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卷

秦始皇身后留下的悬案

谁是秦始皇的父亲

秦始皇留给后人的一系列悬案中，第一个就是他的身世之谜。关于秦始皇身世的争论，可谓由来已久。有人认为他是大商人吕不韦的后代；有人认为他是正宗的秦国王室血脉，即子楚的儿子。

最先提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观点的人，应该是司马迁，因为在他之前的史书从未有过这方面的论述，直到《史记》问世后，人们才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信息：吕不韦把已有身孕的爱妾赵姬送给子楚为妻，时隔不久，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赵政。

司马迁的观点在汉代，乃至从汉到宋代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未引起什么争议，甚至他的观点还被沿用到后来的权威史学论著之中，比如，东汉班固的《后汉书》，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还直接称秦始皇为“吕政”。

无论是班固还是司马光，在中国史学界，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让人尊敬、值得信赖的。人们相信他们之所以会采用司马迁的观点，应该都是经过考证的。所以班固和司马光对司马迁的认可，无疑更给“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的论断增加了可信度。

可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历史观、价值观的变化，后世之人开始对司马迁的观点产生了质疑。据记载，质疑的开端是从明人汤聘尹开始的。汤聘尹在自己的《史稗》中明确地提出了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这个传说不可靠，他认为“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实乃“战国好事者为之”。

汤聘尹的论断一出，立即引发了“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和“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持久论战。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的人首先以司马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压人：司马迁治学严谨，不会贸然记述此事。言外之意就是司马迁的治学态度不该被否定吧。

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人以牙还牙，同样以《史记》为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说，《史记》记载，（赵姬）至大期时，生子政。期，即一周年。就是说子楚娶了赵姬一年后，赵姬才生嬴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从时间上看，嬴政是子楚所生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再说，如果赵姬真的在进宫之前已经怀孕，迁延日久，秦始皇就会不及期而生。身为一国之君的庄襄王子楚不会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的。如果他发现嬴政不是自己的骨血，又怎么能立他为继承人呢？真是有理有据，言之凿凿。可是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说”的人并不认可，又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汉代以后的诸多历史资料都认可该说法，承认“嬴政是吕不韦之子”呢？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人解释说，这很可能是后来的史学家为汉取代秦寻求历史依据。他们的逻辑是，秦内宫如此污秽，王位继承制这样混乱不堪，怎么能治理好一个国家，故秦二世亡是自然的。另外，秦末的人们愿意承认秦始皇不是秦王室的嫡传子孙，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有很好的造反理由，为推翻秦朝在舆论上做准备。

由汤聘尹引发的争论，激发了不少历史学家的兴趣，也赢得了一些历史大家对“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的支持。与汤聘尹同朝的王世贞、清代的梁玉绳，都作了相关的考证，并分别在《读书后》和《史记志疑》中支持汤聘尹的观点。王世贞还提出了两种可能，一种是吕不韦故意编造，以求自己长保富贵；另一种是吕氏的门客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使天下人都知道秦比六国先亡。

认为嬴政是子楚骨血的学者也不甘示弱，又提出新的论据：秦昭王在位时，子楚还在赵国做人质，他会轻易地将王位传于一个在敌国当人质的王子吗？子楚的命运都握在赵国人手里，飘忽不定，他未来的儿子的命运更难料定。如此说来，当年吕不韦阴谋得逞的可能性极其渺茫。反对者则说，吕不韦本来就是一个大投机者。只要有一线希望，他是不会放过机会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秦始皇身世问题再一次成为史学家们争论的热点。这一轮争论是从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特别考证开始的。在《系年》中钱先生否定了始皇为吕不韦子之说，否定了吕不韦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出了吕不韦与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之冲突。紧接着，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吕不韦为秦王政生父之事也提出了怀疑。书中，郭沫若先生提出了三个疑问，为什么仅见《史记》中有记载，而《战国策》却半字未提呢？这个故事及类似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情节就像小说一样，可信吗？在《吕不韦列传》中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显然说赵姬不是吕不韦买来的歌姬，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郭沫若还提出了一个特别的看法，即“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这种说法始于西汉初年，是吕后授意编造、散布的，目的无非是为她的夺权作铺垫。当时她就曾让诸吕散布谣言说天下本是吕家的，是被刘家夺去的。也就是说，吕家夺权是理所当然的。

针对郭沫若的三点质疑，获中国图书奖的《秦始皇大传》的编著者郭志坤先生作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他以为《战国策》没有记载并不能说明《史记》的真实性就必然值得怀疑；尽管与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雷同，也不能就说《史记》的记载不真实。之所以相似，说不定这种斗争手段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也不可知；关于赵姬的来历，《史记》的说法并不是自相矛盾，《史记》记载的“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献于子楚，把此“姬”说成“赵豪家女”也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著名学者韩兆琦先生为了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说”，也就赵姬的出身提出了新的论点：既然赵姬出身豪门贵族，又怎么会给地位卑微的商人吕不韦做侍妾，进而被献给庄襄王呢？由此推断，赵姬先怀上吕不韦的孩子，再被献给庄襄王，封为王后，根本无从说起。韩兆琦还对司马迁记载这件事进行了解释：“因为他贯有好奇之心，喜欢记载这种奇闻怪事。”

支持“嬴政是吕不韦之子说”的人们则针锋相对地说，即便赵姬出身豪门，也不是没有可能沦为歌姬。当时赵国的政局动荡不安，今天的贵族、官僚说不定明天就会失势，沦为乞丐和囚徒，妻女沦为供人玩弄的优伶、歌姬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加之当时的吕不韦财大势大，赵家若败落，赵姬投靠到他那里完全在情理之中。再者，凭着吕不韦高强的手段，暂时隐瞒赵姬已有身孕的事实亦非难事。况且，当时的子楚正在赵国当人质，孤苦伶仃。财大气粗的吕不韦送给他小妾，他高兴还来不及，难道非得刨根问底，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当代秦汉史专家张传玺坚持认为嬴政应为子楚之子，他说：“有关秦始皇身世的史料都出自司马迁之手，没有其他材料佐证。我个人不赞成这种说法。并且从嬴政的出生时间来看，嬴政是吕不韦所生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他说的“其他材料”主要指的是《战国策》，《战国策》确实没有“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的相关记载。

而历史学家张大可教授则说：“我个人赞成司马迁的说法，因为至少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嬴政之母的确为吕不韦所献，二是嬴政的确生于赵国。”

义战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显得比以往更激烈了，一方观点一出，另一方必然应对自如：

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的人说：《史记》虽然具有文学色彩，但它并不移花接木；支持“秦始皇乃子楚之后”的人说：司马迁因为受自身的遭遇影响，就给暴君涂上不良的墨迹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史记》中，“也不能排除，司马迁在记录秦始皇时，因反感而夸大其词”。

支持“秦始皇乃吕不韦之后”的人还提出了一个颇引人深思的问题：吕不韦由商人而为丞相、仲父，如果没有政治资本和有关隐私，能成就这样的“大业”吗？……

有关秦始皇身世的争论还在继续。但无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还是秦王室的血脉，都无法埋没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也许正因为他的特殊地位，这场争论还会继续下去。

身形猥琐还是英武潇洒

说起秦始皇的长相，人们不免会联想到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在《历代帝王图》中，君主们都是方脸、高鼻、垂耳的形象，生来就是一副帝王相。所以，秦始皇，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皇帝，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人们于是就根据晋武帝司马炎的画像推演出秦始皇嘴角紧闭，双目有神，挺腰站立，雍容华贵的样子。

不过，推测就是推测，是立不住脚的，北京范大学历史系的晁福林教授认为：伟人也并非个都是潇洒之人，由于历史资料对秦始皇的相貌记载不多，文人墨客描绘他的形象时想象的成分很大，所以多不足为凭。

那么，号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其相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史料上就没有确切的记载吗？当然不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曾引用尉缭子描述秦始皇体貌特征的话：“秦王为人，隆准，长目，鸷鸟膺，豺声。” 隆准，就是说鼻子呈马鞍形；长目，就是说他的眼睛细而长，这一点倒很像现在西北一带的人；鸷鸟膺，指胸骨突出，应该是今天所说的鸡胸。西汉解释儒学典籍的《纬书》中的《易纬》、《春秋纬》和《礼纬》等篇也包含有一些关于秦始皇相貌的记载。这些书中，除了说他具有“隆准”、“长目”、“鸷鸟膺”等特征之外，还说他“虎口”、“日角”。虎口，就是说他嘴巴外形像老虎的嘴巴；日角，就是说他的两眉之间有一块鼓起来的骨头。并且根据《礼纬》中的记载，秦始皇的个头特别高，有八尺六寸，腰围为七围，是典型的西北大汉形象。

郭沫若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尉缭子的话分析，认为秦始皇有生理缺陷。其胸形（鸡胸）、鼻形变异（马鞍鼻）与气管炎（豺声即表明有支气管炎）等症状显示他是个软骨病患者。影片《荆轲刺秦王》中身形猥琐、身体孱弱的秦始皇形象就是迎合这种说法而设计的。

秦始皇的长相果真如此猥琐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孙家洲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尉缭子这么描述秦始皇不是客观的，带有恶意的夸张。由此可见，郭沫若推断秦始皇有生理缺陷也是不可靠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刘华祝比较认同《纬书》中关于秦始皇体貌特征的记载。《纬书》相当于汉代的经书，该书在我国失传，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从日本运回。他特别对《礼纬》中记载的秦始皇身高和腰围做了推究。书中说秦始皇高八尺六寸，将其换算成今天的长度单位，大约相当于1.98米。对于秦始皇的腰围，书中说他腰围是七围。关于围，现在有几种解释，有人认为合抱为围，有人认为五寸为围，还有人说一尺为围。当时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七寸。如果是五寸为一围，那么秦始皇的腰围就是三尺五寸。刘华祝教授根据上下文分析，认为一尺为一围的说法较为可信。这样算来，秦始皇的腰围应相当于现在的四尺七寸。刘华祝教授说：“如果记载属实的话，那么秦始皇的形象在今天看来，肯定是异常高大威武。”

在史学界，和刘华祝教授观点相近的看法很多。已故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就曾推断：秦始皇的相貌应是相当漂亮的；清华大学工艺美院的杜大凯教授说，秦始皇出生在秦地，属西北人，按照常理应该是典型的西北大汉，高大魁梧。

秦始皇到底长什么样还是说不清，道不明，于是，有人从秦始皇的性格、情感经历入手，判断他的长相。这些学者认为，特定的情感经历会影响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和性格，像秦始皇这样有非凡经历的人，无论身材威武还是身形猥琐，在五官表情上肯定有他的特别之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张铭洽研究员则表示，一个人的外在形象是其内在性格的外化，同时从一个人外在的性格也能大致推断出他的相貌。他根据秦始皇的种种性格分析，认为秦始皇的体貌特征应该是：身材高瘦，眼睛深陷，眉毛和眼睛较细长，鼻梁较高，腮帮突出。

真是各说各的理。秦始皇到底是身形猥琐还是英武潇洒呢？想必到目前为止没人能说个明白。

为何不立后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的帝王登基时即立皇后，旷世之主秦始皇却终身未曾立皇后，致使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没有皇后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堂堂的始皇帝没有立后呢？

对于秦始皇未立皇后之谜，千百年来，历史学者们争论不休。先前有学者指出，秦始皇未立皇后可能是由于他在位期间，秦国内部政局动荡不稳，对外兼并战争频繁，以致忽视了立后大事。但是，2004年，参加“秦俑学第六届学术研讨会”的历史学家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立后关系秦王朝的政权建设，秦始皇未立后不会是因为他不重视，或者是皇太后不操心，抑或大臣们不尽职尽责，其根本原因应在于嬴政的性格缺陷及家庭环境影响。

据秦兵马俑博物馆副研究员张敏分析，从13岁登基到22岁亲政，在这9年的太平日子里，秦始皇未立皇后的原因应该跟他追求长生不老和后宫美女过多有关。秦始皇在位期间，曾四次巡视六国故地，其中三次召见方士，以求长生不老之药，甚至还派徐福率3000童男女赴东海的神山求取神药。古代的皇帝立后，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日后有嫡出皇子继承皇位的考虑。当时的秦始皇正有长生不死的愿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延迟立后的进程是很有可能的。

张敏副研究员还说：“由怨母而仇视女人的心理阴影，使秦始皇长大后在婚姻能力上未能健康发展。宫中众多嫔妃，仅仅能满足他的生理需要。由母亲行为而形成的心理障碍，是秦始皇迟迟未立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把赵姬与的故事交代一下。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一度行为失谨，与等人秽乱后宫。开始，秦始皇由于年幼无知，对此并不知情。他听信母后的话，请她迁往雍宫。从此母子不在一处。在雍宫，赵姬肆无忌惮地与淫乱，连生两个男婴。嬴政仍不知晓，还在母亲的要求下，封为长信侯，并赐给他数千奴婢，食邑山阳。

有一天，与大臣饮酒，喝醉后彼此之间起了口角。口出狂言：“我是秦王的假父，你敢与我斗口，难道不识高下吗？”大臣不甘心受辱，遂将此言告诉秦始皇。嬴政听到这个消息，愤怒异常，密令人调查虚实。密报说，本不是阉人，确有与太后通奸生子之事。

得知消息，情急之下，伪造诏书调动卫兵攻打咸阳宫。秦始皇命御林军迎敌，兵很快被击溃，被擒。嬴政下令车裂，又灭其三族，旋即派兵搜查雍宫，捕杀两个私生子。赵姬亦被拘禁，数年后赵姬亦死。

由此看张敏副研究员的推断不无道理。

另外，按照礼法，皇后为后宫之主，秦始皇深恐皇后对其不忠，觊觎他手中至高无上的皇权，所以才迟迟不立皇后。同时，秦朝后宫佳丽的行为处世态度也令秦始皇不满。后宫佳丽多为原六国子民，她们忘记了昔日的国亡主辱，一门心思地讨秦始皇的欢心。在秦始皇看来，“主辱而臣死”才是正理，因而对她们的不贞极为鄙视。因此，尽管他每日与宫女颠鸾倒凤，寻欢作乐，却从不以她们为意。

关于秦始皇重视贞节的观念，有学者以下面一则事例进行了佐证：当时，秦国有一位寡妇名清，青年丧夫，始终守节，克勤克俭，秦始皇极为赞赏，并破格赐令旁座。秦朝的等级制度是异常严格的，即便是当朝丞相，上朝时也只能站着。一个寡妇受到如此礼遇，实属难得。另外，秦始皇还为她筑造怀清台，以旌扬其节，至今蜀中尚有台山，亦称贞女山，相传就是这位寡妇的清居之地。

关于秦始皇不立后一事，张敏副研究员还提出了另外一个看法，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东方六国的佳丽尽充秦始皇的后宫。从中选定一个既是名门之后又贤淑靓丽的女子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况且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认为自己功德无量，甚至超过了远古时代的圣王——三皇五帝，皇后的标准无从确定，选定皇后就更难了。

仅张敏副研究员一人就提出了如此多的观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对于秦始皇不立皇后的原因，历代学者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孰是孰非，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定论。

焚书坑儒了吗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灭掉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都城咸阳与文武群臣及众儒生大排筵宴。宴会之上，众儒生围绕分封制和郡县制孰好孰孬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恢复商周时代的分封制，丞相李斯等则赞同郡县制，并严厉指责淳于越等人“道古以害今”。淳于越等人不以为然。李斯遂向始皇帝进献《谏逐客书》，大力批驳儒生不识时务之后，建议焚书。

焚书的前后，秦始皇迷恋仙道，追求长生不老，派徐福、侯生、卢生等人四处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等人未能找到仙药，心急如焚，又害怕受到惩罚。于是，他们咒骂了秦始皇一番，悄悄地逃走了。秦始皇闻讯十分恼怒，下令把诸生统统集中到都城咸阳，交给御史审查讯问，借以查出造谣惑众的侯生、卢生两人的行踪。诸生人人自危，为保全性命，只得相互推诿。秦始皇失去耐心，亲自圈定460余人，悉数坑杀。

这就是千百年来一直流传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的始末。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丰富，历史学界对秦始皇“坑儒”产生了疑问，认为把焚书坑儒的罪过一股脑推给秦始皇的做法值得商榷。

从以上有关记载来看，焚书的决策确实是秦始皇做出的。关键是他焚书之后有没有“坑儒”呢？分歧就在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从“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坑杀的460余人应该是方士，而非儒生。这是符合逻辑的。但相关历史资料显示：当时始皇帝的长公子扶苏进谏：“众儒生都学习孔子的学说。”这样一来，秦始皇坑杀的这些人又像是儒生，或者说有相当部分儒生。

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应把秦始皇的“坑儒”视为“焚书”的继续，因为这两项举措均为了钳制思想、防民之口，所以被“坑”的这些人应该是儒生，而不是装神弄鬼的方士。他们的有力证据是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的相关记载：秦始皇焚书之后，儒生多愤愤不平。于是，他命人在骊山的温谷挖坑种植瓜果，这些瓜奇迹般地在冬季成熟。秦始皇以评论这种奇异现象为名，召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正当众儒生们说东道西，争论不休时，秦始皇趁机命令兵士突然填土埋之，700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中。根据这一点来看，秦始皇确实有过“坑杀儒生”的行为。

除以上两种观点外，研究正史的学者又有新说。他们认为，“坑儒”纯属子虚乌有，它应该是“坑方士”的讹传。史载，“坑方士”确有其事，它出现于始皇三十五年，原因就是侯生、卢生咒骂秦始皇并逃跑。这些学者分析指出，“坑方士”之所以讹传为“坑儒”，是因为当时的方士多兼通儒术，加之此前有焚毁儒书之举，后人由此附会，误把坑杀方士说成坑杀儒生。

这些学者强调，这不是说被杀的460多人中没有儒生，全是方士，也可能有一些倒霉的儒生由于为方士求情，而一同被裹挟其中。至于这些人被杀的原因则与儒家的政治主张和学派观点无关。所以即使被杀者有儒生，也并非因其为儒生而得罪，而是与方士们有某种牵连之故。因此绝无理由说秦始皇“坑儒”。

对于到底是坑杀了460余方士还是700多儒生，有的学者提出两者可能都是事实，或者说是前后两件事，即秦始皇集体坑杀文人可能不止一次。他们的理由是，秦始皇是一位典型的暴君，嗜杀成性，无论是方士找不到长生不老药还是儒生非议朝政，都有可能被坑杀。这种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揣测、臆断的成分比较多，有力证据不足。

真有阿房宫吗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晚唐杜牧的一篇《阿房宫赋》，人们耳熟能详。它勾起了人们对阿房宫的无限憧憬，但它存在的真实性，是否建成、被毁，以及大小、地理位置等都成为让人费解的谜。

关于阿房宫，《史记》也有记载：“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无论是《史记》还是《阿房宫赋》都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阿房宫的宏伟气势和瑰丽景象，但事实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试图用他们的努力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他们通过对遗址的勘测，对史料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却让人大跌眼镜。

首先，阿房宫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历史事物存在与否，只能依据当时的确切记述或实物。然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阿房宫考古队领队李毓芳经过在阿房宫遗址长期考察，迄今没有发现任何实物实证。北大历史系教授刘华祝则分析认为，秦宫可能有阿房宫的档案，只是经过秦末八年的战乱，荡然无存了。“秦始皇造的长城、秦陵还看得见，但证明阿房宫的，也就只有后来《史记·秦始皇本纪》那句‘先作前殿阿房’了。”

对此有人提出质疑，生活在秦始皇百年之后的司马迁的话的可信度有多大？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张传玺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的确值得怀疑。但司马迁距离秦朝不过100年，就像我们讲述民国初的事，应该不会出入太大。况且司马迁连商王世系年表都没写错，阿房宫的存在应该可以肯定。”

不过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即便阿房宫存在，也没有杜牧说的那么大的规模，至多有其所说的百分之一大。

现在，我们姑且承认阿房宫存在过。那么，第二个谜又摆在面前：它有没有建成？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所长孙福喜表示，阿房宫周围14平方公里内，有60多处夯土基址，一些地方可能建成了，另外一些地方当时还未建成。他对阿房宫的前殿是否建成持怀疑态度。2004年11月，阿房宫考古队的最新调查显示，闻名遐迩的阿房宫只有一个绵延上千米的大土堆。

经过近两年缜密的考古挖掘，李毓芳领队整理出一份关于阿房宫的“身世报告”，报告中称“阿房宫‘名宫无宫’”。她曾对记者说：“目前在考古中发现，阿房宫没有宫，前殿遗址只有3堵墙（东、西、北），南墙都没来得及建。很显然，当时建得太仓促，而且尚未完成。”李毓芳分析说，前殿相当于皇帝的“办公楼”，但“办公楼”现场，除了上面谈到的3面墙，只有一个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现存最大高度12米的夯土台基。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考古过程中，始终没有发现秦代建筑的痕迹。李毓芳就此分析：“如果秦始皇当初建造的阿房宫气势那么恢弘，它的文化堆积到哪里去了呢？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汉代堆积层内倒是出土了不少秦代板瓦片和筒瓦片。但目前为止，遗址内还没发现秦代宫殿建筑中最常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之一——瓦当。”

基于这些疑点，李毓芳初步给出了结论：阿房宫没有建成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有一些专家认为，所谓的阿房宫实际上仅指一个前殿，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配套建筑了。在阿房宫前殿的土台子中，考古队员的探铲接触到了非常坚硬的夯土，并发现了一堵东西走向的夯土墙。土墙建在台子的北沿，大体上中间较宽，两端较窄，最宽处有15米，窄的地方有6米多，全长近1000米。顺着夯土台的北沿，考古队员挖出了一个100米长的探方。他们把夯土台的边缘部分打开了一个纵向剖面后，夯土台地基的南面立即呈现出了一个坡道。古代，为了方便运输黄土，夯筑地基，通常都会修建一条坡道。如果阿房宫前殿已经建完，就没有必要再留一条运土坡道。这条不该出现的坡道，让李毓芳更加肯定了自己的论断——宫殿并未修建完毕。

况且在发现夯土墙的地方，探方底部又露出些许瓦砾，然而除了少得可怜的秦代瓦片，巨大的台基只是一个平平整整、干干净净的夯土堆，丝毫没有宫殿建筑的蛛丝马迹。

李毓芳领队为了印证考古发掘的结果，翻开了年代久远的历史典籍。她发现秦始皇开始建造阿房宫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但在公元前209年他就突然病逝了。在这之前，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也正在施工。为了尽快建好陵墓，安葬秦始皇，秦二世不得不暂时停止阿房宫的工程，集中力量修建秦始皇陵。从开始计划修建阿房宫那天算起，阿房宫前殿的工程历时不到4年。这项庞大的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很难在短短几年内完成。

同时，李毓芳从地基中部采集了一些土样。通过检测，土壤中不仅没有大块的碳灰，连植物细胞也少得可怜。土样检测的结果再次证实了李毓芳最初做出的结论：阿房宫前殿遗址上除了3面土墙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建筑，阿房宫根本就没有建成。

在阿房宫建成与否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的时候，另外一个关于阿房宫的谜团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那就是它有没有被焚毁过。在《阿房宫赋》中，晚唐诗人杜牧不但用大量笔墨描述了阿房宫的恢弘，还为后人留下了“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传说。正是因为杜牧的极力渲染，才使很多人对此事深信不疑。

李毓芳领队当初来到西安时，脑子里也全是杜牧笔下的情景。考古发掘过程中，她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会不会阿房宫里那些秦代建筑都随着当初项羽的那把火付之一炬了？”她曾经对咸阳宫进行过挖掘，对于如何认定古建筑是否经过火烧很有经验。在考察阿房宫前殿时，李毓芳第一次对杜牧的说法提出质疑：整个遗址没有被烧的红土、灰迹和结块，勘探、试掘阿房宫前殿的台基时，发现其地层构成为耕土——扰土——晚期堆积——夯土台基，或者是耕土——扰土——汉代堆积——夯土台基，没有一处被烧过的迹象。许多专家认为她下“阿房宫没烧过”的结论太草率，事情已经传到国家文物局，局领导要她写报告。李领队坚持己见，还是那两字：没烧。

李毓芳不仅坚持自己的结论，还做出了解释：“火烧阿房宫应该是误传。”她说，关于项羽火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灭的说法，秦汉时期的正史资料中并没有确切的记载。至于《史记·项羽本纪》中说项羽在秦都咸阳屠杀民众，“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她分析指出：“秦咸阳是秦朝都城，所烧毁的宫室应是首都宫殿，根本不是地处渭水之南的上林苑中的阿房宫。”

那为什么杜牧的《阿房宫赋》描写得如此惟妙惟肖，甚至还有图作证？对于这个问题，李毓芳这样解释：“阿房宫图实际上出现于明代之后，得出这个考察结果后，我又仔细阅读了杜牧的《阿房宫赋》。我认为杜牧所描述的阿房宫图景是他通过合理想象得来的，而明代之后出现的阿房宫图则又是建立在杜牧的这个合理想象上。”李毓芳还说，杜牧的这篇文章的主旨并不是为了描写阿房宫的真实图景，而是想讽古喻今，所以可信度并不高。“杜牧的合理想象，千年以来，无意间误导了大家对阿房宫的认识。”她最后说。

在李毓芳阐述“没烧”的观点时，记者却在现场听到支持“烧了”的一种新论据：“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曾兴起过平整土地的“千亩会战”，外面那一层长不出庄稼的红烧土，早被刨得干干净净。对此，李毓芳领队反诘：考古队员是在打了一米多深之后才见到夯土层，上面那一层是“浮土”。难道说，谁会先刨掉了红烧土，再堆上一米多厚的“浮土”？

北大的蒋非非教授则认为，人们争论的问题根本就是伪问题，不值得争论。《史记》中的确记载项羽放过一把火，但同时说得很明白，这把“三月不灭”的火烧掉的是“秦宫室”。至于项羽火烧阿房宫，那不过是诗人的附会妄言，哪里能当正史？

在争论阿房宫是否被烧过的同时，人们对它的建筑规模也十分感兴趣。阿房宫到底有多大呢？杜牧说它“覆压三百余里”，这可能正是阿房宫出名、甚至于成为历史地标的最主要理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张传玺对此分析说：“杜牧偷换概念，要说三百里，应该指从咸阳到临潼‘关中计三百余’的全部秦宫，阿房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或者说，三百里仅仅是夸张的说法。”所以，他与众多专家都认为，阿房宫的规模应该如《史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大：“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

把汉代的计量单位换算成今天的长度单位，《史记》描述的阿房宫总体建筑面积约为11万平方米，相当于天安门广场的四分之一。对于这个说法，有专家马上质疑，因为这与最新探明的阿房宫夯土台基面积（54万平方米）对不上。张传玺副会长解释说，阿房宫有可能像故宫太和殿那样，采用托盘式台基。台基很大，有54万平方米，而主殿只占了11万平方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又开始质疑阿房宫的确切位置，因为它既没有地面建筑，又没有图纸保留下来，《史记》中笼统地说阿房宫建于“渭南”，如今划定的“遗址”就一定是真的阿房宫遗址吗？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做了如下推演：根据《史记》所说，阿房宫的方位北不过渭河，南不过秦岭，在这个范围内，现在就发现这么一个大土台子，阿房宫应该就是它了。这显然难以服众。北大的蒋非非教授说：“说到底，仅凭一个大土台子，很难断定它就是阿房宫。考古上的事没铁证就什么也定不了。”上海大学的谢维扬教授也说：“谁都希望史存水落石出，但能讲几分就几分，不能急。”

几乎是同时，人们又问：阿房宫有“瓦”吗？2003年，某媒体报道“中国首次在阿房宫遗址出土完整秦宫铺瓦屋顶”。原来，考古队员探孔时一直往南打出去，找到了“土台子”的南边沿，还在边沿外发现6行筒瓦、5行板瓦的“铺瓦屋顶”。既然许多专家都认为，阿房宫根本就没建起，哪来屋顶的瓦？但这些货真价实的秦瓦，并非在54万平方米的“遗址”上出土的，而是在其南边沿的3米之外发现的。而且，严格地说这不是“秦宫”瓦，所以不能证明“土台子”上曾建过秦宫，更不能证明阿房宫的存在。如果不是阿房宫的瓦，又是什么建筑的瓦呢？李毓芳领队说，这些谜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发掘，才能解答。

病死，还是被害而亡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猝然病逝。他死后发生一系列重要变故。这不禁让人们怀疑，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是病死的，还是被谋杀的？如果是谋杀，那么又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谋杀威震四方的秦始皇呢？

关于秦始皇之死，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明确记载，说他在第五次出巡时，途经平原津患病，之后扶病抵达沙丘平台一带，死在那里。人们普遍认为，秦始皇平时骄奢淫逸，纵欲无度，导致身体虚弱不堪，又加之出巡期间车马劳顿，以致一病不起。秦始皇死后，大家如临大敌，气氛一度很紧张。《史记》上说，丞相李斯恐宣布秦始皇的死讯会使天下有变，于是秘不发丧，把盛殓始皇帝遗体的棺木置于辊凉车中，让亲信宦官日夜守护，同时昼夜兼程赶回咸阳。每到一处，地方官要按例进膳。官员奏事时，李斯命宦者在车内应答。时值酷暑，尸体发臭，李斯命人在车帐中放入一石鲍鱼，来混淆尸体的臭味。直到巡游队伍进入咸阳，才正式发丧。这种种做法，无疑给秦始皇之死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

后世历史学者通过分析《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和《蒙恬列传》等文章中关于秦始皇死亡的史料，指出秦始皇死得非常蹊跷，并非如人们所说的“病死于路上”。他们的理由是，秦始皇并不像历史上的某些封建帝王那样体弱多病。诸多秦汉史籍中，都未发现他患有暗病、宿疾的记载，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他的身体一向健壮。突出的事例是，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他遭遇荆轲行刺时，还能在惊慌中挣脱衣袖，绕着柱子逃跑，而且没让荆轲追上。

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是前210年，当时他才50岁，并不算衰老。况且，他在平原津得病之后，又坚持走了一百多里到达沙丘；即便在沙丘平台养病期间，还能口授给公子扶苏的诏书。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秦始皇思维清晰如故，根本不像患了什么致命的急病。最起码，他还不至于在沙丘一病不起。所以，学者们有理由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养病的沙丘宫周围的环境。相传，它原本是殷纣王豢养禽兽的处所，四面极为荒凉，宫室空旷深邃。战国时期，一代枭雄赵武灵王因庇护叛乱的长子章，被公子成和李兑率兵包围于此，欲出不能。宫中储备的食物有限，武灵王和公子章竟然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可见沙丘宫这个地方与外界隔绝的程度。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之中，发生不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

专家们根据秦始皇生前死后赵高的言行，以及他与扶苏、蒙恬、胡亥、李斯等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推测，他弑君的可能性最大。赵高与蒙恬、蒙毅兄弟二人有宿怨。据说，赵高曾因徇私枉法之罪，被蒙毅（蒙恬的亲弟弟）依法判处死刑，后因秦始皇亲自过问，赵高才捡回一条性命。当时，蒙恬北击匈奴，有大功；蒙毅官至上卿，受秦始皇信赖。他们一个为武将任外事，一个为文臣在内谋划，不仅深得始皇信任，还与公子扶苏往来过密。一旦扶苏即皇位，蒙氏兄弟的地位必将更加巩固。因此，赵高对声望煊赫的蒙氏兄弟既恨又怕，如何解除蒙氏兄弟的威胁对他来说关乎生死荣辱。他认为，只有设法压制扶苏，扶持胡亥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这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因为秦始皇最宠爱胡亥，扶苏之外也只有胡亥最有可能继承皇位。同时，他也在寻找机会除掉蒙氏兄弟。当时，秦始皇在沙丘养病，给赵高提供了一个扭转命运的机会。始皇病重期间，下诏给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很明显，这是要扶苏继承皇位。赵高思谋已久，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那时候，秦始皇身边有丞相李斯和上卿蒙毅，李斯私心重，容易控制，蒙毅与赵高势不两立，是其行动的障碍。其他侍从均是赵高的同党。

秦始皇病重期间，作为皇帝亲信的蒙毅，竟然被遣，“还祷山川”。学者们认为这可能是赵高的计谋。因为当时蒙恬正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戍守上郡，赵高从秦始皇身边赶走蒙毅，就去掉了扶苏的耳目，从而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掉了一个绊脚石。

还有，从赵高当时的处境看，他只能走这一步险棋，否则就得坐以待毙。秦始皇口授诏书给扶苏时，赵高在场。诏书中有什么内容，他最清楚不过。诏书封好后，他却扣压未发，以便寻找机会说服胡亥和李斯，矫诏杀死扶苏、蒙恬。但诏书扣压的时间又不能太久，万一秦始皇病情有所好转，得知诏书未发，赵高肯定被处死。或者说，秦始皇弥留不死，李斯又没被说服，反而向始皇告发，赵高也是一死。所以赵高在劝说李斯、胡亥之前杀了始皇，才能确保万无一失。秦始皇一死，就不怕李斯不就范，自然也不会有人再追问诏书的事了。可见，赵高在扣压诏书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赵高劝说胡亥取代扶苏自立时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在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往，孔子著之，不为不孝。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 认为是赵高谋杀秦始皇的学者从这些弑君言论推断，他完全有可能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手，使其提前结束生命。他们分析认为，赵高可能早就有谋害秦始皇的想法，只是秦始皇平时深居宫中，戒备森严，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给了赵高一个机会。

另外，赵高不仅有肆无忌惮的弑君言论，而且在后来还有公开的弑君行动。秦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之际，赵高曾指使亲信咸阳令阎乐率兵千余人，乔装为盗，闯入皇宫，逼迫秦二世自杀。阎乐还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赵高），为天下诛足下。”胡亥自杀身亡之后，赵高把玉玺佩在自己身上，来到大殿，欲自立为帝，无奈群臣不服，他才立皇族子婴为王。

尽管如此，秦始皇之死，仍然疑云重重，正如赵高对胡亥说的那样：“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从逻辑上分析，赵高弑君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都存在，但事情毕竟过去了两千多年，无论是认为秦始皇死于疾病，还是遭他人谋害，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秦始皇陵墓中的重重谜团

秦始皇陵墓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皇帝陵园，位于陕西临潼城东约5000米处。据史料记载，秦始皇自即位之初就开始营建这座陵墓，前后延续30多年，秦亡时仍未完全竣工。20世纪60年代后，考古界对该陵墓进行多次调查和探测，但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始终未发掘。20世纪70年代，秦始皇陵墓中的兵马俑发掘出土。它们在让人们震惊之余，也使这座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闻名于世。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骊山脚下的那座幽深而神秘的秦始皇陵，无论是从陵园的封土、地宫、内外城垣的形制上看，还是从其附属建筑和布局角度分析，与先秦时期的任何一座国君陵园都有很大差异。其陵寝规模之宏大、设计之奇特、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均属空前绝后。

这座充满神奇色彩的地下“王国”，千百年来引发了无数人的猜测与遐想。地宫的深度、门户，以及其中的“上具天文”、水银、奇珍异宝、始皇帝棺椁和遗体、防盗装置等重重谜团不仅困扰着诸多专家学者，也使秦始皇陵更加引人注目。

秦始皇陵的众多未解之谜，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其地宫的深度和广度。地宫究竟有多深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穿三泉”，《汉旧仪》则言“已深已极”，说明已经深到不能再挖的地步。这个问题引起了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与陈明等三位科学家的兴趣，他们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探测并推测地宫的深度应为500～1500米。

国内文物考古、地质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对地宫的深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探索，得出的结论是：地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深。他们说，实际深度应与芷阳一号秦宫陵园墓室的深度接近。这样推算下来，从地宫底部至坑口的实际深度约为26米，至秦代地表最深也就在37米左右。但事实是否如此，有赖于考古专家进一步勘探、验证。

至于秦始皇地宫的广度，最新的考古勘探资料表明：东西方向上，它的实际长度为260米，南北方向的实际长度为160米，总面积达41600平方米，其规模相当于5个国际足球场那么大，堪称秦汉时期规模最大的地宫。考古专家通过钻探进一步证实，幽深而宏大的地宫为竖穴式。所谓竖穴式，即由地面垂直向下挖成竖向土坑，利用坑壁作为墓穴的一部分或全部墙壁。

人们除了关心地宫的深度和大小，还对地宫设有几道门非常感兴趣。关于秦始皇陵地宫门道的数量问题，《史记》有明确的记载：“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无复出者。”“大事毕，已藏”，就是说秦始皇的丧事完成了，棺椁及随葬品全部安放妥当。这时，工匠们正在中门以内忙活，外面突然间“闭中羡门，下外羡门”。工匠们“无复出者”，都成了陪葬品。这里涉及既有中羡门，又有外羡门，因而内羡门不言自明。地宫有三道门似乎已成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司马迁说到中羡门，用了个“闭”字；说到外羡门，则用了个“下”字。由此可见，中羡门是能够开合的活动门，外羡门则是由上向下放置的。专家们推断，中羡门可能是横向镶嵌在两壁夹槽中，是一道无法开启的石门，内羡门可能与中羡门类似。三道羡门极可能在一条直线上。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秦陵地宫时，写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其中的含义是什么呢？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经过反复考证，初步推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含义应理解为，墓室顶有绘画或线刻的日、月、星象图。这一古老的传统可能仍保存在秦始皇陵中。”近年来，西安交通大学的考古专家在汉墓中发现类似“天文”“地理”的壁画。其上部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图象，下部则为代表山川、河流的壁画。由此推断，秦始皇陵地宫的上部可能绘有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下部则为以水银代表的山川地理图。

说到“以水银代表山川地理”，人们不禁会问：秦始皇陵地宫真的埋藏有大量的水银吗？秦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始见于《史记》，稍后的《汉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那么，陵墓中到底有没有水银始终是一个谜。2003年，地质学专家经过反复测试，终于发现秦始皇陵的封土中有“汞异常”现象。该处土壤中含有大范围、强异常的汞含量，而秦陵周围其他地方的土壤汞含量极低。这初步证实了《史记》所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真实性。

在接下来的物探考古过程中，中国地质调查局研究员刘士毅还发现，秦始皇陵封土堆的汞异常分布别具特色，颇为耐人寻味：北、东方向最强，南、西方向次之。根据秦始皇陵内以水银模拟天下江河湖海的传说推测，这样的分布可能与秦朝时期中国人的江河地理概念有关，也可能与秦始皇到过渤海、徐福东海求取长生不老药有关。考古专家由此进一步推断：《史记》中关于始皇陵中埋藏大量汞的记载是可靠的。

那么地宫为什么要以大量水银模拟天下的江河湖海呢？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对此的解释为：“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在于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岛，具地理之势。”历史学家的说法更为贴切：一是水银的形态、颜色像水；二是水银有毒，墓中有大量水银存在，微生物不易存活、繁殖，这样遗体、棺椁和陪葬品腐朽的速度会慢一些；三是大量的水银挥发到墓穴的空气中，一旦盗墓者潜入墓室吸进过量的汞蒸汽，轻则肌肉瘫痪、精神失常，重则一命呜呼，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盗的作用。

地宫中埋藏的奇珍异宝当然也受到人们热切关注。《史记》中明确记载，秦始皇陵中有“金雁”、“珠玉”、“翡翠”等珍宝。《三辅故事》中说，项羽入关盗掘秦陵时，曾有一只金雁从墓穴中飞出，一直朝南飞去。斗转星移，几百年之后的三国时期，有人送一只金雁给名叫张善的官吏。他从金雁上的文字立即判断它出自始皇陵。秦始皇陵也因这个神奇的传说而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秦始皇陵中具体有什么稀世之宝现在不是很清楚。

20世纪80年代末，在秦始皇陵地宫的西侧，考古专家们还发掘出土了一组大型彩绘铜车马。车马无论从造型上，还是从装饰上看，都是极为精美、别致的。除了铜车马，考古专家还发掘出了一组木车马。之所以说它是木车马，因为车、马、御官俑等都是用木头制成的，而一些饰物，比如说辔头等，都是用金、银、铜铸成的。地宫的外侧尚且有如此之精美的随葬品，地宫内的随葬品之丰富、藏品之精美是可想而知的。

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对秦始皇陵的发掘断断续续地已经历40多年，发现的主要遗址和遗迹（主要包括帝陵封土、铜车马坑、寝殿、便殿、陪葬墓区、珍禽异兽坑、铠甲坑、百戏俑坑、文俑坑等）中有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但据专家透露，这些重要发现仅是秦陵的“冰山一角”。由于条件所限，秦始皇陵的外城以外地层也只勘探了很小的一部分，至于地宫中的文物情况知道的还很少。

秦始皇陵的核心是地宫，地宫的核心是秦始皇的棺椁，备受瞩目的秦始皇棺椁是铜质还是木质的？对于秦始皇使用什么样的棺椁，早期的《史记》和《汉书》等重要历史典籍均未明确记载。司马迁只以一句“下铜而致椁”一笔带过。于是，学者们据此得出结论：秦始皇使用的是铜棺。但相关文献资料记载，秦始皇的棺椁“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并且“披以珠玉，饰以翡翠”，使得“棺椁之丽，不可胜原”。既然能够“漆涂其外”、“饰以翡翠”，那么棺椁恐怕只能是木质的，因为铜棺或石棺用不着用土漆涂其外，只有木棺才可能使用土漆。就此看来，秦始皇使用木棺的可能性大一些。

再者，从先秦及西汉的棺椁制度考察，天子使用“黄肠题凑”的大型木椁已是约定俗成的规矩。秦始皇生前自命功高盖世，胜过远古的三皇五帝，不可能放弃“黄肠题凑”的木椁而改用其他棺椁。

秦始皇棺椁的材质还没有搞清楚，人们又开始探索秦始皇陵地宫有没有空间的问题。秦始皇陵墓的主持者之一李斯描述地宫时曾说：“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无状。”如果他的这段话记载无误，那么地宫明显有个外壳，总体上是一座密封的、真空的大地堡式地宫。但目前的考古勘探结果已经表明，秦始皇陵地宫为竖穴式。墓内可能有“黄肠题凑”的大型木椁。如果真是竖穴木椁墓，墓道及木椁上部都必须以夯土密封。这样一来，墓室内外就会严严实实，不会再有空间。

如果地宫没有空间的说法成立，显然与李斯“叩之空空，如下无状”的表述相矛盾，而相关文献资料则更多地支持“地宫是空的，且有较大的空间”的说法。事实怎样呢？由于目前的考古勘探尚未深入到地宫的主要部位，所以地宫内部是虚是实的谜还没有揭开。

人们在关注秦始皇使用的棺椁的同时，更关心的还是秦始皇的遗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出土，其尸体保存之完好令人瞠目结舌。由此，有学者推测秦始皇的遗体也会完好地保存下来。客观上，当时已经具备了保护遗体的技术和手段，但秦始皇遗体是否完好地保存下来呢？多数专家对此持否定态度。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当时又正值酷暑时节。根据目前遗体保护的经验，一般遗体保护必须在死者死后即刻着手处理。稍有延误，尸体本身已开始变化，再先进的技术也回天乏术。而秦始皇死后辗转了数千里，才回到咸阳安葬，前后间隔近两个月。史载，李斯等人为了掩饰尸体的臭味，把一石鲍鱼放入运送秦始皇遗体的车帐中，可见，遗体在途中已经开始腐烂。照此推断，秦始皇的遗体不等运回咸阳处理早已面目全非了。所以说，秦始皇遗体保存完好的可能性很小。

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指出，秦始皇的遗体完好保存下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根据目前在墓中探测到的水银和秦汉时期对人尸体处理的手段分析，保护完整的骨骼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说：“一旦发现其骨殖，我们从骨架当中能提取出秦始皇本人的DNA片断，之后再结合与秦始皇相关的秦的祖先的DNA分析结果，就可以解决一个大的问题，即秦人的来源问题。”段队长进一步指出，根据秦始皇的骨架还可以复原他的长相。

秦始皇的遗体究竟有没有完好保存，以及利用它能做什么，还有待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探索。随着发掘秦始皇陵这个话题的升温，另外一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秦始皇陵地宫的防盗设施如何，有没有重重机关和弩箭？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地宫“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进者辄射之”。按照这个说法，地宫中应该是安装着一套自动发射的暗弩。如果这些文字记载属实，它算得上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自动防盗器。

光靠这段文字还不够，专家们联系当时的秦军装备情况分析，秦代曾生产过连发三箭的弓弩。而且秦陵附近已经出土秦代强弩的箭头，这些箭头为三棱流线型，三个弧面的弧度完全相等，原理类似于今天的子弹头。从力学角度考虑，这类箭头对铠甲有极强的穿透力。另外，从秦兵马俑复原和《六韬》的表述来看，当时秦军中射手所占的比例很大，按最低的说法也有15%，而且射手中弓、弩手的比例为1∶2。

就以上资料分析，秦始皇地宫中布置弩箭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安放在地宫的暗弩是不是一套自动发射的弓弩（当外界物体碰到机关，弓便会自动发射）值得商榷。到目前为止，能够证明秦代制造自动发射弩箭的资料还很少。所以，秦代何以生产高超的自动发射器仍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