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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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1)

群体的情绪不管是好是坏,都具有两面性——极为简单而夸张。群体这种简单而夸张的情绪所造成的后果是:人们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

如果将道德定义为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地抑制人欲私心的产生,那么很显然,因为群体太冲动,太善变,所以群体是无道德可言的。

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

这样一来,被群体密切关注的事情,哪怕是最简单的事,也很快会变得面目全非。

因为群体往往是用形象来思考和论证一切的,而形象本身又会唤起一系列与它毫不相干的形象。

这也就是说,在群体中,幻觉这样的现象最容易出现。

这种现象,像极了我们平常因头脑中想到某种事物而产生的其他一连串的幻觉的情形。这样一对比,群体的这种现象就很好理解了。

理性告诉我们,幻觉中的各个形象之间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联系,当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对它进行一番理智的分析后,便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但深处群体之中的时候,可能就无法理解这个事实,甚至会对这样明摆着的事实熟视无睹,进而会将歪曲的想象等同于真实的事实。

群体通常不辨主观与客观。

它们通常把头脑中所幻想的形象当做客观事实,根本不管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而又深刻的关系,相反,即便这些幻想与客观事实之间只有一丝微弱的关系,他们也会将幻想中的形象和客观事实混为一谈。

若要对群体中所有成员所歪曲的事实进行分类,似乎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群体中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性格,因而他们歪曲事实的方式及引起他们产生曲解的因素是多而繁杂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在群体中,传染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在群体成员相互传染的作用下,所有个体歪曲事实的方式会惊人地一致。

当群体中有一个人对事实的真相进行了第一次歪曲后,就会立即生成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

群体观察能力的缺失

历史上,类似的群体幻觉机制经常出现,因为它看似具备某些真实形象的特点,因而幻觉能在群体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成为千万人所看到的真实现象。

也许有人会对这样的结论提出质疑,但是,若要反驳这一观点,无须考虑群体成员的智力因素。因为当他们进入群体成为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智商再高、再博学的人,也会和白痴一样失去本有的观察力。

这一观点似乎是极为矛盾的,是说不通的。若要解开大家脑子里的疑团,就必须细致地研究大量的史实,但真的这么做,单凭写几本相关的著作,是难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但是,我也不想以此为借口,逃避这个问题,进而让读者认为我的结论是凭空捏造未经证实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将为读者举几个从众多可用的事例中随机挑选出来的例子。

下面是个极具典型意义的例子,因为它是发生在失去了观察力的群体身上的事实。在这个群体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素质和学问,有最无知的人,也有最博学的人。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曾在他的书——《海流》——中提到过这个例子,之前《科学杂志》也引用过这一事例。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奉命去寻找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因为天气非常好,所以值勤兵很快就发现一艘遇难船发出的求救信号。这时候,所有船员都把目光聚集在遇难信号所指示的方向,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一只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的载满了人的木筏。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全体船员的群体幻觉罢了。当船长德斯弗斯也看到这一幕时,他立即派船员前去搭救。就在船员即将接近目标的时候,他们仍然能清楚地看到奋力呼救的遇难者,甚至隐约听到了呼救者的哀号声。可是,当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在他们面前“呼救”和“哀号”的却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几根还长着树叶的树枝。这时候,之前的幻觉才消失。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群体幻觉机制的作用。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处于期待中的群体正在焦急地观望着;而另一方面,执勤兵搜寻到的那个受难船只发出的求救信号是一个暗示,在群体传染作用的帮助下,最后幻觉为全体船员所接受和认可。

会出现——眼前所发生的事及其真相被严重歪曲,取而代之以与现实毫不相关的幻觉——这样的情况的群体,在人数上无须过多的要求。相反,即便是那些学富五车、闻名遐迩的智者,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那么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所具有的专长便会立即消失,转而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

在这一点上,据《心理学年鉴》记载,著名的心理学家戴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戴维先生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包括闻名英国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召集在一起。当他让所有的观察家认真检查完物体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给物体做上标记之后,戴维先生便立即向他们展示了“灵魂现形”的全部过程,表演结束之后,他又让大家把这一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

结果,这些观察家记录的结果却惊人地一致,他们全都认为,只有用超自然的手段,才能顺利地展示灵魂现形的过程。可是,灵魂现形的真实情况却不过是戴维先生耍点小把戏所制造的骗局罢了。

记录这个事例的作者说:“戴维先生的这项实验最让人吃惊的地方,不是他的骗术的神秘性,而是观察家们根据自己的观察所记录的结果的一致性。”这位作者还说:“很明显,这些观察家们都对灵魂现形的过程给出了细致而又完全错误的描述。但是,要是他们的描述可以被认定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所描述的过程就不能用骗局来揭露。戴维先生的方法十分简单,但是却起到了控制群体意识的效果,他让所有的观察家都确信自己看到了本来看不见的事物。”

戴维先生的这种能力类似于催眠师控制被催眠者的能力。可见,即使是在那些头脑非常严谨的人身上,要是事先没有怀疑或批评的态度,这种能力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因此,对于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这个事实,我们无须感到稀奇。

群体的谎言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各家报纸正长篇累牍地报道着两个在塞纳河被淹死的小女孩的故事。报纸上写道,有五六个旁观者很肯定地说自己亲眼看到这两个小女孩在河边玩耍。他们的证词几乎一模一样,因此,法官不再质疑,公然签署了死亡证明。可就在为小女孩举行葬礼的时候,一个偶然的瞬间,人们惊奇地发现,孩子们还活着,并且她们身上根本就没有任何溺死的女孩的痕迹。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事例一样,尽管纯粹是幻觉的牺牲品,但第一个产生幻觉的目击者的证词依然足以对其他的目击者产生暗示和传染作用,进而彻底影响他们的证词。

在这一类事例中,暗示的起点通常源自群体中某个个体因模糊记忆而引发的幻觉,当个体最初的幻觉被认可和肯定之后,相互传染就开始发生作用了。如果第一个产生幻觉的目击者不那么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自认为已经辨认出尸体所呈现出的某些其他特征时,如一块伤疤,一些装扮上的细节,还会由此可以联想到其他的人,那么这时候,他就会变得摇摆不定。而当这样的联想不再模糊反而清晰明确时,目击者的理解力便彻底被干扰了,而其判断力显然也完全被麻痹了,进而一切都围绕着“肯定自己”这一核心转动。由此可见,目击者看到的并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他自己头脑中的幻觉形象。

群体的证词不可信

让我们重新回到“群体观察力”这一话题上吧。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群体观察的结果也可能常常是错误的,大多数时候,它所表达和传递的无非是个人幻觉罢了,可是这样的个人幻觉在传染作用下会对其同伴产生最深刻的影响。

无数事实证明,最明智的选择是完全不相信群体的证词,因为它们不但不会澄清事实,反而可能会让真相越抹越黑。

25年前,在拿破仑三世时期爆发的色当战役中,参加那场著名的骑兵进攻行动的人成千上万,最后在审问谁是战争的幕后指使者时,参战人员的答案也和参战人数一样,数目繁多,五花八门,结果人们根本无法判定谁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对滑铁卢战役中某些极为重要的事件的真相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错误,尽管已有数百名目击者证实了这些所谓的真相。

这些事实无一不向我们证明了群体证词的价值。在逻辑学专著中,要证明某个事实的真相,就必须以无数证人的说法一致的证词为依据和支撑,但群体心理学知识却告诉我们,在这一点上,逻辑学专著是不可靠的,它们都需要重写。

要知道,最受怀疑的事件,绝对是那些拥有最多的目击者的事件。千万不要认为,当某件事同时为数千名目击者证实时,人们就真的了解了它的真相,事实上,越是这样,人们离事情的真面目也就越远。

群众杜撰的历史

显然,上述种种现象都告诉我们,在史学著作面前,人们只能把它们当做是想象的产物。因为它们是人们在对事实有了模糊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或思考进行加工的结果。

因此,写这样的书,纯属浪费时间。假如历史不曾记录下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和那些流传千古的旷世之作,那么我们就无从知晓历史的真实面目。

无疑,像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关于他们的生平,有一条记录是绝对真实的吗?这个我实在说不清。

从实际出发,一切与他们的生平有关的真相对我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这些伟人在大众神话中是以怎样的形象赢得世人的敬仰与倾慕的。因为通常能够打动群体的是神话中永垂不朽的英雄,而不是时势造就的一时的英雄。

可让人失望的是,尽管有关各种伟人的神话故事在历史书上普遍可见,但是,它们是不可靠的,因为在人们想象力的作用下,它们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

当时间渐渐逝去,加以种族因素的影响,群体的想象力会不断修饰这些神话故事,进而不断改变它们。

在圣经的《旧约全书》中,耶和华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形象,与圣德勒撒所爱的上帝是有天壤之别的,但是,在后来的《新约全书》中,耶和华却变成了一位博爱仁慈的上帝。

群体依靠想象力改变英雄的神话所需要的时间,并不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有时只需要几年的工夫,就能把英雄的神话改变得面目全非。

在我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在短短50年时间里,有关历史上的某位了不起的伟人的神话,就被更改了无数次。

当法国处于波旁王朝统治的时候,人们把拿破仑描述为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俨然是一个谦卑友人的形象。在诗人的幻想下,拿破仑将注定为贫苦的乡村人民所铭记。

而30年后,这位慈善祥和的英雄又变成了杀人魔,当他篡夺了权力并毁灭了自由之后,为了满足一己之野心,他又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致使300万人在短时间内命丧黄泉。

事到如今,这位神话英雄的故事又有新的变化,法国民众开始怀念拿破仑的赫赫军功,于是赋予拿破仑以全新的形象。

而千百年以后,未来的学者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记录时,是否也会去质疑拿破仑的神话呢?

在拿破仑身上,也许学者们只能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神话故事,或是一个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发展史。当各种记录缺乏一致性的时候,他们会简单化这所有的变化,也更能轻松地应对这样的变化,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对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会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他们会清楚地知道,除了神话,历史不再会记录和保留其他任何事物。

群体的极端感情

不管是好是坏,群体的感情都具有两面性,即极为简单而又夸张。

在这一点上,和群体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成员和原始人会有很多相似点。

因为要他们对事情做出细致的区分,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把事情看做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样一来,他们就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包括其中间所包含的过渡状态。

而群体情绪之所以会夸张,是因为受到其他事实的强化的缘故。不论是什么样的感情,一旦表露出来,它就会通过群体暗示的心理和传染的力量迅速传播开来。这时候,致使产生这种情绪的事物或人的力量也会因此大大增强。

群体这种简单而夸张的情绪会造成人们完全不知道怀疑和不确定为何物的后果。这时候,群体成员就像女人一样,他们顿时跌入了某种情感的极端当中。在他们看来,一旦质疑了,他们的言语就会立即被人当做批判自己的证据。

尽管这种反感或对立情绪难以对独立的个体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它却很可能会引起群体其他成员极大的厌恶情绪。

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这样的情况更容易出现。当个体进入群体时,其责任感顿时会消失,这时候,群体的狂暴情绪也完全被强化了。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即便自己做错了事,也不会受到惩罚,而且随着群体成员数量的增加,人们越是笃信这一点。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人多势众所产生的群体力量会让群体中的个体表现出作为独立个体所不可能有的情绪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