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8)

咸丰元年（1851）徐广缙移督湖广，叶名琛代为粤督。时太平军渐盛，清朝不愿对外多生枝节，亦饬其交涉慎重。然名琛负虚气，以为西人不过虚声恐吓，置之不理，即无他技。凡事辄以傲慢态度出之，而又不设防备。先是英约无修改期限，而美法之约，则定以12年为修改之期。其时税则，系据五口开放前物价订定，大体为值百抽五。开放后物价减低而税则如故，外人都想改约。咸丰四年（1854），英国条约，已届12年之期，乃援美法条约，请求修改，美法条约，尚未期满，亦遣使助之。函告叶名琛，名琛不许。英美二使乃求见两江总督怡良，怡良为之奏闻。上谕不许。二使北上，至大沽，时怡良正移督直隶，赴津与之交涉，英使提出条件（所需求的为：公使驻京，英人得在内地居住置产，开放天津，修改税则，准许鸦片进口，免除厘金，使用各式洋钱等）。上谕谓其荒谬已极，所议遂无结果。二使报告本国，谓非用兵力，修约难望成功。咸丰六年（1856），英、法、美三国再向叶名琛要求，名琛仍不许。美使又至上海交涉，亦无结果。而是年适又有亚罗船（Arrow）事件发生。是时中国沿海船户，颇有借外国旗号为非的（桂良等在上海，曾照会英、美、法三使，说上海近有船户，由各国领事发给旗号，此等船户向系不安本分，今恃外国旗号为护符，地方官欲加之罪，踌躇不决，遂至无所不为，犯案累累。上海如此，各口谅均不免。拟请贵大臣即饬各口领事官：嗣后永不准以贵国旗号，发给中国船户；从前已给者，一概撤销云云。可知此时确有依靠外国旗号，为非作歹之事）。亚罗号亦系华船，在香港注册，业已期满，而仍扯英国旗号，停泊省河。中国水师巡缉，拔下其旗，捕去12人。英领事巴夏礼（H.S.Parkes）商于港督包令（John Bowring）要求道歉送还。叶名琛初以其中3人，实系海盗，许还9人，巴夏礼不可，提出最后通牒，名琛乃遣员将12人送还，巴夏礼以其未曾道歉，不受。遂炮击广州，包令谓名琛必然让步，自至广州，预备交涉，而名琛不屈如故。包令大失所望。因未奉政府命令，不能作战，乃复退兵。粤民遂烧英、法、美商馆，冲突之事时起。时法国教士马赖（Pere Auguste Chapdelaine）在广西西林被杀，英国方商于美国，欲共同出兵，迫胁中国改约。及亚罗事件报至，下议院反对用兵。英政府将其解散，改选后，遂通过向中国要求改约及赔偿，不得则开战。于是英以额尔金（Lord Elgin），法以葛罗（Baron Gros）为使，率兵前来。英政府之意，原令专使北上，与中国政府交涉。而香港英人力言粤人之暴横，请攻取广州，以挫其气。二使乃对叶名琛提出开放广州，赔偿损失的要求。名琛不许，广州遂为英法所陷，名琛被虏（咸丰九年，即1859年死于加尔各答），时为咸丰七年（1857）九月。清朝闻之，革名琛职，代以黄宗汉。

时俄使普提雅廷（Count Putiatin）以在天津与中国交涉，不得要领，亦至香港（见本章第四节）。美国亦遣列卫廉（William B.Reed）来华。四使乃同致照会于中国大学士裕诚，请派全权至上海会议。请两江总督何桂清代递。裕诚复英法美，令至广东听候查办。复俄使，申明不得在海口通商，令赴黑龙江与该处办事大臣妥议。四使不听，相偕北上。咸丰八年（1858）三月至天津，直督谭廷襄奏闻。清朝遣使往议，以非全权见拒。四月，英法兵遂陷大沽炮台，旋以俄美居间，以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往议，与四国各定条约。是为咸丰八年（1858）的《天津条约》。英法两约：订明（一）彼此互派公使，英约并订明由大学士、尚书中特简一员，与英国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商办各事，此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由设立。（二）英约开牛庄、登州（后因水浅，改开芝罘）、台湾、潮州、琼州。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法约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三）税则定值百抽五。英约十年估价一次（须在满期前6个月知照，否则再行10年），法约七年，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四）英商运货往来于内地及口岸间的，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复。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听。其额为值百抽二点五。（五）许英人持照往内地游历通商。（六）英法美约并许传教，而法约中又有许往内地之文（英约第八款许传天主耶稣教。法约第十三款但言天主教。美约云“耶稣教即天主教”）。（七）英另定专条，由中国赔偿商亏200万两，军费200万两，付清后乃将广州交还（后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交还，其时赔款实尚未清。据上谕，系法使调停之力）。法于《补遗条款》中定赔款军费总额为200万两。美约与英法有异。当谭廷襄将美国条款奏闻时，上谕：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款焚劫船货等，不能准行。议约时，美使遂将此等条款删去，所以美约无赔款，通商口岸，只有台湾、潮州两处。驻使有要事，方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每年仍不得逾一次，到京后须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虽有此款，仍不得因小事轻请，但英法美三约，既有最惠国条款；而美约又订明，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毋庸更议，一体办理；则英法费干戈而得之的，美国并不烦兵力，而坐享其成了。

改订税则会议，因物价记录，都在上海，约定于上海举行。乃派桂良、花沙纳至沪，与何桂清共议。这一年，广东人民在佛山设团练局，在籍侍郎罗惇衍、翰林院编修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主持其事。令耆老通饬民间：受雇于外人的，限一月内辞职。否则收其家属，无家属的系其亲属，辞归的共2万余人。团练尝袭击广州，不克。和议成后，罗惇衍托言巡缉土匪，请缓撤团练。桂良等至沪，英人要求撤黄宗汉职，惩办惇衍等三人。时广东有人伪造廷寄，说英法心怀叵测，已密饬罗惇衍相机剿办。乃发上谕，严拿伪造廷寄的人，夺黄宗汉钦差大臣关防，以授何桂清，后遂以桂清为五口通商大臣（事在咸丰九年〈1859〉三月）。自此中外交涉，渐自广东移于江苏了。是年十月议定《通商章程》，英法相同。规定外商运货，往来内地及口岸间的，均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的办法取消。又规定中国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任凭中国总理大臣邀请，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亦同。鸦片：当耆英在江宁议和时，曾请英人严禁，到广东后，又以为言。璞鼎查说不如收税。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中美条约》，曾订明美人向不开辟的港口私行贸易，或走私漏税，或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的，听中国地方官员自行办理治罪。美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二十七年（1847）的瑞、挪条约同。然虽有此等条约，中国烟禁，在表面上亦且加严，实际均无效力。鸦片输入，战前不过二三万箱者，战后反增至6万余箱。1855年，即咸丰五年，英人公正的，曾上书英王，请禁英船英商贩运鸦片来华，为英国政府所驳斥。列卫廉来华时，美政府命其助中国禁烟。列卫廉到华后，调查情形，遂未遵办。当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东南各省，已纷纷抽厘助饷。此年的《通商章程》，乃称鸦片为洋药，定每百斤税银30两。且订明条约中的税法，及许英人往内地通商，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定税。从此鸦片就变成合法进口之物了。

第三节 咸丰庚申英法交涉

《天津条约》虽经订定，实在是很勉强的，当时台谏部寺连衔谏止，而侍讲殷兆镛一疏，言之尤激。论者所最忌的，为京师驻使、长江通商、内地传教、游历各条。桂良等在沪议通商章程，上谕屡命其设法挽回。且以营口逼近京畿，又为东三省货物出入总汇，意欲将其取消。这自然是办不到的。英法二约，均订明在北京交换，此时又欲令其在沪。至咸丰九年（1859），乃许其入京换约，但仍须限定随从人数。时英国亦颇意存挑衅，其使普鲁斯（Frederick W.A.Bruce）来换约，英政府命其必须进京，且必须航行白河。适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请其改走北塘。不听，闯入白河，开炮攻击炮台，为守兵所败。诏诘其开炮之由，然仍许在北塘换约。时法美二使，皆与英偕，英法二使均不听，折回上海。惟美使遵命，在北塘换约而去。这大约因为美约本未规定换约地点之故。上谕言“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许即在北塘海口互换”，欲以此风示英法，那又是隔膜的了。

此时中外兵力的不敌，清朝亦明知之，况值太平天国军事正在吃紧之际，所以仍留北塘为款使之地，以图转圜。

上海华商杨芳，亦阴与英商接洽和平办法。英商提出（一）津约仍旧，（二）增加兵费100万两，（三）许外兵一二千到天津，（四）撤去大沽防兵等条件。这无疑两国商人都是受意于官宪的。上海道又与法国翻译官磋商：减少兵费，免除撤防。由何桂清奏闻。而清朝见英兵败后，无所动作，以为其技止此，又图乘机挽回威望。上谕遂言：普鲁斯先行背约，咎由自取。若果悔罪求和，应将《津约》听何桂清裁减，仍在上海定议。惟许援美国之例，减从入京换约。于是上海方面的接洽，又成画饼。

时英人议论，亦以英使强航白河为非。而英政府主张强硬，仍以额尔金，法亦以葛罗为使，率兵前来。照会中国政府：（一）道歉，（二）公使驻京，（三）赔偿兵费，（四）入京换约。仍由何桂清代递，上谕将其驳斥。咸丰十年（1860）英法兵北上，过舟山，见其无备，陷之，以储军备。时僧格林沁误听人言，谓洋兵登陆，可以马队蹙而歼之，撤去北塘防兵。六月，英法兵自此登陆，僧格林沁驻守新河。英法兵进攻，僧军大败。七月，大沽口南北炮台俱陷。诏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兵驻张家湾，大学士瑞麟以京旗兵守通州。都统胜保自河南召回，亦助瑞麟驻守。英兵进陷天津。朝命桂良和直督恒福至津议和，英法二使派员与议。巴夏礼亦在其中。提出（一）开放天津，（二）增加赔款，（三）带兵入京换约等条件。议不谐，二使声言径往通州。清朝再派怡亲王载垣往议，照会二使回津，二使不听。诏将其羁留在通，毋令折回。既会议，载垣许其开放天津，入京换约。二使又欲觐见皇帝。载垣以其不肯行三跪九叩首礼，不敢许。而又有人言其欲逃，载垣遽命僧王捕拿。僧王遂将巴夏礼执送京城，监在刑部监里（此时被拘的，英人26，法人13，及释出时，英人还剩13，法人只有5名，余均死亡了）。英法兵进攻，僧兵大败。胜保出战，又败。八月，英法兵遂陷通州。文宗以恭亲王奕囗为全权大臣议和，仍不谐。文宗遂逃往热河。英法兵据圆明园。胁北京守臣，释放巴夏礼，开放永定门。英法兵于二十九日入城，九月五日，英兵焚毁圆明园，奕囗避匿不敢出。旋因俄使伊格那提也夫（Ignatief）居间，且力任保护，乃出面议和，与英法各订条约：（一）开放天津。（二）许华人出洋做工。（三）割九龙司与英。（四）英约改商欠为200万两，军费为600万两。法约改赔款为800万两（中以700万为兵费，100万赔偿在粤损失）。（五）英约言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1858）九月在沪会商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公使驻京一节，中国所竭力争持的，都归于无效了。