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莎剧的译介学研究
译介学是指“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查明建，2005），其研究关注点在于“两个语际转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两种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它们的相互理解和交融，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释而导致的文化扭曲与变形”（谢天振，2007）。译介学有其自身的学科归属和研究任务，不能纳入翻译的文化研究范畴。（查明建，2005）依据以上对译介学的界定，具体到莎剧译介学研究，我们主要是指对莎剧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以及莎剧汉译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1.3.1.1 莎剧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
莎剧在我国传播过程中，对以何种文体翻译莎剧问题历来争议不断（注：这种争论可从胡适写与梁实秋的信中得以佐证。“最重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伯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参见梁实秋.关于莎士比亚的翻译[A].见梁实秋主编.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集[C].台北：“国立”编译馆，1966：562.）），从最初的文言文体到白话文散文体的广泛采用再到后来对白话文诗体的追捧，相关译者、学者仍各执一词，意见不一。蓝仁哲（2003）曾宣称“用散文体译莎剧存在固有的缺陷”，认为散文体翻译莎剧“是无法完整传达出莎剧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魅力的”。而近年来有学者对以诗体形式翻译莎剧提出质疑，并从文体审美比较出发，高度评价了散文体莎剧翻译，指出一些诗体形式的莎剧译文“或徒有诗形，而无诗意，或有诗意，却无诗骸”（悉永吉，2007：537），而且“我国莎剧译者往往以诗体译出相高，实托一时风会所趋。”（悉永吉，2007：552）。李伟民（2009）也表示朱生豪散文体莎剧汉译“具有不是诗词，但在诗意的表达上，胜似诗剧的特点”。而针对莎剧汉语译介中的文体争论，刘云雁（2011）则采取了调查问卷形式，考察了受众对莎剧不同文体译本的态度，结果显示朱生豪译文被接受的程度超过曹禺和卞之琳的译文，但有部分曹禺译文更受欢迎。因此，她主张莎剧汉译“不应该纠结于是否诗体，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仍然还是戏剧，是否具有足够的对话性和舞台性”。
莎剧在我国得以接受并非一帆风顺，从最初的明显排斥到逐步扩展影响，再到广泛接受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王心洁和王琼（2006）以莎剧翻译为主线，梳理了莎剧在我国的接受历程。该文认为莎剧在1949年前的译介及其接受经历了“百转千回的艰辛历程和转型：从小说到戏剧，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书面体到舞台词；从对莎剧的陌生甚至排斥到对莎剧的热爱和广泛接受，从零星片段的莎剧评论到莎剧汉译全集的出版发行，从传统介质的莎剧译介到基于数字媒体的改编及推广”。在这一过程中，对莎剧舞台改编改译、莎剧及其译作评论、以及影视媒体改编对莎剧在我国的接受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该文并没有就莎剧接受的更深层次动因作出合理解释。李伟昉（2011）提出近现代中国接受莎士比亚的倾向包括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与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接受。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使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价值和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莎士比亚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该文还提出变异现象是文化过滤的共同规律，与本土传统文化、社会历史、现实语境、接受者的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密不可分。这种变异规律对莎剧接受过程中的改编改译现象做出了很好的解释。
不难发现，莎剧汉译传播研究逐步跳出文体孰优孰劣的争论，开始更多关注译者及其译本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看待莎剧在汉语言文化中的传播。而对莎剧的接受研究能够使我们对莎剧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为深刻、多元的认识，然而基于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莎士比亚戏剧接受研究仍比较薄弱。
1.3.1.2 莎剧译本对汉语言文化传统的影响
目前，多数学者都认为莎剧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汉语语言文化传统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戏剧发展以及戏剧家创作的影响。
叶庄新（2007b）论述了莎剧对推动中国现代戏剧观念形成与创作发展的特殊意义，同时考察了中国现代戏剧家借鉴、融合莎剧的特点、成就与艺术经验，较为客观地评价了莎剧在中国现代戏剧产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徐群晖（2011）也表示莎剧从中国现代戏剧萌芽期开始，就对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审美形态的发展和成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认为莎剧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曹禺、田汉、郭沫若等戏剧大师的显性影响或隐性影响实现的。除了相关莎剧对我国戏剧创作影响的研究外，也有专门针对莎剧对我国作家创作影响的研究。唐丽（2010）立足于莎剧和废名小说文本，论证了莎剧对废名小说创作及其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
不过，其他学者则对莎剧在中国特别是在话剧创作方面产生影响持有异议。洪忠煌（2009）认为中国话剧主流，包括早期话剧（文明戏）以及现代话剧的主要创作者田汉、郭沫若和曹禺等，从来没有接受莎士比亚的影响，而对中国话剧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诸如易卜生、奥尼尔等欧美现代剧作家。他还从中西艺术观、戏剧观、价值观层面上的差异论述了中国话剧主流未受莎士比亚影响的原因。
通过细致研读，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争议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前莎剧汉译影响研究仍局限于主观臆断，停留于浅层论述，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机制和深入细致的学理探讨。在这一点上，值得借鉴翻译对汉语语言影响研究（朱一凡，2009）。应当指出，当前莎剧影响研究内容还不够全面，而针对莎剧对我国地方戏剧剧种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更是有限。尽管莎剧译介学研究仍存在许多薄弱之处，甚至研究空白，但不可否认，莎剧汉译译介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产生了不少优秀成果。这些成果使得莎剧在汉语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与接受及其相互影响更为凸显，为莎剧汉译研究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