野录》一书关于斧声灯影的记载。斧声灯影之所以引人关注，就因为事情如此发展于情于理多有不合：正值盛年的太祖突然驾崩于“万岁殿”，并且未传位于两个儿子，而由弟弟赵光义继承大统。人们于是产生疑问：斧声烛影中，是太祖力劝弟弟继任大统，还是光义谋杀病中的哥哥篡位？

《湘山野录》关于“斧光烛影”的记载于是成了宋太宗弑兄篡位和后人对其即位合法性怀疑的直接证据。除此之外，后人还找出另外一些太宗可能弑兄篡位的证据。

《宋史·太祖本纪》中对太祖之死的记录就有不少疑点。该书对太祖的死只简略地说：“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根本没有说明猝死原因。太祖无病无恙怎么就突然崩逝于“万岁殿”呢？这难免让人怀疑。毛泽东在评点《宋史·太祖本纪》时，也曾对此批注：“不书病，年五十？”所以，后人认为太祖突然猝死，是个历史疑案，而太宗此夜“留宿禁内”，且有“斧声烛影”之说，其弑兄篡位的嫌疑明显。

南宋遗民徐大绰在所著《烬余录》中更是直接写道，赵光义对归降的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费氏垂涎已久。可是，孟昶去世后，宋太祖将花蕊夫人纳为己妃。后来，太祖因病卧床，半夜时赵光义叫他，见他不答应，便乘机调戏花蕊夫人，但“太祖觉，遽以玉斧斫地。皇后、太子至，太祖气属缕”，赵光义慌忙逃回自己的王府，次日太祖驾崩。从这段叙述来看，赵光义好像是在皇宫陪伴患病的太祖，并趁他昏睡不醒，想乘机调戏钟情已久的花蕊夫人，但被太祖发觉，可能是他盛怒之下欲砍赵光义，由于病体虚弱，力不从心，未中赵光义而砍了地。等皇后和太子闻声赶到之时，赵匡胤已气息奄奄了。

太祖是病怒交加而死，还是为赵光义所害？尚难下断语。

另外，从太宗继位的过程来看，也大有可疑之处。据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记载，“太祖初宴驾，时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内侍都知王继隆（按：其他书籍上作王继恩）召秦王德芳；继隆以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医官程德玄坐于府门，……乃告以故，扣门与之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隆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遂与王雪下步行至宫门，呼而入。……俱进至寝殿。宋后闻继隆至，曰：‘德芳来耶？’继隆曰：‘晋王至矣。’后见王锷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这段记载与文莹《湘山野录》中说，“是夕，太宗留宿禁内”不同，而是说赵光义当夜回到了自己的府中，是在半夜由宦官王继隆和心腹程德玄陪同下一同前往宫中的，似乎证明赵匡胤崩逝之时，他根本不在现场，与“斧声烛影”无关。即使如此，也不免让人怀疑，宦官王继隆何以知道“太祖传位晋王之志素定”，平时有诏书吗？他是“金匮之盟”的见证人吗？宋后命他去召秦王德芳，为何竟敢擅作主张？程德玄怎么这么巧也到了晋王府？至少，这段记述明确表明，宋后召的是秦王赵德芳，即太祖小儿子，而并非是赵光义。只不过赵光义先于诸王子，抢先进了皇宫。再说，假如太祖已经明确传位于赵光义，他又何必“犹豫不敢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这话从何说起？宦官王继隆又说：“事久，将为他人有。”又说明了什么？司马光的这段记载，显然考虑到了为尊者讳，有意为太宗开脱，但是这些含糊其辞的记载，是否又暗示了什么呢？

《宋史·太宗本纪》中在肯定宋太宗是“贤君”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四点非议：“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用白话来说，就是后代人难免对太宗有以下四点不解：其一，太祖去世后，他荣登皇位，为何不尊惯例次年改用新年号，而是连仅剩的两个月也来不及等待，就迫不及待地将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呢？他如此急于改弦更张是不是心怀鬼胎，想以此先入为主，造成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这难免让人生疑。其二，赵光义的弟弟赵光美，既然是“金匮之盟”中“兄死弟及”的又一皇位继承人，为何赵光义继位后，先任命其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来却将这位因避讳而改名为廷美的弟弟莫名其妙地剥夺了王位，贬为涪陵县公，导致其不久就“抑郁”而死呢？其三，太宗继位后，曾封为节度使和武功郡王的太祖儿子德昭，为何征讨北汉之后，好意规劝太宗信守诺言，奖励出征的有功将士，太宗非但不听，居然说：“待汝自为天子，赏未晚也！”德昭由此感到自己受到了深刻的猜忌和防范，性命早晚难保，回家后自刎而死。这种行径，无异于逼其自杀。一年之后，太祖年仅23岁的幼子德芳，也神秘地暴病身亡。人们由此不免怀疑“共保富贵，无忧也”的诚意。其四，太宗曾经把皇嫂宋后加封为“开宝皇后”，但其死后，却不按皇后礼仪发丧，这又是为什么呢？所以“察其言，观其行”，太宗根本没有兑现“共保富贵”的诺言，只看到他斩草除根，逐一消除了皇位竞争中的最后隐患。以上四点的出现，难道全部源于偶然？

最后，我们再听听宋朝民间的声音。由于宋太祖暴死，五六年内两个儿子也不明不白地丧生，当时，民间就流传有各种版本的太祖神秘暴死和因果报应的故事。除“斧声烛影”之外，还有“宋太祖转世为斡离不，灭北宋，杀太宗子孙几尽”的传说。其中还有一个颇有影响的说法是这样的：宋太宗弑兄篡位，大逆不道，丧尽天良。由于其得位不正，导致北宋末年，半壁河山被占，钦、徽二帝被掳，宋太祖借金太宗完颜晟之手，报了是夜刀斧之仇。值得注意的是，宋太宗的后世子孙似乎也相信此说不假。南宋高宗赵构时，因为他没有儿子，大臣们曾就皇位继承一事议论纷纷，多认为：太祖是宋朝创造者，应该在他的后代中选择皇位继承人。对这种含沙射影之言，高宗开始时严加斥责，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彻底改变了主意。据说，是夜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宋朝开国君主赵匡胤带着他，逆转时光，回到当日的“万岁殿”，让他看了那夜“斧声烛影”的全部情景，并且说：“你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国势才可能有一线转机。”也许梦境之说，纯属后人附会，但是高宗传位于宋太祖后代却是事实。高宗最终找到了宋太祖的七世孙赵慎，并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时距离“斧声烛影”之夜，已经有187年。我们也难免惊诧，宋高宗这一举动是否含有认识并承认了自己先祖的罪孽，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宋太祖及其子孙偿还了亏欠的历史孽债的意思呢？当然，也可能太祖子孙继承南宋江山只是历史的巧合，这种因果报应之说只是后人附会而来。但是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历史的真实？

金匮之盟的真伪

前文多处提及的金匮之盟也是太宗即位的关键所在。围绕金匮之盟，学者们各执一词，有的认为确有金匮之盟，有的则认为那只不过是太宗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在几年后的欺世盗名的杜撰而已。

据《杜太后传》记载：“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侍药饵不离左右。疾亟，召赵普入受遗命。太后因问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呜咽不能对。太后因问之，太祖曰：‘臣所以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积庆也。’太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年后当传位于汝弟。四海之广，万机至众，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太祖顿首曰：‘敢不如教。’太后顾谓赵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克违也。’命普于榻前为约誓书，普于纸尾书‘臣普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匮之盟”。

关于金匮之盟，《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续资治通鉴长篇》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言语上稍有些出入。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真伪，很值得怀疑。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杜太后去世的时候，赵匡胤年仅34岁，正当壮年，这时他的儿子德昭已经14岁，即使太祖三五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世宗遗下7岁孤儿继承大统，造成群龙无首的危险局面。在这种背景下，杜太后怎么会做出有悖封建社会“嫡长子继承制”常理的决定，而说什么“汝百年后当传位于汝弟”的“金匮之盟”呢？退一步说，假定真有“金匮之盟”，且“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那么，太祖去世后，赵光义就应该立即拿出来，正大光明地宣示天下，说服众人。为何直到5年后，才在众论哗然的情况下，如梦初醒般地记起这件事来，并煞有介事地列举证人，公布誓约。因此，这难免让人怀疑，所谓的“金匮之盟”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太宗才伙同赵普伪造而来，以达到掩人耳目，为自己继位“正名”的目的。

对“金匮之盟”的可信性也有许多学者持肯定态度。从背景来看，北宋政权是通过陈桥兵变得来的，赵匡胤能够黄袍加身，主要在于后周时期典兵将领权势过重，赵匡胤大权在握；另外后周恭帝年龄太小不能控制局面，从而使赵匡胤有机可乘，取而代之。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面对五代君主13人，在位超过10年者无一，有7人死于非命这样一个王朝更替频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杜太后凭什么能够自信宋太祖就可以摆脱“宿命”，而不像周世宗那样英年早逝、最终导致幼主执政失国呢？加之宋朝初建，国基不稳，成为又一短命王朝的可能性很大。再者，虽然当时太祖正直壮年，身体无恙，但是政治变化无常，“人有旦夕祸福”，谁敢保证他就不会暴死，不会被人杀掉。假如真的这样，只有十余岁的德昭能应付这样的局面吗？而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无疑是最佳的继位人选。《宋史·后妃传》上也明确记载杜太后得知赵匡胤当上皇帝时，不但没有什么喜悦，反而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在这种背景下，杜太后以史为鉴，打破“嫡长子继承制”的固定模式，由年长者为君，以确保赵氏万年江山，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实际的。近代以来，有人否定“金匮之盟”，认为是宋太宗的伪造，毕竟都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其是伪造的，很可能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固定模式在作祟，并由此而否定“金匮之盟”的可能性。综上所述，“金匮之盟”具有存在的条件和背景，其可能性极大。进一步来看，假设没有“金匮之盟”的誓约，宋太祖当时尚存两子，为何不立太子呢？

当然，宋人王禹在《建隆遗事》中记载有太祖立太子一事：“上将宴驾，前一日，遣中使急召宰相赵普、卢多逊入宫，见于寝阁……普等复曰：陛下艰难创业卒至升平，自有圣子当受命，未可议及昆弟也。臣等恐大事一去，卒不可还。陛下宜熟计之。”这是见到的唯一商议立太祖之子的资料，但查证史实可知，赵普于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八月被罢相，出镇河阳，不可能在太祖临终时被召入宫并谈及继承人的问题。而且史料中也从没有记载太祖驾崩前一日，有大臣建议立太子之事。由此可见其叙述之荒谬。事实上，终太祖一朝，正史上也未见有立太子一事。宋太祖从公元960年即位称帝，到公元976年驾崩，在位达17年之久，有两位皇子在世。假设没有“金匮之盟”，太祖为何不立太子呢？再说，按照封建王朝的传统，“太子，国之本也”，是封建王朝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的一件大事，从历史上看，很多皇帝继位之初，就立下太子，比如在唐朝，公元618年5月，李渊称帝，“六月，立李建成为太子”；唐太宗立李承乾也是“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为何独宋太祖迟迟不能定夺呢？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太祖当时年富力强，圣体康健，不会料到突然驾崩，所以才未来得及立太子。但是事实上太祖去世时已经50岁，这在古人绝非早逝，并且在位已经达17年之久，若沿古制，早该立下太子了。所以，说太祖突然崩逝或者说英年早逝，不是不立太子的充分理由。再从《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来看：“燕懿王德昭字日新，母贺皇后，乾德二年出阁。故事，皇子出阁即封王。太祖以德昭冲年，欲其由渐而进，授贵州防御使。开宝六年，授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终太祖之世，竟不封以王爵。”另一皇子德芳也仅仅是在开宝九年被封为贵州团练使，这就是说，太祖在世时，授予两个皇子的职位都不高，离太子的地位还有很大距离。通过这些史实可以看出，太祖在世时根本就无意于立太子。那么太祖为什么不立太子呢？对此合理的解释就是皇位继承另有其人，金匮之盟不假，太祖已经决意由弟弟光义继任大统。

可是反对者对此还是颇有微词，他们说，假设真的有“金匮之盟”，太祖着意传位于弟弟赵光义，以免重蹈柴世宗之覆辙，那么赵光义即位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异常之举呢？

比如，太宗即位后，对皇位更替中涉及的关键人物都大加封赏。任命其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德昭为节度使和郡王，德芳也封为节度使。太祖和廷美的子女均称为皇子皇女，太祖的三个女儿还封为公主。太祖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等人都加官晋爵，他们的儿孙也因此获得官位。而一些太祖在世时曾加以处罚的人，都予以赦免。这难免让人猜疑，如此举动正是因为有难言之隐，不正之举，所以才广播皇恩，以稳定人心。除此之外，太宗更是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开封尹时的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了太祖朝的大臣。尤其是他在位时期，第一次科举取士人数就是太祖朝最多时的两倍，当然科举取士使不少出身寒微的有才之士能够入仕，是一项很好的施政措施。不过，试想这些平步青云的“天子门生”无疑对太宗心存感激，甘心为其效力，从而太宗自然也能够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将整个朝廷逐渐变成服从自己的机构。此外，太宗还陆续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便于控制。太宗重用亲信，大规模地取士，让朝廷中的官职大换血，是否有让自己培养的人充当各种要职，即使朝野内外对太宗继位有所非议，也能大权在握无所顾忌呢？当然，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宗培养亲信的举动也许根本就无可厚非，毕竟每位皇帝登基后都会培养自己的亲信之臣，以稳固统治。这些论述无疑包含有后人先验性的有罪推论的影子。

合法继位吗

有学者认为，后世治史者大多乐于从考证“斧声烛影”的各个细节出发，来推断宋太祖死于非命，赵光义弑兄篡位，从而否定太宗继位的合法性。而“斧声烛影”仅仅是稗官野史的传闻，可信度究竟有多大呢？这种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误区。要论证太宗继位的合法性，根本不能简单地从斧声烛影出发，以讹传讹，应该从“金匮之盟”的真伪、太祖兄弟的关系、太祖生前不立太子、太宗继位后各方的反应等方面来分析。此话确有道理。

从前面史料分析可以推断，太祖驾崩之日，赵光义确实来过宫中。但留宿与否是正史与野史的分歧所在。由于年代久远，史料记载如此，我们不好判断孰是孰非，但也不能偏执一词，就断定太宗是夜留宿宫里，此处只好存疑。并且，如果是夜太祖不豫，怎么可能如《湘山野录》记述太祖出殿“引柱斧戳雪”？宫女与宦官听不到二人谈话内容，怎么就单单听到太祖“柱斧戳雪声”、“好做，好做”以及“鼻息如雷”的声音呢？再说，如果真的是太宗杀死了哥哥，如“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圣体，玉色莹然如出汤沐”。既然野史者都知道太祖是被谋杀，太祖的儿女们能不知道吗？要知道，他们是最后装殓、守灵的人呀。他们怎么就没一点反应呢？退一步来说，就算是慑于太宗淫威，敢怒不敢言、怕祸及家人，可是后来太宗北伐辽国失败后，赵德昭因向太宗进谏赏罚问题，太宗说了句“待汝自为天子，赏未晚也！”一句话就把德昭气得自杀身亡，由此看来赵德昭并非没有血性之人，如果真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他真的就会在沉默中忍气吞声？通过以上分析，足可看出《湘山野录》所述之谬。司马光《涑水纪闻》等史料中记载宋皇后遣王继恩召德芳一事也有可疑之处。要知道太祖驾崩之时，从德昭与德芳在年龄和官职上的对比来看，如果有子继承大统，也应该是德昭而不是德芳。后人只是耽于“好做”与“好为之”的解释与区别，以及利用“王大惊，犹豫不行” 、“事久，将为他人有”等语来进行臆测，提出各种疑问，难免牵强附会，以讹传讹。至少，在没有进一步发现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单凭揣测而妄下结论，是一种极不科学的方法，也更不能单凭怀疑就去否定一方，肯定一方。

从太祖与太宗的关系方面看，太宗即位也是合法的。赵匡胤兄弟在夺取后周政权以及后来统一南方的过程中，向来配合默契，信任有加，史书上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多有记载，比如，“开宝六年夏四月，召开封尹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等赏花习射于苑中”、“开宝九年六月庚子，步至晋王邸，命作机轮，挽金水河注邸中为池”、“光义尝有疾，亲为灼艾，光义觉痛，帝亦取艾自灸”。据说，太祖每次外出，必留光义守护都城；决策军国大事时也都让光义参与谋划；太祖曾想建都洛阳，大臣们纷纷劝谏，太祖都不采纳，倒是光义的一番陈说使得太祖改变了主意。太祖还对人说：“光义龙行虎步，出生时有异象，将来必定是太平天子，福德所至，就连我也比不上。”以上叙述难免会有后来史官附会之嫌，但也可从中窥见二人手足情深之一斑吧。再试想，如果太祖预备传位于皇子，以太祖之英明以及“杯酒释兵权”压抑武将的手腕，能不知道让弟弟大权在握，会对皇子的继位构成巨大的威胁吗？可是，事实上太祖从没有压抑太宗的举动，一直对其信任有加，委以重任。这从光义步步升迁直至晋王的过程就可看出：“建隆六年正月甲子，赐皇帝殿前都虞侯、匡义为光义”；“建隆二年七月“壬申，以光义为开封尹”；乾德二年“六月己酉，以光义为中书令”；开宝六年九月，“己巳，封光义为晋王，兼侍中”；“壬申，诏晋王光义班宰相上”。特别是开封尹之职，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重要一环，职位相当重要。如果没有对光义的充分信任，太祖是不可能让其担任的。所以，从史书上看，太祖与太宗之间一直关系亲密，彼此没有什么矛盾和分歧。《烬余录》中所述赵光义欲调戏花蕊夫人，被太祖发觉一事，明显是承接“斧声烛影”而来，并且其本身就值得怀疑，徐大绰何以知道此事？《湘山野录》记述“太祖引柱斧戳雪”，这里成了“以玉斧斫地”，并且又冒出了花蕊夫人当夜也在现场的附会。这些叙述明显为文人借题发挥，附会而来，不足为凭。并且单凭这件事就否定了太祖和太宗兄弟几十年的交情，未免把历史看得过于简单，而把古人猜测得太过于残酷，不合人情。

从大臣幕僚的反应来看太宗即位也是合法的。我们知道宋太祖以军事起家，靠军功进至殿前都点检，在军队中有根深蒂固的关系，这也是他陈桥兵变能够黄袍加身的基础。建国之初，太祖就大封功臣，基本上有功之人都得到了合适的位置。后来虽有“杯酒释兵权”之说，但石守信仍在开宝六年秋被授予“信兼侍中”一职，石守信之子保吉还得以娶太祖第二女延庆公主，拜左衙将军，驸马都尉；高怀德也尚燕国长公主，“开宝六年，加同平章事”；王审琦之子承衍在开宝三年尚太祖之女昭庆公主，其他重臣如楚昭辅在太祖朝时即为枢密副使，曹彬也已为枢密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薛居正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等。就是说太祖驾崩之时，其功勋重将和亲信大臣仍在朝野中占据重要职位，如果太宗真的大逆不道，弑兄夺位，为何朝野没有一点反应呢？至少在正史和稗官野史中都没有见到因为太宗继位不合法而有人特意发难的事例。况且，太宗即位后并没有刻意压制旧臣，相反还继续留用，虽然，后来通过扩大科举而逐步补充和替换了太祖朝内的旧臣，但那也是说得过去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宗继任大统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就是换上自己的人马，也在情理之中。历史上皇帝继位后，不都大多如此吗？有什么可疑的呢？通过臣下的反应以及太宗对这些旧臣的态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太祖传位太宗之意，可能早有表露，朝中文武诸将对这种违反“嫡长子继承制”的情况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平稳接受。另外就是太祖开国之初，加强中央集权，削弱武将拥兵自重的政策收到了效果。但总的来说，在政权交接过程中，没有出现丝毫的震荡，不正说明太宗即位是合情合理的吗？

由以上分析来看，所谓的“斧声烛影”根本不是太宗能否继承大统的关键，太宗继承大统也并非是“烛影斧声”这个偶然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稳固统治的需要、兄弟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所以，太宗没有弑杀兄长，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顺理成章登上皇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