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大战之谜

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刘备联军以5万人的兵力击败曹操数10万大军的赤壁大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在我国军事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赤壁之战揭开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序幕，对当时时局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过，由于这一战役发生在1000多年以前，而正史《三国志》对它的记载又比较疏略，加上后世的文学家以此战役为题材而创作诗、文、小说时，有意无意地掺入夸张、附会的成分，使这次大战的部分历史真相，至今在人们的心目中模糊不清。有关赤壁之战的若干问题，比如赤壁大战发生的时间、确切的地点、双方兵力以及胜败原因等，史学界历来存在着争议。

决战于十一月，还是十二月

赤壁大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后汉书》、《三国志》都有明确记述，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于大战的决战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就目前看到的资料而言，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曹军是在建安十三年十月开始自江陵进军，决战发生在当年十一月十三日，当前史学界普遍认可这一观点。另一观点则认为赤壁决战应该是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间。那么，这两种观点各有什么证据，哪个更准确、更合理呢？

《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正史记载，十月初一是癸未日，并且当天发生了日食。两个史料对照，说明这一记载应该不会有错，就是说赤壁大战开始于十月间。

可是在《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和《魏书·武帝纪》中，虽然也都记载有赤壁之战和孙权攻合肥之事，但两处的记载互异，特别是孙权攻合肥和赤壁大战哪个事件发生在前，一直有争议，而这两个事件发生的前后，对于弄清楚赤壁决战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妨将这两种记载摘录如下：

《吴主传》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于江陵，使乐进守襄阳……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

《武帝纪》载：“十二月，孙权为（刘）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对于这两则记载，东晋史学家孙盛认为：“按吴志，刘备先破公（曹操）军，然后（孙）权攻合肥，而此记（即《武帝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按照孙盛所说，以吴志为准，赤壁大战在孙权攻合肥之前，也应该是十二月之前。《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中也按这种说法，把赤壁之战的时间界定在十月间。《三国演义》中则叙述，诸葛亮于十一月二十日夜“借”来了东南风，黄盖因此才于次晚在乌林江边放火烧毁曹船。正是基于以上史料的记载，后世的诸多史学家在史学著作中，也大多把赤壁之战的时间定为十月，决战于十一月十三日。比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记为十月；《中国历代战争概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更是明确记载：（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月亲自率军20万，战舰千艘，顺江东下……采用黄盖诈降之计，于十一月十三日以蒙冲战舰10艘，火攻曹军水寨……这一观点是目前史学界普遍流行的观点。

但是反对者大有人在，他们从多个角度分析认为，赤壁大战应该发生于建安十三年十二月，从而对十月赤壁之战开始，决战于十一月十三日的观点提出了挑战。

他们认为孙盛所说赤壁之战在孙权攻合肥之前，即“十二月”以前的看法值得商榷。通过对前面两段记载分析可以看出，张救合肥一事究竟以哪种说法为准是问题的关键。关于张救合肥一事，在《蒋济传》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蒋）济乃密白刺史伪得书，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遣主薄迎。三部使赍书语城中守将，一部得入城，二部为贼所得。权信之，绕围走，城有得全。”将这段记载与《武帝纪》对照，我们可以知道，孙权攻合肥是为了配合赤壁之战的战略行动，其目的是为了牵制曹操的兵力。此举果然奏效，曹操果然派张率“汝南兵”救援合肥。但是，因为张部“颇复疾疫”，没能及时赶赴合肥，使得孙权得以“攻城逾月”，并在确信达到目的后才撤走。由此可见，孙权攻合肥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赤壁之战，所以时间应该在赤壁大战前。据上述记载，在孙权围攻合肥的时候，曹操已经从江陵出发，开始征讨江东的战争。这是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可见，赤壁之战的时间也一定在十二月。

另外，从曹操大军的行军时间来看，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南征刘表，九月入荆州，进军江陵。为了巩固后方，进一步扩张势力，曹操到江陵之后做了一系列存恤抚循、招降纳叛的工作。比如，得知刘备已经南逃，于是放弃辎重，带领轻军（包括步兵和骑兵），进军襄阳；进入襄阳，接受刘琮的投降，召见投降的文武大臣；带领俘获的刘备部众，自当阳开进江陵，江陵刘琮驻军投降；“及平荆州，自临江迎表，改葬于江陵，表为先贤也”。整顿投降的水军部队，准备战船、粮草等作战物资。这一系列活动都是需要时间的。曹操还派蔡瑁、张允训练水师也是需要时间的，曹操在给孙权的劝降信中自夸“治水军八十万”，这也说明他正在对北方来的军队进行新的编制和训练，以适应水战。因此，从当时的情况看，曹操进行两个多月的战前整顿和训练是完全可能的。相反，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九月份刚占领江陵，不进行必要的准备，就仓促和孙刘联军开战倒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分析，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进行赤壁决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

还有，《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中载，赤壁之战前周瑜对孙权分析形势时，有“方今盛寒，马无藁草”之语。“盛寒”之语无疑说明正是隆冬季节，由于长江流域的农民靠柴草举炊，原来储存的禾秆、芦苇，特别是稻草必已所剩无几，人尚难以熟食，曹操的战马更是缺少饲料了。这一记载也可证明后来赤壁决战时间必在隆冬季节了，因此十二月间也尤为可信。

上面两种争论由来已久，前一种观点为多数史学家所认可，目前占据优势地位，而后一种观点却也言之有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孙权攻打合肥究竟在赤壁大战前还是后，赤壁决战究竟是在当年十一月还是十二月？在史学界没有取得定论之前，仍是赤壁大战留给我们的历史疑案之一。

究竟是哪个赤壁

赤壁之战的古战场究竟在什么地方，自南北朝以来就众说纷纭，形成了湖北汉川、汉阳、武昌、黄冈、嘉鱼、蒲圻（今赤壁市）的著名六赤壁说。不过，经过学术界长期的争论，前三种说法已经基本被排除，倒是后三种说法至今仍然争论不休。

认为嘉鱼县东北赤壁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的说法主要源于《水经注》的记载。《水经注》说：“赤壁山在百人山南，应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接界处，上去乌林二百里。”《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生活于北魏年间，距离三国不远，并且治学一向严谨，这一记载应该比较可信。但是，这种说法认为“赤壁、乌林相去二百里”，与史实记载悬殊甚大，自产生起，就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比如，南宋著名地理学家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指出：据《水经注》，“则赤壁、乌林相去二百余里。然疑乌林、赤壁一战相继，乌林之捷，又自赤壁始。及观《江表传》：赤壁败后，黄盖与操诈降书（始）[贻]操，以众寡不敌。交锋之日，盖为前锋。至战日，盖使用火攻之策，操乃败走。”认为“赤壁、乌林相去二百里”，而这两次战役是接连发生的，这一记载很值得怀疑，王象之在该书中对赤壁山的具体地点采取了存疑的态度。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却再次肯定了《水经注》上的说法，认为嘉鱼县东北赤壁是赤壁大战的古战场。《大清一统志》中也说赤壁“在嘉鱼县东北江滨”，谓“按《水经注》，赤壁山在百人山南，应在嘉鱼县东北，与江夏县接界处，上去乌林且二百里”。可是，今天学者分析认为，这种说法虽把赤壁定位在长江南岸，但与《三国志》记载的曹军与孙刘联军相遇于赤壁，初战不利，曹操引军驻于江北乌林，周瑜、刘备驻南岸赤壁，两军形成南北对峙之势不符。因为赤壁大战后，两军马上就形成了隔江对峙之势，不可能再沿江跑到二百里外，摆开对峙。其次，当时侦察、通讯工具都不发达，如果两军相距两百里，周瑜、刘备又怎么可能及时了解曹军的情况，抓住战机呢？黄盖又怎能用火突袭曹军？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相距二百余里，当时的木船要行驶几天才能由武昌的赤壁到达乌林。在这种情况下，孙刘联军全军在江上行驶数天，岂不暴露目标？黄盖诈降岂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要等待风势发动火攻，岂不贻误战机？”由此可见，嘉鱼县东北赤壁很难说就是赤壁大战的古战场。

认为黄冈赤壁是真正的赤壁古战场的观点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首先，北宋许端夫在《齐安拾遗》中最早记述这里为赤壁大战之赤壁；随后，大文学家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曾两次夜游黄冈（古黄州）赤鼻矶下，更把这里视为赤壁古战场而借古抒怀，写出了著名的前、后《赤壁赋》以及《赤壁怀古》词。苏轼的二赋一词空前绝后，影响深远，加之苏轼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想来不会有错。正是由此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大行于天下。其次，据《三国志·吴主传》所载，“当初，曹操一面使人持檄于东吴，一面挥师东下”。当孙权“最终决意逆操，命周瑜率军启程，其时曹军东下至少十天了”，“二军只可能在夏口一带相遇”。苏辙《赤壁怀古》诗云“新破荆州得水军，鼓行夏口气如云。千艘已共长江险，百战安知赤壁焚。”夏口正是今天黄冈一带，所以赤壁之战应该在黄冈。再者，《三国演义》中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赤壁大战，也是将地点定在黄州的。有人据此认为，罗贯中不可能凭空捏造赤壁的所在地，这正是他“尊重历史，忠于陈寿原意”之故。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普遍质疑。

首先，说苏轼在二赋一词中说黄州赤鼻矶为“三国周郎赤壁”是不成立的，因为在《赤壁怀古》词里，苏轼写得很明确：“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就是说这个“故垒西边”的黄冈赤鼻矶，听当地人传说是“三国周郎赤壁”，而不是自己考证后确定的。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也说：“东坡黄州词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盖疑其非也。”就是说苏轼的《赤壁怀古》就是在听了当地人传说后而作的，所以把它作为考证的论据可见是不合适的。

其次，《三国志》所有纪、传及裴注，都没有曹军曾攻占夏口或越过夏口的记载，亦没有坐镇夏口的江夏太守刘琦败走之事。曹军既未到过夏口，赤壁之战的地点不可能在黄冈赤鼻矶一带。特别是《三国志》中明确记载赤壁在长江南岸，黄州赤壁却在长江北岸，也证明了赤鼻矶不是赤壁大战之赤壁。南宋李壁就在诗中写道：“赤壁危矶几度过，沙羡江上吁嵯峨。今人误信黄州是，犹赖《水经》能证讹。”明胡王圭在《赤壁考》中也说：“苏子瞻适齐安时，所游乃黄州城外赤鼻矶，当时误以为周郎赤壁耳。”他着重指出“：东坡自书《赤壁赋》后云：‘江汉之间，指赤壁者三：一在汉水之侧，竟陵之东，即今复州；一在齐安县步下，即今黄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许，今属汉阳县。’按《三国志》，操自江陵西下，备与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战，则赤壁非竟陵之东与齐安之步下矣。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则‘赤壁’当在江南，亦不应在江北。”该说极为正确。

再者，假设赤壁、乌林大战的地点在今黄州赤壁的团风镇，那么，曹军既败，就应向北逃回许都或向西北退保襄阳，何必要跑到西南的华容道呢？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79《汉阳军·景物上》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说：“黄州之说盖出于《齐安拾遗》以赤鼻山为赤壁，以三江下口为夏口，以武昌县（本鄂县，建安二十五年孙权改名）华容镇为曹操败走华容道，其说尤谬。盖周瑜自柴桑至樊口，后遇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今赤鼻山址在樊口对岸，何待进军而后遇之乎？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而后有乌林之败，则赤壁当在江之南岸。今赤鼻山乃在江北，亦非也。又曹操既败，自华容道走，退保南郡。汉南郡，今江陵；华容，今监利也。武昌华容镇，岂（当）赤壁、南郡路乎？东坡《赤壁赋》中皆疑似语，未可为证。” 元、明、清时期，地理考据学家均从王象之意见，故称黄州赤鼻山为“东坡赤壁”，以与三国赤壁区别开来。

最后《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并非信史，虚构的地方很多。与《三国志》比较，好多地方都没有尊重历史，有失实的嫌疑，它的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正好反证了赤壁之战的地点不在黄冈赤鼻山。

由此看来，黄州赤壁被称为“文赤壁”当之无愧，但是把它说成是一战定乾坤的“武赤壁”战场，却颇有争议。

认为蒲圻县（今赤壁市）西北赤壁是赤壁大战之赤壁的说法最早见于唐初。《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操后败于赤壁。”李贤注云：“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县。”杜佑在《通典》卷183鄂州蒲圻县下注云：“后汉建安中，吴王孙权破曹公于赤壁，即今县界。”又在岳州巴陵县下注言：《括地志》云：“‘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按《三国志》云……曹公进军江陵，得刘琮水军船步数十万，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遂于赤壁。孙权遣周瑜水军数万，与备并力逆之。曹公泊北岸。瑜部将黄盖诈降，战舰数千艘，因风放火。曹公大败，从华容道步归，退保南郡。备、瑜等复追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径北归。” 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7《江南道三》鄂州蒲圻县下说：“赤壁山，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故诸葛亮论曹公，‘危于乌林’是也。”因为蒲圻赤壁山的地形与《三国志》所载赤壁大战当时的地形基本一致，所以，后来的地理志书多采用了这一点。

尤其是近代以来“蒲圻赤壁”说更加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可，其主要根据是：《三国志》中对曹军的进军路线是这样记载的：“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即岳阳）……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就是说当年曹操南下的进军路线是：新野—襄阳—当阳—江陵—赤壁。曹军在长江南岸的赤壁初战失利，退屯江北的乌林；后在乌林遭火攻而大败，由华容道逃奔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今天的蒲圻赤壁、洪湖乌林和华容古道（位于湖北监利东北），与《三国志》记载的赤壁大战中曹军退兵江陵的路线、地形、方位基本一致，所以，有人坚信蒲圻县西北赤壁说是正确的。

另外，宋代以来，在蒲圻赤壁、洪湖乌林的岩缝、地下发现了大量赤壁大战时的折戟、断枪、箭镞等。比如南宋诗人谢枋得在《赤壁诗序》中曾说：“予自江夏溯洞庭，舟过蒲圻，见石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访问父老曰：‘乌林有烈火岗，上有周公瑾庙地。今土人耕地得箭镞，长尺余，或得断枪折戟，其为周瑜破曹军处无疑。’”1976年，在赤壁山下，考古学家挖地一米多深后，发现了许多沉船上的铁环、铁钉、东汉铜镜等物；在赤壁山上，考古学家也有所发现，比如铜、铁、玉带钩等；赤壁对岸的乌林，1973年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铜马镫一件，印有东汉献帝“建安八年”的瓦砚一台，并有东汉铜镜、陶瓷器和箭镞等。从宋代迄今不断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蒲圻西北最有可能是真正的古赤壁战场，这也是蒲圻，如今被命名为“赤壁市”的原因。不过，这一观点也并非最后定论，对此仍有不少学者持否定态度，赤壁大战的地点之争也仍在继续。

败于火攻，还是另有原因

在赤壁大战中，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曹操，怎么就被孙、刘联军彻底击溃于乌林了呢？对此，众多历史学家纷纷就曹操败北的真正原因进行了多方考证。

《三国演义》中周瑜在战前预见性地指出了曹军败北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的“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中原的意思）所长”；三是彼时正值“盛寒”，马无草料，会成群饿毙；四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云云。这就是说，曹操还有“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的劣势。由于一场战争的胜负是有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所以曹操败北的原因以上的分析都是有道理的，这一点是史学界共同认可的。那么在此基础上，曹操兵败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传统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孙刘联军采用“火攻”的策略最终导致了曹操的大败。《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黄盖“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纱于其尾。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展，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三国演义》中更是将黄盖诈降、庞统献连环计以及诸葛亮借东风等细节描写得扣人心弦，最后自然论证出曹操主要是兵败于火攻之上。今人分析认为，曹操下令把战船连接在一起，最后导致联军“火攻”，是其水军葬身火海的主要原因。但是水师的战败是否等同于全军的战败呢？能因此而断定整场战争的最后失败也是由于火攻吗？

正是基于对传统火攻论的质疑，近些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认为曹操的败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军队遭遇到了空前的疾病瘟疫，导致战斗力丧失，具体来说是由于血吸虫病导致了曹操的惨败。

首先，从史料记载看，《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中并未提到赤壁之战中孙、刘采用火攻之事。据载：“（建安）十三年，秋八月，公南征刘表……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就是说曹公到了赤壁，与刘军大战，不占上风。后来发生瘟疫，士兵大部分都死了，不得已带领部队回去了。又《武帝纪》裴注引《江表传》：“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疫病，孤烧船自退，使周瑜虚获此名。’”也明确表明正是由于严重的瘟疫疾病，导致了曹军大败，却因此使周瑜获得了虚名。而曹操所说并不是唯一凭证，《吴书·吴主传》中也有“瑜、普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饥疫死者大半”的记载，就是说对手也承认曹操自己曾有烧毁战船之举，曹兵因“饥疫”而死者有大半之多。可见意外的烈性传染病是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要原因。

其次，1981年《中华医史杂志》和《文汇报》均曾载文，认为是血吸虫病导致了曹操的失利。从史料记载看，我国很早就存在血吸虫病。远古的《周易》卦象中就有“山风蛊”的病症记载，所指就是血吸虫病；现今，研究者在出土于1973年的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的女尸肠壁及肝脏组织中也发现了大量血吸虫卵。由此不难看出，早在汉代，长沙一带就有血吸虫病，并且从资料上看，展开赤壁之战的地区，尤其是湖南湖北一带，正是血吸虫病发区。从时间上来说，血吸虫病的流行季节正好是曹军迁徙、训练水军的秋季。身居北方、以陆军为主的曹军猛地转入南方转而为水军，染上此病也是不足为怪的。现代医学说，血吸虫的潜伏期仅为一个月，一个月后就会使感染的病人出现急性症状。曹军就是在训练时期染上此病，在决战时期进入急性期的，所以，曹军才会变得不堪一击，遭此重创。

可是，出于同样的条件，孙刘联军为什么没染上血吸虫病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免疫力不同。孙刘联军本身就长期居于南方，体内对血吸虫病已经产生一定的免疫力，即便染病，也是慢性的。

这种观点的提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史学界新的争论。《新医学》1981年11期与1982年5月25日的《文汇报》刊登的季始荣《曹军兵败赤壁是由于血吸虫病吗？》一文，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曹操训练水军的地点据载并不在血吸虫病流行的疫区，而是在黄河以北的邺（今河南安阳县境），那里没有血吸虫病，时间又是春正月，气候寒冷，不可能感染血吸虫病。为了追赶刘备，曹操途经江陵可能会在那里停留较久，可是，就因为这一点就说曹军染上了血吸虫病，恐怕就没有道理了。首先江陵不是水军基地；其次，曹军驻留江陵是晚秋时节，这种时候感染血吸虫病的机会是极少的。据史料记载，曹操水军除自己在邺所培训外，大部分收编自刘表余部，这些士兵大多是湖北、湖南人，世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与孙刘联军的免疫力没有什么差别。另外，刘璋补充给曹操的兵卒多为四川人，同样来自血吸虫病疫区，也有一定免疫力。由此，认为曹操和孙刘联军的免疫力强弱不同，患病轻重不同，是不值得商榷的；血吸虫病潜伏期一般在一个月左右，极少数在两个月以上。潜伏期越长，发病的症状也就越轻，所以即使曹军在秋季患上了血吸虫病，十二月发病的几率应该很小。至于说因此而引发许多官兵同时发病，导致军事上全线败退，那就更难想象了。

对此湖北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国光先生认为不是血吸虫病而是流行性脑膜炎导致曹军战败。因为，流行性脑膜炎多流行于冬春之际，一旦爆发，传播速度极快，并且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一旦感染此病必死无疑。当然这一观点仍需进一步论证。

总的来说，赤壁曹军败北的主要原因，火攻论不可尽信，血吸虫病说也有缺陷，流行性脑膜炎的说法也需进一步论证。因此曹操赤壁败北的主要原因至今仍是难解的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