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跨文类”叙事：冯内古特的跨界小说《五号屠场》(1)

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77：79）指出：“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可胜数。种类繁多，题材各异。对人来说，似乎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来进行叙事；叙事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用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用手势，以及有条不紊地交替使用所有这些手段。叙事存在于神话、寓言、童话、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例如，卡帕奇奥的《圣于絮尔》）、玻璃彩绘窗、电影、连环画、新闻、对话之中。”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巴特在叙事学创建初期就承认叙事形式的多样性、叙事概念可以无处不在的观点。回顾人类文化历史，叙事的表达往往承载于一种叙事形式，以单一维度的方式传递着叙事者的叙事意图和叙事主题，这种一维度叙事模式主导着众多叙事门类的表达。对于小说叙事而言，美国小说的书写从19世纪的现实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形式同样也是单一化的。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虽然有许多差异，如它们关注不同的生活层面（前者关注社会外在活动，后者关注个人内在心理活动），创作方法也大相径庭（前者多用观察讲述的方式，后者多用透视展示的方式），但在叙事表达类型的选择上，其思维方式和导向却是不谋而合。也许是为了贯彻文学类别的纯粹性，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作家还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作家都各自秉承自身文学小说派别的创作风格和书写规约。从这一点上来看，美国小说这两大流派倒是找到了共同点：“都是用单向一维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生，结果各自只注意到了生活的一个方面，而遗漏了另一个方面，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片面化；同时都致力于表现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已知的东西或者说所谓的‘真理’，而忽略了对新思想、新观念、新境界的深刻开发，结果导致了作品思想内涵的平淡乏味。（肖锦龙，2011：99）”

英国当代杰出小说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为了改变小说创作的这种片面老套的状态，提出与现实主义和现代、后现代小说创作单向一维的思维方式和重申“真理”的思想导向针锋相对的新小说——“跨界小说”（crossover fiction）的创作方案，即用多维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和人生，充分揭示社会人生的丰富多面性；全力开发新思想、新观念、新境界。仿佛是为莱辛的“跨界小说”理论添加一个注脚，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71：9）提出，至今“很少会有作家完全倾注于寓言小说、非小说，或是元小说的创作。相反，他们通常以惊人的、故意的反意方式将以上一种或多种创作模式与现实主义联结起来。冯古内特的小说《五号屠场》（1970）就是一部早期的、富于影响的美国跨界小说典范。”（注：此处参考佘军译文。）这种跨界、多维度思考和后经典叙事学所倡导“跨文类”叙事概念有相同的内涵。

2.1 后现代主义作家冯内古特的新现实主义转向——跨界小说《五号屠场》

2.1.1 冯内古特——文评家笔下的多重身份

美国当代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一生创作了多部作品，从1952年的第一部小说《自动钢琴》的出版，到他83岁高龄时发表的一部非小说作品《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共撰写了14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1部百老汇剧本和两部短文集。历时五十多年，冯内古特一直保持着他独有的艺术特色，如果用他喜欢的数学公式来概括的话，便是：科幻+讽喻+幽默。冯内古特把科学思维、科技题材带到文学里来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文艺界的欣赏，小说中的“科幻”元素曾让冯内古特被打上“科幻小说家”、“非严肃”作家的标签而遭评论界冷落，这点让他一直不能释怀。事实上，冯内古特所受的科学训练，使他能够对现代科技与人类异化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用更多元的创作手法来揭示后工业社会人类所生存的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的危险大环境的深刻内涵。冯内古特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4部创新小说不同于他早期的科幻小说，让读者听到了他与众不同的声音，也为他摘掉了那顶他极其厌恶的“科幻小说家”的帽子。这些小说是《夜母》（Mother Night，1962）、《猫的摇篮》（Cat's Cradle，1963）、《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God Bless You，Mr.Rosewater，1964）、和他的杰作《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 Five，1969）。冯内古特因为《五号屠场》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也为他带来了普遍关注，确立了他在当代美国小说界的重要地位。

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一经问世，就立刻因其重大的主题、深刻的思想和创新的艺术成为当年美国畅销书，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中国、英国、德国和前苏联等国家受到广泛关注。小说中的黑色幽默使文评家把《五号屠场》和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比肩。对于评论界赠予的黑色幽默大师的称呼，冯内古特本人仍不首肯。但对一个作家的定论往往不取决于他本人。冯内古特一般被文评家们界定为“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作家（Jeffrey W.Hunter，2006：268）”。雷蒙德·费德曼（Raymond Federman）把冯内古特列入20世纪60年代崭露头角的内省小说或反思小说家。在《内省小说》（Self-Reflective Fiction，1988）里，费德曼（1988：1150-1151）说：

“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多数把第二次大战美化为一场好战争，必要的战争，甚至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尽管它有许多悲剧的方面。例如，我们会想起詹姆斯·琼斯的《从此地到永远》、欧文·肖的《幼师》、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赫尔曼·沃克的《凯恩叛乱事件》以及其他许多鼓舞人心的小说。这类小说现在正被滑稽嘲弄的新小说揭去神秘的面纱而遭损。《第二十二条军规》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托马斯·品钦的《V》（1963）、冯内古特的《黑衣母亲》（1961），特别是他的《五号屠场》、杰兹·科辛斯基的《彩鸟》（1965）和约翰·巴思的《贾尔斯代人受过的小伙子》（1966）也把美国当代史嘲笑为荒唐的闹剧。

这些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官方定论提出质疑。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们似乎在寻找他们生活里和行动中正失去的连贯性。这些小说家多数对他们曾经推波助澜过的历史事件与自己的关系所持的立场与观点正加以修正，以他们自己小说里叙述者兼主人公的双重身份进行内省或反思。”

而在《新现实主义小说》（Neorealist Fiction）书中，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1988：1141）称冯内古特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家：

“像那时（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批评和哲学一样，小说发现自己已露衰败的征兆，背着下滑、词语危机、能指与所指错位感的重负。这有一度似乎表明严肃文学现实主义的终结，虽然整个‘后现代’阶段依然存在着现实主义与超小说悖论的矛盾，其矛盾不仅存在于后现代小说和较为传统的形式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巴思、冯内古特、品钦、霍克斯、库弗的超文本的本身中。”

布雷德伯里用新现实主义去界定冯内古特及与他相似的作家，用超小说来概括这批作家的小说艺术特色。实际上，这就是定义了冯内古特、品钦、库弗这些作家在题材和内容上是现实主义的，他们关注外部现实社会，客观再现后现代时期美国社会中的人与事；书写历史，用幽默讽刺的手法解读一些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表现时代生活，从不带任何道德说教色彩的客观视角关注民众的精神道德世界。另一方面，从创作技巧和叙事手法上又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元小说、非小说、黑色幽默、碎片式拼贴、非线性叙述等等多元表现方式把这批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思考、对人类命运的深沉关怀传达出来。就像一瓶美酒，不管酒瓶是多么的光怪陆离、千奇百怪，都不能改变装在酒瓶中美酒的味道。现实主义的内容，加上后现代的艺术表现手法，印证了戴维·洛奇（1971：9）对《五号屠场》所给出的界定：“冯古内特的小说《五号屠场》（1969）就是一部早期的、富有影响力的美国跨界小说典范。”

2.1.2 多丽丝·莱辛的“跨界小说”理论

就跨界小说的创作，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在她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中进行过实验性创作，并借主人公安娜的言论说出了自己对现实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的看法，对所有这些写作方式进行了反思性批评。1957年，莱辛（1974：4）在其文学批评名作《小小的个人的声音》中表达过关于现实主义小说的想法：“作为一个作家我首先关注的是小说和故事。对我来说文学的最高点是19世纪的小说，是托尔斯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契科夫的作品，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作品。”因此，很多人就认为她崇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莱辛所称道的并不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方法和思想观念，而是他们关注社会、关注人生、追求人类幸福的人道主义情怀。（肖锦龙，2011：96）在《金色笔记》中，莱辛借助书中女主人公安娜对自己所创作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战争边缘》的评价阐释了对现实主义小说的看法。书中安娜说《战争边缘》“是一本一流的小说，显示了二流的创作才能。故事的创新在于：一个因战争而被人派到殖民地去的英国青年与一个半开化的黑人女人之间的爱情。隐匿其中的一个事实是：主题并没有多大新意，阐述也不够充分。（多丽丝·莱辛，2000：66）”（注：见《金色笔记》，作者：多丽丝·莱辛，陈才宇译，2000年版，第66页。）安娜还说：“当我回想起与那班人在马雪比旅馆度周末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东西抹去。现在开始写作时，我不得不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让‘故事’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事实真相出现。”（71）莱辛借安娜之口指出，在《战争边缘》这部以“书中书”形式出现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以及思想观念可以说在传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已经重复出现过千百次，陈旧到不能再陈旧；而书中安娜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多次抹擦生活真实片段的经历说明了所谓现实主义也只不过是一种片面化的现实，那么它自然只能是“抽象的”、虚假的，“与原材料毫不相干”（70）。显然，莱辛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积极拥护者。她（1974：4）指出现实主义作家“所共有的是道德判断的风尚；他们共享着确定的价值观念；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温暖、深情、人道和对人民大众的爱（1974：5）”。至于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方式，她却并不以为然。她（1974：4）明确指出，他们用的是“没有必要的理智——分析界定”方式，因而无形中隔断了生活，使之变得单一化、片面化。谈到思想观念时，莱辛（1974：5）指出：“区别我们的文学的一个标志是其标准的含混和价值的不确定性。对一个作家而言，现在要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运用巴尔扎克的‘崇高品德’或‘邪恶的魔鬼’之类的短语是很困难的。词语不再被如此简单、自然地应用。所有的这些伟大词语如爱与恨、生与死、忠诚与背叛等，都包含了相反的意味，包含了半打含糊意味的影子。巴尔扎克式的词语已远远无法充分表达我们经验的丰富性，其状况就像想用人们在公车上的窃窃私语产生人们在山崖上的大叫声所发出的回响那样的艰难。我们所有的人所接受的唯一的确定性就是越来越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状态。而用以前的好和坏之类的词语是很难表达当下的道德判断的。”这就是说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善恶分明的二元对立思想方式和道德标准难以适应当代丰富复杂的生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