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一统

秦灭六国

秦昭王末年，秦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大，疆土十分辽阔。公元前246年，嬴政即秦王位，当时他才13岁，母后、相国吕不韦、大宦官嫪毐专权。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加冠亲政，他在消灭了国内敌对势力、掌握国家大权以后，任用李斯等人，积极筹划统一大业。李斯认为天下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秦国已经具备一统天下的条件，建议秦王不要错过良机。这一见解很得嬴政的赏识，于是任命李斯为廷尉。从公元前230年到前221年，秦国进行了为期10年的统一战争，先后灭掉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结束了东周以来长期分裂和动乱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秦王政自号“始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国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先秦历法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法的初创时期。为了反映季节的变化，人们划定了二十四节气，把一年平均分为24等分，这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到了战国，各国相继确立历法，实行过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6种历法，其中的颛顼历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但是各国自行一套历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就显得十分不便，因而又创立了岁星纪年法来统一纪年。战国中期，更创造出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等12个太岁年名，同时又用十二时辰的名称来代替十二太岁的年名，其顺序依次为：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

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这样，在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后世十分少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等。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称为“九流”。“三教九流”中的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儒家

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儒家是一个主要的流派。它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礼”。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到了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是孔子嫡孙子思的弟子。孟子在40岁以前，主要活动是教书。此后他率车数十乘、侍从弟子数百人游说齐魏等国。晚年回家著书立说。孟子宣扬“仁义”，提倡“仁政”，主张“法先王”。到了战国末年，荀子成了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性恶论和君民舟水关系的观点，对孟子的学说有过激烈的批判，但他的思想不被后代儒生所重视。儒家思想经过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成为几千年封建社会中的正统思想，是古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

墨家

战国时期，墨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处于同样显要的地位。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他当过工匠，会造车，也善于制作守城的器械和会飞的木鸟。墨子认为，世界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都缘于人与人的不相亲爱，因此提倡“兼爱”，力主“非攻”，认为当时各国之间进行的战争是最不正义的。墨子反对孔子提倡礼乐的主张，认为儒家倡导的那一套礼乐制度纯属劳民伤财，不利于生产和生活，人们应当“非乐”和“节葬”。在治国方面，墨子的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尚贤。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才能，就应该选拔出来做官，管理国家事务。二是尚同。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天子，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以防天下混乱。和其他各家的思想相比，墨子的思想代表着下层庶民的思想。

道家

道家和儒、墨两家的积极用世不同，其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都是消极避世的隐者。老子是春秋时期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著有《道德经》一书。他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主张恢复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人。他的思想从老子发展而来。他认为“道”是先于天地而生的“非物”，是精神性的东西。他还认为，无论大小、长短、贵贱、美丑等，一切差别性都不存在，这实际上否定了事物具有质的规定性。基于此，他提出了“齐是非”、“齐万物”甚至“齐物我”的主张，宣扬“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接导致了不可知论。道家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历代的士人们寻求解脱的精神武器。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其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韩国的韩非子。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战国前期法家的法、术、势三家思想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法”是为维护统治秩序而公布于世的成文法，“术”是国君用以控制臣民的权术，“势”就是君主所掌握的统治百姓的权势。韩非子认为这三者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来说是缺一不可的，而法是其中的根本。韩非子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他还提出了“法后王”的进步的历史观，认为统治者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韩非子的这些思想，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赏识和采纳，为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

泰山封禅

封禅泰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人们对于自然山川的崇拜。但是最早有历史记载的封禅活动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封禅是一种祭祀性的礼仪活动，“封”是在泰山上堆土为坛，祭祀天神；“禅”是在泰山下扫去一片净土，祭祀土神。凡是“受命于天”的帝王，均须到最接近天神的泰山之巅，积土为坛，增泰山之高以祭天，表示功归于天；然后再到泰山之前接近地祗的梁父等小山丘设坛祭地，表示厚上加厚，福广恩厚以报地。帝王登封泰山是国家鼎盛和天下太平的象征，皇帝本人也因此声威卓著，成为“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秦始皇以后，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清高宗等帝王都曾到泰山登封告祭、刻石记功。

封建中央集权制

秦始皇顺应国家政治制度从君主制向专制集权制演变的趋势，首先树立了绝对的皇权。他为了避免列国纷争历史的重演，适应专制皇权和统一国家的需要，采纳廷尉李斯的建议，彻底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均为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行政单位。他又以秦国原有官制为基础，对官制进行了调整和扩充。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新的政府机构：在中央设有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和九卿（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治粟内史、少府、典客、宗正、奉常），可以对国家大政进行廷议，最后由皇帝裁决；地方行政机构分为郡、县两级，郡设守、尉、监，县设令或长。并有相应的官吏考核制度。为维护这种集权制度，秦始皇还颁布了严苛的封建法律，在全国统一施行。

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

秦始皇为了尽快消除由于长期分裂割据所造成的地区差异，巩固国家统一，决定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他下令以商鞅时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器，来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度分寸、尺、丈；量分升、斗、斛；衡以十钱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废止战国时各国通行的货币，改用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以秦国原有的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称为半两钱。秦始皇又命令丞相李斯等人负责统一文字，李斯等人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并参照六国原来的文字，制定小篆，作为官方文告的标准字体在全国推行。这些措施的实行，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万里长城

战国末年，北方匈奴经常深入中原骚扰燕、赵、秦三国边境。这些国家一般采取守势，修筑长城以阻挡匈奴的攻势。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于公元前215年命令将军蒙恬率军30万北拒匈奴，先后收复了高阙、阴山、北假等军事要地，在黄河以东、榆中以北、阴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设置34县。随后，依据黄河修筑边塞，征发全国的“罪人”前往服役，把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长城加以修复并相互连接起来，筑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用来保护北方的农业区域。接着，政府又迁徙人民开垦河套，同时加强了边地的军防。长城的修建，巩固了统一国家的北方边疆，在国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当时也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在咸阳宫宴会上针对周青臣的阿谀颂德，提出了“师古”分封同姓王以为屏藩的建议。丞相李斯借题发挥，认为这是对朝政的批评，而这种批评的产生是由于学派分立，私学存在，与秦政的得失无关。他请求朝廷把天下所有的书都烧掉，只留下一些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第二年，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士侯生、卢生相邀逃亡，并且散布一些诽谤的言论。秦始皇派人追查，方士儒生转相告发，株连咸阳城内460多人。这些人全部被坑杀。这就是“焚书坑儒”事件。这一事件是秦始皇的君主专制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进一步扩大。它的目的是统一思想、巩固皇权，却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对后世的危害十分深远。

大泽乡起义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朝廷征发河南境内的贫苦农民900人到渔阳屯戍。适逢大雨，他们停留在了大泽乡，不能如期赶到渔阳戍地，按秦法“失期当斩”。为了死中求生，这一群农民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在大泽乡举行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率领起义军，首先攻下了大泽乡和蕲县，接着向西北挺进，到达陈的时候，已经是一支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的强大队伍。起义军在这里建立了政权，国号张楚，陈胜自立为张楚王，吴广为假王。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许多郡县的农民杀掉当地的守令，响应起义，声势一度十分浩大。后来起义被秦将章邯所镇压。继之反秦的是项氏的楚军和刘邦的起义军。

巨鹿之战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镇压了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继续进攻赵地的反秦武装。赵王歇及张耳退守巨鹿，被秦将王离所率的20万大军围困；章邯率军20万屯于巨鹿附近的棘原。楚怀王派宋玉为上将军，项羽、范增为将，率主力5万前往救援，同时派刘邦西进关中攻秦。宋玉行至安阳时停驻不前，意在坐观秦、赵相斗，以便从中渔利。项羽愤而杀死宋玉，楚怀王任命他为上将军领兵救赵。十二月，赵将陈余派5000人出战，全部阵亡。各路援军见此，皆作壁上观。项羽先派2万人马渡过漳水，断敌通道，然后下令全军破釜沉舟，每人只带三天的粮食，以示死战的决心。他亲自率领全部楚军渡过河水作战，楚军九战连捷，大败章邯，解了巨鹿之围。此后不久，章邯兵败投降，秦朝军队的主力灭亡。

楚汉相争

项羽歼灭秦军主力的同时，刘邦也向西进入关中到达了咸阳，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刘邦废除了秦法，与民约法三章，深得民望。随后项羽也立即入关，进入咸阳后大肆烧杀抢掠。在诸王并立的既成局面之下，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各王，调整他们的封地。刘邦被封到巴蜀汉中地区为汉王，他于公元前206年三月，乘机重新进入了关中地区，接着率领兵马远袭彭城，然后在荥阳和成皋之间与项羽成相持状态。刘邦知人善任，因势利导，而项羽则刚愎自用，逞匹夫之勇。公元前202年，双方经过多次的胜败反复后，刘邦把项羽围困在垓下，项羽兵败退到了乌江，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同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国号汉，定都长安，这就是西汉（公元前206～25年）。

汉初休养生息

秦末的连年战乱，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汉初君臣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局面十分艰难。农民大量脱离户籍流亡，人口锐减，市场混乱，物价奇高，国家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同时国内异姓王对中央政权形成很大威胁，北方匈奴也时时威胁着边境的安宁。针对这种种矛盾，刘邦君臣在铲除了异姓诸王、稳定边疆之后，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一、兵士罢归家乡，免除一段时间的徭役。二、在战乱中聚保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和田宅。三、由于饥荒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还为庶人。四、抑制商人，限制他们对农民土地的兼并。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封建经济逐步得以恢复，汉初政权逐步地稳固下来了。

白登之围

楚汉相争之际，北方的匈奴又强盛起来。其部族首领冒顿单于以30万精锐骑兵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重新占据河套地区，直接威胁到西汉的统治。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冒顿举兵南下，与叛汉的韩王信连兵围困晋阳。刘邦亲自率兵迎击，被匈奴骑兵包围在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之久，后来陈平用计买通了冒顿身边的人，汉军才得以从匈奴的包围圈中脱身。刘邦鉴于汉朝国力虚弱，一时没有力量再去征服匈奴，就采纳娄敬的建议，挑选了一位没有名号的宫女作为公主，嫁给单于作阏氏（王后），与匈奴和亲，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给匈奴，并且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汉与匈奴的关系暂时缓和下来了。

吕后称制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立吕雉为后。刘邦嫌太子刘盈柔弱，打算另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由于大臣反对和吕后设法为刘盈扶植辅翼而未能如愿。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吕后控制了朝政大权。她先是密谋诛杀诸将未果；后来又毒死赵王如意，害死戚夫人，对其他刘氏诸王大加迫害。惠帝不满吕后所为，忧郁病死，吕后临朝执政八年。她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减田租，奖励农耕，放宽对商人的限制，又废除了一批严苛的刑律，这些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吕后死后，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等人迅速采取行动，消灭了吕氏集团，恢复了刘家的天下，代王刘恒被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

文景之治

汉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继续推行前代所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文帝十分重视农业，多次告诫百官守令要劝课农桑。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朝廷下令免除田租，至景帝元年，恢复征收田租，但规定只为原来的一半，即三十税一，从此成为汉朝的定制。汉文帝还把丁男徭役减为30年征发一次，算赋也由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景帝又把秦时男子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减为20岁始傅。这些重农的政策，促进了自耕农阶层的发展和农业的兴盛。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严刑苛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废除了许多残酷的肉刑，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文、景两代40多年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的发展，是封建社会中难得的盛世，历史上称做“文景之治”。

吴楚七国之乱

汉高祖刘邦在开国之初为了巩固统一政权，大封同姓王。到了汉文帝时期，这些同姓王日益暴露出分裂割据的倾向，对文帝表示轻蔑，对朝廷态度傲慢。他们自己制定法令，僭越礼仪，甚至公开举兵叛乱。文帝为了加强皇权，相应地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他首先加强自己对于首都局势的控制，继而封诸皇子为王，以藩屏朝廷，并牵制东方诸国。公元前157年汉文帝死，景帝即位。当时吴国强横跋扈，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削除了楚、赵、胶西三国的一些郡县，后又下令削吴王濞会稽等郡，由此激起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吴王濞为首的叛乱诸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反叛。景帝先是诛晁错以谢吴王，但吴王并不息兵，景帝于是决心派兵镇压。叛乱平定以后，景帝大力削藩，从此中央集权更加巩固，国家的统一显著增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朝开国之初，统治者遵循黄老“无为”的思想制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策。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的思想给朝廷带来了许多弊端，统治秩序日趋混乱。变“无为”为“有为”已经成为新形势的要求。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提出，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基础，建议朝廷把不属于六经和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加以排除。这在当时受到笃信黄老的太皇太后的反对。建元六年，太皇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他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博士官一律罢黜，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之言，并且以优厚的礼节聘请了数百名儒生。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儒学，建议用儒家的纲常名教来维护封建统治。他的这种学说不仅被汉武帝所接受和大力提倡，而且成为此后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三纲五常

董仲舒在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说和韩非提出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三纲”、“五常”的社会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对于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造。董仲舒以天道的阴阳对此作了论证。他把阳比为德，阴比为刑，天贵德而贱刑。根据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在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的关系中，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以及后者对于前者的忠诚和服从，都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为了维系“三纲”的伦常关系，董仲舒还论证了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他以阴阳五行为基础，认为“五常”也是永恒合理的。“三纲五常”是董仲舒的新儒学的重要内容，它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是贯穿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晚年，朝廷赋税不断加重，开边战争接连不断。穷极愁苦的农民为了求生存，不断举行武装起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不时发生，朝廷镇压过后，散而复聚，不屈不挠。武帝认识到，要稳定统治，只采取镇压的手段是不行的，还要在施政上有所转变。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拒绝了派遣士兵屯田轮台以东，借以威慑西域的建议，并借此机会颁布了著名的罢轮台屯田诏的罪己诏书，公开承认过去兴师不当，表示以后要息兵兴农。他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意在“思富养民”，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鼓励农业生产。“轮台罪己诏”及其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农民暴动的局势暂时缓解，一度动摇的西汉统治又稳定下来。

西域概况

中国古代自西汉始，甘肃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方，即今天新疆乃至中亚的地区，被统称之为西域。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个国家，大多数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其南缘有且末、扞弥、于阗、莎车等国，统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尉犁、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等国，统称北道诸国；盆地的东端有楼兰国；盆地的西南还有蒲犁、依耐等国。此外，在准噶尔盆地有车师国，在伊犁河流域先后有月氏、乌孙。这些国家大多在城郭定居，农牧兼营，只有少数国家逐水草而居，依赖邻国供给粮食。由于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各国的人口一般在几千到几万不等。他们语言不通，互不相属。

张骞通西域

西汉初年，匈奴的势力到达了西域，征服了这里的大小国家。汉武帝听说西迁至妫水流域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的想法，于是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率领100余人出陇西向西域出发。张骞在西行途中被匈奴抓住，扣留了10多年，后来他寻机逃脱，西越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过了一年多开始返还。归途中经过羌中时，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同胡妻及仆从甘父回到长安。此次出使，获得了大量的前所未闻的西域资料，传播了汉朝的声威。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率300名随从，携带牛羊币帛无数，再度出使西域，同西域各个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日益频繁，天山南北地区与中原地区联为了一体。

西域都护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李广利出征大宛并将其击败，西域的交通更加顺畅。西汉又在楼兰、轮台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公元前68年，汉宣帝派侍郎郑吉屯田渠黎，和匈奴争夺车师，以护卫鄯善以西“南道”诸国的安全。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降汉朝，匈奴设置在西域的都尉从此撤销，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也越来越弱。西汉王朝于是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并任命郑吉为首任都护，其官职相当于内地的郡守，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西域都护的设置，标志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汉对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信，调军征粮；同时，西域都护的设置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

苏武牧羊

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冬，匈奴单于死，其弟被立为单于，为了与西汉搞好关系，他送回了以往扣留的汉朝使节。第二年，汉武帝为回报匈奴善意，派中郎将苏武等人出使匈奴，送还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并厚馈单于财物。苏武等到达匈奴后，原降匈奴的汉人虞常等人与张胜密谋，欲劫持单于母亲阏氏归汉。事情败露后，苏武不愿受辱，自杀未成。单于非常敬重他，派汉朝的降臣卫律劝降，苏武不为所动。单于把苏武幽禁在地窖中，断绝饮食，想逼他就范，苏武坚持数日不死。单于将他流放到边远的北海去放羊。公元前85年，匈奴新单于即位，派遣使者与汉朝重修旧好。汉朝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公元前81年，苏武等9人回到汉都长安。苏武被扣留匈奴19年，对边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十分熟悉，回国后被任为典属国，专掌少数民族事务。

察举制

汉武帝初年，儒生董仲舒提出了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贤者，每年选择两名向朝廷推荐。到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汉武帝向全国下令，各郡国举孝、廉各一人，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一开始，各郡国对中央要求举孝廉并不重视，有的郡根本不举荐一人。汉武帝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二千石如果不举孝，就是不奉行诏令，应当以不敬论罪；不举廉，就是不胜任，应当免官。从此，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的主要仕进途径，被推举的孝廉多数在郎署供职，然后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任县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太守。武帝还令公卿、郡国不定期地举荐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以从中选拔一些人才。

太学

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学的人才，汉武帝在设立了五经博士之后，又采纳了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在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在长安城外兴建学校，名之为太学。太常选民年18岁以上、仪貌端正者50人入太学，入学以后免除本人的徭赋，跟随博士学习。博士为教官，博士弟子为太学生。同时，郡国也选派学生到太学接受学习，“受业如弟子”，名额不定。这些学生学业完成后经过考试，按等次予以录用。太学的建立，使得封建社会的国家真正控制了学校教育，中央皇权可以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培养和选拔知识分子，加强了封建教育的统一性，促进了封建教育的发展。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可以看到，太学实际是专门学儒的场所，士人也都变成了儒生。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大特点。

刺史制度

西汉中期，中央统辖的郡国数量越来越多。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把全国除了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的地区分成了13个州部：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中央在每个州设立刺史一名，专职监察地方。刺史没有固定的治所，每年八月巡视所辖区域，考察吏治、奖惩官吏、决断冤狱。刺史当时在国家的官制中地位并不高，但是在地方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也可以监督诸侯王；刺史权责虽重，但并不直接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刺史制度的确立，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监控。

算缗和告缗

重农抑商不仅是汉代，而且是整个封建社会经济的一个特点。汉武帝时，采取了直接打击大商人的措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国家开始实行“算缗钱”，规定商人和高利贷者其所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必须向政府申报，每两千钱纳税“一算”，即一百二十钱。自产自销的手工业产品，每四千钱纳一算。车、船也有纳税的规定。商人们如果有产不报或虚报漏报，一经查出即罚戍边一年，其资财没入官库。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鼓励对违反“算缗”规定的商人的告发，告发者可以得到所没收的商人资财的一半。算缗和告缗的实行，使国家的府库财物堆积如山，而商人们却受到沉重的打击。

五铢钱

汉初以来，币制混乱，货币的质量十分低劣，给国家带来了不小的财政困难。汉武帝恢复秦始皇时货币重如其文的制度，改铸三铢钱。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国家又以五铢钱代替三铢钱。五铢钱继承了秦半两钱的形制，圆形方孔，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两个篆字，分列在方孔左右。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至西汉末年，币制不复改变。此后，东汉光武帝、汉灵帝、三国两晋南北朝、隋都铸造五铢钱。到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造开元通宝钱，废止五铢钱。五铢钱流通7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流通时间最长的钱币。

太初历

在秦朝和汉初，沿用先秦时期的《颛顼历》。到汉武帝时，鉴于古历和天象误差加大，武帝令邓平、司马迁、洛下闳等人创造新的历法。邓平采用八十一分法，创制出新的历法，称为“太初历”，新历有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的精确会合周期，这是中国历法的第一次大改革。汉武帝把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改为太初元年，普告天下通行“太初历”，规定以十二月底为太初元年终，以后每年都从孟春正月开始，到季冬十二月终。西汉末年，刘歆又根据“太初历”的数据，作成“三统历”，规定一年为365天，一月为30日，19年中置7个闰月。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

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汉平帝统治时期，王莽任大司马，大权在握，他极力收买民心、树立党羽，意在夺取政权。平帝死，孺子婴即位，王莽继续辅政，自称摄皇帝。公元8年，王莽废除孺子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为了解决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进行了一些托名古制的改革措施。公元9年，王莽下诏，历数土地兼并的弊端，下令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各家土地超出规定的，要把地分给九族或邻里；无田的人家按照一夫百亩的标准受田；违抗不遵者流放。第二年，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六筦，在全国的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管理市场，并由国家经营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业，不许私人经营。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加变更。王莽的改制，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动荡。

光武中兴

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刘秀就是汉光武帝。称帝之后，光武帝镇压和收编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削平割据势力，经过近10年的奋战，统一了全国。为了巩固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光武帝多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减轻赋税，精简地方机构，惩治贪官污吏。光武帝先后九次下令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他废除了王莽时期的苛捐杂税，把田租从十税一降为三十税一。同时，撤并了400多个县，裁减州县官员数万人。他还从严治吏，一共处死违法的高级官吏刺史和太守十多人。光武帝在位期间，政局渐趋稳定，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史称“光武中兴”。

谶纬之学

西汉末年，风行谶纬的思想。谶是以诡语托为天命的预言，其实质属于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天人感应论的范畴。纬与“经”相对，是托名孔子以诡语解经的书。为了经学神学化和神化现实统治者的需要，纬书中引用和编造了大量的谶言，这种经学神学化的产物——纬书就称为“谶纬”。东汉初年，谶纬主要有81篇，有的解经，有的述史，绝大部分都是宣扬神灵怪异的荒诞言论。汉光武帝刘秀建国以后，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与会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神学的代表们求同存异，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谶纬神学的结合。

班超通西域

王莽时期，西域与中原断绝了联系，分裂为诸多小国。东汉初年，匈奴的势力重新扩展到西域各国。汉明帝时期，东汉恢复西域都护，并派遣班超出使西域南道诸国，争取这些小国断绝和匈奴的关系，同东汉一起抗拒匈奴。班超受命出使，先到达了鄯善国，攻杀了北匈奴的使者，使鄯善归附东汉。然后他西至于阗，迫使于阗王杀掉北匈奴的使者，归降汉朝。此后班超在西域苦心经营，与当地国家合力抗击匈奴。永元三年（公元89年），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并复置戊己校尉。永元六年，焉耆等国归汉，西域又完全在东汉的统辖之下。班超在西域为政尚宽简，威信很高。班超通西域，恢复了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有利于西域各族人民同汉族人民的友好往来。

丝绸之路

西汉初年，河西走廊先后被西域的乌孙、月氏、匈奴所占据，汉与西方的交通受到了阻隔。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在从敦煌至盐泽的通道上修筑了很多的烽火亭障，以防止匈奴南侵。从此，汉朝的使节和商人源源不断地向西行进，大量的丝绸锦绣输入了西方；西域各国的奇珍异物也向东输入中国。这条路被后世称为“丝绸之路”。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经过河西走廊，到了敦煌后分为南北两道：南道向西南出阳关至楼兰，然后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西行，经鄯善、且末、于阗、莎车，越葱岭过大月氏、身毒、安息、条支，最后抵达大秦帝国（东罗马帝国）；北道向西北出玉门关，经楼兰沿孔雀河经渠犁、乌垒、轮台、龟兹、姑墨、疏勒，越葱岭过大宛、康居至安息（今伊朗），再西至大秦。丝绸之路的开辟，对加强东西的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佛经。人们一般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东汉时，汉明帝派遣使者到大月氏抄写佛经四十二章，这就是所谓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早的信徒多是帝王贵族，当时的人们把佛当做一种祠祀，近乎于神仙方术，并且把佛教的教义理解为清静无为、省欲去奢，人们往往将佛与老子并祭。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僧人安世高、支娄迦谶相继来到中国，在洛阳翻译佛经，规模较大。公元193年，丹阳人笮融大规模修造佛寺和塑造佛像，并且用免除徭役的办法来招揽佛教信徒。这是中国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的开始。

东汉外戚宦官专权

东汉和帝以后，皇帝都是幼龄即位，往往由其母即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信任自己的父兄，让他们管理国家大事，形成了外戚当权的局面。年幼的皇帝长大以后，为了夺回权力，就利用身边的宦官打击外戚。汉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弟居朝廷要职，把持大政，横行京师。永元四年（公元92年），汉和帝利用宦官郑众的力量消灭了外戚窦氏的势力，郑众参预政事并受封为侯，这是宦官专权和封侯的开始。和帝、殇帝之后，汉安帝13岁即位，邓太后掌权，并用外戚宦官理政。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等合谋消灭了邓氏外戚势力，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也居于要职，仍然是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安帝之后，顺帝、冲帝、质帝、桓帝时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朝政日益腐朽，东汉王朝开始走向了末路。

党锢之祸

桓帝时期，在宦官专权的情况下，有一批较为正直的士大夫和太学生经常品评人物，批评朝政。李膺、陈蕃、王畅等人是当时的代表人物，其中以李膺的名望最高。李膺大力惩办不法宦官，为宦官所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杀掉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术士张成，其弟子诬告李膺与太学生等结为朋党，诽讪朝政，败坏风俗。在宦官的怂恿之下，桓帝将李膺投狱，并下令大范围搜捕“党人”，共有几千人被牵连。第二年，这些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就是“党锢”。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又发生了一次党人与宦官的斗争，党人失败，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直到黄巾起义发生以后，党人才被赦免。

黄巾大起义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十分腐朽，外戚宦官竞相压榨农民，豪强势力不断扩张，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农民的处境日趋恶化，被迫奋起反抗。黄巾起义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起义的领袖张角，是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张角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的活动。他加紧部署起义，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由于计划泄密，起义提前举行。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7州28郡同时俱起，攻城夺邑，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黄巾军人众极多，遍布大江南北，声势浩大，京师震动。但是起义军组织涣散，各支力量未能协调配合。统治者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黄巾军主力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就被镇压了。这次起义瓦解了东汉政权，进而结束了极端黑暗的外戚宦官统治。

蔡伦改进造纸术

在纸张发明以前，人们是用甲骨、竹简和绢帛来进行书写的。西汉时期，宫廷中开始使用一种丝质的纸。同时民间也开始使用一些用麻类纤维制成的纸张。但是丝绵质的纸张成本太高，麻类纸张质量不好，不能满足社会文化生活迅速发展的需要。东汉和帝时期，宦官蔡伦总结了前人造纸的实践经验，改进了造纸方法。他把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进行一系列的处理，捣成浆液，然后制成纸张。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他选出制作质量较好的纸张进献给汉和帝，得到皇帝的称赞，天下称这种纸张为“蔡侯纸”。以后到晋朝时，造纸术又有了很大进步，纸张完全取代了简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