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东渡之谜

徐福东渡一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首次东巡，登泰山刻石颂德后，南下琅台（今江苏赣榆），逗留数月。在此期间，齐人徐福趁机上书秦始皇，说：海中有名为蓬莱、方丈、瀛洲的三座神山，为仙人所居，那里有长生不老之药，自己愿带童男童女前往，求来献上。秦始皇听后大悦，先后于公元前219年和公元前210年，两次派徐福泛海东渡。但是最后，徐福“黄鹤一去不复返”，音信渺茫，不知所终。除了《史记》记载，关于徐福东渡，民间还有太多的传说，针对这些疑问，各方学者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进行了不懈的查证和探讨，但始终都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是史实还是传说

毕竟时间太久远了，所以一提起“徐福东渡”这件事，人们不仅要首先质疑，它到底是史实，还是传说？历史上真有徐福这个人和徐福东渡这件事吗？

关于这一问题，多数人认为徐福东渡是史实，因为从史料看，西汉与秦朝相距不远，司马迁治史严谨，不可能没有依据就捕风捉影两次记载此事。并且先秦时期方术盛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确保帝业万古，难免产生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想法。这从他耗费大量财力，在咸阳营造宫殿，自诩为“真人”期盼能与神仙沟通的情况看，也是完全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派徐福出海求取仙药，完全可能。再说，这么多的民间传说，不可能都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吧。况且，五代后周时济州开元寺的义楚和尚在《义楚六帖》的《城郭日本》一文中，还转述一个渡海来到中国洛阳的僧人的话，说徐福东渡到了日本。

不过，也有人认为，徐福只不过是《史记》中辑录的一个传说人物而已，并非真有其人其事，司马迁根据传闻所记，目的是借秦始皇信神仙、迷方士的行为，来讽喻汉武帝相似的爱好。何况，所谓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也都是无稽之谈，只是海上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罢了，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日本。

还有人质疑，如果徐福东渡是真，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这件事后，为什么在以后漫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人再提及呢？怎么会留下这么长时间的记载中断？五代后周《义楚六帖》转述日本僧人的话，有可能是为了中日友好的需要所说的附会之语，并非确有其事，“徐福东渡”完全可能是后人附会而成的。

因此，对于徐福东渡究竟是传说还是史实，专家学者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这个问题也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历史之“谜”。

随着“徐福热”的兴起，中日学者都作了大量的考证。从大量的考古实物看，徐福东渡并不是不具有可能性的。我们姑且认为确实有徐福东渡这么一码事，那么，徐福故里又在哪里呢？

徐福故里在哪里

关于徐福故里，也就是说徐福究竟是我国什么地方的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只笼统地说他是“齐人”。问题是“齐”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称谓广泛的地域概念，它既可指战国时期的“齐国”，也包含有“齐地”的含义，甚至还包括秦朝的“齐郡”。根据史书对“齐国”、“齐地”、“齐郡”的界定，史学家推测：如果“齐人”指齐国之人，那么现在的江苏赣榆、琅、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等都包括在内；如果指“齐地人”，赣榆则被排除在外，而只包括琅、黄县；如果是指“齐郡”，则琅也被排除，只有黄县可能。由于《史记》记载的笼统和“齐地”含义的丰富，后世学者对徐福故里的确认，难免产生分歧。

1982年6月，江苏省赣榆县在进行地名普查工作时，发现有个“徐阜村原名为徐福村”，调查现存的嘉庆元年《赣榆县志》和几种乾隆年间的“宗谱”，也都证实该村原名为“徐福村”。通过实地考察还发现，在这里的乡民中间，至今还广泛流传着徐福的许多事迹，比如说他是个会针灸和医药的名医，救治过许多乡亲，后来被秦始皇派到海外寻求仙药，从此一去不返。乡人为了纪念他的恩德，还在村上建有徐福庙。

有关学者据此推断，《史记》中的“齐人”，应指齐国之人，位于江苏赣榆县城北金山乡南一公里处的徐阜村就是徐福的故里。但是，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徐福村”的记载多为附会之词，不足为凭。首先，徐福村肯定不是秦代的村名，因为村一级的建制是唐宋以后才出现的，秦代县以下基层建制为乡、里。经考古发现，在这里出土的遗物也仅仅是汉代时的；其次，按照中国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习俗，后人为了纪念徐福为其建造庙宇可以理解，但以徐福名字为村名，使其死后被人千呼万叫，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与封建社会的避讳观念完全相悖。另外，赣榆只是在一段时间内为齐国的土地，而到秦灭六国时，赣榆为楚国领土，这与《史记》所载之“齐人徐福”之“齐人”，诚为不相关之事。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徐福村很可能是以讹传讹，根据史书附会而来，相沿至今的。所以，江苏赣榆徐阜村不可能是徐福故里。

那么，徐福故里会是什么地方呢？有的学者认为徐福故里应是汉代的徐乡县，故城在今山东龙口市黄县镇西北。因为，从文献资料记载看，《史记》称徐福为“齐人”，从黄县的历史地理沿革看，自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该地一直为齐国疆域；秦统一六国后，黄县隶属齐郡，与《史记》“齐人徐”的记载也完全一致。另外，《史记封禅书》又载：“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燕齐海上之方士。”这段记载表明，黄县在先秦时期方术就极为盛行，炼丹求仙之人甚多，与徐福前往“三神仙”求取仙药的背景完全相符。再者，《汉书地理志》记载：“东莱郡有县十七……徐乡。”而关于徐乡县的由来，元代研究齐国史地的著名学者于钦在《齐乘》中明确指出：“徐乡，盖以徐福求仙而得名。”这就是说，这个县因徐福求仙而得名，徐乡就是徐福的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今龙口市乡城镇东村发现了徐乡故城遗址，证实文献记载不假。并且至今在黄县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徐福入海求取仙药的故事，全县境内与这一事件有可能相关的村庄达20余处，比如徐家庄、登瀛村、海庙徐家等，每个地方还都流传着与徐福紧密相关的故事。鉴于此，一些学者认为徐福为秦齐郡黄县徐乡（今龙口市乡城镇）人。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因为于钦在《齐乘》中说“盖以徐福求仙为名”，“盖”乃大概，可能之意，表明作者也只是臆测，并不肯定。至于说资料记载、考古发现等依据也并非黄县一地所有，因此龙口市黄县镇也不一定就是徐福故里。此外，还有徐福是琅人的说法，不过也只是依据史料的猜测，难以定论。

由此看来，徐福故里在哪里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证的问题，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也难免会继续下去。

从哪里启航，走的是哪条航线

说到徐福东渡，人们难免会问：徐福东渡的起航港在哪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一问题其实也是徐福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从各方学者所列举的启航地点来看，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海域。不过中心大致围绕在山东半岛所在的渤海、黄海地区，有人说徐福是从江苏赣榆启航的；有人说是从山东黄县（龙口市）启航的；有人说是从徐山启航的；也有人说是从河北饶安（盐山）启航的；还有人说是从山东琅启航的。除此之外，我国台湾学者还提出了从“浙江沿海启航”的说法，日本学者提出了“广东沿海”启航的主张，不过，经过论证，这两种说法的可能性极小，这里就不再论述。

江苏赣榆启航说。这一说法是建立在认定赣榆的徐福（阜）村就是徐福故里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观点为我国地理学家罗其湘、徐福研究专家汪承恭最早撰文提出的。他们认为：徐福第二次出海东渡的起航点，据实地考察，是在离徐福故乡——徐福村不远的海州湾沿岸的岚山或连云港附近。并断言秦始皇三到琅，有两次到过赣榆，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公元前210年），由江南渡江“并海上、北至琅”时，徐福在他的家乡一带，又一次见到秦始皇，并再次受命出海。另外，据赣榆的《徐福故里古遗迹考察材料》称：在赣榆大王坊村附近古河中曾发现了距今2000年的造船木材，认为是徐福造船遗留，继而论证，“徐福在这里造船，以荻水口入海东渡，是有根据的”，并肯定地指出：“在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出游，五六月间，来到秦东门，为秦东门建成和徐福东渡，举行盛大海祭，徐福率队出荻水口，进行东渡，‘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但是，这一观点遭到了有关学者的质疑：首先这一说法是建立在赣榆是徐福故乡的基础上，然而徐福故里是不是这里，如前面已述存在争议，因而这一结论也自然值得怀疑。其次，从《史记》记载看，徐福两次拜见秦始皇都是在琅，并未见记载他在异地拜见过。至于秦始皇的最后一次东巡路线，据《史记》明确记载是自咸阳“至云梦……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唐……上会稽……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根本就没有经过赣榆，怎么可能到赣榆造船出海呢？再说，古代森林茂密，遍及沿海各地，造船在沿海哪个港口都能进行，赣榆具备的条件，在其他地方也完全可以。至于在赣榆出土的沉积木头是很正常的事情，与徐福造船遗址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况且，数千童男女的征集、训练和给养补给及百工、船员的配备，也是小小的赣榆一地所无法解决的。因此，所谓在赣榆造船、出海之说是不大可能的，更谈不上是定论。

山东黄县（龙口市）启航说也主要是基于黄县可能是徐福故里的论证。龙口市徐福研究专家李永先曾撰文认为：“徐福东渡从琅徐山和黄县北海岸（今登州湾）这两个海港启航，不仅从《史记》中可以找出根据，后来也有许多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并指出“徐福第二次东渡是从黄县家乡启航”，“徐福从黄县北海岸东渡，这里就是后来的登州湾”。他还论证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再次相信徐福的谎言，为徐福第二次东渡配备了射手。他还亲自在芝罘（今烟台）射死一条大鱼，象征为徐福东渡扫清道路。徐福第二次东渡即在这一海域的黄县北海岸（今登州湾）启航。但是，据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树枫分析，徐福船队在出海求仙期间，为了躲避风浪、补充粮食，而在黄县沿海停泊，在民间留下相关传说的可能性极大，但仅此就确定徐福从黄县启航东渡是没有道理的。如同赣榆启航港的论述一样，黄县是否为徐福故里是徐福船队是否在此启航的主要依据，然而黄县是不是徐福的故里，有待进一步论证。另外，从有关资料分析，当时的黄县只是一个偏僻的县城，不管是从轮船的制造，人员的征集，还是物质的供给等各方面来看，都无法满足大规模远航的要求。事实上，当时在山东半岛只有琅是中心城市和沿海大港，徐福没有道理舍弃琅优越的航海条件，而到荒僻小县的登州湾装备船队、启航东渡。 所以黄县作为徐福船队的临时停泊港可能，作为启航港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河北饶安（盐山）启航说的主要依据是这里有千童县。据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饶安县，北至州九十里，本汉千童县，即秦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置此城以居之，故名。汉以为县，属渤海郡。灵帝置饶安县，以其地丰饶，可以安人。”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徐福当年在盐山县一带招募童男童女，并百工、水手、弓箭手等人，最后乘船经无棣沟入海，辗转漂泊，最后到了日本。针对这样的论述，有的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千童城的存在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很可能是徐福首次出海时，船队抵达渤海湾后上岸休整时所留下的遗迹。按一般常理，徐福在芝罘（今烟台）与秦始皇别过后，不可能随秦始皇“并海西”，再跑到盐山去筑城休整征发童男女，然后再启航东渡。据此，盐山只能是徐福航海求仙活动中曾停留过的休整地点，但不是徐福东渡的起航港。

徐福自徐山启航说，是流传最久、史书记载最多的少数入海地点之一，影响极大。其主要依据为：北宋《太平寰宇记》引《三齐记》云：“始皇令术士徐福入海，求不死药于蓬莱方丈山，福将童男童女二千人于此山集会而去，因曰徐山。”元人于钦所撰《齐乘》也记载有“又东徐山，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二千人会此入海采药不返。”民国年间成书的《增修胶志》转引《三齐记》也说：“小朱山又东徐山，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二千会此，入海采药不返。”这些记载均证明，徐山为徐福入海求仙之地。从位置看，徐山位于胶州湾南侧，距徐福活动中心琅不远，从此招募童男童女、百工、神射手等起航东渡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从自然条件看，这里有茂密的山林和优良的港湾，也具备制造和停泊船只的条件。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徐福从徐山启航东渡的记载主要源于《三齐记》，而此书成书时间不详，可能为晋人所著，而这时已离秦朝有数百年之久，这一说法很可能是源于民间传说，从而以讹传讹。而“徐山”地名的出现，据确切考证最早见于唐代时的《隋书·地理志》，而这时距离秦朝已经近900余年，由此史书上记载的徐福自徐山启航东渡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甚至有学者指出，徐山是因三国徐庶而得名，当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徐庶推车到此，在西山的山洞中住过，故名徐山，至今这里流传有“徐庶不离帽子峰”的谚语。由此，也有人认为徐山称呼的由来与徐福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当时徐山周围穷乡僻壤，徐福没有必要舍弃距离这里不远的琅，而专门跑到这里征集人员、物资，进行东渡。至于良港和山林也并非该地独有，不能作为徐福由此东渡的确证。因而徐福东渡自徐山启

琅（山东省胶南市西南）是目前多数学者认可的徐福东渡启航港。首先，琅在当时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在春秋时期，琅就一度是强大的越国的都城；战国时，琅更是齐国大邑，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是少有的富饶之地；秦统一后，琅仍为当时全国少数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城市之一，亦是36郡中唯一濒海的郡治所在。因此琅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人口资源丰富。而这些条件对“费以巨万计”的徐福东渡物资的筹集、人员的招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除琅山外，附近还有徐山以及大小珠山等，山上有着大量的优质木材，具备打造木船的充足条件。再者，琅自春秋以来就是优良港湾和海军基地，秦统一后，琅港北接齐、燕，南连吴、越，附近属花岗岩侵蚀性海岸地貌，水深港阔，起航条件极佳。从《史记》记载看，琅一直就是徐福海上求仙的活动基地，他第一次向秦始皇上书就是在琅，蒙准后，所有出海的准备工作也自然会在所有条件都具备的琅进行，并由此启航。第二次徐福通过“大鲛鱼”骗过秦始皇后，始皇“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北至荣成山，弗见，至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也就是说秦始皇和徐福船队一起自琅启航北上到荣成山，没有见到大鱼，一直到“芝罘”，才射杀了一巨鱼，寓意为求仙船队，扫除拦路恶神。之后，他与徐福在芝罘别过，徐福踏上了东渡之路，并从此杳如黄鹤。因此从《史记》记载来看，徐福就是在琅港第二次出海东渡的。这一观点为多数学者所认可，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仍有待进一步论证，以取得一致意见。

如果徐福船队真的是从琅起航的，目的地也假设为日本，那么他们走的是哪一条航线呢？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观点是“北行航线”和“南行航线”。支持“北行航线”观点的学者认为徐福船队是从琅出发的，他们绕经辽东半岛南、朝鲜半岛西后，又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和歌山等地的；支持“南行航线”观点的学者又因出发港意见不一致，提出了两条航线：一条航线是从山东半岛的青岛或芝罘出发，横渡大海，再经朝鲜半岛南部到达日本九州等地；另一条航线是从苏北沿海诸港口出发，横渡黄海，或者是到了朝鲜半岛后穿过济州海峡抵达日本九州。

一些专家学者研究认为，从当时的造船技术、航海知识、海洋条件以及考古发现等来看，“北行航线”说比较可信。首先，从造船技术看，琅本来就融会了春秋时期越国和吴国的造船工艺，齐国时候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秦始皇统一全国，打破了区域限制，造船业和航海技术进一步交融，无疑得到了更大进步。在这种条件下，完全可能造出具备一定远航能力的大型船只。并且自战国时期就不断有方士出海求取仙药，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必定积累了一定的航海经验。其次，据史书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探索出了一条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航海线。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时，就有不少齐燕方士入海寻找三神山，求取仙药。这些方士的入海地多在碣石或山东半岛，入海后可能就有到达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岛的。汉武帝时，曾有从山东半岛发楼船攻打匈奴的记载，其所经之地就是前述北行航线到朝鲜岛西岸之一段。因此，距此110年前的徐福东渡，最大可能也是走这一航线。北大历史系教授刘华祝先生也认为，北行航线上海岛相望，航程中可随时就近躲避风浪，补给淡水、食物等，安全系数大。而南行航线要经过黄海，在当时没有罗盘，船队导航主要靠日月星辰或目视，船行动力主要靠海风和人力的情况下，成功的几率较小。而且这一航线的开通，据史书记载也是南朝以后的事。日本人宫泰彦了也曾指出：“日本海有一种左旋之回流，利用此种回流，可以由朝鲜南部古辰韩地方到达日本山阴。中、朝、日的古代使者曾在这条航线上往来了近千年。北行航线沿岸不断出土有战国时燕齐的刀币，还有青铜剑、青铜戈、铜铎等，说明战国时已开通此航道。”从以上资料来看，徐福东渡很可能走的是北行航线，但事实如何未得而知。

徐福到日本了吗

徐福东渡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无疑是诸谜中最惹人注目的一个。我们知道徐福等人出海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到渤海中寻觅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向山上神仙求取长生不老之药，但是古代渤海的海域概念与今天所指大为不同，它不仅包括了今天的渤海，还包括黄海，乃至东海。而我国东面的大海中，有今朝鲜半岛、我国台湾岛、菲律宾的吕宋岛、日本群岛等。司马迁只说“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而这“平原广泽”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徐福究竟到了哪个岛呢？

针对这一疑问，也有多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徐福东渡到了朝鲜半岛，还有人认为徐福到了舟山岛或者台湾或者吕宋岛。这两个观点的支持者只不过是从方位上做的判断，都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所以观点相对勉强。

这两种观点的反对者倒是举出了一些史料进行了批驳。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对徐福东渡的目的地有这样的记载：公元230年，孙权曾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士兵万人，出海寻找“夷洲及洲”。而“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入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从陈寿的这段叙述可以断定，洲绝对指的不会是台湾，因为卫温和诸葛直已经到了台湾（夷州）；也不会是吕宋岛，因为陈寿说洲有人口“数万家”，而吕宋岛至元世组时仍旧“民不及二百户”；更不可能是舟山岛，因为该岛离大陆较近，容易到达，谈不上“所在绝远”。因此，司马迁所记载的“平原广泽”不可能是上述列岛。

那么，这里的洲到底是哪里呢？关于这一点，前已有述，五代后周的义楚和尚在所著《义楚六帖》中记载了公元927年渡海来到中国洛阳的日本僧人倡弘大师所说情况：“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于此国。”他还说，日本有座富士山，又称蓬莱山，徐福定居于此，其子孙至今皆称秦氏。当然，“洲”就是日本的说法在三国时候就已经有了。法国人希格勒在《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一书中也明确指出洲即日本岛。

近代的中日学者最初也都肯定了此说。他们支持“洲”就是日本的说法，不仅是因为前面的史料，更是因为至今日本九州半岛的佐贺县还有“徐福上陆地纪念碑”以及徐福的石冢和祠堂等遗迹。徐福还被当地人尊为司农耕、蚕桑和医药的大神，并长时间被大规模地祭祀。在该县金立山神社供奉的主神就是徐福。在日本的史籍文献中，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记载更是多得不胜枚举。

日本学者奥野利雄先生还考证，徐福东渡后主要活动地域在日本九州、熊野一带。研究《富士古文书》的权威铃木贞一先生甚至认为徐福是70岁去世的。这些观点无疑都认为徐福当年确实到了日本。

1950年，台湾学者卫挺生在专著《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认为徐福与日本传说中的神武天皇是同一个人，就是说日本的开国天皇就是徐福。这一观点提出后，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日本学者于当年便自发组成了“日本民族头骨指数测定会”，由文部省补助经费，让日本各地大学的解剖系教授对各大学男女生的头骨进行测量，测量的总人数多达六七万人。5年后，这些集中代表了全国280个县市居民的头骨测量数据，由日本体质人类学权威长谷部言人博士进行整理分析，并同日本周围民族的头骨指数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日本人大多数的头骨指数与中国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省人的头骨指数完全相同，与上述省份外的居民部分相异，并由此得出了“日本史前时代的祖先，曾经留住在中国的东海沿岸”的结论。这一结果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徐福东渡日本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港、台以及日本徐福研究热的兴起，对徐福是否东渡日本的研究更加深入。台湾学者彭双松于1975年至1981年间，先后八次赴日本实地考察。据他统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50余处，登陆点20余处，传说故事30余个。在取得了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他于1982年6月发表了《徐福即神武天皇考》一文，进一步论证了卫挺生的观点，认为：“昔日中国的徐福，就是日本开国第一代神武天皇。”此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赖长扬先生在1985年著述的《港台的徐福研究及其在日本的影响》一文中则记载：昭和天皇之弟三笠宫就表示过赞同“徐福即神武天皇”的观点，1975年“香港徐福会”成立时，他在贺词中肯定“徐福是我们日本人的国父”。1980年4月29日，九州岛佐贺县在日本“天皇诞生日”举行了隆重的“徐福大祭”，祭歌中有这样的词句：“二千余年悠久的历史啊！欢欣庆祝神社的祭典，奉到秦皇的命令，率领童男和童女，徐福一行在明海的寺井湾登陆，劈开茂密的芦苇向前迈进。”

此外，据考证，在认为最有可能是徐福登陆地点的日本歌山县（纪伊半岛）熊野河口（现在的新宫市），至今还有“秦住”、“秦须浦”的称谓，相传为徐福时相沿至今。这里还有被认为是当时徐福等人住过的草屋模型，新宫市还遍布着一种叫“天台乌药”的老草药，相传就是徐福要找的长生不老之药。一些学者还考证认为，在日本除“秦”姓外，“羽田”、“钿”、“波多”等姓氏的读音也与“秦”的读音相同，而这些姓氏多为徐福后代，或者至少与徐福有一定的关系。如前日本首相羽田就称自己是徐福的后裔。据说，当时与徐福一起东渡蓬莱的人为了免于秦始皇的追杀，才改了这么多姓氏的，但是故土难忘，都带着秦的读音。另外，新宫市内还有不少姓“东”、“西”、“南”、“北”的居民，据当地人传述这些姓氏也为徐福的后裔。日本民间流传，徐福率领三千童男女仓促到达日本后，由于这些童男女都是被秦始皇强行征调的，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只能问出他们是住在哪一个方向的，住在东边的就让他们姓“东”，住在西边的就让他们姓“西”等。这些人的后代也就顺其自然姓“东”、“南”、“西”、“北”了。目前住在新宫市的居民中，有大量这类姓氏的人，虽然没有人直接承认他们是徐福所率童男女的后代，但都奇怪地聚集在徐福登陆的新宫市一带。

以上资料充分论述了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可能他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但是，必须承认仍有部分日本学者对徐福东渡日本的观点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按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徐福的船队无法战胜海洋上的狂风恶浪，只能停留在中国千里海岸的某个港口或沿海大小岛屿上，并逐步向中国内陆移居；再说传说中徐福到达的三神山，只是渤海湾的小岛，并非日本境内。其次，从时间上考证，徐福东渡的说法，产生于十世纪左右的日本，以前并没有记载，很可能是当时随着中日交流的频繁，东渡到中国的日本和尚牵强附会地带去了有关徐福的传说，不辨真伪的义楚和尚将其载入《义楚六帖》中，并且经过以讹传讹，到了宋代乃至今日，人们对此更加深信不疑。退一步说，即使徐福带领大批童男和童女到达了日本，为什么当时没有把汉字传入日本，而是直到公元二世纪才传入日本呢？甚至还传说徐福把造纸术也传到了日本，但事实上，中国当时还在使用竹简写字，这种说法岂不荒谬？据此，他们认为，日本国内史料的记载以及现存的有关徐福的遗迹，是当时的僧侣为了将徐福树为中日友好的旗帜而伪造骗人的；至于日本神武天皇，只是日本历史上神话时代的人物，根本无法与徐福挂钩；徐福日本后裔之说，更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

不过，这些否定徐福到达日本的说法，大多被认为是极其牵强的。徐福东渡日本一事，由于时代久远，难免会有谬传，但是，毕竟有那么多的文献记载，实地物证以及日本徐福墓址，甚至徐福被称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的史实证明了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列岛，这仅仅用后来作伪者使然，是难以解释清楚的。而且事实上，秦朝时期，我国沿海齐国等地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已经有了相当发展，徐福第一次出海又顺利归来，就证明了他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航海技术。至于汉字，秦始皇时才逐步统一规范，后来又有不少变化，徐福没有把汉字带入日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体来说，中日的学者大多倾向于徐福确实到达了日本。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史料过简，加之论者所处角度不同以及对史料理解的歧异，甚至带有政治色彩，使得这一问题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也因此，对于徐福东渡是否到达日本，注定还要在不断地论证和反驳中，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