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条山·枣园·中南海

“侯波”其实不是本名，她出生时爷爷非常高兴，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上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做过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再后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处长周兴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再叫‘阎锋’很别扭，‘侯波’反倒成了我的真正姓名。”

侯波的爷爷没有念过书，但对读书人很是尊敬，希望他的后辈不要像他那样没有文化，只要肯上学并上得成学，他都想尽一切办法供养。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30多里地的学校念书，姑姑对侯波的生活非常关心，但在学习上却非常严格。晚年，侯波还时常抱憾姑姑去世得太早。

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厄运始于侯波父亲的身亡。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惹恼了资本家。当父亲想回家缓和一下与资本家的矛盾时，却在回家路上遭到资本家的暗害。“得到这个凶讯，家人非常气愤，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穷人怎么斗得过资本家，全家只得在一片哭声中咽下了这口恶气。”后来，在运城教书的姑姑又不幸离世。两桩意想不到的灾难给了侯波的爷爷致命的打击，他由于过度悲伤，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侯波的家境一下子陷入穷苦的泥沼，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临终，母亲对当时只有13岁的侯波说，要她照顾好3个弟弟。“那时，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

一天早晨，一个女子小学的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说是有事情要商量。侯波去了之后，听比自己大几岁的另一个女同学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中条山上的游击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活动，咱们应该去找他们，为抗日出力。

回到家，侯波跟奶奶商量，奶奶二话没说，从柜子里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4块银元。“我今天还记得，当时奶奶对我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在奶奶的催促下，我怀揣4块银元，穿着她做的布鞋上路了。”

中条山是当时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山上的游击队是同盟会领导下的一支抗敌决死队。上了中条山后，侯波她们被决死队分派到各村发动群众给抗日前线的战士做鞋袜和鞋垫。在这里，侯波学会了许多当时十分流行的救亡歌曲，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等。“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快，不久就收集起几千双鞋子，通过抗敌决死队送到前线去。可是，后来得到通知，我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虽说这一去离家更远了，但不去是不行的，当时只有投奔革命队伍才有生路。”

在经历一路乞讨式的跋涉后，侯波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表现积极、好学、上进。有一天，青训班的人事科长找侯波谈心，问了侯波家里的情况及个人的理想之后，突然发问—你想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只有14岁，也不太明白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入了党以后会怎么样，但从身边的那些大人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里面的人都是好人。于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想！’”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了右手……

“中共七大之后，才规定入党必须年满18岁。可我们那时候，还有十二三岁就入党的呢。”也正因为入党年龄太小，又无法找到入党介绍人证明，在“文革”中，侯波曾长时间被认定为假党员。“事也有凑巧，多年以后，我的大儿子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回到北京。他告诉我说他一个同学的父母认识我，后来见面一看，却正是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王宁娜和刘志明，只是他俩后来也改了名字，因而失去了联系。这真是历史开的玩笑！”

在青训班学习了几个月后，又经组织分配，侯波来到延安，进了保安处。因为所做的工作保密性强，组织上建议她改个名字，保安处的处长周兴就将她改叫“侯波”。“她在延安7年，就上了7年学。”徐肖冰插言补充着。侯波毫不否认，“因为我刚到延安，什么都不懂，想来想去，还是去念书学点东西才好。我先是读边区中学，后又进了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41年9月，延安女子大学和在延安的其他几所大学合并办学，这样，我又曾是延安大学的学生。”延安大学是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都很关心的学校，许多中央领导都在延安大学讲过课，侯波对在延安大学的那一段生活特别留恋。就是在这期间，她和徐肖冰相识相恋并决定相守终生。

徐肖冰早年在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拍摄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后，长期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拍照片和纪录片，后来还曾留下了《挥手之间》等传世杰作。

侯波与徐肖冰相识在延河边，那时的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个很漂亮、有些爱脸红的姑娘。徐肖冰认识的一个女同志开玩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把侯波她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约到延河边散步。“同学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咱们电影团的徐肖冰同志，是个大摄影师。我就感到奇怪，我又不认识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晚年侯波说这话时看着老伴儿，两人会心地笑了。

接触了一段时间，徐肖冰觉得侯波给自己的印象非常好，而侯波也在感情上渐渐接受了徐肖冰。“我们选了一个晚上结婚，买了一点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晚上，大家就聚在他的窑洞里，一块儿吃红枣，吃馒头片。”回忆起这些，侯波心底不免激起幸福的涟漪。

侯波与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结合，也注定了她一生要与摄影结缘。抗战胜利后，侯波和徐肖冰被派往东北参加接收日本人的“伪满影”—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侯波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侯波坦陈：“其实，当时我对摄影是一知半解，组织上让我当摄影科长，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党员，政治上靠得住。”在此期间，侯波开始学习摄影。“原来只看见他摆摄影机，并没觉得怎么难弄，也没想到我应该学习这个东西。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不仅要求会拍，而且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时候我就得回家向他请教关于取景、采光、洗印等技术问题，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置身于灯光灿烂、气氛热烈的会场，侯波感到由衷的喜悦。她四处打量，只见会场前挂着人民政协的徽章，徽章中间是红色的中国，屹立于白色地球之上，徽章上面还有四面红旗，外围有蓝色齿轮和黄色谷穗，侯波知道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象征。主席台前，鲜花、翠柏环绕，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插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很是庄重。

当晚7时，毛泽东等89位主席团代表步入会场，全体代表一致起立鼓掌欢迎。大会主席团就座后，毛泽东以澎湃的激情致开幕词：“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这段开幕词后来广为流传。

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等。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使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完备和固定下来。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开始时，侯波开始到中南海摄影，“那时共产党刚进北平，主要的活动地点就在中南海，去得最多的就是勤政殿、颐年堂和紫光阁。”期间，侯波参与了一些重要大型活动的摄影，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的拍摄。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会议，侯波真怕拍不好。可是真接触起来，侯波感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越是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摄影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照片拍完之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使得侯波渐渐地克服了紧张心理。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侯波用相机记录了各党派、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华侨代表几百人参加的会议，被邀请来的代表们纷纷在筹备会上发言，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情景被一一收入镜头。

侯波发现，对党外人士，特别是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毛泽东是十分注意礼节的。1949年进北平后，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柳亚子等人。对他们，毛泽东不但迎送出门，而且遇有台阶还亲自搀扶他们上下，并与之携手漫步，把他们当做自己的老师来对待。

1952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毛泽东请程潜到家里做客。在侯波的印象中，这是程潜第二次到中南海做客。吃过饭，毛泽东对程潜说，出去走走吧。侯波见拍照的机会来了，也赶紧跟着。

他们边走边聊，兴致勃勃，不觉已走到中南海畔。金秋的北京，晴空万里、和风阵阵，美丽海面和水榭楼台错落有致、交相辉映，景色优美。毛泽东提议划船游览，饱览这里的迷人景色。

毛泽东触景生情，对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你有何感受？”程潜会心地笑着，不住地点头称赞：“名不虚传，妙不可言。”

两人登上一条小船。毛泽东要亲自替程潜荡桨。程潜不安地说：“岂敢岂敢，你是国家元首，已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毛泽东说：“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呀！你已古稀高龄，总不能让你划桨呀！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毛泽东操起桨来，小船便悠然地向前驶去。两位老人的笑声在波光粼粼的中南海海面上久久回荡。侯波按动了快门，将这珍贵的一刻永恒地记录了下来。

当时，侯波不明白毛泽东为何对程潜如此敬重，后来才逐渐了解他们几十年的交情。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参加了湖南新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半年后，南北议和，毛泽东就离开新军继续求学。因程潜（字颂云）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老上司”，对程潜十分尊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毛泽东与程潜的初识，是在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当时个子高高、目光炯炯、思想敏锐的毛泽东，引起了程潜的注意。他感到，这位叫毛泽东的小同乡绝非等闲之辈。1945年，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程潜也在欢迎的人群中。谈判期间，程潜曾单独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两人谈至深夜。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到程府回访，两人又一次愉快地促膝长谈，程潜对毛泽东的钦佩景仰也随之而增。交谈快结束时，毛泽东对程潜说：“颂公，您是国民党德高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毛泽东的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程潜果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落选后，程潜回到了故乡，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期间，程潜决心起义。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正式发表和平起义通电，湖南和平解放。因此，当程潜应邀于1949年9月7日晚抵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去火车站迎接。那天晚上，程潜下火车后，毛泽东就快步迎上去，握住他的双手，称他为“老上司”，程潜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因为工作的需要，组织安排我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进门不远处，左厢房的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屋子里，这是我的办公室兼当时四口之家的小窝。”侯波边给笔者倒饮料，边讲自己当年进中南海的情况，“其实，我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南海的摄影师，还是在一次组织谈话以后。”

那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表示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主席的活动为主。“名为科长，可实际人员还没配备下来，只有我一个光杆科长。杨尚昆同志有时跟我开玩笑，叫我‘侯科长’，别人也跟着叫。直到现在，在中南海工作过的老同志到一起时还叫我‘侯科长’。听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我仍感到亲切。”侯波说得很慢很轻，但可以感受到她是幸福的。

丰泽园在中南海的南海北岸，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就是。1949年进城后，周恩来就住在这里，当年6月让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全家搬到了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毛泽东在丰泽园住了很多年，“文革”前后才搬到“游泳池”。

徐肖冰告诉笔者，解放前，毛主席并没有专职的摄影师；直到建国后，侯波才担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一干就是12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拍摄了无数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12年，是侯波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因为拍的照片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形象档案，这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题，所以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这时，坐在一旁的徐肖冰插话了：“那会儿，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要去多久？连对我都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