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村庄的变化

武力

2012年10月20日，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上述数字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是最近10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原有的村庄正在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今天城里的市民，往上推算三代，大多数都还是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加上曾经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及其后代，因此可以说，即使在中国市民的记忆里或传说中，乡村生活仍然没有远去。但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村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而要真正了解村庄的变化，则必须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是怎样从古代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这个大趋势、大历史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达五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在古代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千年变局”，并由此开始了缓慢的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这个转型在1840-1949年的一百多年里非常缓慢，痛苦极大。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这个转型速度大大加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里，更是取得了令世界惊讶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和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符合国情、可以振兴中华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其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短短的35年里，在人均资源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就将占世界人口1/4-1/5的人口，从人均GDP从1978年的190美元，提高到2012年的6150美元，创造了世界奇迹。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型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转型和思想文化的转型，导致人们阶层和身份的变化，其中最值得研究的，就是中国的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的农民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作为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载体的村庄，则是我们观察上述变化的很好的视角和着眼点。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文明和近代衰落

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农业国之一，也是人类从事原始农业活动的起源中心之一。据史学家考证，中国原始农业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大约距今一万年。中国历代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尚书》、《吕氏春秋》、《管子》等著作中倡导的农为国本、食为民天的农本思想，表达了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农业产品是人民基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又是轻工业的重要原料。农业是国家积累资金的源泉，在出口贸易物资中，农产品占有很大比重。因此，尽管朝代更替，但农为邦本的信念，却历久不衰。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农业的发展，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兴旺，创造了享誉世界的中华农业文明。中国传统农业高度发达的另一面，就是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并加剧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到清朝后期，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当时就有人形象地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在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影响和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基本上是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停滞、衰退然后再进入恢复阶段这样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这种周期性的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朝代的更替，即一个朝代所经历的建立和巩固阶段、发展和昌盛阶段、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阶段、大规模战争和改朝换代阶段。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周期中，除了因政府的过度压迫和剥削政策导致覆亡（如秦、隋、元）和民族融合引起的振荡（如南北朝、五代十国）外，经济和政治的兴衰的深层原因是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即土地由自耕农为主的分散占有逐步向官僚和地主手中集中，这种土地的逐步集中，一方面造成官僚和地主的奢侈腐败和诛求无已，另一方面则使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直至土地集中所引发的上述现象导致农民起义。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以自耕农和佃农为主的传统村庄经济，人们聚族而居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邻里相助，晴耕雨读，奉行儒家的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这就是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几千年的村庄和村民。它构成了中华古代灿烂农业文明的基础。

但是，在1840年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上述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兴衰周期和螺旋式发展则因工业文明的替代趋势（即工业化及其引发的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就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来看，一般地说，现代工业的主导地位和其创造的财富、吸纳的人口，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都使农业不再是一个社会财富主要来源和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工农业收益的差距，也使购买耕地和投资农业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因此，即使不考虑革命的因素和工业投资的回报，农村土地占有也应呈现分散化的趋势。但是，在1840-1949年期间，由于中国政治上的腐败（此时清朝正处于中国自己发展周期中的土地集中、政治腐败和社会矛盾激化阶段）和西方列强的侵略，工业化进程受到严重阻碍，政治动荡和工业投资环境的恶劣，不仅使官僚地主对工业望而却步，仍将资金用于购买耕地，而且工业的不发展，也使农村人口不能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村中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政府的腐败、社会秩序的失范，以及乡村精英流向城市而呈现出经济凋敝、治理窳败的境地，出现了所谓的乡村治理者的“土劣化”。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已经到了自己不能养活自己的境地，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十八、十九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并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新中国前30年为工业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村和农民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封锁威胁的紧张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在人均收入极低、资本积累不得不主要依靠农业的情况下，为了突破“贫困陷阱”，对农村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社会关系和治理结构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中国农民从来没有被这么高度地组织起来。这么短的时间，将5亿个体农民如此高度地组织起来，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新中国前30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1）将农民组织起来，可以充分运用中国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替代资本的不足，加快农业发展，宣传“穷棒子”精神、提出“农业学大寨”就是最好说明；（2）可以有效实施高积累政策，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实现，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就是最好说明；（3）可以避免在经济和社会急剧变动中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减轻城市人口和就业压力，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就是最好说明。上述三个目标在前30年部分实现了，例如：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基本解决了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在人均收入极低的水平上实现了高积累，突破了“贫困陷阱”，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兴修了大量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基本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不仅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甚至必要时可以吸纳城市“过剩劳动力”（知识青年）。但是就整个世界的工业化、城市化潮流来说，虽然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较快，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就城市化和城乡关系来说，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经济体制和政策不是消解，而是固化了村庄经济和农民身份。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固然对突破“贫困陷阱”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一五”期间的年均积累率由旧中国的几乎为零和负数提高到24.2%，保障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为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其固有的弊病也非常明显。一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能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农业还是“靠天吃饭”；二是计划经济由于没有社会化的生产为基础，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经济运行几乎不可能事先计划好和及时调整计划，正如当时所说的“一年计划，计划一年”，即使这样，仍然与实际有较大的距离。三是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和高积累政策，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集体经济的效率因监督管理成本过高和“搭便车”盛行而低下。从1956开始，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下面的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就开始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经济体制，并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和办法，例如1956年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浙江永嘉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但是可惜由于毛泽东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不适应看作是阶级斗争，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使探索偏离了正确方向。直至运用“阶级斗争”手段，并发展为“文化大革命”。

三、农村改革和农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虽然解决了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制度保障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好“三农”本身的发展问题，农民的自主权和利益受到了伤害，而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由于尊重农民的权利和利益而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家庭承包等多种形式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不仅使得农业大幅度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促进了农村专业户为先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局面的出现，而这两点为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反过来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不仅为农业转移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

当乡镇企业在我国农村蓬勃兴起之时，邓小平同志就欣然指出，农村改革不但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而且得到出乎预料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真是异军突起。到1987年乡镇工业产值已经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相当于1975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

农村改革从一开始，就引入了市场机制，长期受到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它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于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这个目标到十四大上则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于是，作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又一个基石“计划经济”被突破和创新。

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农民和乡村对工业化和城市的支持，主要是通过上缴农业税和提供低价的农副产品来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农村通过向城市提供农业剩余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和降低成本，同时，又通过限制农民流动来减轻城市压力和维持社会安定。当然，也有部分农村人口通过考学、参军、有计划的招工等形式转到城市，但是这种转移人数非常有限。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和乡村对工业化和城市的支持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废止和农产品的市场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农民通过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乡村资源（资金和土地等）来支持工业化越来越成为主要贡献。

第一，农民提供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大大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和企业资本积累的速度，特别是为外向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快速成长的资本积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不仅为城市发展、经济开发区以及大量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工程，提供了廉价的土地资源，而且许多城市还通过征购农民土地并转让其使用权，获取了大量土地收益，填补了城市发展的资金缺口，这种方法被称为“经营型”城市发展。第三，农民通过以乡镇企业来推动小城镇发展和直接向城市投资的形式，将大量的农村资金直接投入到城镇建设。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了连续30多年的年均9.8%的增速，中国在20世纪末已经跨越了温饱的门槛，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里，虽然从90年代初就打破了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由1978年的17.8%上升到2012年的52.57%，但是拥有城市户籍的人口比率据有人调查仅为36%，换句话说，还有占人口总量近17%的进城“农民工”，没有能够与市民享受同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当这些“农民工”在城里结婚生子，甚至孩子已经长大，他们不可能在像“候鸟”一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候，这种不平等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也有失社会主义公平。

此外，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农业已经摆脱了“靠天吃饭”和几亿人搞饭吃的落后局面，但是农业的基础仍然很薄弱，可持继续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仍然很严峻。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耕地面积持续减少：1996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9.51亿亩，到2006年底，已降为18.27亿亩，10年间净减少1.24亿亩。而且减少的耕地一般都是城镇周边较好的耕地。2008年，针对不断加速的城镇化，国务院不得不提出不能突破18亿亩耕地底线的艰巨任务。二是淡水资源短缺。目前我国人均淡水总资源约为215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左右，更严重的是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北方地区总体上严重缺水。三是农业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许多地方因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被戏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四是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兽药等投入品，制约了我国农业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导致农业面临污染日益严重。在从农村生活条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部分地区农村面貌变化相对较小，一些地方的农村还不通公路、群众看不起病、喝不上干净水、农民子女上不起学。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空话。

正是在上述新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就成为新世纪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2004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着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随着“反哺”阶段的到来和中央政府积极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2004年到2013年，中共中央连续10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来推行符合新的历史阶段的农业现代化方针政策。2012年，党的十八大重新将“农业现代化”列入了新“四化”目标，明确提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要求“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通过改革来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的目标，制定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等方面具体的改革要求。这些都为那些依然固守在农村的农民实现建设美好家园的梦想、为那些已经进入城市或即将进入城市的农民享受市民待遇的梦想提供了实现条件。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