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村：带鱼只剩下鱼肚皮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

相较宁波市区，偏安长三角喇叭口南岸一隅的北仑这个地方，方言的口音更拙，偏爱降调，有点像东北话区别于普通话的意味。兴许是村南、村西都毗邻孤山，“小山村”这个地名，当地人说起来一字尤比一字顿挫沉郁。

2004年酷夏，我挎着第一代数码相机，浑身上下透着学生气，为硕士论文《沿海农村影像变迁》这个硕大玄虚的课题而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宁波北仑新碶镇一个叫横浦的村子。当时这个村子一半已是拆迁后的废墟，一半是貌似波澜不惊的乡村农家。7月的烈日下，我毫无技巧地叩着一户户村民的房门，试图找寻一点农村旧时影像的痕迹。

这个地方并非我完全陌生。虽然从小长在城里，但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往前跳翻三五代绝逃不脱农民出身。我外婆的娘家就在横浦村东南三公里处的下史村，她赤脚种地到17岁，幸运地被旧时的华东大纺织厂“人丰布厂”招工进城，在宁波市区落户扎根。虽如此，我母亲出生不多久，仍被送回乡下老家当了七年“留守儿童”，直到超龄一岁才回城念书。

母亲在下史村撒欢地度过了“小时候”，村子离海边只有2里地，退潮时必去滩涂掏黄蛤、捉沙蟹……当地人自古靠海吃海，形容最新鲜的海味为“透骨鲜”。母亲说起童年往事来时常闪现着回忆的兴奋，偶尔却又流露出对那片“荒蛮之地”的种种不屑。有一年，她胸口上长了个痦子，到夏天竟开始溃烂发炎，外公不言不语，只拿把剪子往火苗上烤了烤，按住母亲就往心口旁狠剜了一刀，包块破布头止住血便算了事。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80年代后期开始更借助科技手段进行性别选择。母亲因在城里有妇产医院熟人的路子，十几年前村里的表弟媳妇儿怀着5个月的身孕来做“鉴定”，回去不多久便“掉了”，来年那媳妇儿得了个白胖小子，从此我母亲每每回乡都被招待得如同贵宾。

这片毗邻长江三角洲黄金水道的村庄注定不会平静。近依长江、紧邻上海，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与宝钢配套的国内第一座10万吨级矿石中转码头在新碶镇选址立项。以新碶为中心的北仑区政府成立，以全力支持港区发展。

港口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炸山平地。与下史村毗邻的林大山，因建北仑港矿石码头和建龙钢厂，前后历时十年，至2003年全部被夷平。在此期间，林大山西南不远的下史村早已是“囊中之物”，因规划多次改变，全村数度动迁。

自我上初中起，母亲的老家便以每隔几年拆迁一次的频率变换着村址。最早大舅公（外婆的大弟）家的平房离滩涂只有半个小时脚程，院前房后圈养着草鸡、生猪各种家禽牲畜，他每日天不亮就早起去收泔水喂猪，4个儿女都还在插棉种稻以作营生。没隔几年，我跟随母亲再次探亲，就不再能轻车熟路地沿着走过无数遍的小村道直奔他家，而是事先探寻好不同的路线、兜里揣着一张写着新门牌地址的小纸条再次上路。

2013年年初最近一次的探望，是在80多岁的大舅公、大舅婆居住的下史村老年公寓。这片两层楼高的老年公寓里，集中安置着全村动迁后的百余位老人，村委安排了人手定期送饭。公寓门口宽阔的“进港路”直通北仑港区，来来往往的集装箱货运车络绎不绝。舅公的两个儿子和村里的许多中青年家庭一样，则都在8公里外的安置小区住着新房。记忆中的下史村已然破碎，只留下隐藏在闹市街区、挂着村办牌子的一间办公室，为全村户籍人口办理农民养老、股份分红等琐碎杂事。

我让那个最终得了儿子的表舅（大外公的小儿子）推荐一个仍在原址、动迁不大的村子，好让我艰难拼凑起一幅相对完整的乡村图景。这位任职于北仑区支援大项目办公室（支大办）、在下辖梅山开发区兼开宾馆的能人缓缓吐出几个字：“小山村呗！”

小山新村

同北仑横浦、沿海等许多村子一样，小山村的名字也是因地得名。村子紧靠小山东麓，由南向北呈“人”字铺陈而开。现今有史家、王家、小山新村、人和4个自然村，前三个自然村分别以史姓、王姓、虞姓为主要姓氏，而人和村人口相对较少，主姓朱、张、胡。村子总人口1800多口，1000多户。一北一南有恒山路、明州路这两条东西走向的新修公路横穿而过。1993年，为建太平洋工业园区、长胜货柜堆场，位于小山村北的沈家、洪头浦、干家几个自然村的土地被征用，200多户村民从村北搬迁至村西的水田上盖房安家。2003至2004年，村南端的夏舒家、沙湾自然村因省道路拓宽工程及凤凰山主题公园的兴建，搬迁至村外靠近内陆的鸿翔锦园小区。“小山村本来像根长长的带鱼，从村北到村南老远的路，骑脚踏车都要骑半天。现在一南一北去头掐尾，只剩下鱼肚皮这中间一段了。” 康幼珍说道。

康幼珍61岁，小山村文书，长得瘦小精干，平日在家也如上班时一样穿着套装，打扮颇为时髦。20多年前她在公社务农时兼做大队财务，后来历任村委会的妇女主任、文书。她这个姓出自邻村的横浦村康家，20岁时嫁到小山村北洪头浦自然村的虞姓人家。洪头浦原在村子的最北端，离海边的直线距离不过2公里。自然村的东边那时还是大片水稻田，旱地里则种着棉花。农村公社时期，全村分13个大队，康幼珍全家在6大队干活。丈夫是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她虽是妇女，按规定最高只拿6分半，但因为兼任大队财务，也算上了10个工分。因此虽然带着两个半大小子，她家算是中上之家。80年代初公社解散承包到户时，家里分到了7亩水地，她把丈夫分家得的2间平房卖了，得了1000块钱，自己又添上多年积蓄，买下了公社一个大仓库，还连买带得了一片硕大的晒场。当时仓库堆放着多年不用的各种农具，年久积尘，很多人觉得改造起来不好用。康幼珍为人勤快，鼓动丈夫把仓库改成2间房屋，没过两年又在后面起了3间楼房。这番折腾过后，一家人起居、存粮都足足够用了。

1992年6月刚入夏，暑气开始日渐弥漫。上海亲戚回到老家探亲，40岁的康幼珍穿上了簇新的百褶裙，捯饬停当，站在自家院子的葡萄架下侧身、抬脸，拍下了在老屋前的最后一张留影。阳光有点刺辣，她笑得眯缝起眼睛。康幼珍说，至今仍会常常做梦回到这个一点点经营起来的院子，前后高低两排房子，中间连接的甬道有5米多宽，只要是晴天，阳光就会落满整个院子。

一个月后，康幼珍一家便开始了拆房建房的浩大工程。家里7亩地、5间房，一共得了5000元拆迁款。盖房不够用，东挪西借又凑了些。为了省钱，她和丈夫把拆房剩下的砖块拣出来，能用的材料一一归置。新房起在了小山村的西面，一片水稻田上，200多户人家组成了一个新的自然村——小山新村。由于土质松软，盖房的时候，运砖的拖拉机经常陷进土路里，原本一车能运2000块砖头的载重只能减到900块。一切都在匆忙之中进行着，一边是拆迁日期的临近，一边是新房还未完工，两个月后就可能面临着无房可住的处境，谁都没注意到这片新房的致命弱点——地势过低。康幼珍依然清晰记得2005年8月接踵而至的台风“麦莎”和“卡努”，下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暴雨使村南的顺河水暴涨，一直倒灌进临河的一大片房屋里。她家的房子在顺河往北数第三进，水漫到屋里半米多高，河水退去后的斑驳水印至今可见。台风过后，保险公司的人来看了看，象征性地赔偿了每家几百块钱。她后来听说下史村异地动迁的安置小区也因地基低而遭受很大损失，几个村民头头一直上访到省里甚至北京，区里领导为此十分光火，督办承建公司赔了几百万。康幼珍抱怨，小山新村的人太“听话”了。下史村上访事件发生的前后，正是我前面说的那位表舅当村长的三年，他干满了一届当即决定不再参选，受不了“现在的村民太能闹”。

康幼珍夫妇如今跟小儿子儿媳住在一起，三代五口倒也和乐。她精明会算，在动迁时买进了同村人的地，把家里4个人办成了居民户口。她老伴儿多年干管道工，攒下一笔钱补交了社保和医保，老两口每个月总共拿到3000多块的养老金，在村子里虽不算富裕，倒也是小康之家。康幼珍的小儿媳是广西南宁人，10多年前在深圳的模具厂打工时与现在的老公相识，两个人在异乡对上了眼。找了个这么远的媳妇儿，康幼珍心里觉得不大舒坦，一直没有答应。2002年春节，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了，女孩长得乖巧机灵，又愿意嫁到本地跟着过，康幼珍算是应允了这门婚事。儿媳妇现在在北仑港区的一家海运公司做货代，除了几个要好的同事，邻里之间也不相熟，早出早归十分安分。

近10年来，港区的钢铁、汽车、纺织、货运等企业急速扩张，带来了大量基础性岗位。小山村的外来人口随之骤增，现在登记在册的外地人有6000多人，而据安保队长估计，加上超生、流动等因素，总数应该上万。这5倍于本村人口的庞大人数，除了偶尔可见的怀了孕的女孩、带孩子的少妇、嬉耍着的幼儿，绝大多数像是隐没消失了一般，白天几乎无迹可寻。在当地，像模具、纺织、建筑这样的私营企业多如牛毛，行业竞争也十分激烈，为了追求利润与成本的最大比，工人一周上6天班是常态，特殊工种更无8小时工作制之说。像开货柜车的集装箱司机，一天3顿饭都在外解决，下了工回到租住的农民房里睡一晚上。因此，未经大规模拆迁的村子便成了大批外来务工者的寄宿地。如今许多本村年轻人赚了钱在城区购置商品房，将自己不住的农民房分隔成若干个单间，每个房间改造后都带有窗户和简易淋浴房，五六平方米的一间房市价可租500块，一栋两层小楼的年租金可达五六万，堪比一份正儿八经的稳定工作。

史氏祖堂

小山新村的房子都在近20年起屋，街巷阡陌十分规整，房子虽然仍保留着一些旧式农居的特点，如厅小房大、灶间硕大，但都已有独立卫生间，有的还布局了独立餐厅，十分现代。但走进村东的上史家（自然村），狭窄逼仄的甬道、年代各异的房屋，让人感觉不到丝毫章法。这里还零星保留着南方木质“围屋”的痕迹，个别三进五间的房屋规制仍能隐约辨出当年气派，但整体早已破败不堪、尽显落魄之气。多年以来，村民各自为家翻新的翻新、出租的出租，居住的年轻人少之又少，连曾经显赫人家才有的私堂也因不再有祭祖之用，废弃了多年。

上史家最近终于摊上了一件说得起的大事儿，史氏族里的老屋祖堂重修了！据族谱记载，小山村与下史村的史家同属杨木堰史氏，拥有共同的祖宗——四明史氏九世卿字辈子孙史伍卿，也就是杨木堰分派一世。如今，上史家祖堂里供奉杨木堰分派一世的太公牌位，笼龛里仍保存着两大箱杨木堰史氏宗谱，箱子立面书有“七部之终，存小山派”的字样。祖堂重修的主持者、小山村委前安保队长史忠华回忆，60多年前他才五六岁的时候，上史家全族百来号人倾巢而出，从下史村迎来老太公牌位，供奉于祖堂里最为核心的中堂。当时中堂的木门两边还贴着太公画像，着清朝官服，神情威武。画像在“文革”时期被人偷走，地处僻壤的乡村幸未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宗谱虽年久残破，仍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几个修祖堂的水泥工开玩笑地说，“家谱”能卖多少钱？卖掉分了呗。史忠华连声斥责道，伤阴鸷的事可不敢做。

史忠华在修缮祖堂的过程中，又深深地感受了一把自己在族人中的权威和号召力。70岁的年龄正老当益壮，加上20多年连任村委安保队长的资历，他自诩在上史家没有他摆不平的纠纷。今年初，他萌生了重修祖堂的想法，据说这一提议在回家过年的众多族人中得到热烈响应。筹款的过程十分顺利，人们自发地前来捐钱，甚至早已不住村中的族人也打电话来问有多少缺口。上史家“首富”、搞建筑项目多年的史定龙对史忠华说：“阿哥，你最后缺多少钱，我来！”

重修项目最终集资51100元，到筹款后期，史忠华估摸着款项充裕，便让几个“大户”稍微收着点出即可。工期持续了整整20天，农历三月十五这天一早，他叫工人把一块列有收支明细的木匾悬在祖堂的明显位置，上头书有61位捐款人姓名和数额，及最后积余的10126元，木匾上的数字尽书着族人的鼎力支持，又显出主修者用度有方。

史家祖堂是典型的三进格局—堂前、中堂、后堂。重修的重点在于每个堂屋的屋顶防火和通风功能。中堂是整个祖堂的核心区域，用来供奉祖宗牌位、接受族人祭拜。史忠华让工人简单地刷白墙面，在房梁上装了个吊扇，并未做大的改动。而在族人吃饭聚伙的堂前，工人按照史忠华的意思保留了原来的8根梁柱，用PVC材料做了个全新的吊顶，包裹住原本呈倒V形的屋顶。工人又在吊顶及梁柱上分别安装了吊扇和坐式风扇。史忠华还自行在连接堂前和中堂的甬道上设计了个铁皮凉棚，以遮蔽白日渐长带来的暴晒，但中堂的整个古朴样貌却被铁皮金属遮挡殆尽。项目临近完工，史忠华将近1米8的消瘦身材，双手叉腰站在被白墙、铁皮、吊顶反光得白花花晃眼的堂前，颇有一副大功告成的架势。他不无得意地说，以前堂前摆10桌酒席就溢进溢出的，太不气派，这下加上凉棚可以摆将近20桌，以后族里办红白喜事就不用去村委老年协会借场地了。

我不无疑惑地问史忠华，现在还有年轻人在村里办婚礼的么？他顿了一下立即接道，丧事总是有的嘛，这里死人办事还是很重视的。史忠华的一儿两女都早已搬到新碶镇上（现为新碶街道），他与老伴仍住在挨着祖堂旁边两间狭小逼仄的木结构平房里，守着焕然一“新”、极可能在他手中再度辉煌的史氏祖堂。

王家阿公

史忠华的名字在小山村叫得响，但也多限于史家本族。小山王家更有一位人物，多年来早已享有尊荣。今年92岁高寿，从一家国有工厂财务副厂长的位子上退休，当老板的二女儿据传资产上亿……王财友身上贴满了各种令村人啧啧不已的成功标签。

他坐在家里的自动麻将桌旁，自己并不上手，就是喜好看着乡里乡亲进进出出，来讨根烟抽，吞云吐雾地扯上几句家常，或摆上一桌麻将。王财友的老伴4年前因病去世，重病期间，家里走马灯似的换了不少保姆，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从白峰县来的一名50多岁的妇女总算让家里人称了心。这个保姆照顾周到，每天中午都给炖上一盅参汤，王财友定要喝完参汤再吃午饭。邻居每每路过，总要从敞开的大门里径直走进来打趣儿说：老伯伯劲道不要滋补得太足哦！

见家里来了人采访，王财友爽快地拿出自己90大寿时家人大办酒席的照片—整整一沓硬装版的影集，里面各种以老人为中心的现场合影和洋溢着微醉笑容的敬酒照片。老人十分主动地在纸上给我写下7个儿女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中学教师、港区职工、广电局科长、私营企业主……个个都是当地人眼中极为体面的工作。村民无不羡慕的“老板囡”——他家二女儿王珍飞，更是经营着一家有600多名工人的精密机械厂。王财友聊起这些虽不无得意，但他更看重的还是家人的“红色成分”。他反复强调说，我们一家5个党员，我58年入党，拿的红本本（各种先进荣誉奖状）不计其数。

王财友家自他这一辈起，开始逐渐褪去农户人家的“泥土味儿”。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到当地手工业联社做工人，38岁入党那年被送到宁波城里当技术学徒，学成后分配到位于镇海县（原北仑隶属于镇海县，港区开发后各自成立区）的农机三厂。那年头村子里当工人的寥寥可数，何况王财友还奔上了副厂长的位子。虽然工作体面，收入固定，但养活一大家子9口人仍十分捉襟见肘。为了寻出路，王财友的三个儿子先后去了宁波、武汉、西安当了兵。

王财友的大儿媳回忆60年代末她嫁过来时的景况，悄悄背过公公揶揄道，老爷子家那时仅有2间土房，家人穷得连条短裤都没的穿。大儿子王镇安参军前报名了3年，第一次因为父亲胆囊炎发病没能成行，第二次又因离90斤的起重线相差一斤而未通过体检，直到第三年即将超龄才终赴军营。退伍回乡后的王镇安凭着一股子机灵劲儿，先后当过村小学校长、乡人防队长、区广播电视局科长、区政协秘书长，他的弟弟妹妹也都出落成人，特别是二妹和妹夫“下海”经营厂子，带动家里好几个人都当上了老板。

退休后仍在北仑影剧院任职经理的王镇安自封“泰和轩主”（小山村曾隶属于泰和乡），业余最大的爱好是舞文弄墨。他说，我们这辈很多人已经走出村子多年，对乡村的情感仅仅停留在成年以前的记忆。他在村子里出生、长大，在隆山小学（隆顺、小山两个邻村合办的村小学）读书，在大队干了几年农活，17岁开始闯社会后，便与这村子渐行渐远。对于城镇化进程的理解，他把北仑区委1985年从小港镇迁至离海岸更近的新碶镇作为当地城镇化的转折点。之前北仑港虽已动工，但对周边村镇的辐射并不显现。直到区委东移至更接近港区核心的前沿位置，作为北仑区委区政府所在地的新碶镇，在行政手段和经济利益这两大推手的交织媾和中，迅速以一座表面鲜丽的现代化城镇破壳而出，根本性地得以蜕变。建港三十年后，仍固守原地的小山村，占地仅存留人口居住密度极大的很小部分，村子三面被“花香维也纳”商品房小区、“老板娘”4星级酒店、“著名”景区凤凰山主题公园所包裹。而在仅仅50米海拔的西侧“小山”的护佑之下，那些无人问津的宗族祖堂、日渐老龄的留守人口、多如蚁族的外来打工者，见证着小山村的变迁，却无法预见它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