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南怀瑾谈哲学：刚柔者立本，变通者趣时
人生哲学在南怀瑾深入浅出的话语中，变得不再那么艰涩。他对人世的种种现象看得很明白，并告诉人们应该怎样面对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游刃有余地将其解决掉。
在南怀瑾看来，怀揣一颗简单之心固然好，但人生是需要用心来过的。所以，在生活中，处处留心，谨慎行事，规避风险，稳妥行进，是一个人必须明白的道理，毕竟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实，人需要加强自身修养，学会尊重他人，这也是影响中国人至深的处世哲学。南怀瑾告诉人们如何从容地面对世事，在得意和失意之时都能不忘形，告诉人们做人要懂得进退之道，要学会谦卑做人，这样才能远离祸患，等等。可以说，南怀瑾智慧的人生哲学，对人们的学习生活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壹 得意与失意都不可忘形
南怀瑾说，有的人在得意之时，会把事情处理得很得当，见了他人彬彬有礼。可一旦失意后，就不想见任何人，一副讨厌相，自卑，痛苦，所有的烦恼全来了，整个人完全变了样，南怀瑾先生称此为“失意忘形”。
在中国，儒学对人的告诫是不要“得意忘形”。就是说，一个人不要在发了财，升了官，或是因为年长，或是有了学问后，气势就高起来，得意忘形。
老子也说“宠辱不惊”。孟子更说过这样一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生一世，会经历许多事情，如果一个人无法超脱于外界的干扰，经不起寂寞和平淡，就会心无所住，会在得意与失意时忘形。而如果一个人，无论在何种状况下，都能保持自我本色，才算达到了人生之最高修养。
其实，一个人能做到得意与失意都不忘形，只需拥有一颗平常之心。
中国的茶文化中，有着浓浓的禅意。禅是一种境界，是心悟。禅茶文化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后，二者相互接触渗入、相互影响，最终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形式。
而“禅茶一味”说的就是喝茶与修禅是一个味道。人们在泡茶时，只有集中精神才能泡出色、香、味俱好的茶；而饮茶时，就像僧人在坐禅修法，一心一意地品咂茶的真味。因此说，禅茶所体现的就是一种精神实质，而人们对待事物就要像饮茶一样保持平常之心。
据说，苏东坡有一位出家好友，法号佛印。他们二人经常会斗禅机，而苏东坡总是输给佛印。对此，苏大学士心里极其不爽，总想找个机会扳回面子。一天，苏东坡又与佛印在月下饮茶，他问佛印：“你看我在月光下像什么？”
佛印随口道：“一尊大佛。”
继而，佛印也问了苏东坡同样的一个问题。苏东坡听后上下扫了佛印几眼，对着身着黄色袈裟的佛印说：“我看你啊，就像一堆牛粪。”
佛印听后只是微微一笑，没说什么话，随后他拿起茶壶为苏东坡斟了一壶茶，并连连说：“喝茶，喝茶。”
苏东坡见佛印没有接自己的话，以为他对自己的回答不知如何应对，于是，心情大好地端起茶碗，仰脖大笑起来。心想，我终于赢了你一回。
回到家后，他得意地将这一战果告诉苏小妹：“今天在与佛印斗禅机时，你兄长我终于赢了那和尚！”
苏小妹对其兄长的学问自然了解，知道哥哥学识渊博，但她也知道对禅机的理解哥哥其实远不如佛印和尚。于是，她问：“哥哥是怎样赢了那和尚的呢？”
苏东坡便得意地讲述了一遍二人斗禅机的过程，并大笑地说：“我说他是一堆牛粪，他无言以对了，只好请我喝茶。”
苏小妹听完苏东坡的讲述后，笑得前仰后合，并连连说：“哥哥，是你输了，你今天输得很惨！佛印和尚心中有佛，所以在他眼里世界万物皆是佛，而你自然也是佛。可是你却看人家是一堆牛粪，也就是说你心中都是牛粪。和尚笑而不语请你喝那么多的茶，是讥讽你心中不洁，让你用水洗之。”
听了苏小妹的话，苏东坡才恍然大悟，对佛印更增添了敬佩之情。而他也愈加喜欢品茶，在茶道中感悟更高之境界。
后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在监狱里度过了几个月。这次的遭遇，让苏东坡对佛法的参悟更加深透了，甚至可以达到心定神凝之境界。后来，他写了一首诗：“稽首云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对自己诗中的那句“八风吹不动”颇为得意，觉得自己就是一位修行到“八风吹不动”的高僧。诗歌写完后，他派人将其送到佛印和尚那里，请其雅正。没想到，和尚回了两个字——“放屁”。这让苏东坡很恼火，于是，去了佛印那里，向其问缘由：“我把自己的诗歌给你看，你怎么竟然骂我？”
佛印见苏东坡恼怒的样子，忍不住大笑着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一个屁怎么就把你打过来了？”
苏东坡一听，立刻醒悟，原来好友是在故意考验他啊！于是他明白自己的境界与佛印相比真的是差了很多。苏东坡在与佛印的品茶参禅中，慢慢地学会了以一颗平常之心去看待人生中的得意与失意。
在南怀瑾看来，得意忘形与失意忘形都是没有修养的表现。是心有所住，所以会被世俗的名利荣辱所绊住。因此，想要做到得意或失意时都不忘形，就要具有平常心，一切事物，任他来去，也就是南怀瑾先生所言的“物来则应，过去不留”。
子贡曾说：“贫而不谄，富而不骄。”对此，孔子只给了他九十分，说这个“可也”而已，但是“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穷的时候，做到了失意不向人低头，不溜须拍马，认为自己很好，其实，这也是不够的。或者觉得某人好，自己差了，有比较心理，敌视心理，这个修养也是不够的。同样，一个人过的富足了，但不骄傲，待人有礼，觉得自己有了钱和地位，不这样对待别人不合适，这也不正确，因为他还是有一种优越感在心里。因此说，一个人要做到真正的平凡，应该是不论他处于何种位置，在怎样的环境中，都能够平实、平凡，这才算具有了很高的教养。
贰 进退之道：“上台”“下台”都要心如止水
任何事物都不会一帆风顺地向前，总是会在反反复复中演进，经历跌宕起伏、百转千回的过程。人生也是如此。但常言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追求进步，向往成功，是人之常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是最具代表的“向上”哲学。
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礼崩乐坏，战争不断，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拯救世道人心，孔子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思想。他主张积极入世，为国为民效力。在儒家的入世思想中，提倡人们不论遭遇怎样的艰难和坎坷，都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以确保以满腔的热情去追求理想。可以说，“进”是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
儒家的入世思想对后世影响极深，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就是通过科举踏上从政之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人生不会都是平坦之路，即便经过了“试”走到了“仕”，也不能保证从此顺遂。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经历跌宕起伏的人生过程中，能否懂得进退。在“上台”与“下台”之间，是否能够做到淡泊。
南怀瑾说：“人在上台与下台之间，尽管修养很好，而真能做到淡泊的并不多。”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宰相令尹子文，道德和学问修养都很高，他曾“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也就是说，他曾经三次担任过宰相之职，官居如此高位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没有为此显露出高兴的样子。他也曾“三已之，无愠色”。就是说，他曾经三次下台，但也不曾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难过的。能做到这样的人，实在很少。大多数人，一旦升了官，有了好位置，就会表现出“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得意之态。而下台后，虽然嘴里说“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但其实未必是真心话，心里不知多郁闷呢。
贾谊从小就刻苦好学，年少才高，精通诸子。汉文帝刘恒即位后，贾谊被老师吴公举荐入朝。吴公对文帝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
于是，汉文帝将贾谊召进朝中，任命他为博士。那时，贾谊年仅21岁，是当朝博士中最年轻的一位。就这样，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
博士就是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皇帝提出问题时，贾谊都能对答如流，因此深得汉文帝的赏识，很快便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那时的贾谊，人生可谓是春风得意。后来，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其中，他的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改革建议，得罪了当朝权贵。
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贾谊年少就被委以重任，其出众的才华以及得罪权贵的改革建议，使其遭到了一些老牌权贵的嫉妒，陷入了重重危机的政治漩涡，最后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从高处一下子跌落。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落沉浮后，他写下了《鹏鸟赋》，似是通过一番探索，找到了超脱于世俗的出路。而司马迁说：“读《鹏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其实，贾谊是极度矛盾的，他并没有真的超脱世俗，那些看似超脱之语，正体现了一个青年才俊因为被打压，无法施展政治抱负而生出的难以排解的惆怅与忧伤。
后梁怀王坠马而死，他觉得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所以一直很自责，经常哭泣，也在不久后抑郁而死。他去世时年仅33岁。
纵观贾谊短暂而起伏跌宕的一生，可以看出，他始终没能从官场失意中彻底走出来。所以，才早早地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有人说这是天妒英才，但也不得不说，对于进退之道，贾谊实在是没能悟透，缺少了令尹子文的修养。所以，南怀瑾说，一个人能在“上台”与“下台”之间，做到淡泊很不容易。故，唐人的诗中会有“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对于进退之道，南怀瑾先生还说，上台终有下台时，而且他还说一个人总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下去就没意思了。
知进退是一种智慧的活法。固然人生应该有所追求，但盛极必衰是自然规律，在“台上”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下台”的一刻。其实，进退之道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上台”“下台”都能心如止水。贾谊若能如此，又怎能白白断送了年轻的生命。所以，南怀瑾先生说，人们皆好名利，开始时是为了建功立业，等到了功成名就之后，名利却成了身心的羁绊。所以，人们往往上得了台，却很难坦然地从台上下来。
而对于进退，在中国历史上，还真有几个人值得一提——范蠡、张良以及刘伯温等人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好，即便是为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们也能及时抽身而退。不求功，不求赏，不羡慕世人眼中的位高权重。从政治舞台上，华丽地转身而下，走出人们的视野，去过自己的人生。
叁 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谦卑之人不自大。谦卑，可以让一个人时时处于清醒、理智的状态，知道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所以，就算向上追求，也能一步一步走得很稳。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的那样，人必须把握好动与静，才能走得平稳。动，人们几乎都能做到，而静则不然。很多人无法让自己静下来，他们想要的东西太多，所以一直不断地在求索，这样就产生了急功近利的心态，从而招来祸患。所以，人们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只有心静下来，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事实的真相，也才能时时保持谦卑，不贸然行事，让事物按照客观规律向前发展。
《道德经》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凌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时候善于行道之人，微妙通达，深刻玄远，他们的思想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因为难以对其理解，故只能勉为其难地对他们进行形容：他们很小心谨慎，就像行走在冬天的冰河之上；他们警戒性非常强，就好像时刻防备着邻国的侵袭；他们对谁都很恭敬，那样子就像在别人家做客；他们的行动很洒脱，就像冰块慢慢消融；他们淳朴厚道得仿如没有被加工过的原料；他们豁达旷远，如深幽的山谷；他们深厚宽容，如浑浊不清的水一般。谁能使浑浊安静下来，慢慢让它变得澄澈？谁能让安静变得动起来，使其可以显露出生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会自满。正因为他从不曾自满过，所以能经常去故更新。
谦卑，会让人更稳妥，在有条不紊的状态下，做到不着痕迹。
谦卑之人，不喜欢高谈阔论，自我炫耀，而能保持一种不卑不亢、宠辱不惊的气度，拥有海乃百川的宽广胸怀。
其实，南怀瑾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注解《论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一句时，是这样说的：“做学问要随时随地地学习，随时随地要有思想、有见习、有体验，随时随地能够反省，就能有收获后的内心的喜悦。”这样的释义，体现出了他的丰厚和宽厚。南怀瑾的名头很多，那些都是别人加给他的，对此他并不心动。他有着传奇的一生，从文行武，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获得的赞誉和毁谤都很多，但他对这些能坦然自若。他说：“明白的人自会分辨，不明白的人辩解也不明白，徒费口舌而已。”他还概括自己的一生是“一无所长，一无是处”。他修佛学道，使自己慢慢成了一个宠辱不惊、心态平和之人。
毁誉都不去争，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慢慢达到得道的地步，这正是谦卑之人的活法。
因为谦卑之人能与他人平等相处，所以他们总是能远离祸患。有时候，人们总是觉得祸患是别人加诸自己的，其实，祸患往往就来自于自身。如狂妄自大，不懂得收敛锐气，等等，这样往往会招来他人的妒忌、怨恨，而由于自己过于自信，忽略了外界的危险因素，所以，最终落得凄惨的结局。
明朝开国功臣蓝玉，曾在朱元璋打天下时立下过汗马功劳。但他依仗着自己曾经立下的功劳，便狂妄自大起来，变得十分骄横。
早在征讨云南梁王胜利后，他就派人到了云南，在那里私自贩盐，挣了大笔的银子；在打败元帝脱古思贴木儿后，他不仅私吞了大量掠来的珍宝、驼马，还霸占了元帝的妃子，引来很多不满和争端。
朱元璋在得知蓝玉的所作所为之后，十分恼怒：“蓝玉竟然如此无礼，这哪里是大将军应该做的事情！”这之前，朱元璋本来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的，知道他的事后，为了给予他惩戒，便改封为凉国公，把他从原来富庶的地方支到了西北。
而蓝玉并没以此为戒，依旧不知收敛。当他班师走到喜峰关时，由于天色已晚，守关的明军没有及时放他们进入，蓝玉便怒气冲冲地带兵破关。他领兵在外时，还经常擅自提降将校，禁止自专，并发出昭告，违令者逐出军队。不仅如此，他还蓄庄奴、假子达几千人之多，这些人横行乡里，无所不为。在得知御史上奏弹劾他时，他竟然将其打了出去。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官员奏其谋反，称其欲趁朱元璋外出时行刺于他。蓝玉因此被杀，祸连三族，因其被杀者大约一万五千人。历史上将这一事件称为“蓝狱”。
蓝玉的结局足以警戒后人。如果他懂得谦卑做人的道理，一定不会遭遇那样的杀戮。无数事例表明，大凡祸患都是由狂妄招惹的，对上狂妄，会惹来猜忌；对下狂妄，会招人嫉恨。唯谦卑处下，才能看清脚下的路是平坦的还是坎坷的，这样才能绕过危险，继续向前走。
谦卑是一种品德，是对他人的尊重，而绝不是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谦卑待人，给对方带来的感受是被尊重，而不是谄媚，所以他人也会还其尊重。因此，一个人在不如他人时，如果懂得谦卑做人，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若身居高位时，能谦卑做人，也会获得下属的拥戴。总之，谦卑是一个人避开凶险的最佳途径，也是一个人获得更大成就的基础。
肆 圣贤如何掌握“犯颜进谏”的分寸？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说，心直口快的人不懂得礼法就会伤人。南怀瑾先生说，一些人由于个性率直，所以说话直来直去，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当长官的或长辈的，有时候遇到这样的人，实在难受——他们常叫人下不来台。
直率的人一般都很善良真诚，但这样的人由于表达过于直接，很容易伤到别人，为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固然直率不是缺点，但太过也不可取。如果一个为官之人，太过直率的话，危险可能就更大了。纵观历史上的名臣良将，他们都十分懂得做人，在皇帝面前，能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话语很有分寸。即便是当着满朝官员指出皇帝的错误时，也不会惹怒龙颜。这样的臣子，皇帝自然喜欢。一方面，因为臣子能及时提醒他犯了错，有益于自己执政；另一方面，由于其有技巧的表达方式，不伤及他的面子，他可以欣然接受。
景公在位时，一次，连着下了三天大雪天还不放晴。景公披着用狐狸腋下白毛做的皮衣，在正堂的台阶上坐着。恰巧晏子进宫谒见。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后，景公说：“奇怪啊，一连下了三天的雪，可是并没感觉到寒冷。”
晏子听后说：“天气不冷吗？我听说古代那些贤德的国君在自己吃饱后，还能知道别人的饥饿，自己穿暖后也能知道别人的寒冷。自己生活得安逸，也能体会他人的疾苦。现在的君王不知道别人了。”
景公听后点头说：“说得好！我听从您的教诲了。”
随即，景公命人发放粮食和棉衣给百姓，并下令：在路上见到饥饿寒冷之人，无需问他们是哪里人，是谁家人，在全国巡视一遍，统计出一个数字，不用记上他们的姓名。士人已经任职的发给他们两个月的粮食，病困的人给他们发放两年的粮食。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晏子能向大王阐明自己的愿望，景公能施行他认识到的德政。”
有了好建议，还要有合适的方式表达，这是作为人臣的智慧之处。毕竟“犯上”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在历史上，就有很多臣子尽管出于一片忠心，为了江山社稷着想，但由于进谏的方式不妥，惹怒皇帝，所以遭遇罢免、流放甚至杀身之祸。对此，南怀瑾先生说：“在中国历史上，常有大臣和皇帝因为政见不同，而发生冲突的事。古人认为皇帝就是龙的化身，据说龙的个性，能柔能刚，随便怎样碰它身上的鳞甲，都不会生气，只有龙的颔下三寸处生的是逆鳞，那是致命所在，绝对不能碰，否则龙就会发怒而毁人的。”他还说：“如果领导是个有气量的人，对有理取闹的，可以包容原谅。但下属也应明白，在最要紧的关键处，千万不可碰。”
南怀瑾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宋史》中记载，赵普就曾对宋太祖做过犯颜进谏的事。
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皇帝没有答应。第二天，他又送上了奏折，还是推荐那个人做官，宋太祖依旧没有答应。谁知，第三天赵普毫不气馁地又呈上推荐那个人的折子。这一下惹恼了宋太祖，他气得大发雷霆，将奏折撕碎扔在了地上。
赵普跪在那里，不慌不忙地将那些碎片捡起来。过了一阵子，他把被撕碎的奏章粘贴好，又带到了朝堂，继续将其递给宋太祖。宋太祖这一次总算想明白了，任用了那个人。
又有一次，一个大臣应该升官，但宋太祖不喜欢这个人，所以不准备提升他。而赵普极力支持提升那个人，这让宋太祖十分生气，他咬着牙恨恨地对赵普说：“我就是不准提升他，你能怎么办？”
赵普说：“刑赏，有天下刑赏的准则，陛下是一国之君，怎么可以以个人的喜怒来左右刑赏？”
太祖被他气得拂袖而去，回到了后宫。赵普见状也跟了出去，站在宫门口，就是不离开。这件事，宋太祖后来也答应了。
赵普犯颜进谏，最后还能成功，其实这其中他也是把握了一定分寸的，最起码他没在皇帝生气时，据理力争，而是给了皇帝一定的思考时间。他没有使用过激的语言，所以尽管皇帝生气，但颜面上不失分毫。这样冲突就不会被激化，问题也能在赵普的坚持下解决。
如果一个臣子说话太直来直去，不懂得分寸的把握，就会伤了皇帝的颜面，犯颜进谏的结果就可能会是另外的一种情势了。
众所周知，唐太宗时代有了敢于谏言的大臣魏徵，他似乎是一个很直率的人，在太宗李世民面前，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此，南怀瑾先生说，魏徵固然是一个敢于直言进谏之人，唐太宗也的确是个好皇帝。的确如此，并不是每个人都那样幸运，能碰得到如唐太宗那样的上司。所以，不管是为人臣，还是为人下属，都要懂得一些方寸之术，即犯颜进谏要拿捏好分寸。不要以自己直率为由，说话做事惹恼长辈或上司，毕竟不是谁都那么有气量。
伍 多言多败，故智者讷于言
生活中，能说会道之人很多，这种人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能夸夸其谈。而有些人则完全不同，总是保持着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就算说话也会经过深思熟虑后再说。深思熟虑后再说话的好处是，不会将不该说的话说出来。古人说，言多必失。
因此，孔子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
五代时期，赵匡胤举起反唐大旗。当时南唐皇帝李煜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准备派人去向赵匡胤讲和，劝其收兵。徐铉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他的能言善辩早被人熟知。于是，李煜就派出徐铉，希望他能不辱使命。在出发前，徐铉对于说服赵匡胤收兵一事非常有信心，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帮助后主达成心愿。于是，在见到赵匡胤后，他便与之讲起了天文地理、功伐有罪、为忍之道。在谈论这些问题时，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很多，赵匡胤及其属下都被他说得目瞪口呆。
见到大家这样，徐铉不免得意起来，于是口若悬河地继续说下去，越说越来劲。终于，他说的一句话让赵匡胤有了还击的机会。他对赵匡胤说：“李煜对待你赵匡胤，就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你怎么能对这样的一个人发兵讨伐呢？”
赵匡胤听后反问道：“照你这样说，儿子和老子应该是一家人好呢，还是一定要分成两家好呢？”
徐铉听了此话，立即哑口无言，不知道如何应答了。
表达固然重要，但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说多了难免出现纰漏，给他人以可乘之机，致使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古人说，多言多败，故君子应三缄其口。一个人如果做不到谨慎言语，就很可能为自己埋下祸患。故成大事者，往往是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因为不喜多言，不夸夸其谈，所以能将锋芒锐气深藏，让他人忽略掉他，而他正可以趁机养精蓄锐，一旦机会成熟，胜利便非其莫属。
善言谈者则恰恰相反，还没行动，可能已将自己的目的暴露。同理，有些人喜欢说狠话，在盛怒之下，口无遮拦，于是为自己招来祸患。
南怀瑾先生说，人要懂得约束自己，要小心、谨慎。他说，谨慎说话的人，不容易出错。而讲话随便的人很容易失信。所以人应该学会自我管理，多做事，少吹牛。的确是这样，懂得约束自己，才能管住自己的嘴巴，不至于为自己惹来麻烦。说得多，做得少，还会给人投机取巧之嫌，这样的人很难得到他人的赏识和信任，所以古人说言多必失。
言语多的人，大多心机不够深，不会真正明白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深刻地了解他人的意图，看似自己占了主动权，其实，他在夸夸其谈时，缺点早已暴露无疑，把柄早被人抓住，所以他获胜的机会自然很少。因此，一个人想要约束自己的行为，首先少说话、多思考。这样，才能让自己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陆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南怀瑾所说的“要懂得在哪个环境，应该要怎么做”以及“先合作，后引之大道”是指，你要明白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然后使用与之相对应的方式方法来生存。要先懂得适应环境生存下来，才有机会改变发展。世间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在这变化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的便是“通变之谓事”。所谓变通便是先变化之后才可通顺。但变化并不是指盲目的变化，而是要依靠自身知识和智慧进行有效的改变，要善于用自己的智慧与所学的知识改变自我，来融会贯通。
抗日战争时期，南怀瑾曾前往四川避难。当时，他举目无亲，只身一人，在那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允许他对工作有所选择。为了生存，他来到一家叫作《金岷日报》的报社，想在那里寻一份差使。当时正有位店员坐在门口，于是南怀瑾上前去请安并询问是否有工作的机会。店员十分疑惑地询问南怀瑾是哪里人，生怕他是日本人或汉奸。南怀瑾不以为意并且礼貌地回答道：“我是浙江人，逃难逃到这里，想找一个差使，好有碗饭吃，随便什么事都行，倒茶扫地也干。”他的这番话不仅消除了报刊店里店员的疑虑，也让身在里屋的老板对他产生了兴趣。
报社老板姓许，他看到南怀瑾后询问了一些情况，只说为寻一碗饭而已。后来老板将他留下，让他在报社中当了一名工人。但工作一段时间后，老板也许看出他并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找到他说：“看你并不像是干这种事的人，你会不会写文章？”
南怀瑾听到老板这样说，便很谦逊地告诉老板说自己在私塾学习过“子曰诗云”。随后老板给南怀瑾出了一个题目，让其写一篇文章看看。文章写完后，老板看了非常满意，最终南怀瑾被他提拔当了一名报纸副刊编辑。在那样战乱的年代，想要有一个确保可以生存的饭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是因为南怀瑾先生懂得生存之道才会有后来的发展前途，可想而知南怀瑾的“变”“弯曲”之道在生活之中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而南怀瑾所谓的“弯曲”之道乍一看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理论有些背道而驰，但当我们细细体会时会发现，南怀瑾弯曲的是人们的脸面和那个时代文人的架子，并不是指人的尊严和气节，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弯曲”之道也指出了当时社会的陋习。
南怀瑾说：“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这句话是说，刚柔相济，恩威并施，才能立本，懂得变通把握时机的人便可以把握时代。然而，变通的方式可以分为三个人群：第一等人就是自己创造机遇，就像是引领者一般，领导着变化；第二等人便是等待机会，并能把机会把握起来的人，这类人往往不会自己制造机会使自己成功，但他们能够把握好时机并采取应对方法；第三等人就是不懂得时机为何物被迫接受改变的人，并且他们不善于运用变通之术。
孔乙己这个人物大家并不陌生，虽然他是鲁迅先生笔下刻画出的一个人物，但这个人物也是有着真实的参考价值的。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其中一位对应者，这个人叫作“亦然先生”。他的生活经历能够间接地告诉我们，南怀瑾所谓的“弯曲”之道对于生活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相传，绍兴城中有一位名字叫作“亦然先生”的人。此人的生活十分贫困不堪，但是为了生存，他只好去卖烧饼、油条勉强度日。但是因为他不肯脱下长衫，放下文人所谓的面子，也不愿意大声地叫卖，只能跟随在旁边卖大饼、油条的小贩后面。当其他的小贩们吆喝叫卖的时候，他就会跟在后面低低地叫一声“亦然”，令人哭笑不得。街上的小孩子们看见他身着长衫，手提货篮，吆喝叫卖着使人听不懂的话，于是就围着哄笑起来。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亦然先生”便是第三等人，其不懂得变通之术。看起来仅仅是“亦然先生”比较固执己见，不愿脱去所谓的“文人身段”。实际上，他与陶渊明一样皆是文人，而陶渊明不愿放下的并不是文人的身段而是文人的气节，犹如南怀瑾的“弯曲”之道一样。如果“亦然先生”能够放下“文人身段”，也许他的生活会变成另一番风景，更不至于落到令人嘲笑的地步。
人们在生活之中经常会顾虑重重，不愿放下那些虚假的外在。许多人并不会选择要做一个怎样的人，极少部分的人们运用自己的智慧与知识选择自己创造机会，使自己走上成功之路；有些人尽管自身并没有过人的才华和超凡的智慧，但他们懂得等待时机并把握它。而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动地在改变，在他们的光鲜艳丽下隐藏着一段段的悲惨心酸，即他们用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生活方式过着“光鲜艳丽”的生活。
柒 “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
人生的糊涂有两种：一种是真糊涂，懵懂处世，似是与生俱来，装不来，求不到；一种是假糊涂，是非黑白明明了然于心，却故意装作良莠不分。
南怀瑾说：“清朝名士郑板桥，说过几句很了不起的话：‘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聪明绝顶的人，并非是假装糊涂，而是懂得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避免锋芒毕露的展现，转而进入糊涂。
郑板桥是江苏人，出身清苦贫寒，他依靠自身的力量考取了功名。他在没有考取功名以前依靠卖画教书生活，取得功名以后做了山东潍坊的县令。在做潍坊县令时，他曾写信给家中子弟，教育他们并不一定要多读书求取功名，即使读书读出来，变得很有学问，也有了功名，随后也做了官，但并不一定有什么好处。他自己就是一个才子，琴棋诗画无一不精，所以他教育自己的子弟说：“我们郑家的风水都给我沾光了。未来的子弟想要像我这般无所不能是做不到的，你们只要中规中矩地学一门好的技术能够谋生，长大以后有口饭吃，平安度过一生，就是幸福。”所以，他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大字。
何谓“难得糊涂”呢？也就是笨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但一定要规矩。做人有时应该糊涂一些，过多地精打细算，有时未必能够胜于天算。生活于世不必将事物看得过于清澈，那样有时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心安。
大约在楚顷襄王执政的时期，屈原遭到流放，政治上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在个人与楚国都面临着厄运的情况之下，他心情忧愤苦闷，来到江畔吟出一首《渔父》。这个故事是讲述屈原在遭遇流放后的一天，他沿着江边边走边唱，面容憔悴，模样十分枯瘦，渔父看到他问他是不是三闾大夫，为什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屈原回答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人都浑浊不堪，只有我一人不同流合污，世上所有的人都沉醉了，但唯独只有我还清醒着，因此被流放。
渔父回应他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圣人都不死板地对待事物，而且能随着世道变化而变。世上的人都肮脏不堪，何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大家都醉了，为什么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为什么想的那么深刻又自命清高，使自己落到被流放的下场。但屈原表示宁愿丧身于鱼腹之中，也不愿让晶莹剔透的纯洁染上世俗的尘埃。渔父听后仅是微微一笑，划桨动身离去，还唱到“沧浪之水清又清，可用洗我帽缨，沧浪之水浊又浊，可用洗我脚”，便远去了，不再和屈原说话。正如渔父所言何必让自己那么清澈，所有人都醉了，仅仅自己清醒必然不会得到自己预计的结果。有时人也应当顺势而为，活得轻松自在一些，过分的在意最终只能将自己逼入绝境，不能自已。
南怀瑾也十分推崇宁武子“难得糊涂”的处世哲学，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难得糊涂是很难做到的。一个聪明的人在短期中可能会表现得平淡无奇，朴实无华，但当他在最得意洋洋的时候，聪明才智就会很容易锋芒毕露，所以想要真正意义上做到老实平淡、笨拙无能是很困难的。南怀瑾说：“一般人都知道，生命活着要有用处，有价值。其实啊，人生的价值，自己觉得没有用的，最有用；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活一辈子就好了。这是庄子的结论。”也许人们会感觉这样的想法很消极，没有生活的动力，但真正意义的生命价值又有谁能够给一份完整的定义呢？
人生艰难，人生这条路是曲曲折折、充满坎坷的，并不会一帆风顺，对于生命的价值，只要自己处理好自己人生的每一个艰难险阻，明确地向着自己人生的前方不断前行，明白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应该如何去做便好，如若不懂得自处，就可能会招来侮辱与伤害。正如春秋时期的卫国很有名的一位大夫宁武子一样，他历经了卫文公到卫成公两朝。这两个朝代的国家政治完全相反。卫文公时，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宁武子运用自己的超凡智慧和能力，尽忠于国家，几乎成为卫国“第一聪明人”；然而到了卫成公的时候，政治、社会等一切的情况都十分险恶，局势也很混乱，那时宁武子依然在朝为官，也参与了朝政，只是在这个朝代中他表现得愚笨无为，像是什么都很无知一般。难道这样就说宁武子是个很糊涂的人吗？不是的！像宁武子这样的在前一个朝代展现过人才华的人必定招人嫉恨，但在第二个朝代他却用巧妙的方式将这种嫉恨转化掉了。就是因他看清了局势，假装糊涂，使他安然地度过了政治格局完全不同的两个朝代。
而南怀瑾所推崇的宁武子“难得糊涂”的处世之道也充分表现了，聪明与糊涂在处理人际交往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技巧，这二者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只不过是需要过于聪明的人能够学得“糊涂”一些，这样对自己会很有裨益。古人常说“心底无私天地宽”，当一切都很顺畅，天地宽广之时，人们也就不会再对一些小事情斤斤计较，太过认真了，这样烦恼苦闷自然而然的就会远离人们的内心，人们就不会有怨恨了。聪明是与生俱来的智慧，糊涂也可说是聪明的一种表现。人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将聪明与糊涂集于一身，需要你展现聪明才智的时候你就要表现出来，该糊涂的时候就要糊涂，这样随机应变的生活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与希望，并且让它不受到侵害。
对于世间常态，人们会随着自身阅历的增加，本能地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生活方式。因为很多时候人们会发现其实世界并不是像自己脑海中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它时常伴随着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便促使人们学会了浊眼看世界，不把它看得那么透彻，那么明白。即使自己已经将它看得透彻明白，也会告诉自己不必那么清醒，不然很难使自己保持一颗如湖水一般的平静的内心，而难得糊涂地看待事物有时也会使得自己的内心多一份快乐幸福，少一份纷扰纠结。也就是说，“糊涂”的人易得心安乐。
捌 只有做到爱人如己，才算是真正的仁
南怀瑾先生在谈到《论语》的时候说：“樊迟问什么叫仁。孔子说，能够爱一切人就是仁。”
对于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仁，好像只是爱一些人，或者某一部分人。不少人觉得自己只要爱自己的父母，尊重自己的老师，真诚对待自己的朋友，这样已经是大仁大义了。可是，《论语》当中，孔子对仁的理解似乎大有不同。
仁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孔子的“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境界，其中包含了孝、悌、忠、恕、礼、智、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能够爱一切人就是仁”。
墨子在《兼爱》中说道：“仁人做事，一定是为天下兴利除害来处理事务。”然而在现在，什么是天下之害呢？墨子说：“例如大国攻伐小国，大家族掠夺小家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狡诈者算计愚笨者，这就是天下的祸害。又如，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效忠，做父亲的不慈爱，做儿子的不孝敬，这又都是天下的祸害。”这些公害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呢？墨子说：“是因为不相爱产生的。如今的诸侯只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别人的国家，所以随意去攻打其他的国家。如今的家族宗主，只爱自己的家族，不爱别人的家族，所以想方设法地去残害别人。天下的乱事，全部都在这里了，考察它从哪里产生呢？都源于不相爱。”
墨子对仁的理解和孔子一致，只不过，没有讲仁，而是讲兼爱。也就是，不只爱自己的父母，也要爱天下人的父母；不只爱自己的儿女，也要爱天下人的儿女；不只爱自己的国家，还要爱别人的国家。
南怀瑾先生在提到爱人的时候说：“‘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这是道家解释儒家的仁义最正确的说法。说仁义之道，真懂了仁义，第一要爱惜自己。不是自私啊！是爱惜自己人格的建立，人品学问的养成，不要贪图外面的虚名，自己的学问没有成就，道德修养没修好，只有外面的知名度，那是假的，不是仁义之道。”
南怀瑾先生在这里提到，爱惜自己并不一定是自私，爱人不是要把自己剔除在外，而是包含在所爱当中。如果一个人不懂得爱自己，也就不可能真的去爱别人。若要爱天下人，就要爱惜自己人格的建立。
如何是爱惜自己的人格呢？那就是学习克制自己，能够做到不损人利己，不见利忘义，能为自己，也能为别人，使内心充满快乐，使自我的生命不断充实。
有一次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照着礼的要求去做，就是仁。如果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全在于自己，这难道还在于别人吗？”
颜渊说：“请问实行仁都应做哪些事？”
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去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去听，不合于礼的不要去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去做。”
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明，也要照您的话去做。”
爱惜自己，就要严格要求自己，遵行“仁”的标准，努力使自己达到“礼”的要求，这样才能够收放自如。同样，若是做到了这些，却也不能贪图外面的虚名，那样便不是真正的“仁”了。
南怀瑾先生说：“‘不践迹’，就是说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来是善行。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为善而好名，希望成为别人崇拜的榜样，这就有问题。”
在《论语》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春秋战国时代，鲁国有一条规定，如果鲁国人到国外旅行的时候，看到有鲁国人在外国被卖为奴隶，可以自己先垫钱把他赎出来，回到鲁国后，到官府去报销。官府会用国库的钱支付这笔赎金，并给予奖励。这条法令使很多流浪在外国的鲁国人获得自由，重返故国。
有一天，孔子的学生子贡，去到国外的时候，看到有鲁国人被卖为了奴隶，于是子贡就把他赎了回来。但子贡回到鲁国以后，没有去官府报销，他认为自己不需要这笔钱，也不想被人夸耀。可是，那个被子贡赎回来的人，把这件事情传开了，别人都说子贡品格高尚，而且这也成为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做好事不留名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这种人不是为了自己的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的在践行仁义。
仲弓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出门办事就像去接待贵宾，使唤百姓就像去进行重大的祭祀。自己不愿意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在诸侯的朝廷上做到没人怨恨自己；在卿大夫的封地上也做到没人怨恨自己。”
仲弓说：“我虽然迟钝，也要照您的话去做。”
南怀瑾先生说：“‘无施劳’，自己认为劳苦的事情，不交给别人。英雄可以施劳，把自己的理想，建在别人的烦恼、痛苦上。圣贤则不想把自己的烦恼、痛苦放在别人的肩膀上，而想担起天下人的烦恼与痛苦。”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爱己又爱人的表现。墨子说：“如果天下人都能彼此相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还能有不孝的吗？看待父亲、兄弟像自己一样，还能做出不孝的事吗？还会有不慈爱的吗？所以不慈不孝都没有了。如果看待别人的家像自己的家一样，哪还会有盗贼呢？看待别人就像自己一样，就不会再有害人的了。”
在南怀瑾先生看来，“仁”的表现是愿意去承担天下人的痛苦，而不是将自己的难处和重担交给天下人去担，如此看来，“仁”的最高境界，便是爱人如己。而也只有做到爱人如己，才算是真正的仁。
玖 古人为什么要教育后人“以德报怨”？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
孔子的这句话是说：大概只有宽恕才能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
南怀瑾先生说：“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后，要回国讲学了。他发表‘宣言’，首先提出来‘不念旧恶’，过去的都过去了，所有的恩恩怨怨，大家都不必去说它。”能够做到不计前嫌，放下过去的恩怨，这正是宽容的表现。
春秋时期的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曾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但他却曾是齐桓公的政敌。春秋时期的齐国国君齐襄公，是一个丧失人伦的衣冠禽兽，将齐国搞得一塌糊涂，使得国中大乱，诸公子纷纷逃亡，以避灾难。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与心腹鲍叔牙投奔在莒国；一个是公子纠，他同心腹管仲投奔了鲁国。不久，国中传来了齐襄公被杀的消息。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听到消息后，都急着要赶回齐国，因为两兄弟谁先回到齐国，谁就能成为国君。
为了帮助公子纠夺得齐国君位，管仲安排好人马在公子小白回齐国的大道上拦截他。他看到小白的车过来，假装恭顺，上前拜见小白，乘小白没有防备，弯弓搭箭，直向小白射去，只见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里。管仲大喜过望，以为小白已经死了，于是赶回到公子纠的队伍。而由于他们以为政敌已除，所以不慌不忙地向齐国进发。谁知道公子小白是诈死，当他们赶到齐国首都临淄时，小白和鲍叔牙已抄小路疾驰回国，抢先当上了齐国国君。
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以后，立即下令杀公子纠，并把管仲送到齐国治罪。齐桓公要封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说：“管仲用箭射我，我还能用他吗？”
鲍叔牙对齐桓公说：“管仲曾是公子纠的谋士，用箭射您也是对公子纠的忠心。管仲之才，胜我百倍，主公若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相位非管仲莫属啊！”
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一番话，决定捐弃前嫌，重用管仲。齐桓公亲自为他松绑，并任命他为宰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使管仲深受感动，从此鞠躬尽瘁地辅佐齐桓公，最终使齐桓公称霸天下，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
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也正是因为他能够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任用管仲，与其说是管仲帮助齐桓公赢得了天下，不如说是因为齐桓公的宽容，才成就了他。
南怀瑾先生说：“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斤斤计较。有大气象者，不讲排场；讲大排场者，露小气象。大才朴实无华，小才华而不实；大成者谦逊平和，小成者不可一世。真正优雅的人，必定有包容万物、宽待众生的胸怀；真正高贵的人，面对强于己者不卑不亢，面对弱于己者平等视之。”
有智慧的人，一定是很谦和的，真正宽容的人才是善者。能够做到凡事包容，才是优雅之士。
南怀瑾曾在文章中写到：“老子始终是主张道德的，与人有仇，对人怨恨，不是采取报复的态度，也不是容忍，是更高一点的大慈悲的态度，就是‘以德报怨’，以道德报怨。”
南怀瑾先生提到宽容的一个最高境界，就是以德报怨，这也是老子的一大主张。能够宽容别人的过失，不计较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反而还要去爱这个人，用真诚的爱去感动对方，这也真是人生的一大境界了。
孔子却没有这样的境界，他更倾向于“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似乎这样也很合理。所以，中国传统的观点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为什么还要以德报怨呢？南怀瑾先生认为，人在社会的交往当中，难免会遇到不喜欢自己的人，因此与他人有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直还直”，只会引起更大的冲突；若是保持温和的态度，用德行去化解，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